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清末民初的浪潮下，国家在经历经济、社会、文化的革新时，内陆城市成都的日常生活有多大程度的改变，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来研究当时的成都的城市文化变迁，以及背后的政治经济变迁。
关键词：成都；城市文化；公共空间
作为成都的一个典型公共空间，茶馆是观察人们日常生活的窗口。茶馆是成都小商业的代表，不仅是各个社会阶层闲谈、娱乐的空间，也是各种各样人群的工作场所，还是一些人参与公共政治的地方。它是人们进行交流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变革的预示者。作者带着三个最基本的问题进入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而贯穿全文的主线是：独特的城市文化对现代化的统一模式的抵抗，国家在茶馆生活中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茶馆》里的微观世界
一是茶馆与社会，即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二是茶馆与经济，研究了作为小商业的茶馆及其经营。三是茶馆与政治，考察了茶馆在公共政治中的角色。
作者在序言里明确提到本书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新文化史的重要取向是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方法，本书选取茶馆作为研究对象，其实关怀的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作者努力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眼光关注大众的历史。通过社会记忆构筑出一幅丰富多彩的成都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画卷。
（一）“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的社会文化史
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茶馆的社会文化史，重点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茶馆里的活动、茶馆与公共生活的关系。讨论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茶馆的魅力，人们为什么去茶馆，何种人去茶馆，以及各色人等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茶馆文化。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茶馆联系着街道和邻里，成为一个公共舆论、公共交往的舞台。同时成都茶馆也是一个娱乐中心，民间艺人各种曲艺在茶馆上映，地方戏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被改良精英和政府所察觉，随之而来是试图控制和改良地方戏的种种举措。
（二）小商业的生存与斗争——茶馆的经济文化史
第二部分则是将焦点转移到茶馆本身，探讨茶馆这个实体的经济文化史，作者以在成都档案馆发现的大量史料作支撑展开论述。这些关于茶馆的资料，散布在各种商业管理机构中，比如商会、城市管理者等，很少有人注意到。而这些机构、人员，提供了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包括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例如，从征税记录，作者推知茶馆规模、销售量、人流量等。而从当地警察的某些记录中，也可以查到各种社会事件，比如争执、打架等，而这些宝贵的资料则可以从更细微的角度去研究当时成都的城市文化，以及经济变迁。
作者通过茶馆的经营、茶馆公会、堂倌这三个视野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茶馆的开办资金、集资、经营管理、税务负担、环境卫生、茶馆同行会和国家的关系、茶馆工人等情况。这些描述为我们详细重现了作为小商业的茶馆成长发展的历程，以及茶馆的坚韧性和脆弱性，在战争、政治动乱、经济危机、社会演化中如何艰难斗争并生存下来，显示了茶馆旺盛的生命力。另外，在堂倌这一章节，作者考察了茶馆工人和顾客的各种关系，男堂倌和女茶客之间的冲突，人们对茶馆工人的态度和看法，分析了工会怎样保护其会员和解决内部纠纷。
（三）“茶壶里的风波”——茶馆的政治文化史
第三部分重点考察社会冲突、地方政治怎样影响茶馆、茶馆生活和茶馆文化的，以及精英改良者是如何影响甚至控制茶馆。在茶馆“吃讲茶”作为一种普遍的工具，起着类似“民间法庭的作用”，也是地方精英在地方社區建立他们的影响和主导权的表现。地方秘密社会的首领“袍哥”往往选择茶馆作为公口，在茶馆“摆茶碗阵”、吟诗等行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话语体系，“袍哥”经常是“茶馆讲理”的调解人，作者认为在传统成都，通过“吃讲茶”“茶馆讲理”，在上诉到法律之前，茶馆承担了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反映了地方社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以及地方精英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在第九章中作者描述了茶馆里的社会冲突和混乱，从简单的为了生存引发的口舌之争到暴力和谋杀。虽然政府试图维护公共秩序但其控制暴力的能力有限，相反政府以维护公共秩序的名义，控制了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第十章揭示精英、民众以及国家怎样利用茶馆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茶馆宛如一个千变万化的政治万花筒，平民政治、精英政治和国家政治相互影响，此消彼长。
二、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
在《跨出封闭领域》一书中，作者是在相对宏观的视野中考察成都的现代化历程，《街头文化》的考察角度与此前的不同，《茶馆》一书中作者在众多街头文化中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茶馆作为地方文化的代表，探讨了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作者写作本书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而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退信能的国家文化的统一模式。[1]很明显，作者对以茶馆为代表的传统地方文化怀有溢美之情，而对于现代化则是审视和批判的眼光。
然而有评论者指出作者对传统文化带有深切的理解之同情，因此在写作中可能会有主观的偏见，“基于这样一种情感方式，作者对现代化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精英多有批评，而对成都茶馆世界所象征的传统生活不吝赞美。问题在于，这种看似分明的价值立场却必须面对历史自身的含混，从而就导致作者的立场显得暧昧。……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是不是可以这样泾渭分明地区隔，二者之间有没有复杂的挪用、穿插和互动关系？现代化是不是必然就是一种对于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的宰制和压抑，它所蕴涵的自由多元的政治价值是不是也可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地方性的文化系统，并使它的存在和扩展能够获得一种更充足的正当性理由？”[2] 这也是我在读完本书存疑的地方之一，近代以来国家所推行的现代化同一模式未必全是对传统的改造，再次，传统文化中并非全部是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美好的情景，“总有一些马想回到古代，总有一些人会想念默片”这种幽古的情怀也只适合文艺作品的感慨吧。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模式也不能拿来分析权利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对此疑惑王笛教授也有相关解释，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在回应“所失去的世界是否想王笛所描绘的那么迷人”的疑问时，解释道之所以把成都街头文化描绘成浪漫的图景，是作者强烈现实关怀的情绪流露。面对被“现代化”的成都，“我只好通过这本书从一个侧面来重构这个已经消失的城市，来寄托对这个古都的怀念”[3]。而且作者指出，他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趋于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中对现代化也是赞誉有加的。因为研究视角不同，造成对现代化的不同体认。
对比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上海的日常生活》，我感觉两本书中都有一个对现代化的反思，卢汉超在《霓虹灯外》也试图说明，即使在上海这样被认为近代化非常成熟的大都市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仍然保留许多传统性的因素在，并不是我们通常认知中近代化程度非常高，民众的生活逻辑受现代化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上海是否成了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异类值得我们深究，从两本书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点：传统的韧性和延续性，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国家——社会，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是海外中国研究在20世纪末兴起的一种“中层理论”（参照杨念群《中层理论》），比较典型的有萧邦奇对浙江省的研究，使用“市民社会理论”审视知识分子群体的流动格局与走向对晚清政治变迁的影响。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试图证明中国汉口在19世纪已经存在公共空间。这一理论的使用引起了近代中国研究领域比较大的关注，当然也有许多批判和怀疑的声音。这牵涉到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不同解读，王笛在《茶馆》的中文版序中都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进行了解释和区分，他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并非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总是一个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4]作者在《街头文化》中对公共空间的解释是：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5]
作者置身“公共领域”是否能适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这一争论之外，“考察的是物质空间怎样演变成为一个社会空间，并赋予了政治的重要意义”。在《茶馆》中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提供了一个舞台，地方文化在这里上演丰富多彩的“剧目”，吸引无数观众的眼光，而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地方政府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想利用茶馆来上演自己的“剧目”，退而求其次也要努力改造原来的“剧目”以宣扬自己的主张。茶馆原来完全是一个物质的公共空间，地方政府力量的逐渐渗入改变了这一状态，茶馆的社会性和政治性逐渐加强。
参考文献：
[1][4]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5
[2]唐小兵.成都茶馆——抵抗现代化的桥堡[J].东方早报，2010，（07）.
[3][5]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9.
作者單位：
上海大学
关键词：成都；城市文化；公共空间
作为成都的一个典型公共空间，茶馆是观察人们日常生活的窗口。茶馆是成都小商业的代表，不仅是各个社会阶层闲谈、娱乐的空间，也是各种各样人群的工作场所，还是一些人参与公共政治的地方。它是人们进行交流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变革的预示者。作者带着三个最基本的问题进入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而贯穿全文的主线是：独特的城市文化对现代化的统一模式的抵抗，国家在茶馆生活中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茶馆》里的微观世界
一是茶馆与社会，即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二是茶馆与经济，研究了作为小商业的茶馆及其经营。三是茶馆与政治，考察了茶馆在公共政治中的角色。
作者在序言里明确提到本书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新文化史的重要取向是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方法，本书选取茶馆作为研究对象，其实关怀的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作者努力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眼光关注大众的历史。通过社会记忆构筑出一幅丰富多彩的成都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画卷。
（一）“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的社会文化史
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茶馆的社会文化史，重点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茶馆里的活动、茶馆与公共生活的关系。讨论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茶馆的魅力，人们为什么去茶馆，何种人去茶馆，以及各色人等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茶馆文化。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茶馆联系着街道和邻里，成为一个公共舆论、公共交往的舞台。同时成都茶馆也是一个娱乐中心，民间艺人各种曲艺在茶馆上映，地方戏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被改良精英和政府所察觉，随之而来是试图控制和改良地方戏的种种举措。
（二）小商业的生存与斗争——茶馆的经济文化史
第二部分则是将焦点转移到茶馆本身，探讨茶馆这个实体的经济文化史，作者以在成都档案馆发现的大量史料作支撑展开论述。这些关于茶馆的资料，散布在各种商业管理机构中，比如商会、城市管理者等，很少有人注意到。而这些机构、人员，提供了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包括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例如，从征税记录，作者推知茶馆规模、销售量、人流量等。而从当地警察的某些记录中，也可以查到各种社会事件，比如争执、打架等，而这些宝贵的资料则可以从更细微的角度去研究当时成都的城市文化，以及经济变迁。
作者通过茶馆的经营、茶馆公会、堂倌这三个视野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茶馆的开办资金、集资、经营管理、税务负担、环境卫生、茶馆同行会和国家的关系、茶馆工人等情况。这些描述为我们详细重现了作为小商业的茶馆成长发展的历程，以及茶馆的坚韧性和脆弱性，在战争、政治动乱、经济危机、社会演化中如何艰难斗争并生存下来，显示了茶馆旺盛的生命力。另外，在堂倌这一章节，作者考察了茶馆工人和顾客的各种关系，男堂倌和女茶客之间的冲突，人们对茶馆工人的态度和看法，分析了工会怎样保护其会员和解决内部纠纷。
（三）“茶壶里的风波”——茶馆的政治文化史
第三部分重点考察社会冲突、地方政治怎样影响茶馆、茶馆生活和茶馆文化的，以及精英改良者是如何影响甚至控制茶馆。在茶馆“吃讲茶”作为一种普遍的工具，起着类似“民间法庭的作用”，也是地方精英在地方社區建立他们的影响和主导权的表现。地方秘密社会的首领“袍哥”往往选择茶馆作为公口，在茶馆“摆茶碗阵”、吟诗等行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话语体系，“袍哥”经常是“茶馆讲理”的调解人，作者认为在传统成都，通过“吃讲茶”“茶馆讲理”，在上诉到法律之前，茶馆承担了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反映了地方社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以及地方精英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在第九章中作者描述了茶馆里的社会冲突和混乱，从简单的为了生存引发的口舌之争到暴力和谋杀。虽然政府试图维护公共秩序但其控制暴力的能力有限，相反政府以维护公共秩序的名义，控制了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第十章揭示精英、民众以及国家怎样利用茶馆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茶馆宛如一个千变万化的政治万花筒，平民政治、精英政治和国家政治相互影响，此消彼长。
二、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
在《跨出封闭领域》一书中，作者是在相对宏观的视野中考察成都的现代化历程，《街头文化》的考察角度与此前的不同，《茶馆》一书中作者在众多街头文化中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茶馆作为地方文化的代表，探讨了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作者写作本书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而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退信能的国家文化的统一模式。[1]很明显，作者对以茶馆为代表的传统地方文化怀有溢美之情，而对于现代化则是审视和批判的眼光。
然而有评论者指出作者对传统文化带有深切的理解之同情，因此在写作中可能会有主观的偏见，“基于这样一种情感方式，作者对现代化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精英多有批评，而对成都茶馆世界所象征的传统生活不吝赞美。问题在于，这种看似分明的价值立场却必须面对历史自身的含混，从而就导致作者的立场显得暧昧。……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是不是可以这样泾渭分明地区隔，二者之间有没有复杂的挪用、穿插和互动关系？现代化是不是必然就是一种对于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的宰制和压抑，它所蕴涵的自由多元的政治价值是不是也可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地方性的文化系统，并使它的存在和扩展能够获得一种更充足的正当性理由？”[2] 这也是我在读完本书存疑的地方之一，近代以来国家所推行的现代化同一模式未必全是对传统的改造，再次，传统文化中并非全部是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美好的情景，“总有一些马想回到古代，总有一些人会想念默片”这种幽古的情怀也只适合文艺作品的感慨吧。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模式也不能拿来分析权利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对此疑惑王笛教授也有相关解释，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在回应“所失去的世界是否想王笛所描绘的那么迷人”的疑问时，解释道之所以把成都街头文化描绘成浪漫的图景，是作者强烈现实关怀的情绪流露。面对被“现代化”的成都，“我只好通过这本书从一个侧面来重构这个已经消失的城市，来寄托对这个古都的怀念”[3]。而且作者指出，他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趋于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中对现代化也是赞誉有加的。因为研究视角不同，造成对现代化的不同体认。
对比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上海的日常生活》，我感觉两本书中都有一个对现代化的反思，卢汉超在《霓虹灯外》也试图说明，即使在上海这样被认为近代化非常成熟的大都市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仍然保留许多传统性的因素在，并不是我们通常认知中近代化程度非常高，民众的生活逻辑受现代化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上海是否成了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异类值得我们深究，从两本书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点：传统的韧性和延续性，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国家——社会，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是海外中国研究在20世纪末兴起的一种“中层理论”（参照杨念群《中层理论》），比较典型的有萧邦奇对浙江省的研究，使用“市民社会理论”审视知识分子群体的流动格局与走向对晚清政治变迁的影响。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试图证明中国汉口在19世纪已经存在公共空间。这一理论的使用引起了近代中国研究领域比较大的关注，当然也有许多批判和怀疑的声音。这牵涉到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不同解读，王笛在《茶馆》的中文版序中都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进行了解释和区分，他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并非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总是一个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它同时也是指物质空间……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4]作者在《街头文化》中对公共空间的解释是：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5]
作者置身“公共领域”是否能适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这一争论之外，“考察的是物质空间怎样演变成为一个社会空间，并赋予了政治的重要意义”。在《茶馆》中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提供了一个舞台，地方文化在这里上演丰富多彩的“剧目”，吸引无数观众的眼光，而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地方政府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想利用茶馆来上演自己的“剧目”，退而求其次也要努力改造原来的“剧目”以宣扬自己的主张。茶馆原来完全是一个物质的公共空间，地方政府力量的逐渐渗入改变了这一状态，茶馆的社会性和政治性逐渐加强。
参考文献：
[1][4]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5
[2]唐小兵.成都茶馆——抵抗现代化的桥堡[J].东方早报，2010，（07）.
[3][5]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9.
作者單位：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