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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在报选题时,首先要分析市场,为什么选这个人,给谁看,这类的图书在市场上有没有,如果有,过去市场销量有多少……这些都要回答”
“2009年我们36个人干了3.6个亿,人均销售额肯定是全国同行业第一!”62岁的金丽红,是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出版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一本书发行超过5万册就可以称为畅销书了,但在她这里,二三十万都只能算个“起步价”。经她之手策划出版的畅销书,可以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单子:王朔的《王朔文集》、崔永元的《不过如此》发行量都在一百万册以上;余秋雨的《行者无疆》、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曾子墨的《墨迹》等都突破了50万册。
6年前,金丽红与黎波这对图书出版市场上的黄金搭档加盟长江出版社,出版社投了50万成立北京图书中心,由他俩牵头专做畅销书,中心4月挂牌,当年年底销售额就达到2000多万。
此后北京图书中心连年放卫星,2009年公司的纯利润是2960万,比上年增长了95.4%。名人传记、名作家小说、励志亲子读物,是他们的三大拳头产品,2005年与郭敬明合作之后,青春文学成为新的增长点,2009年郭敬明的团队为公司贡献了1个亿的销售额。
军人出身的她直率豪爽:“现在非常多的投资者在买民营出版团队,但花钱你必须花对了,首先要买一个龙头人物,抓不到龙头人物的时候,你要买一个好的团队。长江出版社当年买我们,就是买对了!”
第一次听说“版税”这个词
按照金丽红的说法,自己能在出版市场上先行一步,完全是被逼出来的。1988年,她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华艺出版社,“我们那个社既没经费,也不像人家还有点政策,可以出点教材或者领导人文选什么的,没有别的靠山门路,只能走市场,整天就是琢磨什么书老百姓爱看。”
“做书不是为了给自己看的,也不是准备压库的,不是仅仅给那些领导看的。就是要把它当做精神消费品,让读者花钱去买。”
金丽红当年朦胧的市场意识,现在看来似乎仅是一个常识,年轻一代的出版人已经高喊着要把书“当猪肉卖”、“当牙膏卖”了。但在20多年前就能把图书当做商品看,绝对超前,那时中国出版界连版税概念都没有建立。金丽红说,她第一次听说“版税”这个词还是从王朔嘴里。
“那时候就是文学热,什么实用类书,什么名人书,这些种类都没有,主要在文学这一大块。”金丽红到出版社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社里抓一批作家在手,成名已久的轮不到他们,就剑走偏锋地抓了一批有争议的,王朔就是其中一位。
他们先是给王朔出了一个《过把瘾就死》的单行本,火得不行!马上有其他出版社来抢资源,为了抓住这个大红人,金丽红说服华艺出版社给他出文集。
“我们没什么经验,也没什么框框,人民文学出版社说你们瞎来啊,怎么能给一个这么年轻的作者出全集呢,那都得是盖棺定论的时候才能出的。”
签合同前,王朔提出不按惯例拿固定稿费,要求出版社卖一本书就得给他一本的钱,“他当时提出走‘码洋’(印数和定价相乘)的10%,后来业内就基本沿袭这种版税比例了。”
萧乾后来说,作家们以前都不好意思跟出版社谈价钱,王朔算是给大家松了绑。
什么叫畅销书,《王朔文集》让金丽红开了眼。金丽红带着王朔在宣武门一个书店搞签售,书店8点开门,早上6点读者就开始排队了,瓢泼大雨都挡不住。“他一上午签了4000多本,要不是下雨还接着往下签。那钱哗哗就进来了,感觉真是来得太容易了,就像开着印钞机一样。”
用卖《王朔文集》挣的钱,华艺出版社买了第一辆奥迪。华艺吃王朔整整吃了10年,“先是文集,后来又给他出自选集,还有单行本什么的……一出读者就狂抢。从那个时候开始累积了一些经验和感觉,这书太好卖了,你会去研究它为什么火,有意识地延续这种生产线。”
抓明星作者,抓贴近社会心理的作品,一条贴近市场的图书生产线隐约呈现。
刚找到点感觉,想主动出击的金丽红转年就吃了一记教训。1996年她策划出版了姜文的《一部电影的诞生》。这本书记录了姜文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诞生全过程,从王朔原著到文学剧本,以及电影的完成台本都在里面。
当时她的第一判断是王朔的作品流传够广,姜文的名气够大,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影响力也不错,“就把它定成畅销书,首印10万册,其实这本书相对专业,只有一些影视制作机构,或者电影爱好者才会有兴趣买。但那时的市场意识还不太清楚,后来实际发了7万。”
对读者兴趣和市场定位的多年精研,如今的她练就一双慧眼,一本书题材能不能火,能火到什么程度,首印多少最佳,何时加印补货,她的估算判断甚为精准,江湖人称“金大仙”。
精准的市场预判,极大地降低了损耗,据说,北京图书中心成立6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设立仓库。做畅销书能做到款到发货的,他们是头一家,2009年回款率高达92%,令业界啧啧称道。
玩的就是名人
1996年,似乎是一夜之间,名人出书风行一时,从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开始,杨澜、倪萍等电视界名人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随笔、自传。金丽红在这一轮热门题材上并没占得先机,但在这类题材书籍的市场表现疲软之后,她却忽然发力,其后竟成为名人传记策划出版的行业标杆,并形成一条成熟长青的畅销书产业链。
2000年,她推出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这本书发行了61万册。其后,她推出了崔永元的《不过如此》,首印30万册,3天后便脱销,40天之内印到80万,累计狂售104万册。
在那之后,她又接连推出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宋丹丹的《幸福深处》、陈鲁豫的《心相约》等,本本畅销,发行量都在30万以上。
她操作“名人书”有自己的制胜套路——不炒隐私,不要名人自说自话,而是聚焦“名人成功学”。“有时我们会主观判断读者热衷于了解名人的趣闻轶事,其实不然,恰恰低俗内容并不好卖。畅销的‘名人书’在于其人的‘成功之道’、‘成才之路’,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愿意以他们为榜样和参照,以此为鉴,少走弯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行业中的顶级人才为作者,因为他们的成功,更具说服力和号召力。”
“一书一议”是她一再强调的立项准则,名人的书稿不能拿来就上,而要针对每一个人设计看点卖点,“围绕市场规律走,始终要研究你的东西卖给什么样人群,你怎么卖给他。编辑在报选题时,首先要分析市场,为什么选这个人,给谁看,这类的图书在市场上有没有,如果有,过去市场销量有多少……这些都要回答。”
已经热销60多万册的《墨迹》,是凤凰卫视曾子墨的随笔传记,金丽红说曾子墨算不得凤凰的一线主持,但是她品学兼优,是很多学生家长为孩子设定的成功典范,“我们约稿子的时候,就跟她说,在凤凰怎么工作这段是次要的,你主要介绍怎么考托福,怎么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果然这书很成功。”
李咏的《咏远有李》发了30多万册,金丽红颇为遗憾,她说如果李咏能充分尊重他们的市场经验,规避掉过于娱乐化的内容,“上50万肯定没问题的。”
按照她的“5分钟理论”,读者在书店选书首先看书名,然后是作者、封面设计,然后是内容简介和目录,最后是封底和定价,这个过程总共只需要5分钟。因此,她特别重视如何利用书名、封面、内容精要,打动读者。
与各行业的翘楚合作并不容易,这些强势作者往往个性十足,如何说服他们把个性表达与市场需要结合起来,始终是金丽红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当年崔永元坚持要首印30万册,她觉得数目太大,担忧得睡不着觉。去年她婉拒了湖南卫视一位著名主持人的书稿,因为双方差异实在太大。
约稿她使的是笨功夫,崔永元她等了5年,李咏她等了7年,每年到时节就例行问候,约吃饭、约喝茶或咖啡。
操作的时候她拿出的是专业精神,“当你在行业里做出几个像样的,专业的东西,人家就会主动来找你了。”陈鲁豫在接到他们的约稿电话时,脱口而出:“你们终于找我了!”
常有人将她和三联出版社的董秀玉女士相比,两位都是出版界的铁娘子,一个称霸市场,一个引领品味。甚至有年轻的出版人公开说:“别看金丽红出了那么多畅销书,都是速食品,没一本‘长销书’。”
她的回应强硬直接:“真正的长销书,只有《红楼梦》等经典之作。全国平均一年出18万种书,平均每天新上架的书有300种。新华书店的下架频率由原来的3个月缩短为半个月。全国每年图书库存量300个亿!这个时候你追求‘长销书’,那是自我安慰!”
“我们只做红花,不做绿叶!”这是她强悍的市场宣言,“每个行业都有二八效应,图书市场上5%到15%的畅销品种占据了85%的码洋。一本书读者多,并不是耻辱。我们尊重所有的作者,但这些作者的作品能否出版,还得由市场说了算。”
金丽红今年已经62岁了,畅销书的读者群在18岁到25岁之间,如何与读者趣味保持同步是个问题。她自己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还比较年轻,看的是各种小年轻的电视节目。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想深入到年轻人的趣味里,还真是深入不进去。所以我总开玩笑说我要关灯走人了,彻底退休,回家打麻将去。”
“2009年我们36个人干了3.6个亿,人均销售额肯定是全国同行业第一!”62岁的金丽红,是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出版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一本书发行超过5万册就可以称为畅销书了,但在她这里,二三十万都只能算个“起步价”。经她之手策划出版的畅销书,可以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单子:王朔的《王朔文集》、崔永元的《不过如此》发行量都在一百万册以上;余秋雨的《行者无疆》、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曾子墨的《墨迹》等都突破了50万册。
6年前,金丽红与黎波这对图书出版市场上的黄金搭档加盟长江出版社,出版社投了50万成立北京图书中心,由他俩牵头专做畅销书,中心4月挂牌,当年年底销售额就达到2000多万。
此后北京图书中心连年放卫星,2009年公司的纯利润是2960万,比上年增长了95.4%。名人传记、名作家小说、励志亲子读物,是他们的三大拳头产品,2005年与郭敬明合作之后,青春文学成为新的增长点,2009年郭敬明的团队为公司贡献了1个亿的销售额。
军人出身的她直率豪爽:“现在非常多的投资者在买民营出版团队,但花钱你必须花对了,首先要买一个龙头人物,抓不到龙头人物的时候,你要买一个好的团队。长江出版社当年买我们,就是买对了!”
第一次听说“版税”这个词
按照金丽红的说法,自己能在出版市场上先行一步,完全是被逼出来的。1988年,她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华艺出版社,“我们那个社既没经费,也不像人家还有点政策,可以出点教材或者领导人文选什么的,没有别的靠山门路,只能走市场,整天就是琢磨什么书老百姓爱看。”
“做书不是为了给自己看的,也不是准备压库的,不是仅仅给那些领导看的。就是要把它当做精神消费品,让读者花钱去买。”
金丽红当年朦胧的市场意识,现在看来似乎仅是一个常识,年轻一代的出版人已经高喊着要把书“当猪肉卖”、“当牙膏卖”了。但在20多年前就能把图书当做商品看,绝对超前,那时中国出版界连版税概念都没有建立。金丽红说,她第一次听说“版税”这个词还是从王朔嘴里。
“那时候就是文学热,什么实用类书,什么名人书,这些种类都没有,主要在文学这一大块。”金丽红到出版社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社里抓一批作家在手,成名已久的轮不到他们,就剑走偏锋地抓了一批有争议的,王朔就是其中一位。
他们先是给王朔出了一个《过把瘾就死》的单行本,火得不行!马上有其他出版社来抢资源,为了抓住这个大红人,金丽红说服华艺出版社给他出文集。
“我们没什么经验,也没什么框框,人民文学出版社说你们瞎来啊,怎么能给一个这么年轻的作者出全集呢,那都得是盖棺定论的时候才能出的。”
签合同前,王朔提出不按惯例拿固定稿费,要求出版社卖一本书就得给他一本的钱,“他当时提出走‘码洋’(印数和定价相乘)的10%,后来业内就基本沿袭这种版税比例了。”
萧乾后来说,作家们以前都不好意思跟出版社谈价钱,王朔算是给大家松了绑。
什么叫畅销书,《王朔文集》让金丽红开了眼。金丽红带着王朔在宣武门一个书店搞签售,书店8点开门,早上6点读者就开始排队了,瓢泼大雨都挡不住。“他一上午签了4000多本,要不是下雨还接着往下签。那钱哗哗就进来了,感觉真是来得太容易了,就像开着印钞机一样。”
用卖《王朔文集》挣的钱,华艺出版社买了第一辆奥迪。华艺吃王朔整整吃了10年,“先是文集,后来又给他出自选集,还有单行本什么的……一出读者就狂抢。从那个时候开始累积了一些经验和感觉,这书太好卖了,你会去研究它为什么火,有意识地延续这种生产线。”
抓明星作者,抓贴近社会心理的作品,一条贴近市场的图书生产线隐约呈现。
刚找到点感觉,想主动出击的金丽红转年就吃了一记教训。1996年她策划出版了姜文的《一部电影的诞生》。这本书记录了姜文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诞生全过程,从王朔原著到文学剧本,以及电影的完成台本都在里面。
当时她的第一判断是王朔的作品流传够广,姜文的名气够大,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影响力也不错,“就把它定成畅销书,首印10万册,其实这本书相对专业,只有一些影视制作机构,或者电影爱好者才会有兴趣买。但那时的市场意识还不太清楚,后来实际发了7万。”
对读者兴趣和市场定位的多年精研,如今的她练就一双慧眼,一本书题材能不能火,能火到什么程度,首印多少最佳,何时加印补货,她的估算判断甚为精准,江湖人称“金大仙”。
精准的市场预判,极大地降低了损耗,据说,北京图书中心成立6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设立仓库。做畅销书能做到款到发货的,他们是头一家,2009年回款率高达92%,令业界啧啧称道。
玩的就是名人
1996年,似乎是一夜之间,名人出书风行一时,从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开始,杨澜、倪萍等电视界名人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随笔、自传。金丽红在这一轮热门题材上并没占得先机,但在这类题材书籍的市场表现疲软之后,她却忽然发力,其后竟成为名人传记策划出版的行业标杆,并形成一条成熟长青的畅销书产业链。
2000年,她推出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这本书发行了61万册。其后,她推出了崔永元的《不过如此》,首印30万册,3天后便脱销,40天之内印到80万,累计狂售104万册。
在那之后,她又接连推出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宋丹丹的《幸福深处》、陈鲁豫的《心相约》等,本本畅销,发行量都在30万以上。
她操作“名人书”有自己的制胜套路——不炒隐私,不要名人自说自话,而是聚焦“名人成功学”。“有时我们会主观判断读者热衷于了解名人的趣闻轶事,其实不然,恰恰低俗内容并不好卖。畅销的‘名人书’在于其人的‘成功之道’、‘成才之路’,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愿意以他们为榜样和参照,以此为鉴,少走弯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行业中的顶级人才为作者,因为他们的成功,更具说服力和号召力。”
“一书一议”是她一再强调的立项准则,名人的书稿不能拿来就上,而要针对每一个人设计看点卖点,“围绕市场规律走,始终要研究你的东西卖给什么样人群,你怎么卖给他。编辑在报选题时,首先要分析市场,为什么选这个人,给谁看,这类的图书在市场上有没有,如果有,过去市场销量有多少……这些都要回答。”
已经热销60多万册的《墨迹》,是凤凰卫视曾子墨的随笔传记,金丽红说曾子墨算不得凤凰的一线主持,但是她品学兼优,是很多学生家长为孩子设定的成功典范,“我们约稿子的时候,就跟她说,在凤凰怎么工作这段是次要的,你主要介绍怎么考托福,怎么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果然这书很成功。”
李咏的《咏远有李》发了30多万册,金丽红颇为遗憾,她说如果李咏能充分尊重他们的市场经验,规避掉过于娱乐化的内容,“上50万肯定没问题的。”
按照她的“5分钟理论”,读者在书店选书首先看书名,然后是作者、封面设计,然后是内容简介和目录,最后是封底和定价,这个过程总共只需要5分钟。因此,她特别重视如何利用书名、封面、内容精要,打动读者。
与各行业的翘楚合作并不容易,这些强势作者往往个性十足,如何说服他们把个性表达与市场需要结合起来,始终是金丽红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当年崔永元坚持要首印30万册,她觉得数目太大,担忧得睡不着觉。去年她婉拒了湖南卫视一位著名主持人的书稿,因为双方差异实在太大。
约稿她使的是笨功夫,崔永元她等了5年,李咏她等了7年,每年到时节就例行问候,约吃饭、约喝茶或咖啡。
操作的时候她拿出的是专业精神,“当你在行业里做出几个像样的,专业的东西,人家就会主动来找你了。”陈鲁豫在接到他们的约稿电话时,脱口而出:“你们终于找我了!”
常有人将她和三联出版社的董秀玉女士相比,两位都是出版界的铁娘子,一个称霸市场,一个引领品味。甚至有年轻的出版人公开说:“别看金丽红出了那么多畅销书,都是速食品,没一本‘长销书’。”
她的回应强硬直接:“真正的长销书,只有《红楼梦》等经典之作。全国平均一年出18万种书,平均每天新上架的书有300种。新华书店的下架频率由原来的3个月缩短为半个月。全国每年图书库存量300个亿!这个时候你追求‘长销书’,那是自我安慰!”
“我们只做红花,不做绿叶!”这是她强悍的市场宣言,“每个行业都有二八效应,图书市场上5%到15%的畅销品种占据了85%的码洋。一本书读者多,并不是耻辱。我们尊重所有的作者,但这些作者的作品能否出版,还得由市场说了算。”
金丽红今年已经62岁了,畅销书的读者群在18岁到25岁之间,如何与读者趣味保持同步是个问题。她自己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还比较年轻,看的是各种小年轻的电视节目。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想深入到年轻人的趣味里,还真是深入不进去。所以我总开玩笑说我要关灯走人了,彻底退休,回家打麻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