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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元济是清末进士出身，戊戌年间创办通艺学堂，培养精英人才，因参与戊戌维新运动而遭革职，离京南下。退出官场的张元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开设特班招收特别人才。对戊戌变法的反思、时代变迁的感慨，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使得张元济的思想主张出现显著转变，也直接影响其教育实践以及后期的出版活动。“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正是张元济一生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张元济 英才教育 普及教育 国民教育
一、早期“英才教育观”及其创办通艺学堂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于1884年应县试，名列榜首。赴嘉兴应府考，中秀才。1889年乡试中式第十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后改派刑部贵州司主事。
1894年春，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贵州司主事。据张元济回忆：“丙申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刑部官员）、沈曾桐（翰林院编修）等”1。京城西南宣武门外的松筠庵也是京官们经常聚集和讨论时务的地点。张元济虽与这些维新官员接触，但他似乎并不热衷于加入强学会等类似的党会团体，他和这些政治集会保持谨慎的距离。对于变革时弊，张元济早有预感“凡欲成一事，必有阻力。成就愈远，则阻力愈大”，比起高谈阔论政治大事，张元济更倾于务实。张元济在其任官期间，愈发感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1895年冬，张元济与陈昭常、周汝钧、夏偕复、张荫棠等8人相约建立“健社”，“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2。在这里“有用之学”即是西学，张元济等人颇受严复《救亡决论》、《原强》等文的影响，严复指出必须“西学格致”才能开民智，民智者，富强之源。为更好接受西学，张元济苦学英文，更是直接迁寓往学馆。随着学习英文的人逐渐增多，张元济等也希望扩大学馆规模，1897年初，张元济与陈昭常、陈懋鼎、王仪通为设立通艺学堂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文。在呈文中，张元济等人首先提出“储才宜亟”的迫切呼声，再介绍了其创办英文学堂“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具体情况，指出通习外语的人才奇缺，从事翻译的大多是“闾阎寒贱、性识暗钝之人”，而在英文学堂学习者“多系京员及性质聪颖之官绅子弟”，张元济特指出生源为多上层人士，也体现出通艺学堂在本质上是一所培养贵族精英专习西学的学校，张元济在这一时期所秉承的“英才教育”观。
严复曾提出要改变当前局面，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求之有位之中”6，梁启超也曾倡导“开官智”、“开绅智”，张元济受到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他在官署任职期间对昏聩的官僚环境深有所感，因此他对变法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他曾在不同程度上规劝康有为循序渐进推进变法改革，先从广办学堂开始培育人才，俟风气大开，变法之事也就水到渠成。然而张元济的前瞻终于成为一种遗憾。与康梁等人“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的变法主张不同，张元济似乎对变革的阻力有着更加清醒的认知，他认为变法改革不可一蹴而就，而应从开化风气开始循序渐进推进改革事项，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知识的人才，进而开启兴学风气，再渐次由人才带领实行变革。在维新期间，张元济始终奔波于其兴学育才之业。
在呈文中，张元济摆出其订立的课程内容：①设置英文与算术课，再推及法俄德日语以及兵工、农商业、矿业、制造业等课程②聘请洋人教习，购置所需课程仪器，建立藏书馆、译书馆③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游历。这年底，这则呈文得到批准。
张元济等人又为学堂制定了详细的章程，包括宗旨、事业、分职、教习、学生、修费、课程、奖励、筹款、用款、议事，还有读书规约、图书馆章程、阅报处章程。在章程中，首先阐明办学宗旨，其一“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这里交代了学堂名称用意，“通艺”也是严复的建议。其二“欲开风气，必先首善，欲宏造就，必资儒流，故此学堂设于京师，以待缙绅与其子弟之有志于此者”这里强调了以上层人士为主的招生对象。其三，“歐美励学，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资宜博，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神实学”这里说明学堂学习西方学问的指向。
然而张元济筹办通艺学堂的努力终还是在那次政变漩涡中化为泡沫，其本人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他只能关闭通艺学堂，将学堂的书籍、仪器以及办学余款列明清单，移交给管学大臣孙家鼐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其晚年追忆务虚旧事时，曾作诗一首：
一代斯文妖孽尽，英才教育此权舆。
河汾自有千秋业，早赋归与计未疏。3
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其办学未竟的遗憾之情。
三、“汲汲于教育之普及”
“无官赢得一身轻”的张元济偕其家室离京南下，抵住上海这座近代中国文化高地。张元济在此之前与密友汪康年的书信中就对上海这座融合中西文化的繁华城市心生向往，经历了政变后，他对其图强救国事业有了更深的、更理智的见解，启发民众的现代化意识，提高民众的素质再行渐进的改良，由官入绅的他希望在那里继续其教育文化启蒙之业。在其被革职之后，李鸿章就委托盛宣怀安排张元济进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
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于1896年创于上海徐家汇，办学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盛宣怀任督办，何嗣焜任总理。设有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译书院五院。师范院，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端;外院是盛宣怀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的做法，设立的小学堂;中院是中学堂;上院就是大学堂;译书院专门翻译、印刷西方法政哲学书籍。其中译书院设立稍晚，成于1898年春，一方面翻译引进当时高等、中等学校的所需的教材内容，另一方面盛宣怀曾指出为方便兴办洋务，了解外国情况，设立译书院是“为成才之助”、“朝廷侧席之求”、“周知四国之为”。张元济接手译书院之前，这所译书机构主要译出一些军事兵工书籍，张元济到任后对编译内容作了较大调整，他带领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还有《社会统计学》等多类书籍。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书籍中，就有引发轰动性社会影响的严复翻译的《原富》，译自英国亚当斯密的《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译著也是张元济经与盛宣怀商量后以2000两（银）买下的。 何嗣焜突发脑溢血离世后，就由张元济兼任总理一职。张元济接受盛宣怀的意见，积极开展特班的筹办工作。张元济在致盛宣怀的呈文中表示，公学现在所培养的学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就要招收那些优秀的可造之材，所以增设特班。特班招生的流程包括笔试和口试，录取和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有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为了更好的培养这批优秀的学生，张元济开始寻找足以担此重任的老师与教习。张元济选择了他的同乡老友蔡元培担任特班班主任，还聘请王瑶舟和赵从蕃担任教习。从培养目的来看，特班和通艺学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做是张元济“英才教育”的再一次实践，然而这一次短暂的实践也最终不了了之，张元济因与监院办学意见相左，张元济辞去总理一职，专任译书院院长。
甲午战后，严复就指出“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4，要想挽救国家危亡，就要开民智，这实际上也算是20世纪初“国民教育”思潮的滥觞。康有为曾上折主张仿德国实行爱国主义教育性质的“国民学”，意在振奋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梁启超也曾在《新民丛报》上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国民”，提高国民素质，开蒙民智，开展国民教育是当务之急。教育实践受挫之时，张元济受到“国民教育”思潮之启发，在世纪之交，其思想逐渐发生转变。
张元济强调“智争之世”是要拼全国人的智，要想使国家强大，就要开民智，开展全国民教育，这显然不同于之前其培养少数“成材彦士”的教育观点。
这种转变则在张元济的另一篇《答友人问学堂事》中更加完整的体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张元济一开篇就提出“勿存培植人才之见”的鲜明观点。他认为不是学堂无法承担育才的责任，而是因为“吾国民多愚蠢”，所以“虽有善政，行且见恶”。西方国家的民众没有人不学习，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人才的程度，但是他们应知尽知，民智大开，所以善政得以实行。反观“吾国民多愚蠢”，对于这样的民众，即使行使善政，“行且见恶”。现如今广泛设立学堂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普及教育是第一要义。在此后的岁月里，张元济主要活跃于出版业中，但是发展国民教育、普及新知、振奋国民精神仍贯穿于他整个书卷人生。
四、对张元济教育思想转变的认识
张元济是我国近代著名出版家，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和文化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年身为传统士大夫的他在戊戌变法中，追随维新派，创设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培养“京员及性质聪颖之官绅子弟”，是维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之一。被革职之后，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继续其文化教育启蒙之路，受到新民思潮的影响与启发，张元濟逐渐走上了普及教育、启迪民智、提高民族素质的文化教育救国之路。这一转变直接影响其之后的编制新体例教科书和出版活动。张元济的一生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情结，他的一切努力与成就都源于他推动国民教育的责任意识。
注释：
1《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诗文》
2严复《原强》
3《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诗文》
4严复《救亡决论》
参考文献：
[1]张元济.张元济书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张元济.读史阅世[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3]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5卷（诗文）[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4]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3卷（书信）[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5]周武.张元济： 书卷人生[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6]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7]张荣华.张元济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8]严复.严复全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鲁东大学 山东 烟台 李宁
关键词：张元济 英才教育 普及教育 国民教育
一、早期“英才教育观”及其创办通艺学堂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于1884年应县试，名列榜首。赴嘉兴应府考，中秀才。1889年乡试中式第十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后改派刑部贵州司主事。
1894年春，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贵州司主事。据张元济回忆：“丙申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刑部官员）、沈曾桐（翰林院编修）等”1。京城西南宣武门外的松筠庵也是京官们经常聚集和讨论时务的地点。张元济虽与这些维新官员接触，但他似乎并不热衷于加入强学会等类似的党会团体，他和这些政治集会保持谨慎的距离。对于变革时弊，张元济早有预感“凡欲成一事，必有阻力。成就愈远，则阻力愈大”，比起高谈阔论政治大事，张元济更倾于务实。张元济在其任官期间，愈发感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1895年冬，张元济与陈昭常、周汝钧、夏偕复、张荫棠等8人相约建立“健社”，“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2。在这里“有用之学”即是西学，张元济等人颇受严复《救亡决论》、《原强》等文的影响，严复指出必须“西学格致”才能开民智，民智者，富强之源。为更好接受西学，张元济苦学英文，更是直接迁寓往学馆。随着学习英文的人逐渐增多，张元济等也希望扩大学馆规模，1897年初，张元济与陈昭常、陈懋鼎、王仪通为设立通艺学堂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文。在呈文中，张元济等人首先提出“储才宜亟”的迫切呼声，再介绍了其创办英文学堂“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具体情况，指出通习外语的人才奇缺，从事翻译的大多是“闾阎寒贱、性识暗钝之人”，而在英文学堂学习者“多系京员及性质聪颖之官绅子弟”，张元济特指出生源为多上层人士，也体现出通艺学堂在本质上是一所培养贵族精英专习西学的学校，张元济在这一时期所秉承的“英才教育”观。
严复曾提出要改变当前局面，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求之有位之中”6，梁启超也曾倡导“开官智”、“开绅智”，张元济受到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他在官署任职期间对昏聩的官僚环境深有所感，因此他对变法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他曾在不同程度上规劝康有为循序渐进推进变法改革，先从广办学堂开始培育人才，俟风气大开，变法之事也就水到渠成。然而张元济的前瞻终于成为一种遗憾。与康梁等人“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的变法主张不同，张元济似乎对变革的阻力有着更加清醒的认知，他认为变法改革不可一蹴而就，而应从开化风气开始循序渐进推进改革事项，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知识的人才，进而开启兴学风气，再渐次由人才带领实行变革。在维新期间，张元济始终奔波于其兴学育才之业。
在呈文中，张元济摆出其订立的课程内容：①设置英文与算术课，再推及法俄德日语以及兵工、农商业、矿业、制造业等课程②聘请洋人教习，购置所需课程仪器，建立藏书馆、译书馆③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游历。这年底，这则呈文得到批准。
张元济等人又为学堂制定了详细的章程，包括宗旨、事业、分职、教习、学生、修费、课程、奖励、筹款、用款、议事，还有读书规约、图书馆章程、阅报处章程。在章程中，首先阐明办学宗旨，其一“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这里交代了学堂名称用意，“通艺”也是严复的建议。其二“欲开风气，必先首善，欲宏造就，必资儒流，故此学堂设于京师，以待缙绅与其子弟之有志于此者”这里强调了以上层人士为主的招生对象。其三，“歐美励学，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资宜博，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神实学”这里说明学堂学习西方学问的指向。
然而张元济筹办通艺学堂的努力终还是在那次政变漩涡中化为泡沫，其本人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他只能关闭通艺学堂，将学堂的书籍、仪器以及办学余款列明清单，移交给管学大臣孙家鼐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其晚年追忆务虚旧事时，曾作诗一首：
一代斯文妖孽尽，英才教育此权舆。
河汾自有千秋业，早赋归与计未疏。3
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其办学未竟的遗憾之情。
三、“汲汲于教育之普及”
“无官赢得一身轻”的张元济偕其家室离京南下，抵住上海这座近代中国文化高地。张元济在此之前与密友汪康年的书信中就对上海这座融合中西文化的繁华城市心生向往，经历了政变后，他对其图强救国事业有了更深的、更理智的见解，启发民众的现代化意识，提高民众的素质再行渐进的改良，由官入绅的他希望在那里继续其教育文化启蒙之业。在其被革职之后，李鸿章就委托盛宣怀安排张元济进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
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于1896年创于上海徐家汇，办学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盛宣怀任督办，何嗣焜任总理。设有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译书院五院。师范院，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端;外院是盛宣怀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的做法，设立的小学堂;中院是中学堂;上院就是大学堂;译书院专门翻译、印刷西方法政哲学书籍。其中译书院设立稍晚，成于1898年春，一方面翻译引进当时高等、中等学校的所需的教材内容，另一方面盛宣怀曾指出为方便兴办洋务，了解外国情况，设立译书院是“为成才之助”、“朝廷侧席之求”、“周知四国之为”。张元济接手译书院之前，这所译书机构主要译出一些军事兵工书籍，张元济到任后对编译内容作了较大调整，他带领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还有《社会统计学》等多类书籍。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书籍中，就有引发轰动性社会影响的严复翻译的《原富》，译自英国亚当斯密的《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译著也是张元济经与盛宣怀商量后以2000两（银）买下的。 何嗣焜突发脑溢血离世后，就由张元济兼任总理一职。张元济接受盛宣怀的意见，积极开展特班的筹办工作。张元济在致盛宣怀的呈文中表示，公学现在所培养的学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就要招收那些优秀的可造之材，所以增设特班。特班招生的流程包括笔试和口试，录取和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有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为了更好的培养这批优秀的学生，张元济开始寻找足以担此重任的老师与教习。张元济选择了他的同乡老友蔡元培担任特班班主任，还聘请王瑶舟和赵从蕃担任教习。从培养目的来看，特班和通艺学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做是张元济“英才教育”的再一次实践，然而这一次短暂的实践也最终不了了之，张元济因与监院办学意见相左，张元济辞去总理一职，专任译书院院长。
甲午战后，严复就指出“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4，要想挽救国家危亡，就要开民智，这实际上也算是20世纪初“国民教育”思潮的滥觞。康有为曾上折主张仿德国实行爱国主义教育性质的“国民学”，意在振奋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梁启超也曾在《新民丛报》上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国民”，提高国民素质，开蒙民智，开展国民教育是当务之急。教育实践受挫之时，张元济受到“国民教育”思潮之启发，在世纪之交，其思想逐渐发生转变。
张元济强调“智争之世”是要拼全国人的智，要想使国家强大，就要开民智，开展全国民教育，这显然不同于之前其培养少数“成材彦士”的教育观点。
这种转变则在张元济的另一篇《答友人问学堂事》中更加完整的体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张元济一开篇就提出“勿存培植人才之见”的鲜明观点。他认为不是学堂无法承担育才的责任，而是因为“吾国民多愚蠢”，所以“虽有善政，行且见恶”。西方国家的民众没有人不学习，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人才的程度，但是他们应知尽知，民智大开，所以善政得以实行。反观“吾国民多愚蠢”，对于这样的民众，即使行使善政，“行且见恶”。现如今广泛设立学堂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普及教育是第一要义。在此后的岁月里，张元济主要活跃于出版业中，但是发展国民教育、普及新知、振奋国民精神仍贯穿于他整个书卷人生。
四、对张元济教育思想转变的认识
张元济是我国近代著名出版家，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和文化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年身为传统士大夫的他在戊戌变法中，追随维新派，创设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培养“京员及性质聪颖之官绅子弟”，是维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之一。被革职之后，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继续其文化教育启蒙之路，受到新民思潮的影响与启发，张元濟逐渐走上了普及教育、启迪民智、提高民族素质的文化教育救国之路。这一转变直接影响其之后的编制新体例教科书和出版活动。张元济的一生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情结，他的一切努力与成就都源于他推动国民教育的责任意识。
注释：
1《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诗文》
2严复《原强》
3《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诗文》
4严复《救亡决论》
参考文献：
[1]张元济.张元济书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张元济.读史阅世[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3]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5卷（诗文）[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4]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3卷（书信）[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5]周武.张元济： 书卷人生[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6]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7]张荣华.张元济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8]严复.严复全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鲁东大学 山东 烟台 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