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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排山倒海般的进攻，胜利的曙光已经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及他的战友们，开始高瞻远瞩地考虑革命胜利后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了。建国以后，如何得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承认和支持，是当时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访苏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访苏的愿望。斯大林表示赞同，认为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还明确地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宣布成立后，苏联政府将立即予以承认。刘少奇此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日后毛泽东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斯大林履行了诺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握住秘书的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即发来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至今健在的苏联著名汉学家外交学齐赫文斯基，亲身经历了中苏建交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笔者曾就此对他进行过采访。他回忆说，1949年9月底，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这个时候，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他，周总理要他等一下，有封信要交给他。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便拿来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齐赫文斯基读后，立即译成俄文，并通过领事馆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的关系，收到他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斯大林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国建交。10月2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了中方。
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并昭告全世界，这无疑是对新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10月2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一时不知所措。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看到他如此激动，还是第一次。10月3日，周恩来正式复电苏联，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
中苏建交是两国关系迈出的第一步。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同时又面临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与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中苏刚建交，毛泽东便立刻着手作访苏的准备工作。在与斯大林电报往来中，斯大林履行了他的第二个诺言，即邀请毛泽东访苏。于是，1949年11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12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毛泽东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周恩来亲自布置警备
准备工作就绪后，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踏上了赴苏的旅途。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毛泽东此次访苏，准备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之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美英苏三国签署雅尔塔协定之后的产物。雅尔塔协定是三大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如何适应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为毛泽东此次出访准备了很有特色的礼物，包括一些土特产，如山东的大白菜、莱阳梨、大葱、萝卜，河北鸭梨、雪梨，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由于刚刚解放，如何保卫毛主席出访的安全，是重中之重需要考虑的问题。临行前，斯大林也曾电告中方“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周恩来亲自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主席马上就要动身了，公安部队要全力以赴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事关重大，维系着国家的安危，罗、杨已经忙得好几天没有合眼了。按计划经过的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镇反工作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了，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也缺乏经验，沿途还有众多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加上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危险性绝不可低估。
出发之前，罗瑞卿向周恩来报告，已经对沿线铁路警卫的部队进行了严格审查，参加警卫的公安部队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专列已经全面检修，并派部队工兵用雷达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探测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指示说，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都要为专列设代号，公安部的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为专列规定为9002。第二，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从北京出发，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保卫工作由公安部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各项准备工作要尽快就绪，专列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
1949年12月6日，北京被一场大雪装扮得银装素裹。毛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员话别。上午8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公安部队沿铁路早已经开始警卫执勤，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密切地巡视着四面八方。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经验丰富的老英雄，专车开得又快又稳。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罗瑞卿亲自随车警卫。每到一站，他都要下车检查一次，并及时与前方保持联系。
严密的防范并不是多余的。将近60年过去了。从已解密的档案中，人们可以看到，针对毛泽东的首次出访，国民党特务机构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他们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企图在列车运行中暗杀毛泽东。特务头子毛人凤曾经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他声称，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国民党特务为了暗害毛泽东，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过炸药。大兴安岭隧道于1903年建造完成，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公安部队增加了很多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12月的大兴安岭天寒地冻，为保证专列安全通过，战士们在隧道的两端挂上棉被，防止隧道顶壁的水滴落下来结冰而妨碍列车通过。就在专列经过的那天出现了敌情。当时，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正在清除，突然从山上打来冷枪，将一个战士打伤。部队立即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干警的努力，最终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专列平安地通过大兴安岭隧道。据说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对毛人凤大发了一顿脾气。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比我想像的还要年轻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顺利抵达莫斯科北站（即雅拉斯拉夫火车站）。由于苏方的精心安排，当专列徐徐开进车站时，车站的大钟正好敲响第十二下。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等领导人上车慰问，迎接毛泽东。因为天气寒冷，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欢迎仪式。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领导人绕行一圈即可，无须答礼。毛泽东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欢迎仪式后，毛主席来到斯大林在郊区的一个别墅下榻。这里原是斯大林卫国战争时期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
当天晚上，斯大林就在克林姆林宫的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在一般情况下，斯大林从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但这一次，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和信任，他破例率领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在门口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两位伟人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斯大林一边握手，一边仔细地端详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比我想像的还要年轻，容光焕发。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这时小客厅的气氛十分热烈感人。大家围站在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没处说……。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马上插话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全部讲出来。从历史上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曾给予过热情支持，但也作过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不赞成中共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斯大林又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
会谈正式开始后，只有师哲一人作翻译。这是苏方一种友好的安排，表示对中国同志的信任和尊敬。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涉及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以及毛选出版等诸项问题。两位伟人的第一次会面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师哲后来回忆说，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他再三问毛泽东：你这一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对此谨慎地回答：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这是一句充满了哲理和幽默的话。但如果直译出来，对方肯定不会理解。于是，师哲在翻译时作了适当的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尽管如此，苏联同志还是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至5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5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这是毛泽东到苏联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即争取重签新约以取代旧约，也正是他对斯大林所讲“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真正含义。但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宣布保留1945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
对斯大林的这一番话，毛泽东婉转地作出了回应。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紧接着，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则回避说：这个问题还是由你们决定吧。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毛泽东于是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在刘少奇访苏时实际上已经谈妥，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斯大林痛快地说：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表示同意。至此，会议暂告一段落。
毛泽东不满地说：我现在一天只干三件事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13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贺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在毛主席发表贺词之后，斯大林马上和他握手，把大会团结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坐在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也高兴地向观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这时，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非常成功。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苏方对实质问题却避而不谈。这使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毛泽东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与斯大林举行预定的会见，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曾在第二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这次会谈长达5个半小时，到凌晨5时才结束。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此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涉及越南、日本、印度、西欧等国。斯大林在会谈中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含糊地表示“以不来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各国代表团在参加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活动后，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只有毛泽东还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很关心毛泽东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要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有一次甚至亲自给师哲打来电话，想了解毛泽东的想法。但斯大林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来的，寄予很大希望。但没有想到在签约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受到如此的冷遇。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一天只干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毛泽东的这些话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师哲回忆说，柯瓦廖夫和费德林走后，毛泽东的情绪很好，高兴地对他说，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就是想让他们向斯大林反映我们的不满。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缅甸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12月30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际上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思考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谈，是最重要的外事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毛泽东访苏十多天来，没有消息报道双方的谈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因此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谣传。如何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着急。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提出，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来的目的。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显示出王稼祥的足智多谋。经双方协商后，毛泽东在1950年1月2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答记者问”发表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谣传不攻自破。同时，它的发表也表明斯大林的态度正在变化，开始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的问题了。
签约问题峰回路转。毛泽东一行踏上归途
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和毛泽东谈话，询问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谈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2、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确定后两个方案，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斯科。听完以后，莫洛托夫马上表示：第一个方案好，周恩来可以来。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送他们走后，毛泽东当天晚上即致电中共中央把情况作了通报，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为了调剂毛泽东的生活，师哲找来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等。在一次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师哲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得知周恩来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毛泽东北上列宁格勒参观，先后去了喀琅施达特要塞、基洛夫机器制造厂、艺术馆、阿夫乐尔巡洋舰，欣赏了芭蕾舞，1月17日返回莫斯科。
1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3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第三次与斯大林会谈。
毛泽东首先发言。他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它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与前两次会谈相比，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提出，尽管他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但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修改的原因在于旧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投降，形势发生了变化，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同时，斯大林对旧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也不再回避，指出要废除或修改。其坦率的举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为了使新的条约区别旧约，中方提议可在原来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苏方也接受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低，所以，有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就不会显矮了。
签字仪式的当晚，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夫妇的名义在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此前，毛泽东对斯大林说：今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希望你能莅临。斯大林笑着回答：我历来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这已经成了惯例。但这一次，我们在政治局进行了讨论，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允许我出席你们的宴会。毛泽东关心地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斯大林则回答：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宴会定于晚上9时进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到门口迎接客人。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拥抱时，整个大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不仅外宾，就连许多苏联的高级干部也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都惊呆了。掌声和欢呼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止。酒会开始后，周恩来首先致词。他发言时并未拿稿子，但2000多字的祝酒词与原稿说得一字不差。斯大林致答词。他高兴地说，今天的场面热闹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频频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身体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泽东饯行。2月17日，毛泽东登上回国的专列，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之行。启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统计，亲自为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纪念品。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站在冰天雪地里诚挚地为中国领导人送行，许多人还流下了眼泪。师哲不得不请求下车，代表领导人安慰他们并再次表示感谢。毛泽东、周恩来以他们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了所有苏联人的敬重和爱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在火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列车启动，毛泽东、周恩来挥手告别，踏上了归程。
1950年3月4日晚，专列安抵北京，受到政府和各党派负责人的热烈迎接。毛泽东首次出访前后共计近3个月，是他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意义重大。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曾经谈到这个条约，他说：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就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建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访苏的愿望。斯大林表示赞同，认为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还明确地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宣布成立后，苏联政府将立即予以承认。刘少奇此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日后毛泽东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斯大林履行了诺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握住秘书的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即发来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至今健在的苏联著名汉学家外交学齐赫文斯基，亲身经历了中苏建交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笔者曾就此对他进行过采访。他回忆说，1949年9月底，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这个时候，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他，周总理要他等一下，有封信要交给他。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便拿来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齐赫文斯基读后，立即译成俄文，并通过领事馆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的关系，收到他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斯大林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国建交。10月2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了中方。
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并昭告全世界，这无疑是对新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10月2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一时不知所措。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看到他如此激动，还是第一次。10月3日，周恩来正式复电苏联，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
中苏建交是两国关系迈出的第一步。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同时又面临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与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中苏刚建交，毛泽东便立刻着手作访苏的准备工作。在与斯大林电报往来中，斯大林履行了他的第二个诺言，即邀请毛泽东访苏。于是，1949年11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12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毛泽东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周恩来亲自布置警备
准备工作就绪后，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踏上了赴苏的旅途。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毛泽东此次访苏，准备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之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美英苏三国签署雅尔塔协定之后的产物。雅尔塔协定是三大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如何适应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为毛泽东此次出访准备了很有特色的礼物，包括一些土特产，如山东的大白菜、莱阳梨、大葱、萝卜，河北鸭梨、雪梨，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由于刚刚解放，如何保卫毛主席出访的安全，是重中之重需要考虑的问题。临行前，斯大林也曾电告中方“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周恩来亲自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主席马上就要动身了，公安部队要全力以赴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事关重大，维系着国家的安危，罗、杨已经忙得好几天没有合眼了。按计划经过的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镇反工作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了，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也缺乏经验，沿途还有众多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加上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危险性绝不可低估。
出发之前，罗瑞卿向周恩来报告，已经对沿线铁路警卫的部队进行了严格审查，参加警卫的公安部队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专列已经全面检修，并派部队工兵用雷达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探测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指示说，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都要为专列设代号，公安部的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为专列规定为9002。第二，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从北京出发，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保卫工作由公安部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各项准备工作要尽快就绪，专列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
1949年12月6日，北京被一场大雪装扮得银装素裹。毛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员话别。上午8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公安部队沿铁路早已经开始警卫执勤，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密切地巡视着四面八方。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经验丰富的老英雄，专车开得又快又稳。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罗瑞卿亲自随车警卫。每到一站，他都要下车检查一次，并及时与前方保持联系。
严密的防范并不是多余的。将近60年过去了。从已解密的档案中，人们可以看到，针对毛泽东的首次出访，国民党特务机构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他们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企图在列车运行中暗杀毛泽东。特务头子毛人凤曾经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他声称，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国民党特务为了暗害毛泽东，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过炸药。大兴安岭隧道于1903年建造完成，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公安部队增加了很多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12月的大兴安岭天寒地冻，为保证专列安全通过，战士们在隧道的两端挂上棉被，防止隧道顶壁的水滴落下来结冰而妨碍列车通过。就在专列经过的那天出现了敌情。当时，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正在清除，突然从山上打来冷枪，将一个战士打伤。部队立即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干警的努力，最终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专列平安地通过大兴安岭隧道。据说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对毛人凤大发了一顿脾气。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比我想像的还要年轻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顺利抵达莫斯科北站（即雅拉斯拉夫火车站）。由于苏方的精心安排，当专列徐徐开进车站时，车站的大钟正好敲响第十二下。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等领导人上车慰问，迎接毛泽东。因为天气寒冷，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欢迎仪式。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领导人绕行一圈即可，无须答礼。毛泽东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欢迎仪式后，毛主席来到斯大林在郊区的一个别墅下榻。这里原是斯大林卫国战争时期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
当天晚上，斯大林就在克林姆林宫的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在一般情况下，斯大林从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但这一次，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和信任，他破例率领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在门口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两位伟人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斯大林一边握手，一边仔细地端详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比我想像的还要年轻，容光焕发。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这时小客厅的气氛十分热烈感人。大家围站在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没处说……。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马上插话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全部讲出来。从历史上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曾给予过热情支持，但也作过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不赞成中共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斯大林又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
会谈正式开始后，只有师哲一人作翻译。这是苏方一种友好的安排，表示对中国同志的信任和尊敬。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涉及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以及毛选出版等诸项问题。两位伟人的第一次会面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师哲后来回忆说，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他再三问毛泽东：你这一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对此谨慎地回答：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这是一句充满了哲理和幽默的话。但如果直译出来，对方肯定不会理解。于是，师哲在翻译时作了适当的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尽管如此，苏联同志还是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至5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5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这是毛泽东到苏联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即争取重签新约以取代旧约，也正是他对斯大林所讲“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真正含义。但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宣布保留1945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
对斯大林的这一番话，毛泽东婉转地作出了回应。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紧接着，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则回避说：这个问题还是由你们决定吧。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毛泽东于是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在刘少奇访苏时实际上已经谈妥，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斯大林痛快地说：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表示同意。至此，会议暂告一段落。
毛泽东不满地说：我现在一天只干三件事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13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贺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在毛主席发表贺词之后，斯大林马上和他握手，把大会团结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坐在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也高兴地向观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这时，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非常成功。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苏方对实质问题却避而不谈。这使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毛泽东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与斯大林举行预定的会见，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曾在第二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这次会谈长达5个半小时，到凌晨5时才结束。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此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涉及越南、日本、印度、西欧等国。斯大林在会谈中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含糊地表示“以不来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各国代表团在参加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活动后，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只有毛泽东还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很关心毛泽东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要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有一次甚至亲自给师哲打来电话，想了解毛泽东的想法。但斯大林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来的，寄予很大希望。但没有想到在签约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受到如此的冷遇。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一天只干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毛泽东的这些话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师哲回忆说，柯瓦廖夫和费德林走后，毛泽东的情绪很好，高兴地对他说，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就是想让他们向斯大林反映我们的不满。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缅甸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12月30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际上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思考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谈，是最重要的外事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毛泽东访苏十多天来，没有消息报道双方的谈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因此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谣传。如何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着急。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提出，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来的目的。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显示出王稼祥的足智多谋。经双方协商后，毛泽东在1950年1月2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答记者问”发表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谣传不攻自破。同时，它的发表也表明斯大林的态度正在变化，开始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的问题了。
签约问题峰回路转。毛泽东一行踏上归途
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和毛泽东谈话，询问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谈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2、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确定后两个方案，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斯科。听完以后，莫洛托夫马上表示：第一个方案好，周恩来可以来。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送他们走后，毛泽东当天晚上即致电中共中央把情况作了通报，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为了调剂毛泽东的生活，师哲找来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等。在一次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师哲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得知周恩来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毛泽东北上列宁格勒参观，先后去了喀琅施达特要塞、基洛夫机器制造厂、艺术馆、阿夫乐尔巡洋舰，欣赏了芭蕾舞，1月17日返回莫斯科。
1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3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第三次与斯大林会谈。
毛泽东首先发言。他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它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与前两次会谈相比，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提出，尽管他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但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修改的原因在于旧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投降，形势发生了变化，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同时，斯大林对旧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也不再回避，指出要废除或修改。其坦率的举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为了使新的条约区别旧约，中方提议可在原来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苏方也接受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低，所以，有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就不会显矮了。
签字仪式的当晚，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夫妇的名义在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此前，毛泽东对斯大林说：今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希望你能莅临。斯大林笑着回答：我历来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这已经成了惯例。但这一次，我们在政治局进行了讨论，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允许我出席你们的宴会。毛泽东关心地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斯大林则回答：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宴会定于晚上9时进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到门口迎接客人。当斯大林步入宴会厅，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拥抱时，整个大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不仅外宾，就连许多苏联的高级干部也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都惊呆了。掌声和欢呼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止。酒会开始后，周恩来首先致词。他发言时并未拿稿子，但2000多字的祝酒词与原稿说得一字不差。斯大林致答词。他高兴地说，今天的场面热闹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频频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身体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泽东饯行。2月17日，毛泽东登上回国的专列，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之行。启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统计，亲自为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纪念品。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站在冰天雪地里诚挚地为中国领导人送行，许多人还流下了眼泪。师哲不得不请求下车，代表领导人安慰他们并再次表示感谢。毛泽东、周恩来以他们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了所有苏联人的敬重和爱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在火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列车启动，毛泽东、周恩来挥手告别，踏上了归程。
1950年3月4日晚，专列安抵北京，受到政府和各党派负责人的热烈迎接。毛泽东首次出访前后共计近3个月，是他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意义重大。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曾经谈到这个条约，他说：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就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建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