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浙江农村,正在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指引下,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上。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薄赋税、均贫富,”“耕者有其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古往今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对于“三农”的梦想从未中断过。
　　回溯一甲子,浙江10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从贫穷到温饱乃至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变化生动而深刻!
　　
　　生产关系的与时俱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采用机械化作业一天可收割80多亩稻子,省时省力,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农时季节,为冬季作物丰产丰收奠定了基础。”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庙垄村种粮大户徐文荣驾驶着洋马大型稻麦收割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虫是天上放下的,治不了。”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像治理虫害这样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对60年前的浙江农民来说,却是一件干不了也不愿干的事,更不要说机械化收割稻子了——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1950年冬,土地改革全面展开,到1952年,全省100%的乡、100%的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在农村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上世纪50年代初《浙江日报》曾报道,杭县上泗区一个年老的农妇,天黑了还在耕地,别人问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她说:“念了一辈子佛也不见多一亩地,如今共产党来了分到了田,我还能不好好生产吗?”这样的农民何止一个,“嘉兴等地农民和农妇分得土地后,晚上睡不着觉,几次爬起来去看自己新分得的田地;农民纷纷制定生产计划,努力增产……”
　　1952年3月互助合作运动在全省开展,到1957底基本完成了农业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实现了几千年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到1957年,全省农业总产值,粮食、棉花、茶叶总产量,生猪和羊存栏数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7元提高到86.92元,增长近84%!
　　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良种化……挣脱了束缚的人们如火如荼地投入到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洪流中。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在它的发祥地浙江迅速普及。
　　随着全省农村普遍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生产突破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经营的格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迈开大步。1984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82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多种经营农产品也全面增长,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局面得到全面改变。
　　“我们家就是那时分到了5亩地,种过棉花,也种过白菜、蚕豆,还把多余的蔬菜装上船运到余姚卖给城里人。”慈溪市周巷农民郑涌森对那个干劲迸发的岁月至今记忆犹新。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改革从未松劲过。1985年起,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抓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多种经营发展,率先在全国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1992年起又率先推进了农业的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面对不断出现的农产品“卖难”,1998年提出了大力发展效益农业的口号,鼓励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2001年,又在全国率先推进了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2004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有关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时,农业生产效益极其低下,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190元,到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6713元,比1949年提高了约141倍。
　　
　　千变万化的农村经济创造出了千变万化的新农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农村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从此,千变万化的农村经济创造出了千变万化的新农民。
　　


　　“为什么不让摆摊,我们都没饭吃了!”义乌第一代摆摊人,今年70岁的老太太冯爱倩,至今还记得1982年因被没收提篮冲进县委书记办公室要求放开市场的情景。而义乌县委也顺应百姓意愿,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城市市场开放”等“四个允许”。今天,人们评论说:这一“吵”,“吵”出了个全球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造市,是浙江农民独特的本领。造市,在省内及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造出了5600多家各类商品市场,仅省内的年成交额就达9325亿元;造市,造出了一大批走南闯北的农民商人;造市,与工业化紧密联动,也造出了一大批依托市场发展壮大的浙江企业。
　　从鼓励社队企业、家庭工业发展开始,浙江率先大力推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出台了一系列放权松绑的政策。1984年,农村经济发生历史性转折,乡镇企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产值,从事非耕地经营劳动力人数第一次超过从事耕地经营的劳动力。1994年,乡镇企业成为我省经济主力军,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72.9%。到2007年,全省乡镇企业达111万家,实现增加值8645亿元。
　　“加工工业、建筑建材、商业服务、水陆运输、畜禽蛋奶、果木虫鱼,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农民参加。”当年的一篇新闻报道是这样记录下农民“洗脚上田”,从单纯的农业转移到新生产服务领域的情形。
　　这场转移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到2008年,浙江全社会从业人员中,非农比重达80.8%,比1949年提高66.8个百分点,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比重达71.1%。
　　1984年一个炎热的夏夜,苍南县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对着下面黑压压1000多名群众,吹响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集资建城的号角,在全国率先推行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等制度改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城镇化的路子,农民破天荒第一次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成为了城镇居民。
　　和这座“中国农民第一城”一样,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市场化加速推进,在浙江大地上,崛起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新型小城镇,有286个镇进入了全国千强镇行列。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农民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变
　　
　　现在的萧山航民村,已是一个村级经济、村庄面貌、村民生活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不过,现任村党委委员、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朱永康对之前的苦日子仍记忆犹新。“村里人大都务农,种出的粮食勉强够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芋艿、青菜与咸菜。”今年79岁的著名摄影记者徐永辉在他的摄影报道中,这样回忆1950年初次到余杭农民汪阿金家的情景。如今,汪阿金的家人有的住上了农家别墅,有的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有的开上了小汽车,用上了大屏幕液晶电视。
　　追踪拍摄汪阿金和叶根土两家的照片,如今为国人熟知,它们是浙江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真实写照。
　　


　　经济的快速发展,欠发达地区扶贫开发的推进,农民负担的不断减轻,让农民腰包越来越殷实。1997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区,2003年又开始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
　　2008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9258元,已连续24年居全国省区首位,与1949年相比,增长196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3%。
　　60年来,农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特别是近年来,从物质享受转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吃,植物性食物消费下降,动物性食物消费增加;穿,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住,从草房到平房到楼房,从几代一房到每户一房;交通通信,从闭塞到村村通公路,几乎家家有电话。
　　坐在小区中央花园的石凳上,69岁的张大伯一边抽着烟,一边眯缝着眼和来往的邻居打着招呼,不时还回头和小区门口的保安攀谈上几句。
　　两年前从自家造的那幢三层楼搬到这个公寓小区后,张大伯一下子觉得有些“不适应”了。现在打开水龙头就能用上自来水,垃圾要扔到指定的垃圾箱里,小区门口还有保安为居民“站岗放哨”。
　　嘉兴余新镇、姚庄镇等13个试点村镇通过“两分两换”的土地流转方式,将像张大伯一样的农民进行集中安置居住,让农民变散居为集居,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转换成市民、社区的生活方式。
　　党的十六大以后,浙江率先形成了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共识,在全国第一个制定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机制和方法。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率先实施免除所有农业税负的改革举措,终止了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开创了农业零税负时代;“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乡村康庄工程和“万里清水河道整治”、“农民健康”工程等一系列统筹城乡的惠民工程,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
　　新农村、新农合、新农保、新农居、新社区。今天,浙江农民有的像张大伯这样集聚到城镇生活,有的在新农村社区里,喝的是自来水,看的是有线电视,出行有公交,社区卫生有定期清扫……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和惬意的农居生活还吸引了无数城里人过一把“农家乐”的瘾。
　　浙江传奇一甲子,幸福飞越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