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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了“北京最大的倒卖进京户口案在海淀法院开庭”一事，在已被冻结的92份违规获得的北京户口当中，赫然有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名字。果然，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在办案过程中，他的户口被冻结，并且遭到警方问话，“说把我的本科学历弄成了研究生的”，“还有我在北京航润达科贸有限公司服务，当然也是假的，我从来没去那里上过班。”并说因为户口被冻结，他无法办理去香港的长期商务签证，于是他和杜琪峰计划在去年合作的电影也就延期至今。王小帅不住地叹气，说自己通过这次事件深切地体会了一把中国的户籍制度。
据王小帅说他没有花钱，但因为是“沾亲带故”的朋友提出的，并不排除这位朋友代他花了钱，或者将钱转移到了其他买户口的人头上去了，否则就构不成“倒卖进京户口案”了。这件事再一次暴露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病，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一直认为户籍制度不能全盘否定，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户籍登记和管理还是必须的。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对国民及外来人口进行登记和管理，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我反对的是户籍制度的异化——将特定的户籍当成了身份，当成划分不同等级人的指标。
像王小帅这样已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成就的年轻导演，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就因为当初没有留在北京，取得北京户籍，哪怕功成名就，却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取得北京的户口。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会拒绝接纳这样一位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又极具发展潜力的杰出人才，但北京却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只有本科学历，而且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所以那位作案者伪造了王小帅的研究生学历和工作单位，当然这个单位必须符合“引进导向”，是什么“科贸”公司。去年，具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就无法取得上海市的户籍，因为哲学不符合“引进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王小帅们如果不想一直游离于当地户籍之外(须知实际上会有很多不便，有的会影响终身)，就得各显神通了。王小帅“幸而”有这样一位沾亲带故的朋友，自己不必掏钱，其他人大概所费不赀。要是没有钱或权，研究生学历证明和“科贸”公司的任职证明哪里来?假证明又怎么能蒙混过关?有的人只能真的考研究生，不管什么专业，更不管能学到什么，只要能拿到证书就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得把钱或人情花到考研、读研上去。还得找到一个列入“引进导向”名单的单位或专业，当然也得动一番脑筋。那样的种种努力，恰恰为倒卖户口、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开了方便之门，腐蚀干部、公务员，败坏社会风气，影响了人口正常的流动和人才的引进。试想，要没有这样无理刻板的规定，王小帅们有必要花钱或请托吗?倒卖进京户口会有生意吗?从腐败官员(否则哪来户口指标)到犯罪分子的生存链又怎么会形成呢?
北京或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往往要强调提高户口进入的门槛，否则不仅影响本地居民的生存，还会无法容纳。但不要忘记，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一座城市固然需要门槛，但应该是公正的。比如说需要一定的学历、技能、职称、资格或纳税指标，但不能内外有别，更不能差距太大。如果王小帅的确不符合户口进京的标准，那么学历低于本科，纳税量比王小帅少的北京本地人口是否应该迁离北京呢?退一步说，即使有这样的规定，一时又无法改变，难道不能承认王小帅的实际能力和贡献已经达到研究生水准，经一定手续予以核准吗?
据同一报道，同为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的户口一直在老家，他认为“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出国、去香港什么的，都不会因为户口造成什么麻烦。”所以如果真的到了无论户口在哪里，都没有什么不方便时，王小帅们就不必办北京户口了。但愿这不是贾樟柯个人的幸运!(原载《南方都市报》)
对不起，我们让铁老大受“委屈”了 乔志峰
四川广元市火车站为鼓励员工在春运中顾全大局，即使受委屈也要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专门设立了“委屈奖”，目前共有8名铁路员工收到了奖励。广元火车站站长朱强表示，因春运客流量特别大，个别旅客因为不了解车站规定或其他原因而与车站员工产生矛盾或发生谩骂、拉扯等过激行为时，车站员工也被要求尽量克制，用劝阻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年头，奖项真多。央视刚把感动中国特别奖颁给了全体中国人，铁路部门就开始为员工发放春运“委屈樊”了。提起春运来，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一票难求”、是列车上拥挤不堪的环境。受尽磨难的乘客们还没有“委屈”，我们的铁路部门倒先“委屈”起来，甚而要颁发“委屈奖”了。原来，铁老大才是春运最“委屈”的人哪。
铁老大很“委屈”，当然应该怪乘客。正如车站站长所言，乘客自己“不了解车站规定”，反而要“与车站员工产生矛盾或发生谩骂、拉扯等过激行为”，太不讲道理了嘛、太没有水平了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站37出票女”事件，也完全是由于乘客们不明真相造成的。人家“37出票女”不顾旅客抗议，在放票时间拉市停售，同时大量出票存放，并非是以权谋私倒票，而是为方便旅客购票、落实北京站实行的“分区分线分到站”售票制度。乘客们自己不好好学习，连“分区分线分到站”都搞不懂(我也不懂，惭愧)，就对人家售票员和车站横加指责，怎能不让铁老大感到委屈万分呀!
看来，铁道部门给广大不明真相的旅客上上课、普及一下车站规定刻不容缓，否则今后还难免造成新的“误解”，也难免让铁路人员继续受委屈。
今后、应该强制要求广大乘客认真学习车站的各项规定，多了解铁路知识一一比如“分区分线分到站”的具体操作流程是什么、为什么必须拄下窗帘才能进行，比如为什么那么多车站要卖“茶座票”，比如为什么火车上的饭菜既贵又难吃等等。乘客在上车之前不光要检票，还要抽查其对“车站规定”的掌握情况，凡无法背出相关规定条文者，车站有权拒绝其进站上车。只有严把乘客素质关，才能保证铁路的正常秩序，才能避免铁路人员受委屈嘛。
对不起，我们让铁老大受“委屈”了，都是我们的错。为了表达我们深深的歉意，建议相关部门给所有的铁路人员都颁个“委屈奖”，奖金一定要丰厚——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花的都是我们的钱嘛。(原载红网)
煤老板也要找个“姓毕的姥爷” 久泰平
有媒体以《“陕西首富”当上县长助理》为题报道了府谷县多名煤老板被县政府聘任为“县政府县长助理”或“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昨日，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贺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企老板任县长助理，有误导将被取消。”
据媒体报道，去年6月，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2008)31号的文件显示：经县委常委会研究，提议聘任高乃则等四人为县政府县长助理(不脱产)；聘任张继平等三人为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报道中提及，以上七人均是府谷民营企业家，其中六人为“煤老板”。
尽管当地组织部长称聘任这些民营企业家为县长助理，“只是给了一个名分，并不参加常委会和办公会等，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顾问”，但让“煤老板”当县长助理的做法，也难以服众。毕竟，老板和政府官员不能混为一谈，官商一旦身兼一职，即使你再打保票“不会影响执法部门的正常执法”，“不会左右政府的决策”，“不会出现官商勾结的情况”，恐怕在事实上也难免走样，况且当下行政的法制环境尚未到规范的程度，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仍然是腐败的重头戏，谁能相信老板们真的就把官衔只当个“名分”。
即使取消了县长助理这一称谓，但这种做法本身也值得深思。据报道，府谷县所以搞这种做法，是缘于“到了一定层面，应该给予民营企业家一定的政治待遇”的讨论，而且组织部长还肯定“老板当了县长助理后，行为上有了约束，大家也尊重了，老板自身有自豪感，也有危机感，会在体现社会责任以及带领大家致富等方面起到榜样作用。”给民营企业家“一定的政治待遇”无可厚非，但这个政治待遇应该是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不受任何左右地受到法律保护，让民营企业家拥有合法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不是给他们头上套上一个空的“光环”，如果真的因为头上有了“光环”，企业家才受人尊重，才感到自豪，才有社会责任感，那岂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政治生态有问题吗?
府谷县这种做法，再次验证了官本位意识在一些地方仍然根深蒂固，一旦沾上了“官”气，不仅在心里觉得敞亮，而且似乎也有了趾高气扬的资本。于是，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热衷于把什么县长助理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成了一种奖赏，养几头猪成了专业户就可以当人大代表，引资多少万就能当政协委员，等等。
由此联想起贯穿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的一句话——“姓毕的姥爷”，丫蛋和小沈阳都说有一个“姓毕的姥爷”，包括小品最后赵本山说“其实我的姥爷也姓毕”。为啥都说有一个“姓毕的姥爷”?不就是因为这个“姓毕的姥爷”有权吗?“煤老板”当县长助理，虽然跟“姓毕的姥爷”是两码子事，但都暗含着一种值得深思的东西。作为企业家的“煤老板”，本身就应该有一种自豪感，何必要沾个“官”气呢?“煤老板”也要找个“姓毕的姥爷”?(原载新华博客)
据王小帅说他没有花钱，但因为是“沾亲带故”的朋友提出的，并不排除这位朋友代他花了钱，或者将钱转移到了其他买户口的人头上去了，否则就构不成“倒卖进京户口案”了。这件事再一次暴露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病，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一直认为户籍制度不能全盘否定，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户籍登记和管理还是必须的。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对国民及外来人口进行登记和管理，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我反对的是户籍制度的异化——将特定的户籍当成了身份，当成划分不同等级人的指标。
像王小帅这样已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成就的年轻导演，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就因为当初没有留在北京，取得北京户籍，哪怕功成名就，却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取得北京的户口。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会拒绝接纳这样一位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又极具发展潜力的杰出人才，但北京却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只有本科学历，而且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所以那位作案者伪造了王小帅的研究生学历和工作单位，当然这个单位必须符合“引进导向”，是什么“科贸”公司。去年，具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就无法取得上海市的户籍，因为哲学不符合“引进导向”。
在这种情况下，王小帅们如果不想一直游离于当地户籍之外(须知实际上会有很多不便，有的会影响终身)，就得各显神通了。王小帅“幸而”有这样一位沾亲带故的朋友，自己不必掏钱，其他人大概所费不赀。要是没有钱或权，研究生学历证明和“科贸”公司的任职证明哪里来?假证明又怎么能蒙混过关?有的人只能真的考研究生，不管什么专业，更不管能学到什么，只要能拿到证书就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得把钱或人情花到考研、读研上去。还得找到一个列入“引进导向”名单的单位或专业，当然也得动一番脑筋。那样的种种努力，恰恰为倒卖户口、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开了方便之门，腐蚀干部、公务员，败坏社会风气，影响了人口正常的流动和人才的引进。试想，要没有这样无理刻板的规定，王小帅们有必要花钱或请托吗?倒卖进京户口会有生意吗?从腐败官员(否则哪来户口指标)到犯罪分子的生存链又怎么会形成呢?
北京或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往往要强调提高户口进入的门槛，否则不仅影响本地居民的生存，还会无法容纳。但不要忘记，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一座城市固然需要门槛，但应该是公正的。比如说需要一定的学历、技能、职称、资格或纳税指标，但不能内外有别，更不能差距太大。如果王小帅的确不符合户口进京的标准，那么学历低于本科，纳税量比王小帅少的北京本地人口是否应该迁离北京呢?退一步说，即使有这样的规定，一时又无法改变，难道不能承认王小帅的实际能力和贡献已经达到研究生水准，经一定手续予以核准吗?
据同一报道，同为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的户口一直在老家，他认为“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出国、去香港什么的，都不会因为户口造成什么麻烦。”所以如果真的到了无论户口在哪里，都没有什么不方便时，王小帅们就不必办北京户口了。但愿这不是贾樟柯个人的幸运!(原载《南方都市报》)
对不起，我们让铁老大受“委屈”了 乔志峰
四川广元市火车站为鼓励员工在春运中顾全大局，即使受委屈也要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专门设立了“委屈奖”，目前共有8名铁路员工收到了奖励。广元火车站站长朱强表示，因春运客流量特别大，个别旅客因为不了解车站规定或其他原因而与车站员工产生矛盾或发生谩骂、拉扯等过激行为时，车站员工也被要求尽量克制，用劝阻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年头，奖项真多。央视刚把感动中国特别奖颁给了全体中国人，铁路部门就开始为员工发放春运“委屈樊”了。提起春运来，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一票难求”、是列车上拥挤不堪的环境。受尽磨难的乘客们还没有“委屈”，我们的铁路部门倒先“委屈”起来，甚而要颁发“委屈奖”了。原来，铁老大才是春运最“委屈”的人哪。
铁老大很“委屈”，当然应该怪乘客。正如车站站长所言，乘客自己“不了解车站规定”，反而要“与车站员工产生矛盾或发生谩骂、拉扯等过激行为”，太不讲道理了嘛、太没有水平了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站37出票女”事件，也完全是由于乘客们不明真相造成的。人家“37出票女”不顾旅客抗议，在放票时间拉市停售，同时大量出票存放，并非是以权谋私倒票，而是为方便旅客购票、落实北京站实行的“分区分线分到站”售票制度。乘客们自己不好好学习，连“分区分线分到站”都搞不懂(我也不懂，惭愧)，就对人家售票员和车站横加指责，怎能不让铁老大感到委屈万分呀!
看来，铁道部门给广大不明真相的旅客上上课、普及一下车站规定刻不容缓，否则今后还难免造成新的“误解”，也难免让铁路人员继续受委屈。
今后、应该强制要求广大乘客认真学习车站的各项规定，多了解铁路知识一一比如“分区分线分到站”的具体操作流程是什么、为什么必须拄下窗帘才能进行，比如为什么那么多车站要卖“茶座票”，比如为什么火车上的饭菜既贵又难吃等等。乘客在上车之前不光要检票，还要抽查其对“车站规定”的掌握情况，凡无法背出相关规定条文者，车站有权拒绝其进站上车。只有严把乘客素质关，才能保证铁路的正常秩序，才能避免铁路人员受委屈嘛。
对不起，我们让铁老大受“委屈”了，都是我们的错。为了表达我们深深的歉意，建议相关部门给所有的铁路人员都颁个“委屈奖”，奖金一定要丰厚——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花的都是我们的钱嘛。(原载红网)
煤老板也要找个“姓毕的姥爷” 久泰平
有媒体以《“陕西首富”当上县长助理》为题报道了府谷县多名煤老板被县政府聘任为“县政府县长助理”或“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昨日，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贺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企老板任县长助理，有误导将被取消。”
据媒体报道，去年6月，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2008)31号的文件显示：经县委常委会研究，提议聘任高乃则等四人为县政府县长助理(不脱产)；聘任张继平等三人为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报道中提及，以上七人均是府谷民营企业家，其中六人为“煤老板”。
尽管当地组织部长称聘任这些民营企业家为县长助理，“只是给了一个名分，并不参加常委会和办公会等，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顾问”，但让“煤老板”当县长助理的做法，也难以服众。毕竟，老板和政府官员不能混为一谈，官商一旦身兼一职，即使你再打保票“不会影响执法部门的正常执法”，“不会左右政府的决策”，“不会出现官商勾结的情况”，恐怕在事实上也难免走样，况且当下行政的法制环境尚未到规范的程度，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仍然是腐败的重头戏，谁能相信老板们真的就把官衔只当个“名分”。
即使取消了县长助理这一称谓，但这种做法本身也值得深思。据报道，府谷县所以搞这种做法，是缘于“到了一定层面，应该给予民营企业家一定的政治待遇”的讨论，而且组织部长还肯定“老板当了县长助理后，行为上有了约束，大家也尊重了，老板自身有自豪感，也有危机感，会在体现社会责任以及带领大家致富等方面起到榜样作用。”给民营企业家“一定的政治待遇”无可厚非，但这个政治待遇应该是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不受任何左右地受到法律保护，让民营企业家拥有合法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不是给他们头上套上一个空的“光环”，如果真的因为头上有了“光环”，企业家才受人尊重，才感到自豪，才有社会责任感，那岂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政治生态有问题吗?
府谷县这种做法，再次验证了官本位意识在一些地方仍然根深蒂固，一旦沾上了“官”气，不仅在心里觉得敞亮，而且似乎也有了趾高气扬的资本。于是，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热衷于把什么县长助理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成了一种奖赏，养几头猪成了专业户就可以当人大代表，引资多少万就能当政协委员，等等。
由此联想起贯穿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的一句话——“姓毕的姥爷”，丫蛋和小沈阳都说有一个“姓毕的姥爷”，包括小品最后赵本山说“其实我的姥爷也姓毕”。为啥都说有一个“姓毕的姥爷”?不就是因为这个“姓毕的姥爷”有权吗?“煤老板”当县长助理，虽然跟“姓毕的姥爷”是两码子事，但都暗含着一种值得深思的东西。作为企业家的“煤老板”，本身就应该有一种自豪感，何必要沾个“官”气呢?“煤老板”也要找个“姓毕的姥爷”?(原载新华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