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教师在教《烛之武退秦师》时，对文章最后一个自然段处理失当：忽视此段相当厚重的文化内涵，简单断定晋文公之“仁”的虚伪性。教师用书上对最后一段的解读也显得简单而空泛：面对风云突变的形势，“这时的晋侯并没有感情冲动，而表现出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判断，毅然决定撤军。应该说，这种隐忍不发、随机应变的胸怀和谋略，正是晋文公终成霸业的根本原因”。而在我看来，课文最后一段这道难得的智慧风景应是许多生源较好的学校或班级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第一，对语文基础较好的学生来说，这样文字相对浅易、注释较详细的课文基本上不存在阅读障碍，至于伏笔与照应、详略得当和波澜起伏这样熟知的写法也只需稍加点拨即可。第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就文言文教学，“课程目标”这样要求：“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而最后一段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生存发展智慧。
　　一、有所敬畏
　　简单否定晋文公以“仁”“立人”者举出的一个看似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既然你晋文公讲“仁”，那么，晋国又为什么联合秦国来围攻郑国呢？实际上，这是不了解当时历史和“仁”的历史性所致。较为充分地了解相关历史或文化是理解古人言行的重要前提。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个百家争鸣、价值多元并存的时代。先秦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都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审视战争的价值意义，主要依据战争产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如果是出于人类理性意义上的“正义”诉求，那么，战争就会受到肯定，甚至被看作是正义的代名词。夏、商、周时期，自己出兵的正义性一般要顺天承命的“天授兵权”理念来申明，表明自己兴师是奉天之命进行惩罚，即所谓的“惟恭行天之罚”。春秋之后，由于民本思想逐渐代替了神本观念，战争正义标准也由“天道”转向了“仁道”，所以，成书比《孙子兵法》早的《司马法》虽然强调“仁本第一”，同时又认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如果杀人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获得安宁，攻打一个国家是为了爱护它的国民，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那么，这些行为是被认可的）。”因此，古代兴师之前经常会开一个鼓舞士气的誓师大会，《尚书》中就有不少很好的誓师之辞。誓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揭露敌人的罪行、申明出兵讨伐的正义性。《吕氏春秋》特别推崇商汤周武讨伐那些胡作非为之人（“征不道”），认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因此，“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论语》里也有类似的主张：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求鲁君出兵讨伐，以恢复陈国的秩序与和平。而比孔子早的《管子》也认为：“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这种对一定规则和特定文化习俗的敬畏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这次围郑之举，在晋国看来，多少有些理直气壮。其一，虽然后来的孟子认为平等的国家之间一方纵然有征讨另一方的道义理由，但它也没有发起征讨的权力，而必须由超越国家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更高组织付诸实施（“敌国不相征”，出自《孟子·尽心下》）。但是，荀子所谓“禁暴除害，非争夺也”（《荀子·议兵》）的义兵原则或孟子“救民水火、解民倒悬”的仁政原则，是支持一定条件下的出兵攻伐的，“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公孙丑下》）是说尊奉天命者是可以讨伐鱼肉百姓之人的。晋国拥戴周王，而郑国先前站在晋国的对立面楚国那边，就是不尊王（周王，尽管是名义之王），在晋国看来，尊王攘夷的它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出“义兵”征伐“不义”之郑国。其二，郑国“贰于楚（晋国的强敌集团）”，当然会不利“安”己国。而《国语·晋语一》有“利国之谓仁”之说，按此一说，晋国围郑与晋文公讲“仁”并无冲突。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晋文公撤军的理由。先说第一点。
　　郭店楚简说：非常爱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亲，再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孔子在回答子张何为仁的问题时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问哪五样，孔子说：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慈惠。恭敬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勤敏就会工作效率高，慈惠就能更好地使唤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就晋文公而言，秦先前有恩于自己，现在因为对方“失信”于己转而攻打它，这是不“宽”不“惠”，也就是不“仁”。立人不可无“仁”，立国同样不可无“仁”。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退避三舍之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这次退兵。当初，晋国内乱，后来成为晋文公的重耳逃难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重耳离开楚国时许诺，将来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退避三舍。后来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晋文公应诺退避三舍。这也许就是许多理性十足的科学家信仰上帝的缘由：人要有所敬畏（爱因斯坦谈到神时说：“我所认为的上帝倒不一定是个性化的神，勉强可说是宇宙里的难以量化的终极法则……”在纪录片《外星生命》中，一向严谨的霍金2010年认为：“外星生命几乎肯定存在，人类最好不要主动和它们打招呼……”）。如果没有丝毫的敬畏（包括感恩、廉耻和基本的社会规范等）之心，把一切胡作非为视为天经地义，任由本能欲望的放纵，就有可能冲破一切道德底线，做出各种反社会的行为，最终落得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有所敬畏是晋文公的政治外交智慧之一。
　　二、晋文公的远见
　　晋文公的远见由其撤军的第二条理由可见。后来的陈寿在《三国志·吴书》中说：“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不会为了一个弱小的郑国，而将实力强大的盟友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这也显示了晋文公出众的政治和外交智慧。古人认为粗鲁的匹夫之勇是智者所摒弃的（《尉缭子·兵谈》说：“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吴子》云：“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孔子也认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是其一。《左传》上说：与邻者亲近，与邻邦友好，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秦晋两国之间并不是必然的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共存的，这是其二。其三，《中庸》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汤一介先生认为“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果一时实在难以解开，可以像围棋棋经中所说的那样，下不好的棋不下，姑且放一放。在一部收视率不错的国产电视剧中，正面主角说对待敌人的最好方法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实际上，在许多时候，我们如果越过对武力的迷信和滥用武力的冲动，就会发现化敌为友也是消灭敌人的方法，甚至是消灭敌人的最佳办法。从国与国的外交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对于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我们现在更需要多维、动态、开放、创新的思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3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晋秦关系：她相信中美解决不了世界所有问题，“但如果没有中美，我很怀疑这世界能解决什么问题”。
　　三、晋文公的胆识
　　智慧不只是聪明，还有胆识。下面我们根据撤军的第三点理由再来见识一下晋文公的胆识。晋文公如果接受子犯的建议，与实力不弱的秦国交战，晋秦之间必定有一场血战，这并不符合欣赏晋文公的《左传》作者的战争观。《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有这样的记载：针对有人把晋国军人的尸体堆积起来筑成京观以示炫耀的建议，楚庄王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夫文，止戈为武”（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功），并由此申发出武功应该具备这样七种德行：“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禁止强暴、消除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百姓、团结民众、增加财富）由此可见，古人认为动武不是唯一的军事手段，更不是唯一有效手段。黑格尔一再强调，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有限制才有自由。军事也好，外交也罢，都如同下棋，棋坛高手往往能走一步想到后面好几步，倘若对手只能看两步，而你能看三步、四步、五步，那么你比对手有更多的胜算。所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二册在解释“武”字时认为善战，善胜，善于对待战争和善于制止战争都叫“武”。 当然棋盘上的风云诡谲多变，所以，面对突变的风云，棋手不只是需要谋略，还需要胆识。我们应当明白：不管是不同国家，还是不同集体或个体，通过有效合作，可以达成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
　　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挟科第而名者，有挟他技如书画之类而名者，有中于一时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