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学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有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尤其是以往政府千方百计地排斥和摧残中医。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古老的中醫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残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著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后定为“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和声援中医界,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除中医是何等的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总联合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直到1936年1月22日,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才正式颁布,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
　　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主义,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抗战后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最终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到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自身无法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还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