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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荪认为要在日益变革的时代赢得转型和竞争中的主动，一定要知道：
关键不是产品，而是如何帮助人们达成欲望
大部分的专利都不能为公司带来价值
不能使企业得到净效益的创新活动都是浪费
先建立生态系统来巩固市场，在未建立生态系统之前，不要重资推广市场
现任者的弱点是它最强之处的反面，针对弱点进攻必可使它无法反应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必重复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走过的路
高科技不一定能变成创新经济，而创新经济可以在没有科技的情况下做成
硅谷的独特优势在于，它的生态系统可以促成高科技或新创意的商业化，不管它们在哪里诞生
《重新定义创新》
作者：（美）谢德荪
出 版 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1
ISBN ：9787508656335
著作节选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主要推动力，我们可称之为制造经济。中国的发展速度超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估计，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现时价值为标准，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510亿人民币，而2008年总值为314050亿。也就是说在28年内，中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6.3%。而中国也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而闻名，是全世界各地价值链的上游，也是全世界的工厂。一直以来，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出口为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也随之扩大，但中国大部分的制造业仍然主要是供应国外市场。
现在，“中国制造”面临着几个严重的问题。第一，随着工资增加，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第二，能源消耗大，引起了一些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将环保消耗算进成本可能总利润是负数。中国的制造经济不可能长久地这样不计环境成本。第三，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有一些不好的印象，认为中国制造业不负责任，如玩具、奶粉事件。我曾在美国看到一则广告语，“我们不卖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商家以此来吸引顾客。第四，来自国际的压力。有些国家起诉我们倾销，如轮胎事件等。其实我们的出口并没有对其他国家工人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出口太多了，因而产生了反感。第五，世界经济萧条。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欧美消费市场萎缩，中国很多地区在2008年已经深有感受。第六，规模越大，面临的危机也越大。那么多的厂房与机器在没有生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009年，中国很多工厂都因世界金融风暴而倒闭。
事实上，以上提到的不是制造业独有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单一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以及整个中国面临的问题。解决个别企业的眼前困难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是需要有系统性的措施，才能使大家转危为安。
很多学者与专家都认为创新能使中国走出面临的困境，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创新”，尤其是中国的创新呢？
欧美的企业创新通常是由个人先开展，而后带动他人加入，所以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大都以其员工的创新能力为基础。欧美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如果要有创新能力，他必须有远见，有热情，敢想他人不敢想的事，不墨守成规，能向传统智慧挑战，有勇气承担风险，有能力说服他人。因为中国企业有员工服从领导的文化，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及模仿能力，并不习惯向传统智慧挑战，所以很多欧美学者都认为中国企业的员工缺少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在现状下也难以进行创新。
有一次，我带一个中国企业家团体到一家美国公认最有创意的公司考察。这家公司名叫IDEO，位于斯坦福大学附近，它的创始人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其主要业务是为很多大公司设计创新产品及提供创新顾问服务。这家公司的战略是聘请一批很有创意的员工，然后让他们自由发展，公司只提供信息及设计上的支持，像一个很丰富的产品资料库或实验室。企业家团体成员看到这家公司所完成的各种各样的创新设计产品，都感到惊讶和钦佩。其中一位用普通话问我：“谢教授，这家公司的经理们如何给员工定指标？如何对员工进行考核？”我把问题翻译为英语向该公司的一位经理请教，这位经理回答说，他们对员工没有指标也没有考核，公司只看员工的成果，经理的主要工作是做员工的指导，引导员工的思路。提问的企业家说：“这怎么可能，那公司不是乱套了吗？在中国肯定不行。”
我认为中国要形成创新能力，虽然不一定要做到与IDEO一样，但也必须从根本上有思路的改变。中国企业创新不一定要走欧美企业的道路，而是应该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与社会环境相结合。
让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创新”和“创新活动”。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创新几乎等同于高科技，认为生产高科技产品便是创新。现有的评价体系也通常以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一年内获得专利的数量来衡量它的创新程度。一个新产品可以因为它的特殊设计异于当前产品而获得专利，一项新科技可以因为它异于当前的科技而获得专利，一道新的生产流程可以因为它有一些新的、特殊的程序而获得专利，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异于现状，而且可增加价值。因此，很多欧美学者认为创新是开发新产品、发明新科技或建立新生产流程。
我认为，以企业一年内获得的专利数来衡量它的创新程度不仅太过狭隘，而且还是错误的。据统计，只有很少的专利能给公司带来财富，大部分专利都不能为公司产生价值。这不是说专利完全无用，而是说明公司市值高低不能用专利多少来衡量。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到底什么是创新？是不是制造新产品便是创新？如果一个企业开发了新的产品，但是产品投入生产后发现没有市场，这是不是有意义的创新？我的意见是，对一个企业来说，那些不能使企业得到净效益的创新活动都是浪费。这里给大家讲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看谁是始创者，谁又是比较大的获益者。 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中国把火药应用在烟花、鞭炮、传统军火上。而西方国家将其用于开山、建铁路来支持工业革命，用于制造先进军火来加强军队战斗能力，所以西方从火药发明中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中国。
印刷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当时中国应用这项技术来方便信息的传播。但西方应用该技术来促进商业发展，进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推动力，所以它们得到的好处也远比中国多。
第一台个人电脑是施乐公司做出来的，它只将其看作电脑的新种类。而苹果电脑及很多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利用施乐公司的个人电脑技术推动了个人电脑革命，从而改变了整个计算机行业，并且现在市面上已经看不见施乐公司出品的个人电脑。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于1845年创立的，在德国他应用其理论帮助工人阶级成立工会组织。但经过70多年后，俄国和中国以他的理论为根基推行革命，最后都成功建立新国家。因此马克思的名字不只为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及经济学家所熟知，全世界都家喻户晓。
创新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创新，另一类是商业创新。科学创新是指有关自然规律的新发现，包括新科学理论、新产品及新科技，本书称之为“始创新”。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所指的创新，或者中国许多人常提到的“自主创新”。而商业创新是指创造新价值，在这本书中我把它分为“流创新”和“源创新”。
我们先来分析“始创新”及如何应用其制造价值。同一始创新（如火药、印刷、施乐个人电脑技术），应用在不同的创新活动中可以产生不同的价值，因此始创新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基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对企业而言，创新的确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但关键不在于谁是始创者，而在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应用始创新来创造最大价值。
我们可以把应用始创新来创造价值的创新活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商业创新活动是用始创新来改进现有的产品，或者找出互补性产品、降低成本的新生产流程及进行更有效的供应链管理。我们把这一系列创新活动称之为“流创新”，这个“流”字是我们常说的“开源节流”一词中的“节流”的延伸，不仅指减少开支或成本，也包括所有能改善现有理念价值的活动。所以“流创新”是指能改善现有价值链的创新活动。
西方学者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称为连续性创新，意思是这类创新会连续性地增加价值。一个产品的价值链是流创新的重点，参与创新的成员大多是这个价值链中的成员，而且主要的市场是现有市场。无论这个价值链中哪一个环节的成员进行流创新，其增加的总净利润分配仍是下游取得最高、生产环节取得最低。在价值链某一环节的企业可用流创新来维持它的竞争能力，它的净利润也会因创新而增加，但它的竞争对手也会很快跟上并使净利润随之下降。所以不论在哪一环节，流创新所产生的优势都是不能持久的，要维持竞争优势，企业需要频繁地进行流创新。但这不仅会增加创新的成本，而且在同一环节经常进行创新活动会造成收益递减，即由此获得的净利润率逐渐降低。所以在这一价值链中，不论哪一环节的企业，即使经常进行创新活动，也会面临发展停滞和净利润下降。处于生产环节的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净利润率下降甚至接近于零，从而面临很大的危机。
第二类商业创新活动是指通过一种新的理念来推动对人们日常生活或工作有新价值的活动，这种新理念很多时候是被新产品或新科技（始创新）所激发，但也可以是“源创新”。这个“源”字是“开源节流”中“开源”一词的延伸，寓意全新的开始，从无至有。正因如此，源创新活动需要触发、引导其他的经济参与者联合起来，共同提供这种新理念的新价值，同时它也必然会开拓新的市场。
“源创新”在西方学界没有一个适当的翻译，但有比较接近的概念，成为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意思是这类创新会产生新价值并破坏现有市场，但更主要的是指新科技带来的破坏性。例如硅芯片的新技术出发“每个人一台电脑”的新理念，破坏电脑主机市场，从而产生个人电脑的源创新；汽车的诞生使人建立“汽车是一种比马车更方便的交通工具”的新理念而破坏马车的市场。但我所指的源创新所推动的新理念不一定由科技触动，也可能是基于人的欲望。
不论新理念是如何被激发的，开始时大家对它不甚了解，而且很多人都看不到它的好处，因为体验这种理念价值的很多条件尚不齐全。例如，我们以前没有汽车，当汽车产生后，汽车制造商便创造一个新理念来推动汽车市场。“汽车是一种比马车更方便的交通工具”，这一新理念有价值吗？汽车刚发明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因为没有公路。后来很多公路建起来了，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还是有限的，因为没有加油站。后来石油公司建立了加油站，汽车可以从A地开放很远的B地了，但是司机在中途需要休息和吃饭，于是快餐店发展起来了。所以，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的价值并不在于车本身，因为要实现作为一种方便的交通工具的价值，它的运行需要多个方面的配合，我们称这些配套体系为汽车充分实现其价值的生态系统（简称汽车生态系统）。
当推动一个新理念的时候，可能这个生态系统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激励并引导其他参与者进入这个生态系统，越多参与者参与，这个生态系统越完整，越多人可以感受到新理念的机制，这又会引导更多参与者进入，这个系统便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也是我称之为生态系统的原因。当这个生态系统比较完整的时候，它内部的多条相关的价值链也相继建立起来：汽车价值链、道路工程价值链、汽油价值链、连锁快餐价值链及修车价值链等。这时跟随市场需要，每一价值链的参与者都会各自通过流创新来增加价值，而一条价值链的流创新又会引发其他价值链的流创新。这会发展成一连串相关价值链的流创新，从而加强整个生态系统。所以，源创新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使新理念的价值不断增加。
中国人有很强的模仿能力，但往往只单纯地模仿产品、服务和流程，但这不是创新。从模仿到有创意地模仿，再到自主创新，其间的路可能并不好走，但是，我们需要从模仿的阴影之下走出，塑造真正的中国制造。 中国企业渴望创新，渴望在创新中得到价值链上更高的价值。但在实际创新的过程中却每每陷入误区。例如，许多企业都以科技领先为企业战略重点，并不遗余力在新产品的研发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众所周知，专利技术是一个企业衡量创新能力的标准。但现实情况却是，专利数量不断攀升，而中国企业能从专利中获取的利润却少之又少。谢德荪以数据举例，2006年1月到10月，上海的专利申请总量接近2.5万件。但令人遗憾的是，能转化生产、推向市场的不足10%。因此，他认为企业要寻求发展，不是单纯提高专利数量就可以实现的。
怎么理解创新，决定着怎么去创新。
谢德荪教授的这本书对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结构。读罢这本书，你或许会认为也许我们中国人对创新的理解太过狭隘，也许我们对创新的理解还停留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及五力模型时代——一种静态的、平面的创新。
然而，创新不只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在谢德荪教授看来，创新可以分为“流创新”和“源创新”两种方式，波特的理论使企业家把战略思路都放在产品上，即“流创新”战略上：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供应链效益、提高产品的质量、创造产品的差异化、设计产品来迎合细分市场的需求；而“源创新”的着眼点是开拓市场，是“无中生有”地去建立一个新生态系统，系统内成员通过相互之间的网络来提升各自的价值。
书中，他明确指出，源于生活上的某种欲望，通过新的理念组合现有资源来满足这一欲望，称之为“源创新”。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到底什么是创新？是不是只有制造新产品才是创新？
谢德荪教授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创新的确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但关键不在于谁是始创者，而在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应用始创新来创造最大价值。”
中国经济过去30年崛起的秘密，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斯蒂格利茨、科斯、张五常、林毅夫、周其仁等著名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中国经济30多年的成功，主要建立在引进、复制和大规模制造上，建立在本土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积极引进外资、外商的相结合上。
这些年，中国的企业、产品、技术，复制的多，原创的少，中国经济的整体创新度不够。
那么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创新的能力？原因是什么？
是中国人本质上不善于创造，还是中国的社会环境制约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北京中关村大街的咖啡“凉”了，是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创新者的激励不足，还是过度了？是否是我们在实力上和意识上还没满足创新所要求的环境？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提倡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鼓励创新、创业，力图提高中国经济的创新比重，企业界更是把创新当做竞争发展的第一要义。然而，事实是目前看起来效果不是太明显。
研究过去30多年为什么成功固然重要，但评定未来这种奇迹是否能够延续、中国人未来是否能够创新和持续创新显然更重要。谢德荪教授的创新理论把这种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重新定义创新》，原名为《源创新》，在2012年5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在我国出版之后得到众多主流媒体及管理学界的关注，成为企业寻求创新秘籍的“圣经”。
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发展之快令世界瞩目。值此，作者重新修订此书，希望帮助中国传统行业构建两面市场模型，结合互联网及高科技技术，助力企业家和政府的经济管理者能够在信息时代的跨越式竞争中赢得主动。
谢德荪说，只有很少的专利能给企业带来好处，大部分专利都不能为公司产生价值，那些不能使企业得到净效益的企业创新活动都是浪费。你认同吗？
到底如何理解创新？这本书或许会给您一个不同的视角。
东方航空集团董事长刘绍勇：
读了《重新定义创新》，颇受启发。作者谢德荪先生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也是著名的企业创新转型策划大师。他对中国企业创新和中国经济转型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仅具有创新的能力，而且具有无中生有式的“源创新”天赋。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创办人牛文文：
这本书对创新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框架结构，是谢教授多年沟通中美的一个理论收获，也是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商业创新体系框架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成果。在这本书里，我们既能看到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也能看到大量案例分析，还可以看到对中国企业、中国区域经济以及中国式创新的评价和思考。
新浪网友@HMRs ：
《源创新》（即《重新定义创新》旧版）一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亚太中心主任，“创新战略理论和创新商业模式引发新市场”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学者谢德荪的新作。在本书中，他突破了波特的价值链理论，重新定义了创新。
新浪网友@马旗戟：
《源创新》为斯坦福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谢德荪的著作，突破了波特价值链理论，重新定义创新。不仅提出“流创新”和“源创新”概念，还构建了一种与波特价值链理论相对的新商业模型：两面市场商业模型。我尤其关注：源创新由两个要素组成，即Grabber（采集）和Holder（持有）。
（美）谢德荪（Edison Tse），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亚太中心主任，“创新战略理论和创新商业模式引发新市场”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谢德荪教授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工程博士，因所在领域的杰出成就，1973年被授予美国控制协会Donald Eckman大奖，并曾任国际一流学术杂志《IEEE学报》副主编。多年以来，谢德荪教授一直致力于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发展、经济系统模型、战略与竞争分析、中国创新及转型的研究，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论文180多篇，逐步发展成为以创新战略生态系统、两面市场体系为内核的源创新理论。该理论为中美各类型企业及政府决策部门，在结构调整方面找到突破口和富有实效的转型路线，获得政商界著名领袖们的高度赞誉。?谢德荪教授擅长把研究活动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参与创办了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企业决策系统（ADS）”及Verity公司（NASDAQ上市企业），因此受邀担任美国多家大公司和政府机构技术和商业咨询顾问。近年来，更是被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首都机场集团、首创集团、长影集团、国信集团等多家中国大型企业聘为顾问，帮助中国企业规划和制定商业生态系统和动态战略，以及成长扩张的创新金融战略。?自2004年以来，谢德荪教授作为斯坦福专业发展中心（SCPD）的首席专家在中国各地讲学，先后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外国专家局、卫生部等国家机构，香港、江苏、湖北、浙江等地方政府机构合作，推出“中国企业新领袖培养计划”、“政策分析证书课程”、“中国地方及企业转型课程”、“香港金融工程”等培训项目，其源创新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转型期间中国企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帮助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键不是产品，而是如何帮助人们达成欲望
大部分的专利都不能为公司带来价值
不能使企业得到净效益的创新活动都是浪费
先建立生态系统来巩固市场，在未建立生态系统之前，不要重资推广市场
现任者的弱点是它最强之处的反面，针对弱点进攻必可使它无法反应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必重复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走过的路
高科技不一定能变成创新经济，而创新经济可以在没有科技的情况下做成
硅谷的独特优势在于，它的生态系统可以促成高科技或新创意的商业化，不管它们在哪里诞生
《重新定义创新》
作者：（美）谢德荪
出 版 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1
ISBN ：9787508656335
著作节选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主要推动力，我们可称之为制造经济。中国的发展速度超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估计，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现时价值为标准，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510亿人民币，而2008年总值为314050亿。也就是说在28年内，中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6.3%。而中国也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而闻名，是全世界各地价值链的上游，也是全世界的工厂。一直以来，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出口为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也随之扩大，但中国大部分的制造业仍然主要是供应国外市场。
现在，“中国制造”面临着几个严重的问题。第一，随着工资增加，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第二，能源消耗大，引起了一些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将环保消耗算进成本可能总利润是负数。中国的制造经济不可能长久地这样不计环境成本。第三，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有一些不好的印象，认为中国制造业不负责任，如玩具、奶粉事件。我曾在美国看到一则广告语，“我们不卖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商家以此来吸引顾客。第四，来自国际的压力。有些国家起诉我们倾销，如轮胎事件等。其实我们的出口并没有对其他国家工人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出口太多了，因而产生了反感。第五，世界经济萧条。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欧美消费市场萎缩，中国很多地区在2008年已经深有感受。第六，规模越大，面临的危机也越大。那么多的厂房与机器在没有生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009年，中国很多工厂都因世界金融风暴而倒闭。
事实上，以上提到的不是制造业独有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单一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以及整个中国面临的问题。解决个别企业的眼前困难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是需要有系统性的措施，才能使大家转危为安。
很多学者与专家都认为创新能使中国走出面临的困境，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创新”，尤其是中国的创新呢？
欧美的企业创新通常是由个人先开展，而后带动他人加入，所以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大都以其员工的创新能力为基础。欧美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如果要有创新能力，他必须有远见，有热情，敢想他人不敢想的事，不墨守成规，能向传统智慧挑战，有勇气承担风险，有能力说服他人。因为中国企业有员工服从领导的文化，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及模仿能力，并不习惯向传统智慧挑战，所以很多欧美学者都认为中国企业的员工缺少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在现状下也难以进行创新。
有一次，我带一个中国企业家团体到一家美国公认最有创意的公司考察。这家公司名叫IDEO，位于斯坦福大学附近，它的创始人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其主要业务是为很多大公司设计创新产品及提供创新顾问服务。这家公司的战略是聘请一批很有创意的员工，然后让他们自由发展，公司只提供信息及设计上的支持，像一个很丰富的产品资料库或实验室。企业家团体成员看到这家公司所完成的各种各样的创新设计产品，都感到惊讶和钦佩。其中一位用普通话问我：“谢教授，这家公司的经理们如何给员工定指标？如何对员工进行考核？”我把问题翻译为英语向该公司的一位经理请教，这位经理回答说，他们对员工没有指标也没有考核，公司只看员工的成果，经理的主要工作是做员工的指导，引导员工的思路。提问的企业家说：“这怎么可能，那公司不是乱套了吗？在中国肯定不行。”
我认为中国要形成创新能力，虽然不一定要做到与IDEO一样，但也必须从根本上有思路的改变。中国企业创新不一定要走欧美企业的道路，而是应该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与社会环境相结合。
让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创新”和“创新活动”。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创新几乎等同于高科技，认为生产高科技产品便是创新。现有的评价体系也通常以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一年内获得专利的数量来衡量它的创新程度。一个新产品可以因为它的特殊设计异于当前产品而获得专利，一项新科技可以因为它异于当前的科技而获得专利，一道新的生产流程可以因为它有一些新的、特殊的程序而获得专利，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异于现状，而且可增加价值。因此，很多欧美学者认为创新是开发新产品、发明新科技或建立新生产流程。
我认为，以企业一年内获得的专利数来衡量它的创新程度不仅太过狭隘，而且还是错误的。据统计，只有很少的专利能给公司带来财富，大部分专利都不能为公司产生价值。这不是说专利完全无用，而是说明公司市值高低不能用专利多少来衡量。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到底什么是创新？是不是制造新产品便是创新？如果一个企业开发了新的产品，但是产品投入生产后发现没有市场，这是不是有意义的创新？我的意见是，对一个企业来说，那些不能使企业得到净效益的创新活动都是浪费。这里给大家讲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看谁是始创者，谁又是比较大的获益者。 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中国把火药应用在烟花、鞭炮、传统军火上。而西方国家将其用于开山、建铁路来支持工业革命，用于制造先进军火来加强军队战斗能力，所以西方从火药发明中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中国。
印刷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当时中国应用这项技术来方便信息的传播。但西方应用该技术来促进商业发展，进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推动力，所以它们得到的好处也远比中国多。
第一台个人电脑是施乐公司做出来的，它只将其看作电脑的新种类。而苹果电脑及很多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利用施乐公司的个人电脑技术推动了个人电脑革命，从而改变了整个计算机行业，并且现在市面上已经看不见施乐公司出品的个人电脑。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于1845年创立的，在德国他应用其理论帮助工人阶级成立工会组织。但经过70多年后，俄国和中国以他的理论为根基推行革命，最后都成功建立新国家。因此马克思的名字不只为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及经济学家所熟知，全世界都家喻户晓。
创新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创新，另一类是商业创新。科学创新是指有关自然规律的新发现，包括新科学理论、新产品及新科技，本书称之为“始创新”。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所指的创新，或者中国许多人常提到的“自主创新”。而商业创新是指创造新价值，在这本书中我把它分为“流创新”和“源创新”。
我们先来分析“始创新”及如何应用其制造价值。同一始创新（如火药、印刷、施乐个人电脑技术），应用在不同的创新活动中可以产生不同的价值，因此始创新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基于我们如何使用它。对企业而言，创新的确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但关键不在于谁是始创者，而在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应用始创新来创造最大价值。
我们可以把应用始创新来创造价值的创新活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商业创新活动是用始创新来改进现有的产品，或者找出互补性产品、降低成本的新生产流程及进行更有效的供应链管理。我们把这一系列创新活动称之为“流创新”，这个“流”字是我们常说的“开源节流”一词中的“节流”的延伸，不仅指减少开支或成本，也包括所有能改善现有理念价值的活动。所以“流创新”是指能改善现有价值链的创新活动。
西方学者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称为连续性创新，意思是这类创新会连续性地增加价值。一个产品的价值链是流创新的重点，参与创新的成员大多是这个价值链中的成员，而且主要的市场是现有市场。无论这个价值链中哪一个环节的成员进行流创新，其增加的总净利润分配仍是下游取得最高、生产环节取得最低。在价值链某一环节的企业可用流创新来维持它的竞争能力，它的净利润也会因创新而增加，但它的竞争对手也会很快跟上并使净利润随之下降。所以不论在哪一环节，流创新所产生的优势都是不能持久的，要维持竞争优势，企业需要频繁地进行流创新。但这不仅会增加创新的成本，而且在同一环节经常进行创新活动会造成收益递减，即由此获得的净利润率逐渐降低。所以在这一价值链中，不论哪一环节的企业，即使经常进行创新活动，也会面临发展停滞和净利润下降。处于生产环节的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净利润率下降甚至接近于零，从而面临很大的危机。
第二类商业创新活动是指通过一种新的理念来推动对人们日常生活或工作有新价值的活动，这种新理念很多时候是被新产品或新科技（始创新）所激发，但也可以是“源创新”。这个“源”字是“开源节流”中“开源”一词的延伸，寓意全新的开始，从无至有。正因如此，源创新活动需要触发、引导其他的经济参与者联合起来，共同提供这种新理念的新价值，同时它也必然会开拓新的市场。
“源创新”在西方学界没有一个适当的翻译，但有比较接近的概念，成为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意思是这类创新会产生新价值并破坏现有市场，但更主要的是指新科技带来的破坏性。例如硅芯片的新技术出发“每个人一台电脑”的新理念，破坏电脑主机市场，从而产生个人电脑的源创新；汽车的诞生使人建立“汽车是一种比马车更方便的交通工具”的新理念而破坏马车的市场。但我所指的源创新所推动的新理念不一定由科技触动，也可能是基于人的欲望。
不论新理念是如何被激发的，开始时大家对它不甚了解，而且很多人都看不到它的好处，因为体验这种理念价值的很多条件尚不齐全。例如，我们以前没有汽车，当汽车产生后，汽车制造商便创造一个新理念来推动汽车市场。“汽车是一种比马车更方便的交通工具”，这一新理念有价值吗？汽车刚发明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因为没有公路。后来很多公路建起来了，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还是有限的，因为没有加油站。后来石油公司建立了加油站，汽车可以从A地开放很远的B地了，但是司机在中途需要休息和吃饭，于是快餐店发展起来了。所以，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的价值并不在于车本身，因为要实现作为一种方便的交通工具的价值，它的运行需要多个方面的配合，我们称这些配套体系为汽车充分实现其价值的生态系统（简称汽车生态系统）。
当推动一个新理念的时候，可能这个生态系统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激励并引导其他参与者进入这个生态系统，越多参与者参与，这个生态系统越完整，越多人可以感受到新理念的机制，这又会引导更多参与者进入，这个系统便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也是我称之为生态系统的原因。当这个生态系统比较完整的时候，它内部的多条相关的价值链也相继建立起来：汽车价值链、道路工程价值链、汽油价值链、连锁快餐价值链及修车价值链等。这时跟随市场需要，每一价值链的参与者都会各自通过流创新来增加价值，而一条价值链的流创新又会引发其他价值链的流创新。这会发展成一连串相关价值链的流创新，从而加强整个生态系统。所以，源创新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使新理念的价值不断增加。
中国人有很强的模仿能力，但往往只单纯地模仿产品、服务和流程，但这不是创新。从模仿到有创意地模仿，再到自主创新，其间的路可能并不好走，但是，我们需要从模仿的阴影之下走出，塑造真正的中国制造。 中国企业渴望创新，渴望在创新中得到价值链上更高的价值。但在实际创新的过程中却每每陷入误区。例如，许多企业都以科技领先为企业战略重点，并不遗余力在新产品的研发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众所周知，专利技术是一个企业衡量创新能力的标准。但现实情况却是，专利数量不断攀升，而中国企业能从专利中获取的利润却少之又少。谢德荪以数据举例，2006年1月到10月，上海的专利申请总量接近2.5万件。但令人遗憾的是，能转化生产、推向市场的不足10%。因此，他认为企业要寻求发展，不是单纯提高专利数量就可以实现的。
怎么理解创新，决定着怎么去创新。
谢德荪教授的这本书对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结构。读罢这本书，你或许会认为也许我们中国人对创新的理解太过狭隘，也许我们对创新的理解还停留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及五力模型时代——一种静态的、平面的创新。
然而，创新不只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在谢德荪教授看来，创新可以分为“流创新”和“源创新”两种方式，波特的理论使企业家把战略思路都放在产品上，即“流创新”战略上：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供应链效益、提高产品的质量、创造产品的差异化、设计产品来迎合细分市场的需求；而“源创新”的着眼点是开拓市场，是“无中生有”地去建立一个新生态系统，系统内成员通过相互之间的网络来提升各自的价值。
书中，他明确指出，源于生活上的某种欲望，通过新的理念组合现有资源来满足这一欲望，称之为“源创新”。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到底什么是创新？是不是只有制造新产品才是创新？
谢德荪教授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创新的确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但关键不在于谁是始创者，而在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应用始创新来创造最大价值。”
中国经济过去30年崛起的秘密，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斯蒂格利茨、科斯、张五常、林毅夫、周其仁等著名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中国经济30多年的成功，主要建立在引进、复制和大规模制造上，建立在本土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积极引进外资、外商的相结合上。
这些年，中国的企业、产品、技术，复制的多，原创的少，中国经济的整体创新度不够。
那么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创新的能力？原因是什么？
是中国人本质上不善于创造，还是中国的社会环境制约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北京中关村大街的咖啡“凉”了，是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创新者的激励不足，还是过度了？是否是我们在实力上和意识上还没满足创新所要求的环境？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提倡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鼓励创新、创业，力图提高中国经济的创新比重，企业界更是把创新当做竞争发展的第一要义。然而，事实是目前看起来效果不是太明显。
研究过去30多年为什么成功固然重要，但评定未来这种奇迹是否能够延续、中国人未来是否能够创新和持续创新显然更重要。谢德荪教授的创新理论把这种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重新定义创新》，原名为《源创新》，在2012年5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在我国出版之后得到众多主流媒体及管理学界的关注，成为企业寻求创新秘籍的“圣经”。
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发展之快令世界瞩目。值此，作者重新修订此书，希望帮助中国传统行业构建两面市场模型，结合互联网及高科技技术，助力企业家和政府的经济管理者能够在信息时代的跨越式竞争中赢得主动。
谢德荪说，只有很少的专利能给企业带来好处，大部分专利都不能为公司产生价值，那些不能使企业得到净效益的企业创新活动都是浪费。你认同吗？
到底如何理解创新？这本书或许会给您一个不同的视角。
东方航空集团董事长刘绍勇：
读了《重新定义创新》，颇受启发。作者谢德荪先生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也是著名的企业创新转型策划大师。他对中国企业创新和中国经济转型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仅具有创新的能力，而且具有无中生有式的“源创新”天赋。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创办人牛文文：
这本书对创新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框架结构，是谢教授多年沟通中美的一个理论收获，也是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商业创新体系框架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成果。在这本书里，我们既能看到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也能看到大量案例分析，还可以看到对中国企业、中国区域经济以及中国式创新的评价和思考。
新浪网友@HMRs ：
《源创新》（即《重新定义创新》旧版）一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亚太中心主任，“创新战略理论和创新商业模式引发新市场”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学者谢德荪的新作。在本书中，他突破了波特的价值链理论，重新定义了创新。
新浪网友@马旗戟：
《源创新》为斯坦福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谢德荪的著作，突破了波特价值链理论，重新定义创新。不仅提出“流创新”和“源创新”概念，还构建了一种与波特价值链理论相对的新商业模型：两面市场商业模型。我尤其关注：源创新由两个要素组成，即Grabber（采集）和Holder（持有）。
（美）谢德荪（Edison Tse），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亚太中心主任，“创新战略理论和创新商业模式引发新市场”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谢德荪教授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工程博士，因所在领域的杰出成就，1973年被授予美国控制协会Donald Eckman大奖，并曾任国际一流学术杂志《IEEE学报》副主编。多年以来，谢德荪教授一直致力于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发展、经济系统模型、战略与竞争分析、中国创新及转型的研究，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论文180多篇，逐步发展成为以创新战略生态系统、两面市场体系为内核的源创新理论。该理论为中美各类型企业及政府决策部门，在结构调整方面找到突破口和富有实效的转型路线，获得政商界著名领袖们的高度赞誉。?谢德荪教授擅长把研究活动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参与创办了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企业决策系统（ADS）”及Verity公司（NASDAQ上市企业），因此受邀担任美国多家大公司和政府机构技术和商业咨询顾问。近年来，更是被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首都机场集团、首创集团、长影集团、国信集团等多家中国大型企业聘为顾问，帮助中国企业规划和制定商业生态系统和动态战略，以及成长扩张的创新金融战略。?自2004年以来，谢德荪教授作为斯坦福专业发展中心（SCPD）的首席专家在中国各地讲学，先后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外国专家局、卫生部等国家机构，香港、江苏、湖北、浙江等地方政府机构合作，推出“中国企业新领袖培养计划”、“政策分析证书课程”、“中国地方及企业转型课程”、“香港金融工程”等培训项目，其源创新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转型期间中国企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帮助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