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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绝不只是割地赔款那么简单。本文拟就江西在战争前后在贸易地位的变化做出一些探讨，并且由此对城镇的影响及生产、生活等方面做出一点浅要的分析、说明。
【关键词】商道；贸易；市镇；近代
【中图号】F291【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047-02
关于商道文章以前多从关税或商品流通角度着手，和城镇的联系较少，本文拟从这个方向入手，略做一些探讨。
江西，历史上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无论其经济还是政治，都曾经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近代以前，江西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时，长距离运输大多依赖河流，特别是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全国的物流人流速度和数量大大的提高，其联系也更加紧密。在南北方向的物质流通路线中，有一条被称为“京广大水道”的流通路线是全国漕运和南北货物运输的主干线，其主干路线大致为“京杭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广州”。这条路线有两段经过江西，即赣江和大庾岭，成为了南北交通的要冲。它不仅担负起物质和人员交流的中介任务，相应的也带动了以赣江为主要载体的过境贸易的繁荣，由此也促进了商道所经过的城镇的繁荣。当时江西四大名镇的繁荣，都与这两条最主要的商道有很大联系。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条商道：
由广州北上经大庾岭，赣州，樟树，吴城而进入长江。这条商道从乾隆二十三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到鸦片战争前，在近百年的时间内，曾经是国内长距离贸易的黄金通道，也是当时跨省贸易的重要途径。沿途之大庾岭商路，乃是唐时张九龄首先开凿，之后地位日益重要。吴城镇，地处江西北部，鄱阳湖西岸，是赣江和修河二水入鄱阳湖处，明末即开始兴起，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吴城商贸业达到全盛，其经济影响力甚至远超省城南昌。当时的吴城长约四五里，南北宽约两里，镇内常住人口七万有余，流动人口不下两万，形成了“六坊八码头，九垅十八巷”的社区格局，成为转运贸易的代表，广洋杂货以及本省所产的木材、纸张、茶叶等也大多由此经过销往北方诸省。吴城的繁荣，是当时江西过境贸易繁荣的一个缩影。
由广州北上也经过大庾岭，赣江后经信江，河口镇往东入浙江省，沿衢江，富春江直抵杭州。该商道，在1843年以前也较为发达，特别是苏浙的丝棉产品，经过河口，南下广州出口海外，这是其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当时的河口镇，“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商业一片繁荣景象。福建武夷山所产茶叶，出在此地加工集散，清代中叶的记载称，“河口是一个繁盛的大市镇，茶行林立，全国各地茶商云集于此，许多茶商就在河口收购”，在河口，“到处都可遇到大客栈、茶行和仓库，沿海一带更多，停泊在市镇附近的
船只非常之多”。河口镇的金融业也很发达，日升昌、日新中等票号在河口即设有分号，这在全国城镇中并不多见，由此可以判断，河口商业之发达、地位之重要，成为当时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它比之以制瓷业为核心的景德镇，毫不逊色，是封建时代市镇经济极盛之代表。
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整个江西乃至全国，在近代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包括广州在内的五个通商口岸，一口通商时代一去不复返。而后，又出现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城市，“京广大水道”不再是南北纵向贸易的唯一主干道了。上海，迅速崛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长江，作为东西横向物流的天然黄金水道，已經越来越重要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此外，由于西方经济侵略的加剧和各种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也不可避免的给当时的传统商道及其市镇带来各种影响。有的市镇衰弱了，有的则停滞不前了，有的则更加发达迅速兴盛了。下面简要叙述之。
由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多数货物出口不再在广州，而是改走上海。所以，在商道上与广东相连的大庾县城，逐渐走向衰弱。除赣南的粮食有部分运往广东后，其余的过境商品，除少部分茶叶外，已不再经过此地。我们可从设立在赣州城外的东、西二桥的赣关税收的变化上看到端倪。即使“间有洋货贩运赴赣售者”，也由于这些商品已在通商口岸完纳了子口税，赣关对这些，仅仅是“查验放行而已”，“通年核计此项少征税不下数千两之数”。通过这个，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五口通商后，由于古商路的衰落，赣关税收大幅度减少，这无疑影响到整个江西税收的减少。而税收锐减，无疑会使地方经济长时间得不到振兴，从而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江西近代化的进程。同样，作为传统过境贸易兴盛的樟树、吴城两镇，也由于商道的变迁，逐渐走向了衰弱。可见，商道变化不仅引起了城镇经济的兴衰，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社会风气的变化和人们生活方式、就业形式的变化，对社会的冲击不可谓不强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由于大庾岭商道在近代发生变化后，传统的由于过境贸易而繁荣一时的江西四大名镇，在不同程度上衰弱下来，这其实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年一口通商政策使该地区畸形繁荣而形成的合理回归，我们无需为之扼腕叹息。相反，由于商道变迁，造成了九江、南昌等一批新兴市镇的出现，这也是适应近代经济发展变迁的。
九江，古称浔阳，柴桑，早在一口通商时就成为南北交通的要道，享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美誉。五口通商后特别是《天津条约》的签定，九江成为开埠口岸城市后，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可见当时九江贸易的繁荣。同时，九江也成为江西货物运往长江各口岸的中介城市，而这一地位又促进了九江的繁荣。
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在五口通商以前，货物的进出量并不多，甚至连当时的吴城镇也赶不上。五口通商后，南昌的经济地位有了显著上升。九江作为联系省外的口岸，其腹地是广大的赣北、赣中地区，而南昌凭借其天然的政治优势地位，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该地区的货物集散地，即江西的土货由此集中运往九江出口，而进口的洋货也由九江入口运往南昌，再由南昌行销全省各地方。随着货物量的不断增加，九江和南昌的联系日益紧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由于商道的变化，引起相应一系列市镇的兴衰。前期的吴城、河口、樟树，大庾等地由于大宗货物不再过境，逐步走向衰亡。而同时以南昌、九江为代表的新兴商贸城市兴盛并更加繁荣了。由于有城镇兴衰的出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变化，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
商道的变化，导致了一些行业的兴起，当然也有部分行业衰弱直到消失。广州已不再是唯一通商口岸，运往广州的货物自然减少，以至数以万计的船夫、挑夫处于半失业、失业状态。《中国丝报》1863年6月曾报道：“据说，许多来自福建及更北面的省区负运茶叶及商货通过梅岭关的梅岭力夫，…都发誓坚决反对有损于他们利益的种种措施。他们人数共约几十万。”由于经济因素和切身利益关系，他们“自增辟商埠后，该处工作逐渐减少，曾有罢工抵制之举，以期该两项物品（指丝、茶）仍如原路运输，藉维生计焉。”然而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其结果我们是可想而知的。
另外，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沿途摧毁了一切原有漕运设施，切断了大运河的通道，京广黄金水道已不复存在，这给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江西过境贸易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纽约时报》记者1861年广州游历时就发现“（广州）市场上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茶叶，…而上海的贸易却一直在增长。”从而推断出“上海在欧洲贸易市场上早晚会挤掉广州的地位”。赣关所征关税大幅减少，出现了“土货、洋货概由上海，九江、赣关僻处一隅，富商巨贾，绝迹不至。”也正因此，存在着大量隐性或显性失业大军，太平军一旦进入，许多人正是由于没有工作而加入太平军的。战争严重阻碍了江西市镇经济的发展，这也成为江西近代落伍的一个原因。
此外，五口通商后，棉花在江西广受欢迎，大量的妇女从事手纺业，“家有机杼，人事纺绩。……本省所产之棉花向不足以给需求，一八八七年自外输入棉花，以供本省之织机者，每年达二万六千五百石。”，整个南昌地区“乡村百里，无不纺纱”。由于需求旺盛，棉花在1863年九江刚开埠时即有大量输入，其中绝大部分都应用于手纺业。茶叶加工业也有所兴盛，九江成为茶叶加工转运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到19世纪80年代，茶叶输出量在27万担左右，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约13%，而这促进了九江城市经济的繁荣。至于茶叶方面，已有多人叙述，在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由于鸦片战争引起的影响，绝不只是割地赔款那样简单明了，它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衣、食、住、行。五口和多口通商的出现，作为传统商道要冲上的江西广大地区，必然会受到冲击，引起相应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中华书局，1962
[2]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M].江西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商道；贸易；市镇；近代
【中图号】F291【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047-02
关于商道文章以前多从关税或商品流通角度着手，和城镇的联系较少，本文拟从这个方向入手，略做一些探讨。
江西，历史上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无论其经济还是政治，都曾经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近代以前，江西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时，长距离运输大多依赖河流，特别是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全国的物流人流速度和数量大大的提高，其联系也更加紧密。在南北方向的物质流通路线中，有一条被称为“京广大水道”的流通路线是全国漕运和南北货物运输的主干线，其主干路线大致为“京杭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广州”。这条路线有两段经过江西，即赣江和大庾岭，成为了南北交通的要冲。它不仅担负起物质和人员交流的中介任务，相应的也带动了以赣江为主要载体的过境贸易的繁荣，由此也促进了商道所经过的城镇的繁荣。当时江西四大名镇的繁荣，都与这两条最主要的商道有很大联系。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条商道：
由广州北上经大庾岭，赣州，樟树，吴城而进入长江。这条商道从乾隆二十三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到鸦片战争前，在近百年的时间内，曾经是国内长距离贸易的黄金通道，也是当时跨省贸易的重要途径。沿途之大庾岭商路，乃是唐时张九龄首先开凿，之后地位日益重要。吴城镇，地处江西北部，鄱阳湖西岸，是赣江和修河二水入鄱阳湖处，明末即开始兴起，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吴城商贸业达到全盛，其经济影响力甚至远超省城南昌。当时的吴城长约四五里，南北宽约两里，镇内常住人口七万有余，流动人口不下两万，形成了“六坊八码头，九垅十八巷”的社区格局，成为转运贸易的代表，广洋杂货以及本省所产的木材、纸张、茶叶等也大多由此经过销往北方诸省。吴城的繁荣，是当时江西过境贸易繁荣的一个缩影。
由广州北上也经过大庾岭，赣江后经信江，河口镇往东入浙江省，沿衢江，富春江直抵杭州。该商道，在1843年以前也较为发达，特别是苏浙的丝棉产品，经过河口，南下广州出口海外，这是其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当时的河口镇，“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商业一片繁荣景象。福建武夷山所产茶叶，出在此地加工集散，清代中叶的记载称，“河口是一个繁盛的大市镇，茶行林立，全国各地茶商云集于此，许多茶商就在河口收购”，在河口，“到处都可遇到大客栈、茶行和仓库，沿海一带更多，停泊在市镇附近的
船只非常之多”。河口镇的金融业也很发达，日升昌、日新中等票号在河口即设有分号，这在全国城镇中并不多见，由此可以判断，河口商业之发达、地位之重要，成为当时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它比之以制瓷业为核心的景德镇，毫不逊色，是封建时代市镇经济极盛之代表。
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整个江西乃至全国，在近代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包括广州在内的五个通商口岸，一口通商时代一去不复返。而后，又出现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城市，“京广大水道”不再是南北纵向贸易的唯一主干道了。上海，迅速崛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长江，作为东西横向物流的天然黄金水道，已經越来越重要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此外，由于西方经济侵略的加剧和各种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也不可避免的给当时的传统商道及其市镇带来各种影响。有的市镇衰弱了，有的则停滞不前了，有的则更加发达迅速兴盛了。下面简要叙述之。
由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多数货物出口不再在广州，而是改走上海。所以，在商道上与广东相连的大庾县城，逐渐走向衰弱。除赣南的粮食有部分运往广东后，其余的过境商品，除少部分茶叶外，已不再经过此地。我们可从设立在赣州城外的东、西二桥的赣关税收的变化上看到端倪。即使“间有洋货贩运赴赣售者”，也由于这些商品已在通商口岸完纳了子口税，赣关对这些，仅仅是“查验放行而已”，“通年核计此项少征税不下数千两之数”。通过这个，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五口通商后，由于古商路的衰落，赣关税收大幅度减少，这无疑影响到整个江西税收的减少。而税收锐减，无疑会使地方经济长时间得不到振兴，从而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江西近代化的进程。同样，作为传统过境贸易兴盛的樟树、吴城两镇，也由于商道的变迁，逐渐走向了衰弱。可见，商道变化不仅引起了城镇经济的兴衰，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社会风气的变化和人们生活方式、就业形式的变化，对社会的冲击不可谓不强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由于大庾岭商道在近代发生变化后，传统的由于过境贸易而繁荣一时的江西四大名镇，在不同程度上衰弱下来，这其实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年一口通商政策使该地区畸形繁荣而形成的合理回归，我们无需为之扼腕叹息。相反，由于商道变迁，造成了九江、南昌等一批新兴市镇的出现，这也是适应近代经济发展变迁的。
九江，古称浔阳，柴桑，早在一口通商时就成为南北交通的要道，享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美誉。五口通商后特别是《天津条约》的签定，九江成为开埠口岸城市后，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可见当时九江贸易的繁荣。同时，九江也成为江西货物运往长江各口岸的中介城市，而这一地位又促进了九江的繁荣。
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在五口通商以前，货物的进出量并不多，甚至连当时的吴城镇也赶不上。五口通商后，南昌的经济地位有了显著上升。九江作为联系省外的口岸，其腹地是广大的赣北、赣中地区，而南昌凭借其天然的政治优势地位，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该地区的货物集散地，即江西的土货由此集中运往九江出口，而进口的洋货也由九江入口运往南昌，再由南昌行销全省各地方。随着货物量的不断增加，九江和南昌的联系日益紧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由于商道的变化，引起相应一系列市镇的兴衰。前期的吴城、河口、樟树，大庾等地由于大宗货物不再过境，逐步走向衰亡。而同时以南昌、九江为代表的新兴商贸城市兴盛并更加繁荣了。由于有城镇兴衰的出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变化，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
商道的变化，导致了一些行业的兴起，当然也有部分行业衰弱直到消失。广州已不再是唯一通商口岸，运往广州的货物自然减少，以至数以万计的船夫、挑夫处于半失业、失业状态。《中国丝报》1863年6月曾报道：“据说，许多来自福建及更北面的省区负运茶叶及商货通过梅岭关的梅岭力夫，…都发誓坚决反对有损于他们利益的种种措施。他们人数共约几十万。”由于经济因素和切身利益关系，他们“自增辟商埠后，该处工作逐渐减少，曾有罢工抵制之举，以期该两项物品（指丝、茶）仍如原路运输，藉维生计焉。”然而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其结果我们是可想而知的。
另外，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沿途摧毁了一切原有漕运设施，切断了大运河的通道，京广黄金水道已不复存在，这给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江西过境贸易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纽约时报》记者1861年广州游历时就发现“（广州）市场上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茶叶，…而上海的贸易却一直在增长。”从而推断出“上海在欧洲贸易市场上早晚会挤掉广州的地位”。赣关所征关税大幅减少，出现了“土货、洋货概由上海，九江、赣关僻处一隅，富商巨贾，绝迹不至。”也正因此，存在着大量隐性或显性失业大军，太平军一旦进入，许多人正是由于没有工作而加入太平军的。战争严重阻碍了江西市镇经济的发展，这也成为江西近代落伍的一个原因。
此外，五口通商后，棉花在江西广受欢迎，大量的妇女从事手纺业，“家有机杼，人事纺绩。……本省所产之棉花向不足以给需求，一八八七年自外输入棉花，以供本省之织机者，每年达二万六千五百石。”，整个南昌地区“乡村百里，无不纺纱”。由于需求旺盛，棉花在1863年九江刚开埠时即有大量输入，其中绝大部分都应用于手纺业。茶叶加工业也有所兴盛，九江成为茶叶加工转运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到19世纪80年代，茶叶输出量在27万担左右，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约13%，而这促进了九江城市经济的繁荣。至于茶叶方面，已有多人叙述，在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由于鸦片战争引起的影响，绝不只是割地赔款那样简单明了，它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衣、食、住、行。五口和多口通商的出现，作为传统商道要冲上的江西广大地区，必然会受到冲击，引起相应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中华书局，1962
[2]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岸史略[M].江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