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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第六届金砖国家年度峰会结束之际，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宣布将设立一家金砖国家银行。许多分析人士就此发表的观点都强调了其消极的一面：即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问题上犹豫不决，给金砖国家创立新开发银行（NDB）以正当理由；如果美国国会能够汇聚足够的政治意愿，顺利推行IMF份额改革，那么金砖银行的整个计划就将彻底落空。然而，金砖国家此次金融创新方案的积极意义远胜于消极方面。
撰写本文之时，我们得知，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法定资本（ 其中初始实缴资本500亿美元），而应急储备基金（CRA）的初始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该银行总部将设在上海，第一任CEO将来自印度，第一任理事会主席将来自俄罗斯，巴西将委任第一任董事会主席，而非洲区域中心将落户南非。
怀疑者们持有一些合理的疑问，需要金砖国家银行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们予以回答：
·金砖国家并不热衷于使用美元，那么他们会使用哪种替代货币？
·该金砖国家银行的运作将适用哪种法律体系？像大多数开发银行一样，新的开发银行是否会采用美国或英国的法律体系？
·《福塔莱萨宣言》（Fortaleza Declaration）强调金砖国家致力于改善“人权”。这项承诺可能会受到所有金砖国家人权倡导者的严苛审视。相比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经常处理的复杂社会及政治问题，此类审视的结果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金砖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迥然不同，难以在“可持续发展”的构成内容上达成一致。
·放贷决策将采用怎样的准则？“特殊情况”将如何判定？
金砖银行的缘起
随着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新兴国家都在探索新的金融制度和贸易关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更是加大了这方面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中国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IMF和世界银行（WB）中的投票权却尚不及比荷卢经济联盟。正因如此，中国正通过新的开发银行的形式，寻求一个可行的替代选择。这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可能更愿意解决发展中国家迫切的基础设施需求。鉴于其不断扩大的资源，中国应开始逐步减少其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借款，使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把重点放在需要更多基础设施支持的欠发达国家身上。
“南南”经济合作规模在近几年急剧扩大。中国已成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南南”贸易的规模已超过“南北”贸易约2.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一以上。低收入国家获得的“南南”外援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巴西和印度已成为规模较大的捐赠国。因此，一系列金砖国家间机构乃是发展中国家间20年来经济更紧密联系的成果。
新的金砖国家银行立足于各国经常谈及的“平等和公平”愿景之上。其初始的500亿美元资本金由5个创始国平均出资，从而确立了平等的股权。
至于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中国将出资410亿美元，巴西和印度分别提供180亿美元，南非提供50亿美元。为了防止过度行为，任一金砖国家最高可贷款额度为出资额的30%，超出部分将视其对某一IMF项目的参与程度而定。
新的开发银行旨在让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取贷款为基建项目融资，从而与IMF和世界银行形成竞争。相比世界银行，预计该银行发放贷款的限制将更少，时间也会更短，但选择项目审核不够严格，可能会威胁到该银行的可持续性。应急储备基金同样旨在与IMF竞争，后者未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起必要的改革。在金砖国家银行，贷款将根据简单多数投票制度，并将在流动性危机期间授予成员国最高贷款30%的权利。事实上，这个新的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将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的一个重大成就。
追寻理想本身就是好事
不过，新的开发银行的一些成员国（尤其是印度和巴西）担心，中国将会对该银行施加较大的影响力，以扩大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外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南非（28倍），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则比印度高10倍。据报道，中国原本愿意出资更多，但为防范中国主导一切，其它成员国坚持平均分配。现实的情况是，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极其庞大，新开发银行中金砖国家和非金砖国家的出资根本无法满足全部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仅南亚地区在未来10年内就需要2.5万亿美元满足基础设施需求。在短时间内，理想可能超出了国际开发银行的能力范围，但“追寻理想本身就是件好事”。
多年来，各国一直在创建各种开发银行，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替代资金来源。20世纪60年代，安第斯国家创建了安第斯开发公司（Corporación Andina de Fomento），也被称为“拉美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Latin America），绕开了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贷款的严格规则。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相关国家普遍感受到了IMF在阻止货币投机方面的失败，于是在21世纪初，东盟（ASEAN）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建立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后来成为“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同样，7个拉美国家在2009年签署一份协议，成立了“南方银行”（BancoSur ），在资助区域发展和社会保障问题上每个成员国均拥有一票表决权。这两个协议的发起，都是为了应对IMF-世界银行针对寻求紧急贷款国家的执行条件。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同样如此，一份官方声明中的说法便印证了这一点：“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在不同权利配置中设计的国际治理结构正在丧失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虽然金砖国家经济规模超过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但它们总共只掌握了IMF约11%的投票权。IMF的份额改革曾计划给予金砖国家更大的投票权，但也显著增加所有较富裕国家的出资额。主要基于上述原因，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富裕成员国阻止了这项改革。较富裕国家无法在这些机构向发展中国家让渡太多的影响力，并且仍在为其巨额出资向焦躁不安的选民解释（特别是每3年对世界银行旗下国际开发协会的出资，以及作为份额改革内容的对IMF的出资）。在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期，情况更是如此。有趣的是，规模较小的欧洲成员国也反对改革，因为它们的份额比重将会因为这些改变而减少。
莫迪借力金砖峰会
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正好体现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及的相互制衡的策略。“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这句话包含了金砖国家自身实际和（或）感知到的发展利益。事实证明，本次金砖国家峰会是印度新任总理莫迪的一个富有成效的跳板，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畅所欲言”地进行了80分钟的公开讨论。习近平邀请莫迪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以在国际平台上展开合作，并敦促印度提高其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参与度。莫迪谈及印度基础设施领域需要更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并对中印两国间日益增长的贸易不平衡表示关切。习近平表达了向印度服务业出口开放中国市场的意愿。两国领导人还希望就中印边界争端展开谈判，该问题被视为两国关系的一大绊脚石。
本次金砖国家峰会也为莫迪提供了一次讨论该地区日益恶化的恐怖主义问题的机会。西亚动荡以及叙利亚局势已引起印度深度关切。基于这一点，莫迪号召支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和IMF等机构，以推动全球治理。
相较于本次与中国的成功会晤，莫迪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会面，因所预定的会议被匆匆的40分钟交谈取代，两位领导人未能讨论400亿美元的印度-俄罗斯管道项目。不过，莫迪谈到了扩大核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放宽签证尤其是留学生签证的问题。
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工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新老国际开发银行采取一种协调良好、正和博弈的做法，那可能对地区以及全球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积极影响。这种做法将更多地把结果（而非贷款发行量）视为成功的主要标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采取这种协作方式，将可能更利于维护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从而把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和过分的官僚化（发展的两大障碍）控制在可以管理的水平。
撰写本文之时，我们得知，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法定资本（ 其中初始实缴资本500亿美元），而应急储备基金（CRA）的初始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该银行总部将设在上海，第一任CEO将来自印度，第一任理事会主席将来自俄罗斯，巴西将委任第一任董事会主席，而非洲区域中心将落户南非。
怀疑者们持有一些合理的疑问，需要金砖国家银行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们予以回答：
·金砖国家并不热衷于使用美元，那么他们会使用哪种替代货币？
·该金砖国家银行的运作将适用哪种法律体系？像大多数开发银行一样，新的开发银行是否会采用美国或英国的法律体系？
·《福塔莱萨宣言》（Fortaleza Declaration）强调金砖国家致力于改善“人权”。这项承诺可能会受到所有金砖国家人权倡导者的严苛审视。相比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经常处理的复杂社会及政治问题，此类审视的结果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金砖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迥然不同，难以在“可持续发展”的构成内容上达成一致。
·放贷决策将采用怎样的准则？“特殊情况”将如何判定？
金砖银行的缘起
随着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新兴国家都在探索新的金融制度和贸易关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更是加大了这方面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中国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IMF和世界银行（WB）中的投票权却尚不及比荷卢经济联盟。正因如此，中国正通过新的开发银行的形式，寻求一个可行的替代选择。这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可能更愿意解决发展中国家迫切的基础设施需求。鉴于其不断扩大的资源，中国应开始逐步减少其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借款，使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把重点放在需要更多基础设施支持的欠发达国家身上。
“南南”经济合作规模在近几年急剧扩大。中国已成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南南”贸易的规模已超过“南北”贸易约2.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一以上。低收入国家获得的“南南”外援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巴西和印度已成为规模较大的捐赠国。因此，一系列金砖国家间机构乃是发展中国家间20年来经济更紧密联系的成果。
新的金砖国家银行立足于各国经常谈及的“平等和公平”愿景之上。其初始的500亿美元资本金由5个创始国平均出资，从而确立了平等的股权。
至于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中国将出资410亿美元，巴西和印度分别提供180亿美元，南非提供50亿美元。为了防止过度行为，任一金砖国家最高可贷款额度为出资额的30%，超出部分将视其对某一IMF项目的参与程度而定。
新的开发银行旨在让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取贷款为基建项目融资，从而与IMF和世界银行形成竞争。相比世界银行，预计该银行发放贷款的限制将更少，时间也会更短，但选择项目审核不够严格，可能会威胁到该银行的可持续性。应急储备基金同样旨在与IMF竞争，后者未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起必要的改革。在金砖国家银行，贷款将根据简单多数投票制度，并将在流动性危机期间授予成员国最高贷款30%的权利。事实上，这个新的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将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的一个重大成就。
追寻理想本身就是好事
不过，新的开发银行的一些成员国（尤其是印度和巴西）担心，中国将会对该银行施加较大的影响力，以扩大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外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南非（28倍），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则比印度高10倍。据报道，中国原本愿意出资更多，但为防范中国主导一切，其它成员国坚持平均分配。现实的情况是，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极其庞大，新开发银行中金砖国家和非金砖国家的出资根本无法满足全部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仅南亚地区在未来10年内就需要2.5万亿美元满足基础设施需求。在短时间内，理想可能超出了国际开发银行的能力范围，但“追寻理想本身就是件好事”。
多年来，各国一直在创建各种开发银行，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替代资金来源。20世纪60年代，安第斯国家创建了安第斯开发公司（Corporación Andina de Fomento），也被称为“拉美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Latin America），绕开了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贷款的严格规则。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相关国家普遍感受到了IMF在阻止货币投机方面的失败，于是在21世纪初，东盟（ASEAN）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建立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后来成为“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同样，7个拉美国家在2009年签署一份协议，成立了“南方银行”（BancoSur ），在资助区域发展和社会保障问题上每个成员国均拥有一票表决权。这两个协议的发起，都是为了应对IMF-世界银行针对寻求紧急贷款国家的执行条件。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同样如此，一份官方声明中的说法便印证了这一点：“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在不同权利配置中设计的国际治理结构正在丧失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虽然金砖国家经济规模超过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但它们总共只掌握了IMF约11%的投票权。IMF的份额改革曾计划给予金砖国家更大的投票权，但也显著增加所有较富裕国家的出资额。主要基于上述原因，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富裕成员国阻止了这项改革。较富裕国家无法在这些机构向发展中国家让渡太多的影响力，并且仍在为其巨额出资向焦躁不安的选民解释（特别是每3年对世界银行旗下国际开发协会的出资，以及作为份额改革内容的对IMF的出资）。在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期，情况更是如此。有趣的是，规模较小的欧洲成员国也反对改革，因为它们的份额比重将会因为这些改变而减少。
莫迪借力金砖峰会
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正好体现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及的相互制衡的策略。“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这句话包含了金砖国家自身实际和（或）感知到的发展利益。事实证明，本次金砖国家峰会是印度新任总理莫迪的一个富有成效的跳板，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畅所欲言”地进行了80分钟的公开讨论。习近平邀请莫迪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以在国际平台上展开合作，并敦促印度提高其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参与度。莫迪谈及印度基础设施领域需要更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并对中印两国间日益增长的贸易不平衡表示关切。习近平表达了向印度服务业出口开放中国市场的意愿。两国领导人还希望就中印边界争端展开谈判，该问题被视为两国关系的一大绊脚石。
本次金砖国家峰会也为莫迪提供了一次讨论该地区日益恶化的恐怖主义问题的机会。西亚动荡以及叙利亚局势已引起印度深度关切。基于这一点，莫迪号召支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和IMF等机构，以推动全球治理。
相较于本次与中国的成功会晤，莫迪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会面，因所预定的会议被匆匆的40分钟交谈取代，两位领导人未能讨论400亿美元的印度-俄罗斯管道项目。不过，莫迪谈到了扩大核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放宽签证尤其是留学生签证的问题。
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工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新老国际开发银行采取一种协调良好、正和博弈的做法，那可能对地区以及全球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积极影响。这种做法将更多地把结果（而非贷款发行量）视为成功的主要标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采取这种协作方式，将可能更利于维护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从而把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和过分的官僚化（发展的两大障碍）控制在可以管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