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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末期以后，连续1000多年的敦煌石窟的开凿完全停止了。直到1996年，在莫高窟以西59公里外的党河峡谷中，再次响起了凿窟的斧锤声。
2005年清明节，旅日画家常嘉煌再次来到敦煌。他是来开凿新石窟的。
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三危山前看到万道佛光，于是四处化缘，开凿了敦煌莫高第一窟。此后，敦煌石窟持续开凿了10个朝代，历时1000多年。
莫高窟的最后一个洞窟开凿于公元1574年，也就是说，从元代末期以后，敦煌石窟的开凿就完全停止了。
1996年，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在敦煌党河峡谷开工。8年来，他每年都要在东京、北京、敦煌三地往返十几趟。
常嘉煌开凿现代石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的父亲是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因为生在敦煌，父亲给他起名嘉煌。
走进正在开凿的现代石窟，常嘉煌向我们介绍他正在进行的现代石窟创作。
常嘉煌：3号洞是净土窟，这是7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一个唐代壁画，现在已经成了日本的国宝。日本浅草寺的一个和尚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发愿要把这幅画画回来，还给中国。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坐标，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进行现代石窟的创作。
敦煌的守护神
在莫高窟对面的一座背山面水高高隆起的沙梁上，伫立着常书鸿的墓碑。他的坟茔，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
常嘉煌：我对敦煌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小时候放暑假很喜欢来敦煌，但看到我父母亲生活得那么苦，连喝的水都是成的。然后“文化大革命”又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提到敦煌，我就感到很恐怖，甚至跟地狱一样。我父亲跟我说，你看过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吗?我说看过。他说，我们所经历的比那还要恐怖。
对于“恐怖”的敦煌，常书鸿却倾其一生来保护，并深深眷恋着这个地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且希望儿子留在这里继续他的石窟梦。
20世纪40年代，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一次看到伯希和编的《敦煌石窟图录》，就被那精妙绝伦的敦煌壁画深深地震撼了(图1)。
是这惊鸿一瞥的瞬间，注定了常书鸿与敦煌的一世情缘。
已在世界画坛有所建树的常书鸿，由此抛下巴黎优裕的生活，携妻带子乘坐敞篷大卡车，颠簸一个多月来到了莫高窟。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勤管理人员范华对常书鸿记忆犹新。
范华：当时他三四十岁，很年轻，穿着西装。当时敦煌还没有穿西装的人，人们就围着他夫妇看，都说是中央来的。
常书鸿走进的第一个洞窟是第254号，洞里一幅北魏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讲述的是大车国国王萨垂那太子的故事：国王的3个王子，一次结伴出去游玩，见到7只刚出生不久的孤立无助的小虎正嗷嗷待哺。想到这些生命即将死去，萨垂那太子极为伤感，于是他支走两个哥哥，从崖顶纵身跳下，舍身饲虎(图2)。
看完壁画，常书鸿说，我知道于右任(注：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院长为什么要让我们第一个来看这幅壁画了。
曾来过莫高窟的于右任，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常书鸿：选择莫高窟就选择了牺牲。
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竟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常书鸿心急如焚。研究所成立后，他立即着手对石窟进行全面保护。
范华：1943年，打了个围墙，首先把这个洞子围起来。那时候的生活苦得很，住马棚，有时没有菜吃，吃饭就撒点盐、倒点醋拌着吃，常老没有单独开灶，也是吃的这种饭。
来自大城市的艺术家们受到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都在紧张进行中。
窦妈是常书鸿的同乡，从浙江来敦煌时才18岁。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她就在莫高窟一直照顾着常家老小。在窦妈的印象中，常书鸿一天到晚都在工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从没有闲暇的时候，
就在常书鸿满腔热情地拯救莫高窟时，妻子陈芝秀却因为不堪忍受这里的艰苦生活，悄悄出走了。
范华：陈芝秀走的时候是1945年春天，常老赶紧追啊，从敦煌到安西几百里路，途中还从马上跌下来。没有追上，打击大得狠。孩子那时才几岁小，常老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管娃娃。
噩耗一个按一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反复给国民党政府写信申诉，要求收回成命，但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
范华：公文往来没有啥作用，常老就亲自去找。
常书鸿离开敦煌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位巴黎来的大画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范华：他到了重庆，找到于右任等一些他熟悉的人呼吁，一定要有个单位来保护莫高窟。
1946年秋天，国民政府收回成命，敦煌艺术研究所交由中央研究院直管。常书鸿立刻在四川等地，重新组织了一批艺术家返回敦煌。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招兵买马中，常书鸿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李承仙。
在张大千等人的撮合下，两位痴爱敦煌艺术的有情人喜结良缘(图3)。
莫高窟的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
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研究所临摹了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并送到北京、南京等地和国外巡回展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完成出版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彩塑》等重要文献。
常嘉煌：1964年，我父亲开完全国人大回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见到周总理了，总理问完敦煌的事情后突然说了一句“你的孙子在敦煌吧?”我父亲说“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有孙子。”总理笑笑说：“我的意思是说敦煌的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要子子孙孙做下去。”那时候我才上小学，父亲跟我说这些话时可以说意味深长。
然而，又一次炼狱降临到这个艺术殉道者的身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常书鸿、李承仙被打倒，遭到猛烈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窦妈：饭经常吃不上，他只有一碗面，他给我说就12根面条嘛，他吃不饱。我就让娃娃们少吃些，就把馍馍赶紧给他吃。把那茄子啊，炒好后，赶紧藏起来，不让娃娃们看见，端到院子里让他偷着吃掉，那可怜法!
窦妈的丈夫窦占标，原是国民党的一个警察，在他不满20岁的时候被当时的敦煌县长派来保护常书鸿。常书鸿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标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
就这样，一字不识的窦占标脱去警服，无师自通当起了泥瓦匠。在 此后的48年中，他对每一个洞窟、每一条栈道、每一个台阶都做过修补。
对“文革”中不堪回首的往事，常书鸿在回忆录《九十春秋》里只留下了寥寥数笔。他说：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浑身留下“纪念品”的幸存者。
1982年，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
离开敦煌时，他只带走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工作用具都留在了皇亲寺，以备随时回来。
以后的10多年里，他每年都要回到敦煌，仍然坐在那间土屋里的土炕上，吃两碗窦妈做的面条，又一头扎到洞窟里(图4)。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常书鸿每天午后都要坐在院子里的那棵梨树下静静地冥想。
窦妈：他和我说：我死掉以后，一定要埋在这个地方。后来就埋在这个地方了。
常书鸿走了，客厅西墙上的日历，永远停在1994年6月23日。
延续敦煌艺术
常书鸿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也是他珍藏30年的梦想，就是想用现代石窟来延续敦煌艺术。
常嘉煌：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到敦煌来，我父母亲就说，我们是研究保护古代石窟的，但是我们这一代都是艺术家，我们能不能为后代留下一些作品呢?1965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他们就紧张地进行新石窟的设计，“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都被批判了。
历经坎坷的常书鸿再也无力实现这个夙愿，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续从事敦煌艺术的保护和光大。
常嘉煌：我父亲母亲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承敦煌事业。
常嘉煌当然知道父亲的愿望，但他却一直在回避这个沉重的接力棒。
常嘉煌大学毕业后，父亲让他去日本学画，回来好继承他的事业。但常嘉煌学成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在日本娶妻生子，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父亲很不满意儿子的作为。
常嘉煌：我经常来回于北京和东京之间，回国就住五星级酒店，回家就给我父亲打个招呼，有时拿点东西就走，我父亲非常生气。有一次他说：“你这个日本职员给我滚出去!”我听了这话很伤心，后来我仔细一想，感到了我父亲对我抱有那种期望。
眼看父亲将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人世，常嘉煌重新作出了选择。
常嘉煌：1994年，我在日本举办画展，目的也是为敦煌筹资。后来，我母亲打电话说我爸爸的情况不太好。画展一结束，我就赶回北京。当我推开病房门时，父亲的气管已经被切开了，但他精神还很好。他跟我点点头，眼睛一直盯着我。当时我就想，给父亲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我突然想出来了，我说：“爸爸，我去敦煌。”听我说完这句话，我父亲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
常嘉煌回到了敦煌。
他选择了党河的一段峡谷开凿现代石窟，以了却父亲的遗愿。
1996年10月，莫高窟以西59公里处的党河峡谷中，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开始启动了，党河峡谷再次响起了凿窟的斧锤声。
现代石窟的开凿方式与古代无异，在钢钎和铁锤的敲击下，现代石窟一寸一寸地前进。
小侯(凿窟工人)：一般两三个人，如果像这么硬的，一天也凿不了一立方，如果稍微松点的，一天能凿一两立方吧。
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已经生长了8年，这8年中，常嘉煌反复体会着古代敦煌人开凿石窟的艰辛。
党河峡谷的崖壁上，常嘉煌开凿的十几个洞窟像蜂巢一样排列着，这些洞窟被一条100多米长的隧道串联起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图5)。
如此浩大的工程，几近于一个无底洞，不断增加的资金投入让常嘉煌难以为继。
常嘉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石窟越大，投入的资金也就越多，而我画画的时间越少，卖画的钱就越少。我做不下去的时候，我母亲就鼓励我，说你应该做下去。就是这种精神在支撑我。
然而，现代石窟开凿工程的进展异常缓慢，缓慢得让许多人失去了耐心。
一些专家开始给他泼凉水，甚至有人说常嘉煌是一个骗子。
常嘉煌：军人失败了杀头，商人失败了跳楼，政治家失败了下台，但是作为艺术家没有失败，只是他的作品被承认或者不被承认。
石窟的开凿彻底打破了常嘉煌原有的生活，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也无暇顾及远在日本的家。
常嘉煌：我妻子一直不理解，后来我到敦煌来工作，那边也就脱开了，等于是这个家庭就崩溃了。
60年前，常书鸿为了保护石窟执意留守敦煌，妻子陈芝秀离他而去；60年后，常嘉煌为了开凿现代石窟，妻子也与他分道扬镳。
没有了妻子儿女，没有了经济来源，在最初的几年里，常嘉煌唯一的依靠就是70多岁的老母亲，著名敦煌美术家李承仙(图6)。
常嘉煌：当时我母亲病重，医药费她都非常节省，有些费用不能报销，她也没有告诉我。等她去世后，我才发现她留下一大笔钱，是留给石窟的。我当时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为石窟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们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石窟。
敦煌美术家、常书鸿的妻子李承仙曾对自己的儿子说道：你从小就生在敦煌，你的名字就叫嘉煌，是嘉峪关内的敦煌，所以这个名字对你是很有意义的。你爸爸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个现代石窟完全是爸爸的意思，要把我们中国的绘画延续下来。搞这个现代石窟很困难，没有资金，没有人员。但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随着大家对你的理解，会慢慢好起来的，现在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要做下去。
2003年，李承仙追随已逝的丈夫常书鸿而去。
母亲的去世让常嘉煌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在最困难无助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待在敦煌的工作室里，整理父亲的遗物。试图在这种翻阅和思考中去读懂父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战胜一次次的打击。
常嘉煌：这是赵朴初先生给我父亲写的碑文，是1994年我父亲去世后不久，我母亲请他写的。还有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穿的衣服，有些衣服补丁特别多。还有一个买东西用的褡子，有我父亲戴过的鸭舌帽……我当时有点取笑我父母不愧是文物局的，什么东西都收起来。但现在，我发现这是一批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无价之宝，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2003年9月27日，母亲80诞辰，常嘉煌在党河绝壁上完成了巨幅壁画《飞天》，这幅图源自常书鸿、李承仙夫妇16年前创作的中国唐代飞天(图7)。
常嘉煌：我父亲母亲骨灰的一部分，装在一个小瓶里面，在那壁上挖了一个洞，埋进去用石头封好，涂上了颜色。可以说我父亲母亲的灵魂永远和这个飞天在一起了。
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参观这里的现代石窟后，无不感到震惊。他们说：他开凿了这么多洞窟，进行一种新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想到几千年后的人们能看到这样的艺术，我们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常嘉煌：有一个美国人叫维特克，就是写江青的《红都女皇》的作家，她深夜来看我这个石窟，很受感动。她说，人类凿石窟，以艺术为目的的很少。你这个石窟往前凿一米，就是一米的艺术品。不用说在墙上画什么，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艺术品。什么时候你觉得凿不下去了，你就停下来，这个作品也就算完成了。
1980年4月，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曾与常书鸿进行过长达10天的对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池田大作：如果还有来生，您下一世准备做什么?
常书鸿：如果真有下一生，我还将是常书鸿，我还将来到莫高窟。
先不说常书鸿有没有来生，可以告慰的是，常书鸿的精神正在得到传承，常书鸿的遗愿正在实现。
2005年清明节，旅日画家常嘉煌再次来到敦煌。他是来开凿新石窟的。
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三危山前看到万道佛光，于是四处化缘，开凿了敦煌莫高第一窟。此后，敦煌石窟持续开凿了10个朝代，历时1000多年。
莫高窟的最后一个洞窟开凿于公元1574年，也就是说，从元代末期以后，敦煌石窟的开凿就完全停止了。
1996年，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在敦煌党河峡谷开工。8年来，他每年都要在东京、北京、敦煌三地往返十几趟。
常嘉煌开凿现代石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的父亲是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因为生在敦煌，父亲给他起名嘉煌。
走进正在开凿的现代石窟，常嘉煌向我们介绍他正在进行的现代石窟创作。
常嘉煌：3号洞是净土窟，这是7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一个唐代壁画，现在已经成了日本的国宝。日本浅草寺的一个和尚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发愿要把这幅画画回来，还给中国。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坐标，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进行现代石窟的创作。
敦煌的守护神
在莫高窟对面的一座背山面水高高隆起的沙梁上，伫立着常书鸿的墓碑。他的坟茔，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
常嘉煌：我对敦煌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小时候放暑假很喜欢来敦煌，但看到我父母亲生活得那么苦，连喝的水都是成的。然后“文化大革命”又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提到敦煌，我就感到很恐怖，甚至跟地狱一样。我父亲跟我说，你看过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吗?我说看过。他说，我们所经历的比那还要恐怖。
对于“恐怖”的敦煌，常书鸿却倾其一生来保护，并深深眷恋着这个地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且希望儿子留在这里继续他的石窟梦。
20世纪40年代，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一次看到伯希和编的《敦煌石窟图录》，就被那精妙绝伦的敦煌壁画深深地震撼了(图1)。
是这惊鸿一瞥的瞬间，注定了常书鸿与敦煌的一世情缘。
已在世界画坛有所建树的常书鸿，由此抛下巴黎优裕的生活，携妻带子乘坐敞篷大卡车，颠簸一个多月来到了莫高窟。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勤管理人员范华对常书鸿记忆犹新。
范华：当时他三四十岁，很年轻，穿着西装。当时敦煌还没有穿西装的人，人们就围着他夫妇看，都说是中央来的。
常书鸿走进的第一个洞窟是第254号，洞里一幅北魏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讲述的是大车国国王萨垂那太子的故事：国王的3个王子，一次结伴出去游玩，见到7只刚出生不久的孤立无助的小虎正嗷嗷待哺。想到这些生命即将死去，萨垂那太子极为伤感，于是他支走两个哥哥，从崖顶纵身跳下，舍身饲虎(图2)。
看完壁画，常书鸿说，我知道于右任(注：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院长为什么要让我们第一个来看这幅壁画了。
曾来过莫高窟的于右任，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常书鸿：选择莫高窟就选择了牺牲。
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竟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常书鸿心急如焚。研究所成立后，他立即着手对石窟进行全面保护。
范华：1943年，打了个围墙，首先把这个洞子围起来。那时候的生活苦得很，住马棚，有时没有菜吃，吃饭就撒点盐、倒点醋拌着吃，常老没有单独开灶，也是吃的这种饭。
来自大城市的艺术家们受到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都在紧张进行中。
窦妈是常书鸿的同乡，从浙江来敦煌时才18岁。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她就在莫高窟一直照顾着常家老小。在窦妈的印象中，常书鸿一天到晚都在工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从没有闲暇的时候，
就在常书鸿满腔热情地拯救莫高窟时，妻子陈芝秀却因为不堪忍受这里的艰苦生活，悄悄出走了。
范华：陈芝秀走的时候是1945年春天，常老赶紧追啊，从敦煌到安西几百里路，途中还从马上跌下来。没有追上，打击大得狠。孩子那时才几岁小，常老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管娃娃。
噩耗一个按一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反复给国民党政府写信申诉，要求收回成命，但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
范华：公文往来没有啥作用，常老就亲自去找。
常书鸿离开敦煌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位巴黎来的大画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范华：他到了重庆，找到于右任等一些他熟悉的人呼吁，一定要有个单位来保护莫高窟。
1946年秋天，国民政府收回成命，敦煌艺术研究所交由中央研究院直管。常书鸿立刻在四川等地，重新组织了一批艺术家返回敦煌。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招兵买马中，常书鸿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李承仙。
在张大千等人的撮合下，两位痴爱敦煌艺术的有情人喜结良缘(图3)。
莫高窟的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
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研究所临摹了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并送到北京、南京等地和国外巡回展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完成出版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彩塑》等重要文献。
常嘉煌：1964年，我父亲开完全国人大回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见到周总理了，总理问完敦煌的事情后突然说了一句“你的孙子在敦煌吧?”我父亲说“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有孙子。”总理笑笑说：“我的意思是说敦煌的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要子子孙孙做下去。”那时候我才上小学，父亲跟我说这些话时可以说意味深长。
然而，又一次炼狱降临到这个艺术殉道者的身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常书鸿、李承仙被打倒，遭到猛烈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窦妈：饭经常吃不上，他只有一碗面，他给我说就12根面条嘛，他吃不饱。我就让娃娃们少吃些，就把馍馍赶紧给他吃。把那茄子啊，炒好后，赶紧藏起来，不让娃娃们看见，端到院子里让他偷着吃掉，那可怜法!
窦妈的丈夫窦占标，原是国民党的一个警察，在他不满20岁的时候被当时的敦煌县长派来保护常书鸿。常书鸿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标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
就这样，一字不识的窦占标脱去警服，无师自通当起了泥瓦匠。在 此后的48年中，他对每一个洞窟、每一条栈道、每一个台阶都做过修补。
对“文革”中不堪回首的往事，常书鸿在回忆录《九十春秋》里只留下了寥寥数笔。他说：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浑身留下“纪念品”的幸存者。
1982年，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
离开敦煌时，他只带走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工作用具都留在了皇亲寺，以备随时回来。
以后的10多年里，他每年都要回到敦煌，仍然坐在那间土屋里的土炕上，吃两碗窦妈做的面条，又一头扎到洞窟里(图4)。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常书鸿每天午后都要坐在院子里的那棵梨树下静静地冥想。
窦妈：他和我说：我死掉以后，一定要埋在这个地方。后来就埋在这个地方了。
常书鸿走了，客厅西墙上的日历，永远停在1994年6月23日。
延续敦煌艺术
常书鸿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也是他珍藏30年的梦想，就是想用现代石窟来延续敦煌艺术。
常嘉煌：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到敦煌来，我父母亲就说，我们是研究保护古代石窟的，但是我们这一代都是艺术家，我们能不能为后代留下一些作品呢?1965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他们就紧张地进行新石窟的设计，“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都被批判了。
历经坎坷的常书鸿再也无力实现这个夙愿，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续从事敦煌艺术的保护和光大。
常嘉煌：我父亲母亲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承敦煌事业。
常嘉煌当然知道父亲的愿望，但他却一直在回避这个沉重的接力棒。
常嘉煌大学毕业后，父亲让他去日本学画，回来好继承他的事业。但常嘉煌学成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在日本娶妻生子，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父亲很不满意儿子的作为。
常嘉煌：我经常来回于北京和东京之间，回国就住五星级酒店，回家就给我父亲打个招呼，有时拿点东西就走，我父亲非常生气。有一次他说：“你这个日本职员给我滚出去!”我听了这话很伤心，后来我仔细一想，感到了我父亲对我抱有那种期望。
眼看父亲将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人世，常嘉煌重新作出了选择。
常嘉煌：1994年，我在日本举办画展，目的也是为敦煌筹资。后来，我母亲打电话说我爸爸的情况不太好。画展一结束，我就赶回北京。当我推开病房门时，父亲的气管已经被切开了，但他精神还很好。他跟我点点头，眼睛一直盯着我。当时我就想，给父亲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我突然想出来了，我说：“爸爸，我去敦煌。”听我说完这句话，我父亲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
常嘉煌回到了敦煌。
他选择了党河的一段峡谷开凿现代石窟，以了却父亲的遗愿。
1996年10月，莫高窟以西59公里处的党河峡谷中，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开始启动了，党河峡谷再次响起了凿窟的斧锤声。
现代石窟的开凿方式与古代无异，在钢钎和铁锤的敲击下，现代石窟一寸一寸地前进。
小侯(凿窟工人)：一般两三个人，如果像这么硬的，一天也凿不了一立方，如果稍微松点的，一天能凿一两立方吧。
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已经生长了8年，这8年中，常嘉煌反复体会着古代敦煌人开凿石窟的艰辛。
党河峡谷的崖壁上，常嘉煌开凿的十几个洞窟像蜂巢一样排列着，这些洞窟被一条100多米长的隧道串联起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图5)。
如此浩大的工程，几近于一个无底洞，不断增加的资金投入让常嘉煌难以为继。
常嘉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石窟越大，投入的资金也就越多，而我画画的时间越少，卖画的钱就越少。我做不下去的时候，我母亲就鼓励我，说你应该做下去。就是这种精神在支撑我。
然而，现代石窟开凿工程的进展异常缓慢，缓慢得让许多人失去了耐心。
一些专家开始给他泼凉水，甚至有人说常嘉煌是一个骗子。
常嘉煌：军人失败了杀头，商人失败了跳楼，政治家失败了下台，但是作为艺术家没有失败，只是他的作品被承认或者不被承认。
石窟的开凿彻底打破了常嘉煌原有的生活，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也无暇顾及远在日本的家。
常嘉煌：我妻子一直不理解，后来我到敦煌来工作，那边也就脱开了，等于是这个家庭就崩溃了。
60年前，常书鸿为了保护石窟执意留守敦煌，妻子陈芝秀离他而去；60年后，常嘉煌为了开凿现代石窟，妻子也与他分道扬镳。
没有了妻子儿女，没有了经济来源，在最初的几年里，常嘉煌唯一的依靠就是70多岁的老母亲，著名敦煌美术家李承仙(图6)。
常嘉煌：当时我母亲病重，医药费她都非常节省，有些费用不能报销，她也没有告诉我。等她去世后，我才发现她留下一大笔钱，是留给石窟的。我当时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为石窟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们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石窟。
敦煌美术家、常书鸿的妻子李承仙曾对自己的儿子说道：你从小就生在敦煌，你的名字就叫嘉煌，是嘉峪关内的敦煌，所以这个名字对你是很有意义的。你爸爸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个现代石窟完全是爸爸的意思，要把我们中国的绘画延续下来。搞这个现代石窟很困难，没有资金，没有人员。但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随着大家对你的理解，会慢慢好起来的，现在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要做下去。
2003年，李承仙追随已逝的丈夫常书鸿而去。
母亲的去世让常嘉煌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在最困难无助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待在敦煌的工作室里，整理父亲的遗物。试图在这种翻阅和思考中去读懂父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战胜一次次的打击。
常嘉煌：这是赵朴初先生给我父亲写的碑文，是1994年我父亲去世后不久，我母亲请他写的。还有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穿的衣服，有些衣服补丁特别多。还有一个买东西用的褡子，有我父亲戴过的鸭舌帽……我当时有点取笑我父母不愧是文物局的，什么东西都收起来。但现在，我发现这是一批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无价之宝，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2003年9月27日，母亲80诞辰，常嘉煌在党河绝壁上完成了巨幅壁画《飞天》，这幅图源自常书鸿、李承仙夫妇16年前创作的中国唐代飞天(图7)。
常嘉煌：我父亲母亲骨灰的一部分，装在一个小瓶里面，在那壁上挖了一个洞，埋进去用石头封好，涂上了颜色。可以说我父亲母亲的灵魂永远和这个飞天在一起了。
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参观这里的现代石窟后，无不感到震惊。他们说：他开凿了这么多洞窟，进行一种新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想到几千年后的人们能看到这样的艺术，我们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常嘉煌：有一个美国人叫维特克，就是写江青的《红都女皇》的作家，她深夜来看我这个石窟，很受感动。她说，人类凿石窟，以艺术为目的的很少。你这个石窟往前凿一米，就是一米的艺术品。不用说在墙上画什么，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艺术品。什么时候你觉得凿不下去了，你就停下来，这个作品也就算完成了。
1980年4月，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曾与常书鸿进行过长达10天的对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池田大作：如果还有来生，您下一世准备做什么?
常书鸿：如果真有下一生，我还将是常书鸿，我还将来到莫高窟。
先不说常书鸿有没有来生，可以告慰的是，常书鸿的精神正在得到传承，常书鸿的遗愿正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