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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古代的文化艺术源远流长，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留在了历史长河之中，特别是周代东方齐国的乐舞，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直到今天仍然有无限的魅力。从出土文物探讨齐地乐舞文化的源流发展特征，对研究我国艺术发展史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齐地乐舞;文化;乐器;艺术
1 齐地乐舞文化源流与发展
我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乐舞，认为乐舞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乐舞代表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灵魂需求，是统治者的精神支柱，与国家兴亡有密切的关系。如国家庆典，举行隆重的礼乐、祭祀，宴饮自然是在华贵的青铜礼器中盛满美酒佳肴，但还需要相应盛大的音乐伴奏，才能彰显其隆重与华贵。所以从根本上说，乐是从属于礼的。除了用于祭天、祭地、祭日月星辰与神灵和宴飨、婚嫁、丧葬之外，还有些铜乐器是用于征伐与作战指挥的。“鸣金击鼓”就是军乐器指挥军队撤退与前进的例子。总之，上至朝廷，下至平民，都离不开乐舞文化，以乐舞接人神之欢、号令军队行止，无处不在。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乐舞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风格。
商周时期，青铜礼乐器可分为两大体系，即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原体系和长江流域的南方体系。这两大流域青铜乐器都以钟、铙、镈为主，但在形制和纹饰上有所不同，存在着地域特征。过去展现给人们的是以中原为主的青铜钟、鼓、磬。实际上除这两大类外，还有古代东夷地区、淄潍两河流域的各地乐舞文化。如今仍流传着古《韶》乐文化的气息。
周代齐属东方夷地，是一个喜爱歌舞、音乐发达的民族居住群体。东夷人很早以前就发明创造了土生土长的乐舞和乐器。据文献资料记载，在5000年前太昊、少昊之时就发明了琴瑟和陶埙。《帝王世纪》载伏羲氏创作了三十六弦瑟，包羲氏作五十弦瑟，黄帝传素女鼓瑟，神农氏作琴，太昊发明了琴瑟，还发明了陶质的埙。由此说，乐礼的兴起源自东方夷地。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北方乐舞文化体系，源流应是东方夷地古《韶》乐文化。
山东齐地龙山文化时期，东方夷族又有一位杰出人物——虞舜，他创作了钟石笙筦。《庄子·天下篇》载，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韶》，禹有《大夏》。《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诸冯临海，在今山东菏泽境内。舜被尧举荐为继承人，摄政于天子之政，荐之于天。舜对音乐的贡献就是圣德中的一项，世代流传于齐地。但古代记载的乐器均为竹木质，不易保存，众多的古代乐器已失传，只能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了解早期乐舞文化状况。
目前齐地发现最早的乐器是5000年前的陶制乐器，有埙、鼓、牛角号等，这些原始乐器是东夷民族智慧的结晶。到了夏禹时期，东夷人的音乐、歌舞就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地步。《竹书记年》载东方夷族民间乐舞，向夏王朝献其乐舞，受到朝廷的高度评价和喜爱，并得到夏王室的认可。从此东夷族民间乐舞走向了宫廷之乐。殷商时期的齐地，淄、潍流域一带活动着许多古方国，国势强盛的有逄伯陵氏、蒲姑氏方国，他们都各自发展着本国的乐舞文化，承袭了古《韶》乐文化。这种乐舞文化一直在齐地一带活跃，发芽生长，植根于齐地。
西周时期的齐地，周天子封姜太公于齐、治齐，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其中“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針政策就有力地保留了民间的乐舞文化，《韶》乐就是齐地传统的乐舞文化，鲁昭公二十五年（-517），孔子适齐，做了高昭子家的家臣，领略了齐《韶》乐，竟发生了“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当时为高昭子的家臣，主动找到了主管音乐的太师探讨齐国的音乐，相互切磋乐文化，太师论起了齐国还保留着舜时的《韶》乐。足见齐国的韶乐文化源远流长，是承袭了舜《韶》乐，原汁原味的舜《韶》乐才引起了孔子适齐，“三月不知肉味”的真实故事。齐地的腹心地带临淄，这些年又发现了大量的乐器和舞俑，为探讨齐国乐舞文化提供依据。
2 乐器的发现概况
近些年来，临淄境内陆续出土乐器文物，主要是编钟、编磬、镈钟、铜铃等乐器。《临淄县志》载，北宋宣和五年（1123），齐国故城东部就出土过一批乐器，编钟13件，镈钟1件，均有铭文。①编钟铭文84字;②编钟76字;③编钟71字;④编钟67字;⑤编钟81字;⑥编钟70字;⑦编钟42字;⑧编钟28字;⑨编钟14字;⑩编钟20字;k编钟20字;l编钟15字;m编钟14字。叔夷编钟492字，记述了春秋时期齐灵公命齐大夫叔夷的事件。《临淄县志》又载，临淄齐国故城东部枣园村掘地得古碑一块，上书“孔子闻韶处”。后又在地中发现石磬数枚，遂易村名为“韶院”。1975年韶院村南夯土建筑基址发现石磬两枚，刻有铭文“乐堂”二字。这些资料的发现为齐地乐舞文化研究提供了线索。
20世纪60年代古城东北部河崖头村东城垣附近发现一窖穴，出土大型青铜礼器8件，其中一件镈钟圆筒状，高达40厘米，口径27厘米，重13.5千克。器壁厚重，造型古朴，顶部饰方形钮，器身饰12枚圆泡型枚，枚之间饰蟠螭纹。这件镈钟是齐地临淄目前发现最早、最大的铜乐器之一。198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故城东南大夫观村发掘一大型古墓，“中”字型，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受到严重的损坏，但椁室设有黄肠题凑和边箱，出土了大量的丝绸织物，椁室的北边二层台上设有方形陪葬坑，置有编钟、编磬各两套，编钟16件，编磬16件，体量大，造型规范，大小依次排列，最大的一件高57.6厘米，重16.5千克，最小的一件高29.1厘米，重2.35千克。旁侧发现陶俑10余件，色彩艳丽，人物造型逼真，还发现乐器架的痕迹。1980年又在东夏村发掘大型古墓6座，出土陶甬钟7枚。1992年于临淄城区东部商王村发掘古墓100余座，其中1、2号战国夫妇并穴墓保存十分完好。2号为男墓，二层台上放置编钟两组14枚，石磬两组19枚。经有关专家测定，编钟的音质清脆，音阶准确，应为实用的乐器。1995年于相家庄北发掘4个有封土的大型古墓，其中1号墓出土铜铃3件。1992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于淄河店村发掘大中型墓34座，其中2号墓出土编钟8件，甬钟两组16件，钮钟10件，石磬3组24件。同年又于故城西北部西古村南征集扁铃30件。这批扁铃形状、大小都相近，铃腔内填有红沙土块。1978年，淄博市博物馆配合临淄东风车站建设，发掘了临淄大武乡窝托村有封土汉齐王墓陪葬坑5个，出土文物12000余件，其中3号坑为乐器仪仗坑，出土錞于1件，铜铙1件，军阵乐器2件。1984年，稷山顶部发现洞室墓20余座，其中1号墓为竖穴洞室墓，北侧墓室中出现鎏金编钟16件，为两组，编钟架1套，鎏金饰件5件，但体量很小，制作非常精细，应为明器。2010年又在故城东部韶院村夯土遗址上出现数十块残石磬，其中两块书写朱文。以上这些乐器文物是探讨齐国乐舞文化的实物资料。 3 齐地乐器的特征
临淄是周代齐国的都城，沿用长达800余年，地下遗产丰富，乐礼器发现较多。从考古发现调查得知，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收藏了几十件乐器，主要是编钟、镈钟、铜铙、錞于、石磬等礼乐器，还有陶制的乐器，如陶埙、陶琴，且小巧精美的陶舞俑也伴随乐器同出。
3.1 这些青铜礼乐器主要是钟
在祭礼和音乐大典伴奏时，钟起着引领的重要作用。例如，鸣金击鼓，先击钟然后伴奏其他乐器，所以钟是演奏中的首要乐器。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收藏一件独钟，1964年出土于河崖头村东窖穴内。该钟璧厚重粗糙，圆筒状，高达40厘米，重13.5千克，顶端一方形钮，钟身饰三行12个泡形枚，枚间部饰蟠螭纹，口圆而平，造型古朴，是临淄境内发现最早乐器之一。
3.2 这组铜礼乐器都带有铭文。
地方县志记载，公元1123年临淄齐故城曾出土过叔夷钟，铸铭文492字，记述了春秋时期齐灵公、使臣、叔夷率军旅伐东莱的史实，并且表明齐国疆域已扩展到沿渤海一带，为探讨春秋时期齐国疆域提供了古文字证据。还有13件编钟也同出于此，均有铭文，为探讨齐国的音乐状况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价值极高，可惜这些青铜乐器早年流落到国外。这组铜礼乐器是发现的铭文最多、内容最丰富的齐国乐器之一。
3.3 齐国墓葬出土的礼乐器分两种情况
一是用作殉葬的实用器。例如，商王庄夫妇墓2号男墓出土2组编钟和2组编磬，钟、磬架各1套，鎏银饰8件，专家测定，音质和音阶清脆合阶，为实用乐器。1978年，淄博市发掘了汉齐王墓的5个陪葬坑，其中3号坑出土錞于、铜铙各1件，为军队中传播号令的乐器，也是宗庙中享孝时的宴乐器，也是实用器。二是葬前制作的明器，不能准确演奏。198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最高规格的贵族墓大夫观“中”字型大墓，陪葬坑出土编钟两组16件，编磬两组16件，还有钟、磬架和鲜艳的乐舞伎俑。这两组乐器造型与其地诸侯国流行的乐器大致相同，造型精湛，体量大，大小依次排列。但经专家测定音质，音阶不准确，应为明器。
4 对齐地乐舞文化的思考
根据山东地区考古资料可知，现已发现的成套礼乐器编钟、编磬、镈钟，大多数出自齐国齐地，而齐都临淄是发现最多的地点之一。如郎家庄东周殉人墓就出现众多的乐舞佣;大夫观大型墓发现编钟、编磬各2套，乐舞佣1组;淄河店两个“国楚”墓也有所发现。齐轩热电厂墓出土的乐舞佣最多，舞佣姿势各异，制作工艺精美，色彩艳丽。还出土了数匹骏马，脊饰佩饰，还有小巧玲珑的鸟禽等。经清理，发现这些陶舞佣姿态优美，头部饰高发髻，身着长裙，袖口宽阔，有的右臂弯曲高抬、左臂前伸。但这些陶俑有些散乱，舞佣与马甬堆积在一起，难以复原原貌。整个陶俑整理后分析应是齐乐舞演奏的场景，显示了齐国乐舞文化独特的艺术风格。春秋时期，孔子来齐，耳闻目睹了齐乐师演奏的《韶》乐之后，竟陶醉了“三月不知肉味”，连连称贊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闻韶的故事，千古流传。
通过对考古资料的考察和探索，发现齐地一带的礼乐文物是墓主人显示身份的标志物，是齐地高级贵族墓随葬品不可缺少的主要礼器。如郎家庄大型殉人墓残存部分残石磬，相家庄大型墓、东夏庄大型殉人墓、淄河店大型殉马墓都普遍出土乐舞文物的遗存。
古代典籍中有许多有关齐国乐舞文化方面的记载，为探讨齐乐舞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我们认识到，齐地乐舞文物的大量出土反映了齐地乐舞文化的普遍和昌盛。
关键词：齐地乐舞;文化;乐器;艺术
1 齐地乐舞文化源流与发展
我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乐舞，认为乐舞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乐舞代表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灵魂需求，是统治者的精神支柱，与国家兴亡有密切的关系。如国家庆典，举行隆重的礼乐、祭祀，宴饮自然是在华贵的青铜礼器中盛满美酒佳肴，但还需要相应盛大的音乐伴奏，才能彰显其隆重与华贵。所以从根本上说，乐是从属于礼的。除了用于祭天、祭地、祭日月星辰与神灵和宴飨、婚嫁、丧葬之外，还有些铜乐器是用于征伐与作战指挥的。“鸣金击鼓”就是军乐器指挥军队撤退与前进的例子。总之，上至朝廷，下至平民，都离不开乐舞文化，以乐舞接人神之欢、号令军队行止，无处不在。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乐舞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风格。
商周时期，青铜礼乐器可分为两大体系，即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原体系和长江流域的南方体系。这两大流域青铜乐器都以钟、铙、镈为主，但在形制和纹饰上有所不同，存在着地域特征。过去展现给人们的是以中原为主的青铜钟、鼓、磬。实际上除这两大类外，还有古代东夷地区、淄潍两河流域的各地乐舞文化。如今仍流传着古《韶》乐文化的气息。
周代齐属东方夷地，是一个喜爱歌舞、音乐发达的民族居住群体。东夷人很早以前就发明创造了土生土长的乐舞和乐器。据文献资料记载，在5000年前太昊、少昊之时就发明了琴瑟和陶埙。《帝王世纪》载伏羲氏创作了三十六弦瑟，包羲氏作五十弦瑟，黄帝传素女鼓瑟，神农氏作琴，太昊发明了琴瑟，还发明了陶质的埙。由此说，乐礼的兴起源自东方夷地。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北方乐舞文化体系，源流应是东方夷地古《韶》乐文化。
山东齐地龙山文化时期，东方夷族又有一位杰出人物——虞舜，他创作了钟石笙筦。《庄子·天下篇》载，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韶》，禹有《大夏》。《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诸冯临海，在今山东菏泽境内。舜被尧举荐为继承人，摄政于天子之政，荐之于天。舜对音乐的贡献就是圣德中的一项，世代流传于齐地。但古代记载的乐器均为竹木质，不易保存，众多的古代乐器已失传，只能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了解早期乐舞文化状况。
目前齐地发现最早的乐器是5000年前的陶制乐器，有埙、鼓、牛角号等，这些原始乐器是东夷民族智慧的结晶。到了夏禹时期，东夷人的音乐、歌舞就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地步。《竹书记年》载东方夷族民间乐舞，向夏王朝献其乐舞，受到朝廷的高度评价和喜爱，并得到夏王室的认可。从此东夷族民间乐舞走向了宫廷之乐。殷商时期的齐地，淄、潍流域一带活动着许多古方国，国势强盛的有逄伯陵氏、蒲姑氏方国，他们都各自发展着本国的乐舞文化，承袭了古《韶》乐文化。这种乐舞文化一直在齐地一带活跃，发芽生长，植根于齐地。
西周时期的齐地，周天子封姜太公于齐、治齐，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其中“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針政策就有力地保留了民间的乐舞文化，《韶》乐就是齐地传统的乐舞文化，鲁昭公二十五年（-517），孔子适齐，做了高昭子家的家臣，领略了齐《韶》乐，竟发生了“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当时为高昭子的家臣，主动找到了主管音乐的太师探讨齐国的音乐，相互切磋乐文化，太师论起了齐国还保留着舜时的《韶》乐。足见齐国的韶乐文化源远流长，是承袭了舜《韶》乐，原汁原味的舜《韶》乐才引起了孔子适齐，“三月不知肉味”的真实故事。齐地的腹心地带临淄，这些年又发现了大量的乐器和舞俑，为探讨齐国乐舞文化提供依据。
2 乐器的发现概况
近些年来，临淄境内陆续出土乐器文物，主要是编钟、编磬、镈钟、铜铃等乐器。《临淄县志》载，北宋宣和五年（1123），齐国故城东部就出土过一批乐器，编钟13件，镈钟1件，均有铭文。①编钟铭文84字;②编钟76字;③编钟71字;④编钟67字;⑤编钟81字;⑥编钟70字;⑦编钟42字;⑧编钟28字;⑨编钟14字;⑩编钟20字;k编钟20字;l编钟15字;m编钟14字。叔夷编钟492字，记述了春秋时期齐灵公命齐大夫叔夷的事件。《临淄县志》又载，临淄齐国故城东部枣园村掘地得古碑一块，上书“孔子闻韶处”。后又在地中发现石磬数枚，遂易村名为“韶院”。1975年韶院村南夯土建筑基址发现石磬两枚，刻有铭文“乐堂”二字。这些资料的发现为齐地乐舞文化研究提供了线索。
20世纪60年代古城东北部河崖头村东城垣附近发现一窖穴，出土大型青铜礼器8件，其中一件镈钟圆筒状，高达40厘米，口径27厘米，重13.5千克。器壁厚重，造型古朴，顶部饰方形钮，器身饰12枚圆泡型枚，枚之间饰蟠螭纹。这件镈钟是齐地临淄目前发现最早、最大的铜乐器之一。198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故城东南大夫观村发掘一大型古墓，“中”字型，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受到严重的损坏，但椁室设有黄肠题凑和边箱，出土了大量的丝绸织物，椁室的北边二层台上设有方形陪葬坑，置有编钟、编磬各两套，编钟16件，编磬16件，体量大，造型规范，大小依次排列，最大的一件高57.6厘米，重16.5千克，最小的一件高29.1厘米，重2.35千克。旁侧发现陶俑10余件，色彩艳丽，人物造型逼真，还发现乐器架的痕迹。1980年又在东夏村发掘大型古墓6座，出土陶甬钟7枚。1992年于临淄城区东部商王村发掘古墓100余座，其中1、2号战国夫妇并穴墓保存十分完好。2号为男墓，二层台上放置编钟两组14枚，石磬两组19枚。经有关专家测定，编钟的音质清脆，音阶准确，应为实用的乐器。1995年于相家庄北发掘4个有封土的大型古墓，其中1号墓出土铜铃3件。1992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于淄河店村发掘大中型墓34座，其中2号墓出土编钟8件，甬钟两组16件，钮钟10件，石磬3组24件。同年又于故城西北部西古村南征集扁铃30件。这批扁铃形状、大小都相近，铃腔内填有红沙土块。1978年，淄博市博物馆配合临淄东风车站建设，发掘了临淄大武乡窝托村有封土汉齐王墓陪葬坑5个，出土文物12000余件，其中3号坑为乐器仪仗坑，出土錞于1件，铜铙1件，军阵乐器2件。1984年，稷山顶部发现洞室墓20余座，其中1号墓为竖穴洞室墓，北侧墓室中出现鎏金编钟16件，为两组，编钟架1套，鎏金饰件5件，但体量很小，制作非常精细，应为明器。2010年又在故城东部韶院村夯土遗址上出现数十块残石磬，其中两块书写朱文。以上这些乐器文物是探讨齐国乐舞文化的实物资料。 3 齐地乐器的特征
临淄是周代齐国的都城，沿用长达800余年，地下遗产丰富，乐礼器发现较多。从考古发现调查得知，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收藏了几十件乐器，主要是编钟、镈钟、铜铙、錞于、石磬等礼乐器，还有陶制的乐器，如陶埙、陶琴，且小巧精美的陶舞俑也伴随乐器同出。
3.1 这些青铜礼乐器主要是钟
在祭礼和音乐大典伴奏时，钟起着引领的重要作用。例如，鸣金击鼓，先击钟然后伴奏其他乐器，所以钟是演奏中的首要乐器。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收藏一件独钟，1964年出土于河崖头村东窖穴内。该钟璧厚重粗糙，圆筒状，高达40厘米，重13.5千克，顶端一方形钮，钟身饰三行12个泡形枚，枚间部饰蟠螭纹，口圆而平，造型古朴，是临淄境内发现最早乐器之一。
3.2 这组铜礼乐器都带有铭文。
地方县志记载，公元1123年临淄齐故城曾出土过叔夷钟，铸铭文492字，记述了春秋时期齐灵公、使臣、叔夷率军旅伐东莱的史实，并且表明齐国疆域已扩展到沿渤海一带，为探讨春秋时期齐国疆域提供了古文字证据。还有13件编钟也同出于此，均有铭文，为探讨齐国的音乐状况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价值极高，可惜这些青铜乐器早年流落到国外。这组铜礼乐器是发现的铭文最多、内容最丰富的齐国乐器之一。
3.3 齐国墓葬出土的礼乐器分两种情况
一是用作殉葬的实用器。例如，商王庄夫妇墓2号男墓出土2组编钟和2组编磬，钟、磬架各1套，鎏银饰8件，专家测定，音质和音阶清脆合阶，为实用乐器。1978年，淄博市发掘了汉齐王墓的5个陪葬坑，其中3号坑出土錞于、铜铙各1件，为军队中传播号令的乐器，也是宗庙中享孝时的宴乐器，也是实用器。二是葬前制作的明器，不能准确演奏。198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最高规格的贵族墓大夫观“中”字型大墓，陪葬坑出土编钟两组16件，编磬两组16件，还有钟、磬架和鲜艳的乐舞伎俑。这两组乐器造型与其地诸侯国流行的乐器大致相同，造型精湛，体量大，大小依次排列。但经专家测定音质，音阶不准确，应为明器。
4 对齐地乐舞文化的思考
根据山东地区考古资料可知，现已发现的成套礼乐器编钟、编磬、镈钟，大多数出自齐国齐地，而齐都临淄是发现最多的地点之一。如郎家庄东周殉人墓就出现众多的乐舞佣;大夫观大型墓发现编钟、编磬各2套，乐舞佣1组;淄河店两个“国楚”墓也有所发现。齐轩热电厂墓出土的乐舞佣最多，舞佣姿势各异，制作工艺精美，色彩艳丽。还出土了数匹骏马，脊饰佩饰，还有小巧玲珑的鸟禽等。经清理，发现这些陶舞佣姿态优美，头部饰高发髻，身着长裙，袖口宽阔，有的右臂弯曲高抬、左臂前伸。但这些陶俑有些散乱，舞佣与马甬堆积在一起，难以复原原貌。整个陶俑整理后分析应是齐乐舞演奏的场景，显示了齐国乐舞文化独特的艺术风格。春秋时期，孔子来齐，耳闻目睹了齐乐师演奏的《韶》乐之后，竟陶醉了“三月不知肉味”，连连称贊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闻韶的故事，千古流传。
通过对考古资料的考察和探索，发现齐地一带的礼乐文物是墓主人显示身份的标志物，是齐地高级贵族墓随葬品不可缺少的主要礼器。如郎家庄大型殉人墓残存部分残石磬，相家庄大型墓、东夏庄大型殉人墓、淄河店大型殉马墓都普遍出土乐舞文物的遗存。
古代典籍中有许多有关齐国乐舞文化方面的记载，为探讨齐乐舞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我们认识到，齐地乐舞文物的大量出土反映了齐地乐舞文化的普遍和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