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派出了自己的第一批驻外大使。虽然他们肩负的使命是相同的，但赴任的方式却各不相同。首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乘坐吉普车，顶着仲夏的热浪，颠簸了三天三夜后抵达中蒙边界。而新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飚，则享受了乘坐皇家六乘马车的高规格礼遇。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向各国政府发出了第一份公函，表明中国政府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愿望。随即，苏联等国相继宣布承认新中国。与此同时，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建设也在积极进行。
　　
　　外交官的三个来源
　　
　　按照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新中国的外交要割断同国民党旧外交的一切联系，从外交部设立机构、组建外交队伍，到任命大使和在外国建立大使馆，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根据中央对外交队伍的要求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外交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原中央外事组及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有相当的外事经验，文化水平也比较高，而且大部分人都懂外文。他们当中有曾任外交部首任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和前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
　　第二是从解放军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军委直属机关和各军区挑选的骨干分子。这些同志虽然缺少外交经验，但他们长期从事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充分运用到外交斗争的实践中，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带到外交队伍中来。这部分人应该是外交队伍的骨干力量。
　　第三是从大学里选拔一些青年学生，他们有热情、懂外文，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从人员数量和比例来说，则以从解放军部队来的干部为主体。
　　当时，外交部制定了驻外使领馆外交官等级配备计划，大使和公使由兵团级或军级（部级或司级）干部担任；公使衔参赞、一等参赞、公使衔总领事由军级或师级（司、处级）干部担任；二等参赞、总领事、一等秘书由师级或团级（处、科级）干部担任。
　　从审批和任命程序来说，大使、公使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公使衔参赞、公使衔总领事、总领事、副总领事、参赞由政务院任免，一秘、领事部主任等由总理批准任免，二秘以下外交官由外交部任免。
　　除了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外，从１９５０年５月到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任命了１４位大使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所以被称为“将军大使”。首批将军大使为：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公使耿飚、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驻缅甸大使姚仲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驻波兰大使彭明治、驻匈牙利大使黄镇、驻朝鲜大使倪志亮、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驻民主德国使团长姬鹏飞、驻蒙古大使吉雅泰、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驻印尼大使王任叔、驻瑞士公使冯铉、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
　　
　　乘吉普车赴任的大使
　　
　　经过认真的准备之后，“将军大使”们以他们独特的风采迈出国门，走上国际外交舞台。
　　那个年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将军大使”们赴任时，有的乘火车，有的乘可载２０来人的小飞机，还有的乘轮船，而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则是乘吉普车赴任的，这在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１日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为了能赶在此前到任，中央要求吉雅泰大使尽快启程。然而，吉雅泰患有高血压，医生检查后建议他不要乘坐飞机。而此时由北京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尚未铺设好，所以惟一可以选择的只能是从陆路乘汽车赴任。计算过路上所需的时间，中央决定吉雅泰７月５日启程。
　　启程当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吉雅泰大使谈话。周恩来首先询问了吉雅泰赴任的准备工作情况，介绍了外交工作的有关方针，提醒吉大使要注意学习兄弟国家的长处，搞好调查研究。谈话的最后，周恩来关切地叮嘱道，蒙古是苦地方，吃的是牛羊肉，风雪又大，对艰苦的环境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经得住艰苦条件的考验。
　　告别了周恩来之后，吉雅泰及部分随行人员搭乘两辆吉普车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发。此时正值盛夏酷暑，汽车迎着热浪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前行。
　　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吉雅泰大使一行到达中蒙边界。这时蒙方派了外交部东方司司长、礼宾司副司长及东戈壁省省长前来迎接吉雅泰大使，并设宴招待。一路劳顿的中国外交官经过几天的风餐露宿后终于吃上了一顿像样的饭菜。稍事休息后，吉雅泰大使等换乘蒙方提供的汽车继续赶路。
　　在还剩下一天的路程时，蒙外长特派他自己的座车前来迎接这位新中国的大使。
　　７月９日中午１２点，吉雅泰大使一行终于安全抵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随后，吉雅泰大使立即与蒙古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的有关事项，第二天就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曼曾迪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书。
　　
　　乘皇家马车递交国书
　　
　　在外交活动中，大使到任是一件正式而非同小可的大事，一般情况下会由驻在国外交部的礼宾官员到机场、车站或码头迎接，政府高官出面的很少。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也制定了一个接待各国使节办法的草案。其中特别区分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待不同国家的使节要采取不同的礼宾礼仪。
　　草案规定，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大使，在他们入境时，由外交部派驻入境处的联络官和当地外事处负责人一起前往迎接，并安排专车或定好机位，一路陪同大使来京。大使到京后，由外交部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交际处处长、北京市副市长、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前往迎接。像欢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的那种场面实在是一次破例，而且仅此一次（此内容将另文介绍，敬请关注）。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礼遇就要相差许多。一般情况是在入境口岸给予适当的外交礼遇，出面迎接的官员级别也比较低。在他们抵达北京的时候，由外交部交际处处长前往迎接，如果是公使抵京，则由交际处科长出面。
　　作为一项高规格的礼宾活动，当时世界各国呈递、接受国书的做法不尽相同。
　　欧洲一些君主立宪国家，呈递国书的仪式仍延袭着几百年前形成的古典风格，隆重而繁琐，但处处细节体现出周道的礼仪。新任使节要在身穿盔甲的宫廷侍卫的保护下，乘六乘马车前往王宫。
　　新近解密的中国外交档案对这类事件多有细腻的描述。新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飚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递交国书时，就曾经历了这样隆重的场面。
　　乘皇宫之马车，大使乘正礼车（六马），交际司长陪坐于左，副礼车（两马）三，我使馆参礼官员乘坐，每车二人（内翻译一人），未悬挂两国国旗。
　　礼车至皇宫门前停止，礼宾司长陪大使入宫，典礼局长迎于皇宫门内，侍从迎于第一接待室，枢密大臣迎于第二接待室，均由礼宾司长介绍大使一一握手，其余参礼人员按次序随大使之后。
　　大使入皇宫门时，军乐队奏进行曲，两旁皇家卫队行持枪礼。
　　至第二接待室后，枢密大臣奏请皇太子，经允许接见后，即开参礼室门，由礼宾司长与枢密大臣引大使入内，礼宾司长与枢密大臣当即退出参礼室，大使先向皇太子致意，呈递国书后，落座谈话。
　　当然，自从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之后，大多数的国家还是采取外交部礼宾官乘礼车到大使馆迎请大使，并陪同大使至总统府或其他呈递国书的地点。
　　乘汽车也有礼宾方面的讲究。有的国家是安排普通汽车，也不插国旗；有的国家是用国家元首的私人汽车接送新任大使，并在车上悬挂两国国旗以显示一种特殊的礼遇。像当时中国驻朝鲜、印尼、捷克等国大使递交国书时，都是乘坐元首的专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