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10日，胡适撰文《我们走那条路》，提出“要打倒五个大仇敌”：一是贫穷，二是疾病，三是愚昧，四是贪污，五是扰乱。他还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愚蠢也好，愚昧也罷，都指向了一个人的思想状态。
　　不过，这种事极其敏感，不能随便提，更不能有特定的指向。如果你说一个人愚蠢或者愚昧，对方十有八九和你急，甚至反问：“你可以诋毁我的人格，但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商。”也就是说，不少人会觉得自己是聪明的，起码不傻，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晓之以理也不行，除非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愚昧的，需要进步的。因此，我们经常的做法是：即使看出对方思维上有什么破绽和漏洞，也要三缄其口。
　　人为什么会愚昧？想必也很好理解，除了先天因素外，主要缘于知识的浅薄和思维的懒惰，也可以说“不肯学”和“不肯想”。知识一旦浅薄，面对一些事物就不会引发思考;思维一旦懒惰，出现问题时就习惯依赖经验，缺少一定的洞察力。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力有所不足，会主动学习，远离愚昧;而有的人，既不学又不思考，还觉得真理在握，与这类人交流，就困难得多。所以说，知道自己不知道，还有进步的机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才是最大的麻烦。
　　近代以来，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不少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将矛头指向了国民的劣根性，其中之一就是愚昧。因此，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鲁迅想要改造国民性。
　　随着长时间的启蒙及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不说国民性整体改造如何，起码国人在摆脱愚昧这一点上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尚不足以沾沾自喜，尤其在思想层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知识没思想，所谓我们不生产思想，我们只是知识的搬运工;二是懒得思考，觉得那只是徒增烦恼，遇到质疑，就把狡辩当作本事，争点口舌之利;三是独立的思想太少，时常是人云亦云，顺水人情的吹捧多，真知灼见的批评少。总体说来，这些都与思维的懒惰有关。只是有的是想思考而不得要领，有的是不愿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