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的教育并没有向短视“国难教育”方向发展，而是针对平时教育的时弊，采取改革措施按部就班的推进教育的发展。在我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除了最终取得抗战军事胜利的同时，中国也收获了另一场教育的辉煌成就。救国需要实业，实业发展需要实科教育。回顾抗战前后14年里我国高等实科教育的发展历程，在钦佩我们的先辈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候，也能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关键词：高等实科教育 抗日战争 陈立夫
我国的抗日战争是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的抗日战争前后持续了十四年。本文的抗战前期指的是1931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间的时段，抗战后期是指1937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高等实科教育指的是高等学校专业与课程设置和社会科学、经济、军事等应用学科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人民个人生活相关并有利于人的就业。从学科上看，高等实科教育与自然科学、应用学科更密切。
从1931年开始，我国日益处于民族危亡的时期，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却存在着严重不适应社会要和个人就业的现实情况。调整学校与专业设置力求学以致用是这个时期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的主线。
一.应急反应是抗战前期高等实科教育发展的主基调
1.高等实科教育弱化的表现
高等教育发展到三十年代初，由于高等实科教育的弱化，出现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是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所需要的实用人才严重短缺；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这双重困境严重困扰着高等教育正常发展，也影响到了国家面临民族危机时全民族抗战的准备工作。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所需要的实用人才困乏。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经济发展上试图有所作为，大力发展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由于实用人才缺乏，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进步并没有有带来经济和国防上的大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整体发展严重落后。军事工业只能仿造部分步兵武器。同时我国在西医、西药、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方面也是严重短缺人才。
同时大学毕业生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高校的文科生比例高，社会就业机会少，即便理科和工科学生由于课程内容与专业设计照搬西方不适合中国需求。毕业生就业机会也不多。甚至教育部的官员在1931年底指出“学校多一毕业之学生，社会即增一失业之分子，家庭即少一有用之人才。”[1][2]
2.应激反应中的矫枉过正现象的争论与政策的制定
1928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教育发展的理念上有崇尚科学与实用的倾向。针对高等教育中存在严重的不切实用的现状，当时的国民党主要掌权人物提出了批评。蒋介石在1931年4月浙江大学的训词中对当时高校脱离实际的情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现在一般教员，只教功课，只注重教而不注重育，更不注意学生的衣食住行的人生实际生活。”[3]指出当时的一些大学有名无实，青年能够得益的很少。对这种学校必须“悬崖勒马，改弦更张”。1932年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认为高等教育的重点是高等实业教育和高等专门学校，因为这类学校培养的是“技术上极重要之实用人才，故在产业发展上处于中间地位。”[4]改革高等教育向实科方向发展成为教育的主要议题。
高等学校如何向实业方向演进，应用啥样的手段。人们出现了分歧，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激进主张。1932年夏，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主要内容有五条：所有高校停招文、法、艺术专业学生，为期十年；扩充农、工、医科；中学加强数学、物理、化学；小学加重国文、算学；公费留学以农、工、医应用学科，为限为期十年。之后程天放《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建议教育应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此种放弃人文社会学科的高等教育发展论调一出立即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蒋延黼发表了《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一文对陈果夫的主张进行反驳：他认为简单的发展农、工、医等学科是生财的教育论，现实中“学农的从事农业的简直是例外，学工的改就他种职业和闲居的也不少，近年教育和职业不能相辅而行的原故是很复杂的”[5]简单的发展不能有效。并認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应以人的求知欲和社会需要双重标准来确定。教育部官员吴俊升认为陈果夫的提案是“在精神上渐远于全盘西化之理想，而渐进于中体西用之原则”[6]是教育发展的复辟现象而非进步。这场争论也使头脑热的人日趋冷静，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审视高等实业教育发展的方向，防止激进的措施影响到教育的健康发展。
1932年底，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合并审议了陈果夫、程天放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矫枉过正的教育提案。并没有通过陈果夫的教育案，但是确立了“应注重养成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使学校毕业生均为社会生产分子，而矫正过去教育徒事空谈，忽略实践之弊病”[7]决议。发展实科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
1933年，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开始了高校的改革。改革措施主要有：大学新设立学院校应以农、工、医、商为限，其他学科不得设立；招生限定，新招收的学生甲类（文、法、商、教育、艺术）数量不得大于乙类（理、工、农、医）数量；整理办学质量不佳的学校和系科，关停合并了部分学校和专业。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学生就业的问题还比较严重，1936年开始，建立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对高校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
3.高等教育调整后的成效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得日益合理。从专业上看，高等教育实科就读人数在一直上升而文科生的数量在下降。各个专业学生人数比也接近平衡，原来法学占多数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第二次中国教育教育年鉴的记载，截止到1937年，文科生的比例由1928年的21.7%下降到13.3%，法科生的比例由37.6%下降到22.8，同时理科学生的比例由7.6%上升到14.3%，工科生的比率由11%上升为18.5%，医学生上涨最快，医学生上升过快和抗战全面爆发，军队大量需求医护人员有关。 其次，学生就业情况有所改善，由于专业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一些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大大改观。如中央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就业供不应求，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供不应求，还有水利工程专业，全国都供不应求。还有燕京大学新闻系、东吴大学化工系等专业毕业生就业良好。西医专业整体就业良好。但是高等学校学生的整体就业率因学科和学校师资与设备的差异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第三，大学经费尤其是理工科的经费增加。教学和科研条件有所改善。在内忧外患不断困扰的情况下，全国教育经费，从1928年到1937增加一倍，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预算从1928年到1936增加了40%[8]。教育经费的增加使得教育条件改善，教育质量提高。
最后，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理工科专业，培养出了一批科技精英。以清华大学为例，它的物理专业、数学专业、无线电专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时期培养了物理学家周培源、赵忠尧，数学家林家翘。南开大学培养出了数学家陈省身和吴大任等。
1931年以后启动的高等教育实科化的改革，针对时弊，切中要害，改革的措施也是雷厉风行，效果明显。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学术界的批评和建议。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不且实用的风气，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也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积累了人才，同时高校毕业生就业拓展了空间，为全面抗战做了一定的教育准备。但是，高等教育实科化的改革并没有缓解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正如费正清在评价南京政府30年代的改革时所指出：“南京政府制定的现代化规划几乎是全盘西化。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们也有学以致用的想法，但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反映的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管理体制、技术和生活方式，而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不满显然不是那些国家的首要问题。”[9]
二.抗战爆发后高等实业教育的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阶段。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我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此之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中国高等实科教育并没有因为战争而衰落，在大后方还有所发展。
1.抗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政策与高等实科教育的发展
1938年初，工程师出身的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他信奉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主张。他认为“在理论上无所谓战时教育，因为平时教育实质上包含着战时准备。今后之根本教育方针，须德智兼顾，文武合一，工农并重，教育与政治设施、经济计划及社会生活尤须贯通，并与其他机关密切联系。”[10]这种主张等到了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吴俊升的支持。
1939年3月，蒋介石在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说，在这个演说中他谈到了和实科教育密切相关的内容：“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亦可以说教育史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尤其是这个抗战建国时期，我们必须发展经济、以充实战时国立，以奠立战后建国的基础。”[11]这个演讲强调了教育的经济功能和教育军事功能。突出了抗战时期实科教育对国家和民族巨大作用。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高等实科教育不仅没有停滞还获得了发展。这是和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
2.抗战时期高等实科教育发展的措施
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广大高校师生和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都对高等学校迁移和重建做出贡献。在这个期间教育部采取的措施最为得力有效。
A.专科以上高等学校的内迁。根据教育部1939年的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含教会学校）108所，内迁后方的有52所，迁入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有25所，停办17所，其余是原来就在上海租界。教育部对这些内迁的学校提供经费，选择迁入地，私立学校经费无着的转为国立。许多学校多次迁移，颠沛不堪，但是教学还迁移中在进行。比如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都辗转多省，数次迁移。但是在迁移过程中，大部师资与图书设备保持下来。
B.新建高等实科学校。教育部长陈立夫回忆道：“注重实科教育，原为战前的政策，在战时虽未强调此政策，但为适应战时专业人才之需要。对于医工学院及各种技艺专工学校，也有所设。此等学校的增设，器材设备需要很可观的经费，虽在战费开支浩繁，日增困难情形下，仍能请得巨款，创设新校，在当时实在是很费一番努力的。”[12]新学校的设立不图高成次，但求实用性。这里最突出的是重庆商船学校的设立，1938年招商局 为培养航运人才，以“江顺”轮锚地为址设立商船学校。分造船，驾驶和轮机三班，重视实习，抗战胜利后大部学员都成为了船长。
C.实验与实习设备的补充与制造。实科教学少不了实验与实习设备，一些学校的设备在内迁时受到了损失，需要补充。新建立的学校也需要设备充实。设备的来源主要有两条，一是自己制造，二是向国外购买。日军占领广州以后，中国的通海通路被封锁。外国物资进入困难，仪器设备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师生开始自己设计制造实验用仪器设备。陈立夫向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求助，孔祥熙常常鼓吹自己以“提倡教育，振兴事业”为志向。在陈立夫的请求下，孔祥熙拨出一百万美元用于购买实验设备供给各个高校。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1944年以后，隨着滇缅公路的二次开通，美国的援华物资大量进入中国，高校的设备情况好转。
D.留学政策的调整。抗战爆发以后公派留学一度停顿。从1940年开始恢复清华庚款留学项目。但是，留学政策偏重实科。以1940年第五届清华大学公款留学为例，一共留学门类有22个，其中文科只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史这两门与经济密切先关的学科，其他学科都是实科，以工科最多，其次是制药，西医和农学。第六届清华留美项目虽然经过梅贻琦校长等人的努力也仅仅增加了一门西洋史，其他学科多为实科。1943年开始的公款留英考试也是如此。
E.课程的调整。1940年教育部提出整理大学课程三原则：一规定统一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而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政策相吻合，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知识广博基础培养，三注重精要科目，是学生精要一科融会贯通
关键词：高等实科教育 抗日战争 陈立夫
我国的抗日战争是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的抗日战争前后持续了十四年。本文的抗战前期指的是1931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间的时段，抗战后期是指1937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高等实科教育指的是高等学校专业与课程设置和社会科学、经济、军事等应用学科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人民个人生活相关并有利于人的就业。从学科上看，高等实科教育与自然科学、应用学科更密切。
从1931年开始，我国日益处于民族危亡的时期，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却存在着严重不适应社会要和个人就业的现实情况。调整学校与专业设置力求学以致用是这个时期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的主线。
一.应急反应是抗战前期高等实科教育发展的主基调
1.高等实科教育弱化的表现
高等教育发展到三十年代初，由于高等实科教育的弱化，出现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是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所需要的实用人才严重短缺；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这双重困境严重困扰着高等教育正常发展，也影响到了国家面临民族危机时全民族抗战的准备工作。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所需要的实用人才困乏。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经济发展上试图有所作为，大力发展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由于实用人才缺乏，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进步并没有有带来经济和国防上的大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整体发展严重落后。军事工业只能仿造部分步兵武器。同时我国在西医、西药、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方面也是严重短缺人才。
同时大学毕业生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高校的文科生比例高，社会就业机会少，即便理科和工科学生由于课程内容与专业设计照搬西方不适合中国需求。毕业生就业机会也不多。甚至教育部的官员在1931年底指出“学校多一毕业之学生，社会即增一失业之分子，家庭即少一有用之人才。”[1][2]
2.应激反应中的矫枉过正现象的争论与政策的制定
1928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教育发展的理念上有崇尚科学与实用的倾向。针对高等教育中存在严重的不切实用的现状，当时的国民党主要掌权人物提出了批评。蒋介石在1931年4月浙江大学的训词中对当时高校脱离实际的情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现在一般教员，只教功课，只注重教而不注重育，更不注意学生的衣食住行的人生实际生活。”[3]指出当时的一些大学有名无实，青年能够得益的很少。对这种学校必须“悬崖勒马，改弦更张”。1932年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认为高等教育的重点是高等实业教育和高等专门学校，因为这类学校培养的是“技术上极重要之实用人才，故在产业发展上处于中间地位。”[4]改革高等教育向实科方向发展成为教育的主要议题。
高等学校如何向实业方向演进，应用啥样的手段。人们出现了分歧，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激进主张。1932年夏，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主要内容有五条：所有高校停招文、法、艺术专业学生，为期十年；扩充农、工、医科；中学加强数学、物理、化学；小学加重国文、算学；公费留学以农、工、医应用学科，为限为期十年。之后程天放《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建议教育应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此种放弃人文社会学科的高等教育发展论调一出立即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蒋延黼发表了《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一文对陈果夫的主张进行反驳：他认为简单的发展农、工、医等学科是生财的教育论，现实中“学农的从事农业的简直是例外，学工的改就他种职业和闲居的也不少，近年教育和职业不能相辅而行的原故是很复杂的”[5]简单的发展不能有效。并認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应以人的求知欲和社会需要双重标准来确定。教育部官员吴俊升认为陈果夫的提案是“在精神上渐远于全盘西化之理想，而渐进于中体西用之原则”[6]是教育发展的复辟现象而非进步。这场争论也使头脑热的人日趋冷静，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审视高等实业教育发展的方向，防止激进的措施影响到教育的健康发展。
1932年底，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合并审议了陈果夫、程天放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矫枉过正的教育提案。并没有通过陈果夫的教育案，但是确立了“应注重养成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使学校毕业生均为社会生产分子，而矫正过去教育徒事空谈，忽略实践之弊病”[7]决议。发展实科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
1933年，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开始了高校的改革。改革措施主要有：大学新设立学院校应以农、工、医、商为限，其他学科不得设立；招生限定，新招收的学生甲类（文、法、商、教育、艺术）数量不得大于乙类（理、工、农、医）数量；整理办学质量不佳的学校和系科，关停合并了部分学校和专业。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学生就业的问题还比较严重，1936年开始，建立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对高校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
3.高等教育调整后的成效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得日益合理。从专业上看，高等教育实科就读人数在一直上升而文科生的数量在下降。各个专业学生人数比也接近平衡，原来法学占多数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第二次中国教育教育年鉴的记载，截止到1937年，文科生的比例由1928年的21.7%下降到13.3%，法科生的比例由37.6%下降到22.8，同时理科学生的比例由7.6%上升到14.3%，工科生的比率由11%上升为18.5%，医学生上涨最快，医学生上升过快和抗战全面爆发，军队大量需求医护人员有关。 其次，学生就业情况有所改善，由于专业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一些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大大改观。如中央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就业供不应求，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供不应求，还有水利工程专业，全国都供不应求。还有燕京大学新闻系、东吴大学化工系等专业毕业生就业良好。西医专业整体就业良好。但是高等学校学生的整体就业率因学科和学校师资与设备的差异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第三，大学经费尤其是理工科的经费增加。教学和科研条件有所改善。在内忧外患不断困扰的情况下，全国教育经费，从1928年到1937增加一倍，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预算从1928年到1936增加了40%[8]。教育经费的增加使得教育条件改善，教育质量提高。
最后，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理工科专业，培养出了一批科技精英。以清华大学为例，它的物理专业、数学专业、无线电专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时期培养了物理学家周培源、赵忠尧，数学家林家翘。南开大学培养出了数学家陈省身和吴大任等。
1931年以后启动的高等教育实科化的改革，针对时弊，切中要害，改革的措施也是雷厉风行，效果明显。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学术界的批评和建议。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不且实用的风气，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也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积累了人才，同时高校毕业生就业拓展了空间，为全面抗战做了一定的教育准备。但是，高等教育实科化的改革并没有缓解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正如费正清在评价南京政府30年代的改革时所指出：“南京政府制定的现代化规划几乎是全盘西化。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们也有学以致用的想法，但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反映的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管理体制、技术和生活方式，而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不满显然不是那些国家的首要问题。”[9]
二.抗战爆发后高等实业教育的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阶段。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我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此之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中国高等实科教育并没有因为战争而衰落，在大后方还有所发展。
1.抗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政策与高等实科教育的发展
1938年初，工程师出身的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他信奉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主张。他认为“在理论上无所谓战时教育，因为平时教育实质上包含着战时准备。今后之根本教育方针，须德智兼顾，文武合一，工农并重，教育与政治设施、经济计划及社会生活尤须贯通，并与其他机关密切联系。”[10]这种主张等到了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吴俊升的支持。
1939年3月，蒋介石在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说，在这个演说中他谈到了和实科教育密切相关的内容：“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亦可以说教育史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尤其是这个抗战建国时期，我们必须发展经济、以充实战时国立，以奠立战后建国的基础。”[11]这个演讲强调了教育的经济功能和教育军事功能。突出了抗战时期实科教育对国家和民族巨大作用。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高等实科教育不仅没有停滞还获得了发展。这是和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
2.抗战时期高等实科教育发展的措施
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广大高校师生和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都对高等学校迁移和重建做出贡献。在这个期间教育部采取的措施最为得力有效。
A.专科以上高等学校的内迁。根据教育部1939年的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含教会学校）108所，内迁后方的有52所，迁入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有25所，停办17所，其余是原来就在上海租界。教育部对这些内迁的学校提供经费，选择迁入地，私立学校经费无着的转为国立。许多学校多次迁移，颠沛不堪，但是教学还迁移中在进行。比如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都辗转多省，数次迁移。但是在迁移过程中，大部师资与图书设备保持下来。
B.新建高等实科学校。教育部长陈立夫回忆道：“注重实科教育，原为战前的政策，在战时虽未强调此政策，但为适应战时专业人才之需要。对于医工学院及各种技艺专工学校，也有所设。此等学校的增设，器材设备需要很可观的经费，虽在战费开支浩繁，日增困难情形下，仍能请得巨款，创设新校，在当时实在是很费一番努力的。”[12]新学校的设立不图高成次，但求实用性。这里最突出的是重庆商船学校的设立，1938年招商局 为培养航运人才，以“江顺”轮锚地为址设立商船学校。分造船，驾驶和轮机三班，重视实习，抗战胜利后大部学员都成为了船长。
C.实验与实习设备的补充与制造。实科教学少不了实验与实习设备，一些学校的设备在内迁时受到了损失，需要补充。新建立的学校也需要设备充实。设备的来源主要有两条，一是自己制造，二是向国外购买。日军占领广州以后，中国的通海通路被封锁。外国物资进入困难，仪器设备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师生开始自己设计制造实验用仪器设备。陈立夫向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求助，孔祥熙常常鼓吹自己以“提倡教育，振兴事业”为志向。在陈立夫的请求下，孔祥熙拨出一百万美元用于购买实验设备供给各个高校。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1944年以后，隨着滇缅公路的二次开通，美国的援华物资大量进入中国，高校的设备情况好转。
D.留学政策的调整。抗战爆发以后公派留学一度停顿。从1940年开始恢复清华庚款留学项目。但是，留学政策偏重实科。以1940年第五届清华大学公款留学为例，一共留学门类有22个，其中文科只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史这两门与经济密切先关的学科，其他学科都是实科，以工科最多，其次是制药，西医和农学。第六届清华留美项目虽然经过梅贻琦校长等人的努力也仅仅增加了一门西洋史，其他学科多为实科。1943年开始的公款留英考试也是如此。
E.课程的调整。1940年教育部提出整理大学课程三原则：一规定统一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而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政策相吻合，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知识广博基础培养，三注重精要科目，是学生精要一科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