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电视批评文集叫《告别弱智》，但是读过《娱乐至死》，方知什么样的批评才叫狠。纠结之下，甚而想起柳永自嘲“奉旨填词”。
　　
　　本人用心于电视批评，文字不断，凡15年。每5年结集一本，最近结了第三本，起名为《保卫电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借了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
　　为什么要“保卫电视”？其实电视还很强大，特别在中国，可以说，凡有家的地方，就有电视。于是想起那句老话：“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词，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词，此为南宋某人的评价。后来有人评价金庸小说，也用了这话。
　　金庸小说，柳永词，电视，连在一起，就有点儿意思了——尽管他们都属于受大众欢迎的事物，但是否也可以说，都是通俗的玩意儿？
　　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自通俗而廉价的报纸（所谓“便士报”）起。传统电视也是通俗而廉价的，比报纸更强的是不仅“价廉”而且“物美”——每月交一次维护费，就可以每天24小时来回翻看至少几十个频道，声色犬马，“美不胜收”。
　　随着报纸日渐衰落（不去论它已经或正在转到网络或各种阅读器上），被动接受但在竞争下还算魅力不减的电视，看来要继续占有大众相当程度的闲暇。电视，可能是报纸衰落之后仅存的一种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此处从互联网是小众媒体的说法），或许它还可能更多一点儿担负起报纸曾经发挥过的某一方面的威力——诸如调查、解释类报道之类？
　　我这么说，怕会惊醒美国传播研究和批评的大师尼尔·波兹曼。他在《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里写道：“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我的第一本电视批评文集叫《告别弱智》，但是读过《娱乐至死》，方知什么样的批评才叫狠。纠结之下，甚而想起柳永自嘲“奉旨填词”。
　　从前，美国有个家伙差不多也5年结一电视批评文集，同样是三本：《起居室的战争》（1969）、《在一号高速公路上观看》（1975）、《镜像时代》（1980）。不过他的文字有《纽约客》发表，我的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且第一本结在他第三本的20年后。
　　中国和美国不同。
　　《娱乐至死》是波兹曼在奥威尔1949年出版的《一九八四》“消灭独立思考”没有一语成谶之后写作的。而早在此前10多年，美国著名的电视调查报道栏目《60分钟》诞生，并且直到今天还活着。
　　中国对《娱乐至死》的误读，在于这个时间差。“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所以，必须保卫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