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父亲的“入户”失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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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一个初出茅庐的贵州小伙子从西南山区来到特区深圳。刚从贵州一家职业学校毕业的他,跟当时南下掘金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血气方刚,踌躇满志。18年过去,他经历了外资公司、中资公司,也经历了失业、创业和失败。18年间,他在这座城市结婚、生子,如今,两个孩子都在深圳念中学。QQ上,他的名字是“辩证法”。
  现在,人到中年的“辩证法”在福田一家地下商城经营茶饮店。小店面积不大,放在壁橱上的各色玻璃器皿擦拭得十分透亮。如果有客人点咖啡,他摆出虹吸壶,经过蒸煮和萃取,几分钟的时间,就端出一杯刚煮好的咖啡和冰水。刚开业两个月的小咖啡店,上午的生意还略显冷清。一旁的手提电脑上,QQ上的人头不断在闪烁,提示着小店主人的另一重身份——三年前,“辩证法”是深圳异地高考家长群的群主,讨论群被强制解散之后,他又建立了新群。
  戴着黑框眼镜的“辩证法”看上去拘谨和内敛,作为一个父亲,他心中时刻高悬一把剑——他和两个孩子的户籍还在贵州省遵义市的农村里。正在深圳市区读高一的大女儿,尽管生在深圳长在深圳,却没有资格参加2014年在广东的高考。
  两次失败的“购房入户”
  游走在深圳市区,不论是户外广告,还是地铁和公交站牌,随处可见“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的温馨话语。而深圳这座城,从小渔村到大都市的每一个转变,都凝聚了移民的青春。截至2011年,深圳的常住人口1046万人,户籍人口近268万人,仅占25.6%,非户籍人口778万人,占74.4%,深圳市的人口常年属于“倒挂”状态,在这个“本地人”一直是少数派的移民城市里,“户籍”这两个字一度显得没那么重要。孩子一路从幼儿园念到了高中,从没因为户籍问题失学,但高考对他们而言,却是一道硬生生的屏障。
  自从五年前父亲在贵州老家过世,“辩证法”把母亲接到了深圳,从此再没回过老家,“孩子从小在深圳长大,都觉得自己是深圳人。”回到贵州探亲,女儿会水土不服浑身长疮,也听不懂贵州方言。
  在入户这件事情上,“辩证法”显得气馁,“在深圳,孩子入学是呈金字塔状,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人数是递减的,极少外地孩子能在这里上高中。”绝大部分家长在孩子上高中前,已经把户口迁到了广东省内,即使不是深圳,“像我这种,孩子已经上高一了,户籍还没解决的,极少。”同时,上初一的小儿子也屡屡跟他提到,不少同学以后就不会跟着一起念书了,“因为要转回老家去念。”
  全家生活在深圳、已经没有“老家”可以回的“辩证法”着急了。他是个体户,为了入户已经折腾了四五年。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深圳门槛很高,不少学历不高的家长找到了另一条捷径——“购房入户”。这在珠三角附近的地区一时成了香馍馍,只要可以落户广东省内,不论是惠州、中山还是肇庆,都是家长们的选择。对于在深圳工作的外地家长,毗邻的惠州成了购房入户的首选地。
  看到不少朋友都在奔忙购房入户,“辩证法”也蠢蠢欲动。2008年,他卖掉了深圳的房子,在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买了房。但2009年6月,大亚湾暂停办理购房入户手续,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而时间节点更像一道铁幕一样将他挡在户籍的闸门之外。每当提起来这件事情,“辩证法”就很懊悔,他叹了口气,“我和我妻子的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在两边办手续很麻烦,来不及准备资料,入户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
  等到2010年10月大亚湾重新启动购房入户,门槛只能用“苛刻”来形容。“在大亚湾区工作一年以上,所购商品房套内面积60平方米以上”,或者“其他购房人员,所购商品房套内120平方米以上”。不仅如此,重新开放的购房入户,还需要本地社保,“辩证法”放弃了,“我的社保一直在深圳,本来就在深圳工作,如果把社保迁到惠州去,我也找不到接收单位。”
  2011年,为了入户广东的“辩证法”再接再厉,在惠州市淡水镇以不到20万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二手房,“本想着大亚湾那边错过了,但是淡水没限制。”办理入户的时候,他和家人奔跑于自己和妻子的两个户籍地,不停地托人办材料,入户手续却卡在了淡水的街道办。这位疲于奔波的父亲愤怒了:“不知道他们要求的手续到底要怎么个办法,格式到底怎样,没有人说得清楚。”他跟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当场闹翻。
  直到现在,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卡在哪里。有朋友提醒他,“你不懂啊,如果给个红包,基本都能办成。”这下,他承认自己较真了,“朋友告诉我,他们比我的情况更复杂,他们都弄好了。”最后,“钻牛角尖”的“辩证法”卖掉了淡水的房子,“不要了”,入户的事也搁置了下来。
  一度活跃的家长QQ群
  “‘异地高考’四个字听起来很刺耳啊,什么叫异地高考?孩子从生到学习一直在这里。”“辩证法”直言对“异地高考”这个提法不满。在各省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前,各地家长们已经有了不少活动表达诉求,激烈如北京和上海,而在深圳,前几年也活跃着一群要求争取平等权利的家长。大家都通过QQ群互通有无,组织讨论和线下活动。
  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这是“辩证法”和不少深圳家长的憧憬和梦想,而按照广东省异地高考政策,要在2014年考大学的女儿,只能回到户籍地贵州省参加高考。已经离家18年的“辩证法”认为这并不现实,“我们全家人都生活在深圳,在老家没人照顾女儿。她连那边的话都听不懂啊。”
  高考是否应该和户籍挂钩,在取消高考报名户籍限制的大多数省份,已经不是舆论关注点。但在北京和上海,高门槛的高考“准入证”一直是舆论交锋的焦点,在这个话题上,已经有不少鲜明而活跃的形象站了出来:在北京拥有上海户籍的家长胡杨、反对“异闹”的“老北京人”、十五岁女生占海特、上海反派老崔、法学学者张千帆、律师许志永等。而同样为异地高考设置了“户籍限制”门槛的广东,看上去却显得波澜不惊。
  事实上,几年以来,深圳的家长们一直在行动,最常见的表达意见的方式,就是去深圳市教育局信访办和征集签名。“辩证法”曾经是深圳家长QQ群的群主,群里还有不少北京的家长,“因为北京那边消息灵通。”QQ群很快突破了200人的限额。   群里的家长们一度活跃,多次去深圳市教育局表达意见。在2011年,“辩证法”曾经跟四个家长一起去教育局信访办,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回复,“高考政策必须由广东省出台才行,我们只能向上汇报。”因为家长们造访的次数太多,到最后信访办索性不再接受预约,家长们连门都进不了。
  除了去教育局,家长们还积极征集签名,“那时候大家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深圳书城,聚一下看看得到多少签名。”很多家长自愿跑到学校去,找学生和家长签名,“很多人做这样的努力,很有默契。”他回忆,“我们的要求是高考应当取消户籍限制。”最后,签名的传单都放在一起,“有好大一摞。”
  为了放大声音,群里有几十个家长在深圳龙华的一个广场上征集签名,但立刻遭到了保安的制止。“辩证法”认为,从那时开始,QQ群里出现了异样,他不确定是激进的家长还是冒牌家长进群“捣乱”,发表过激言论,最终导致QQ群在后台被解散。
  “大家也都在为了生存而狂奔,又受到了不少挫折,北京上海那边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深圳,我们就对这个东西(取消高考对户籍限制)不抱希望,但都闷在心里。”“辩证法”开始心灰意懒。
  如他所说,那些把不满闷在心里的家长们,不少人都加紧办理,陆续解决了入户问题。“辩证法”仍然记得去教育局信访办的时候,有个家长异常激动,“他的孩子下个学期马上要高考报名。”无望之下,这位家长最后选择了购房入户广东,“跟亲戚借了十几万,在惠州买了二手房办了入户。”
  死水微澜的“梦想”
  家长QQ群在2011年被解散之后,“辩证法”又建了个群,取名为“梦想”。但气氛显然与以前大为不同,“现在连找签名都没有了,大家都在观望。”尽管仍是群主,他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太太认为他在“耽搁时间”。相比很多在北京、上海的家长活跃在网络和行动上,他为自己的沉寂找到了理由,“不少家长在北京奋斗很多年,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有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我的担子很重,很难抽时间去做。”经历四五年的折腾,“辩证法”已经激情不再。
  小店时不时有客人过来买奶茶,地下商业区回荡着中国风民乐。“辩证法”皱着眉头说道:“广东有了孙志刚案件才取消了暂住证制度,重庆有了任建宇被劳教才改革了劳教制度。中国的任何改革都要做出牺牲,难道教育改革,也要有几个家长跳楼、几个学生为了这件事情死在哪个角落里才改革吗?”
  回到现实,大女儿参加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不愿意让孩子去读广东的职校,又无力供孩子出国,却也不打算让她回户籍地贵州高考,他只得继续奔跑在“入户”的路上:“我打算抽空看看书考高级职称,考两个就可以入户了。”
  2012年,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政策的准入分值是100分,拥有一个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可以拿到70分,如果考到了两个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入户深圳就不是问题。“我的朋友都考过了,我是学计算机的,考两个计算机类的高级证书,应该不难。”不过他也承认,广东的积分入户偏重于学历和职称,对学历和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来说,考职称并非那么容易。
  QQ群里的其他人
  除了为了孩子争取权利的家长,QQ群里还有其他热心群众,比如已经入户深圳的老黄和未婚青年“思维”。
  1982年,老黄和同事们被一个火车皮拉到了当时的深圳,成了第一批建设特区的排头兵。从此,老黄和家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直到2003年,老黄的儿子要参加高考,他们才清楚地明白,深圳这座城市依然遥不可及:“我们是国企员工,但是总部在北京,我在分公司,户口一直没有落实到本地。”在当时,通过考试来取得入户资格,对五十多岁的老黄来说,是个不低的门槛。
  2003年,非典肆虐,念高三的儿子独自一人回到了户籍地成都参加高考。尽管已经是十年前,老黄回想起来仍然难以平静,“那时人员流动是被控制的,儿子一个人上了飞机,我们没法送他回去。”也因为非典时期的人流控制,儿子高考时,老黄和妻子没能在儿子身边陪伴。
  “四川用的人民教育版教材,和广东版本不一样的,压力好大。”老黄的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深圳念书,回到成都,他最终没能适应四川的考试。从成都一家三本院校毕业之后,孩子找了一份在深圳的工作,这时候,他终于与父母在一座城市里团聚。
  2007年,老黄的太太终于通过劳动局的考试获得了深圳户口。在QQ群里其他家长看来,他们家的“问题”已经过去了。然而,“高考”和“户籍”这两个词一直是这家人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我儿子一直有抱怨,他一直怪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当时没给他弄好户口。现在儿子还埋怨我——这种事情,一辈子都忘不了。”
  时隔十年,老黄并没有忘记当时的无奈,快退休的他更多投入到QQ群里的讨论中,为“辩证法”这样的家长鸣不平,“像他这样,在深圳十几二十年了,在这里创业,也给深圳纳税,孩子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考试呢?”
  30多岁的“思维”在深圳龙华工作,是一家小型财务公司的总监,有房有车,但还没有结婚。“如果我想办一个深圳户籍,肯定办得到。”目前,他的户籍还在江西,对于高考的户籍限制,“思维”坦言自己没有任何忧虑,“因为女朋友是深圳户籍。”与举债购房入户或者像老王这样入户受挫的家长们相反,能够轻松入户的“思维”并不想把户口迁到深圳,“在江西,我的户口是农村户口,还有土地,亲戚也还有很多。”
  参与异地高考家长群的讨论和活动,“思维”只是觉得“这个制度不公平”。尽管公司只拥有十多个员工,但大部分都不是深圳户籍,“如果户籍限制不放开,员工的流动率会很高。”在他看来,一纸户籍所绑定的东西,不仅影响到平等权利、公共福利,也会影响到消费心理,更会造成人群与人群之间的隔阂,“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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