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本名杨季康，钱钟书的夫人，生于1911年7月17日，祖籍江苏无锡，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女士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先生的为文为人，有点像淡水太阳，镇静而恒久。“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句话，很可以概括她的风度。
　　纤细而坚强
　　她的娴雅可从文章里读出来。多年前读《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6年），仍记得小引中说：“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下的小穿插。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说是水落石出。这次运动也如同历次运动，都少不了三种人……如果一定要记，有人会记愤，有人会记愧。一般群众会惭愧自己糊涂，随着大伙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惭愧自己怯懦，虽知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是对运动不积极参加罢了。”它至少可以做一个参照，使人窥见从政治阴霾底下九死一生、穿越而出的人物所经历过的凶险，所遭遇过的苦难，所存留的伤痕。人们都说她的“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保留了忧而无伤的文风。我却看见书中，历史的巨浪大浪淘沙，她始终如一棵临渊的树。
　　记得翻译家叶廷芳说，在干校的时候，他与杨绛在一个生产队。可以想见，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之下，可谓人人自危。当时，杨的女婿自杀，她却并无表露，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甚至脸上也看不出惶恐的神色。她这个人似乎有着超人的镇定与安稳的功力。叶廷芳说在一次批斗会上，对于造反派的战斗檄文和陈述罪状，其他几位都低头认罪，台下挥拳呐喊，她却居然抬起头来，脸都涨红了，一面跺脚一面道：“不是那样——就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就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令人着实为她捏了一把汗。
　　她这个人，究竟是擅忍还是擅勇呢？
　　或许真的勇猛，并非大张旗鼓，而是在基本的真相面前，不随众，不从俗，对自己的内心不离不弃，不因利益而扭曲内心，也不因威压而出卖灵魂，乃至愿意冒任何的代价，保留一份纯与真。勇敢的瞬间，如同在激流中截流，虽短如一瞬，却惊心动魄。她倒让人想起张爱玲笔下《十八春》里的顾曼贞，“纤细而坚强，正如她的为人。”
　　《杂忆与杂感·杨绛散文》（三联书店，1994年）这本小书，收录了忆旧、拾遗两部分。其中耐人寻味的一段，是说到她妹妹杨必（即阿必）：
　　“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有‘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
　　书中这样说——阿必是小圆鼻头。于是阿七（杨绛的另一个妹妹）画了一幅画，一面笑道：“鸭蛋其脸，大圆其耳，小圆其鼻，薄阔其嘴……”阿必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又“哇”地哭起来。以后逢画必哭。忽有一次，阿必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时，夺过笔，在脸上画了许多点子，大声说：“皮蛋其脸！”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杨绛道：“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这样看来，她或许也是崇尚祛除骄娇二气、可将自己作为嘲讽对象以幽之一默的。这是她养心法之一。
　　在她95岁以后，极少见客人。季羡林曾说：“不要去打扰老太太。对她最好的尊重，是给她安宁。”她一贯淡泊与出世，婉拒是她的必修功课。
　　睿智而淡泊
　　2005年，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诞辰400周年。忽有人对杨绛先生翻译的《唐吉诃德》译本提出异议，话也说得有失尊重。她自然不会开口，学界却为她鸣不平。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杨绛文集》中，收录了杨绛先生《记我的翻译》一文。文章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谈到了翻译《唐吉诃德》的前前后后，也谈到了另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过程，也正巧谈到她的翻译观。我想，或许对该文的摘编也是给不敬之言的一种间接回应。于是通过其法律顾问吴学昭引见，电话直接打到杨绛先生家里。
　　“你说话一定要大声啊！”阿姨先在电话里叮嘱我。然后传来她的声音：“我现在快成一个聋子了。”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很稳。我说明意图。她说：“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可以借书给你。”
　　杨绛先生北京三里河的家，可谓闹中取静。夏季里最热的一天，我一路驱车，神思纷乱，可以想象是多么的不堪。但在敲门的一刻，人忽然从内到外安静下来。
　　她穿浅色的棉布衬衫，安静，友善，走路很轻。引我到客厅沙发，吩咐阿姨倒茶。她营造了一种妥帖舒适的氛围，也以沉默和微笑回答我的来意：“我知道你对我好。我耳朵听不太清楚。可戴上助听器，耳边又像是打雷。不过我们可以笔谈。”我瞥见一只铅笔和一张白纸就平放在茶几上，是她早预备好的。
　　在喝茶的间歇，她忽起身回房，搬出几本厚厚的《杨绛文集》，回身坐下。可是嫌茶几距沙发太远了，居然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忽然发力猛地拉动茶几。然后在我惊讶的目光下，准确地翻到《杨绛文集》第67页，指示我注意。她神思清晰，动作敏捷。这一年她96岁，我简直不能相信她的年龄。
　　“你读过的《我与〈吉尔·布拉斯〉》一文，是不是摘自这里？”她大致说了，在《记我的翻译》一文里，哪些部分是关于《吉尔·布拉斯》的，哪些部分是关于《唐吉诃德》的。她用铅笔一一做了注释。从哪起，到哪止，删减什么，接续到哪里。还在一些名称下面画了横线。听不清楚的话，都写在纸上对谈。她的谈话语句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并且我相信，她的反应一点不比我慢。就在我想拿出相机之前，她忽然笑问：“能不能求你件事——今天你只是小朋友，不照相，好不好？”
　　我的礼物，其实她已准备好了——一枚三联书店特制的《我们仨》书签，上有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钱媛女士三个人的印章。其中一张照片是三人合影。“那是1950年清华校庆日的清华大学宿舍。当时我们住在清华，和林徽因是邻居。”她笑道：“我抱的小猫刚满月，这双皮鞋的皮子是很好的。”
　　我把原文更名为《我与钟书的翻译往事》予以刊发。文中说：“我问钟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他的话安了我的心。”文中她自谦道：“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其中涉关重译《堂吉诃德》的来龙去脉，或许对陈明真相有所助益。
　　我以为，修炼与涵养，固然使她睿智和淡泊。但淡泊归淡泊，她对于学术还是认真的。她不会主动出面解释什么，但如果机会适宜，她显然还是愿意陈明情况的。她的头脑非常清晰，也并不因为自己的年龄而放弃申明的权利。
　　我后来又去过她家。那天刚巧三联书店《我们仨》姊妹篇《我们的钱媛》一书出版，早自三联书店听过，却在她这里首见。在她的书桌上，她翻开扉页，用笔慢慢地写下来：“徐——虹”，再往下写，却是“小”字——我当时呆了一呆。结果她写的字，是“徐虹小友存念”。阿姨在一旁说，杨先生真是给足面子了，我心里当然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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