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对于中国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犹如陌路，虽然在将近1400年前土耳其人的祖先——当时中国称他们为突厥人——与中国人的关系，曾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而突厥人西迁并建立自己的帝国正是这种关系的结果;虽然在将近500年的时间里，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同是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两大帝国。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却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格外的关注。因为这两个“老大帝国”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一个被称为“东亚病夫”，另一个被称为“西亚病夫”，均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内部衰落下岌岌可危。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尤其给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带来极大震撼，对这个新兴国家的关注也相应增多。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以及新中国的建立，在中国大陆，了解和研究土耳其的传统逐渐淡化。而且在抗美援朝时期，土耳其积极参加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使新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彼此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直到今天这种印象也难说已经完全消除了。这段时间中国研究土耳其的阵地从大陆转移到了台湾，台土关系一度非常密切。20世纪70年代中美逐步改善关系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西方阵营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但中土两国关系并未立即大踏步地发展，台湾依然与土耳其在学术界和经济界维持着很强的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孔子学院陆续在土耳其建立，大陆在土耳其的影响显著提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由于“东突”问题，中国民众对土耳其以及中土关系的关注不断增多。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更是将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在某些领域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呈现给世人。近期的一系列事件，则一度激起双方的“民愤”。但在双方民众颇为情绪化的语境下，关于土耳其以及中土关系的真相显然被遮蔽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研究员周济，应本刊邀请，在此向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土耳其和真实的中土关系。 ——题记
　　泛突厥主义其实是“舶来品”
　　从今年6月18日进入伊斯兰教斋月开始，少数土耳其媒体引用了西方媒体所谓我国新疆禁止部分穆斯林“封斋”的报道，随后相关报道在社交网站被热炒。经过各种歪曲报道的煽动，土耳其一些人的反华情绪迅速上升。7月初，一些地方发生了针对中国的示威活动，其间一些在土耳其的中国游客受到袭扰。袭击者就是臭名昭著的土耳其极右翼“灰狼”组织成员。据一些媒体报道，“泛突厥主义”运动都以“灰狼”或“苍狼”为图腾，妄图建立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大突厥斯坦国”……
　　在近期频频出现的相关新闻中，“泛突厥主义”一词无疑受到国人的极大关注。
　　中国人往往将“突厥”当作一个历史名词，可是在土耳其，它却事关他们的民族认同。在中文中，土耳其就是突厥一词的现代译法，但在土耳其和西方文字中它们是同一个词。昝涛说，在土耳其的民族叙事中，突厥是一个很重要的古老的认同。但是，作为一支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直接相关的突厥力量，他们是在11世纪才登上近东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1258年蒙古人攻破巴格达、灭掉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之后，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彻底结束，这个时候，当时作为散布在中亚、西亚大地上众多突厥部落之一的奥斯曼人——通称奥斯曼突厥人，作为伊斯兰帝国的继承者和复兴者，开始书写世界历史。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不是被伊斯兰帝国征服的对象，而是伊斯兰的拯救者。在阿拉伯帝国灭亡两百多年后，奥斯曼苏丹（国王）当仁不让地把“哈里发”桂冠戴到了自己头上，从此自居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教领袖，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凯末尔改革中被废除。今天土耳其人绝大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正统派——逊尼派。他们的祖先正是在公元7世纪后不断向中亚西、亚迁徙途中遇到并逐渐皈依伊斯兰教的。同时，他们一路上还不断吸收波斯、拜占庭、古希腊—罗马等多方面的历史和文明遗产，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土耳其文明。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信仰也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特色，简单来说就是具有更多的苏菲主义色彩，更强调神秘主义的内敛传统，较少教条化的理解，亦积极通过伊斯兰教发挥与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昝涛表示，最初，奥斯曼土耳其人并不强调“突厥”这个身份或者认同，而是强调穆斯林这个身份。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尤其是随着沙皇俄国对中亚地区的征服和扩张，日益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强化自己的伊斯兰认同与哈里发制度，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对抗。
　　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于19世纪末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它反映的是伊斯兰世界对欧洲列强渗透和侵略的抗拒，主张所有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西方入侵。当时这种思潮在南亚、北非、中亚等地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奥斯曼帝国当局看到了这种思潮可资利用的价值，既可对抗西方，更可加强自己的统治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又可压制帝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诉求。为彰显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关切并强调自身的领导地位，奥斯曼皇帝曾向穆斯林世界各地派出宗教使团，宣扬泛伊斯兰主义。1901年，一个这样的宗教使团曾到达中国的新疆地区。
　　昝涛说，但是，当时的一些土耳其精英意识到泛伊斯兰主义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穆斯林世界内部分崩离析，利益混杂，很难以伊斯兰的旗号统一起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应该更容易团结起来。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民族主义开始从个别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与政治运动，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泛突厥主义。
　　不过，早期活跃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主要是来自中亚地区的“境外土耳其人”。根据昝涛的解读，这是因为19世纪后期以后，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俄国压迫下的穆斯林鞑靼人的向往之地，年轻的学生被派到伊斯坦布尔学习，还有一些人从伏尔加河流域、阿塞拜疆和克里米亚等地迁徙到伊斯坦布尔，并定居在奥斯曼帝国。这些流亡者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熟悉俄国的突厥学研究成果，经历过沙俄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迫害，并受到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民粹主义和革命倾向的影响，他们把这些带到伊斯坦布尔，传播了突厥历史和语言，并带来了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些去国离乡的“境外土耳其人”怀念故土，自然倾向于鼓吹泛突厥主义的理想。1904年，来自伏尔加河流域、讲突厥语的鞑靼人阿克储拉，在埃及一份名为《突厥》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三种政策》。他认为，从19世纪以来，奥斯曼精英们在如何挽救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提出了三种主张——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阿克储拉寄希望于泛突厥主义，认为讲突厥语的穆斯林的统一或许是一种可以一试的方案。1911年，这篇文章在伊斯坦布尔再次发表，引起极大轰动，被看作是泛突厥主义的宣言。 　　根据昝涛的研究，在20世纪初，对于大多数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文化与政治精英来说，外来流亡知识分子鼓吹的泛突厥主义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们认为帝国自身的完整与统一、对伊斯兰教的忠诚比那些虚妄的大民族主义理想更实在、更重要。因此，泛突厥主义更多的还是体现在语言和文化政策上。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一度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国策加以推行，鼓吹建立一个以中亚的撒马尔罕（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为首都的“大突厥帝国”。他们建立秘密机关，组建特务组织，向有关国家进行渗透。仅在1915～1916年就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派遣间谍，散发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小册子上万册。他们还在布哈拉和高加索地区贩运枪支，煽动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闹事，这类活动也蔓延到中国。
　　周济赞同昝涛的看法。他表示，泛突厥主义，本来是沙俄境内被斯拉夫民族统治的弱小穆斯林抱团取暖的一个神话，它的起源和奥斯曼帝国没什么关系。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都是奥斯曼帝国在行将就木之际拿来的“救命稻草”。否则的话，不管是泛突厥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帝国都会排斥的。周济还认为，从头到尾，泛突厥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符号，圈子不大，农民、工人等底层民众不参与。其实“泛”这个字是学术界加的。他们自己称为“突厥民族主义”或者“土耳其民族主义”。
　　政治性的泛突厥主义早就彻底失败了
　　不过，作为政治运动的泛突厥主义在苏联建立后就彻底失败了。昝涛表示，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苏维埃政权赢得内战的胜利，苏俄领导人开始通盘考虑对中亚的治理，于是民族划界问题提上议程。那么，苏联为什么如此重视在中亚进行民族划界呢？为什么特别要把中亚划分为五个民族国家？首先，是为了在政治上取消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中亚居民历来不强调民族差异，而是以穆斯林的统一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将“穆斯林整体”划分为多个民族，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分而治之。其次，各民族“分居”之后，会逐渐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进而冲击传统的中亚政治统一性，也就是取消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这样的一种划分，无疑是对泛突厥主义的极大摧毁。随着红军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俄国境内一批泛突厥主义者流亡到了也是刚刚建国的土耳其。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使很多讲突厥语的政治精英感到兴奋——突厥人终于建立了一个以“突厥”来命名的国家。这里也成为泛突厥主义的大本营。
　　昝涛说，土耳其的建国之父凯末尔对泛突厥主义是抱有警惕的。由于很多原本生活在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流亡到了土耳其，苏联担心土耳其支持泛突厥主义。而独立革命时期的土耳其则希望莫斯科帮助其反抗西方列强。1925年苏土签订友好中立条约，强调双方保证互不干涉内政，显然包括了都反对泛突厥主义的意思。
　　除了外交上的考虑，凯末尔还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批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土耳其建国斗争中，凯末尔放弃了恢复帝国版图的选项，建立了立足土耳其本土的共和国。凯末尔主义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是立足于土耳其本土的疆土民族主义。对于当时的凯末尔党人来说，确定和维系共和国的独立主权才是头等大事，哪有什么精力和实力去搞各种“泛”主义。
　　但是，昝涛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论，即在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存在一个文化和政治上的悖论。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虽然在政治上是一种疆土民族主义，但在文化和历史上却无法隔断土耳其民族与中亚的联系，这一点与泛突厥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土耳其这个现代国家在骨子里根本无法断绝其中亚情结和突厥情结。

　　昝涛表示，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历史上那种政治性的泛突厥主义，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大突厥国家的妄想，已经没什么人当真了，但是，泛突厥主义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特定的时刻自然会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在经常出现的反华问题上就是如此。而且政治上的失败，恰恰使泛突厥主义更加强调文化上的联系，比如在突厥语民族、突厥语国家之间建立各种联系甚至联盟，突厥语国家论坛的建立、共同庆祝奴鲁孜节等都是其表现形式。在土耳其总统办公室，甚至还设有专门负责这些联合事宜的机构。为什么土耳其热衷于这种事情？除了上述历史原因外，还因为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中建国最早、实力最强、经济发展最快。而其他突厥语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才独立建国，首要任务是维持主权独立，而且它们很警惕地区性或全球性大国的影响和介入，因此对泛突厥主义持有限的兴趣。
　　周济则认为，土耳其现在确实是突厥语国家中经济和政治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但是其地位没有外界想的那么厉害。苏东剧变后，土耳其搞了几个机制，如突厥语国家首脑大会、突厥语国家大会、亲缘世界突厥语民族省亲大会等，都未能很好地推进，因为几个突厥语国家间矛盾也不少，有的国家会参加这些活动，而乌兹别克斯坦却很少参加，因为土耳其曾长期支持该国反对派，两国关系一度受此影响而不睦。尤其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以后，不论是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在突厥语国家中，土耳其的地位都相对衰落了。
　　政党为了选票必须照顾两种情绪——民族主义和伊斯兰
　　毫无疑问，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是成功的，但是昝涛认为，它没有真正解决民族的精神如何安放的问题，甚至出现过排拒伊斯兰的做法和倾向。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已一千多年，它的民族精神怎么可能建立在纯然世俗主义的基础上，又怎么可能建立在外来价值的基础上？技术和物质可以复制，但精神很难复制。宗教很可能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在精神上能够达到的最终状态，强行改变或漠视，不是个好的选项。从某种意义而言，埃尔多安等人所代表的是要纠正之前偏差的努力，尽管有些方式令人不满意。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已经为人瞩目，一方面是受到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众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出现了对于精神生活和某种共同体生活的渴求。这是繁荣党以及后来的正发党出现并上台执政的一个大背景。 　　昝涛举例说，不久前我曾问土耳其的一名前议员，现在土耳其有多少人喜欢凯末尔？他说，大概有八成。但是如果问土耳其人：“凯末尔所有的政策和改革你都支持吗？”做出肯定回答的最多50%。反对凯末尔的至少是两类人：一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二是（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在前者看来，凯末尔党人是“用枪逼着”土耳其实行世俗化的;而对于后者，凯末尔党人的民族同化政策给他们留下了痛苦的历史记忆。而现在，这两类人都在逐渐掌握权力。一个明显的标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凯末尔主义的遗产开始遭到公开的辩论，在之前这个问题还是禁区。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在库尔德地区的一个地方，长期存在的一座凯末尔雕像被“斩首”。
　　现在土耳其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任何政党想获得选票，就必须照顾到民间普遍具有的两种情绪——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周济认为，民族行动党（与“灰狼”有紧密关系）就是抓住了部分地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它的票仓在小亚细亚偏东的内陆省份，以及近年来增加的黑海沿岸部分地区的农民以及低收入人群。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明显迟于该国西部发达地区，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当地极端民族情绪浓厚，与此同时维吾尔族移民也日益增多。

　　“东突”问题在土耳其有一定的民间基础
　　按照土耳其内务部的一个说法，土耳其境内有近30万维吾尔族人，这其中包括很多先前移民的后裔——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土耳其副总理阿仁齐在新闻招待会上引用这个数据的时候，用的词是“维吾尔族人”，而不是“维吾尔裔土耳其国民”。
　　周济表示，历史上新疆确实出现过多次维吾尔人移民潮，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阿古柏在俄英支持下入侵新疆时期。当时阿古柏派人到达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时，当时的报纸报道说他们受到维吾尔族侨民热烈欢迎。这就证明当地已经有很多维族侨民了。
　　昝涛进一步解释说，在历史上，我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喀什）人和乌兹别克人，在伊斯坦布尔设有类似办事处的非正式机构。其原因有二：一是便利来此朝觐的人员，二是便利游学和经商人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外界不太了解的穆斯林世界沟通的网络。这个网络还不能称之为“泛伊斯兰主义”，主要是由朝觐、游学、经商的人士构成的。比如说，一个喀什噶尔或乌兹别克人到了伊斯坦布尔，他会先找到某个HAN（客栈的意思），一般同乡会住在同一个地方。其中不乏大学者，他们能经常跟当地人士沟通，其中学问很好、影响较大的还有可能受到奥斯曼皇帝的接见，甚至被任命个官职。阿古柏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出身，其政权存在时间很短，实力也不强，他当时之所以能顺利派亲信到伊斯坦布尔，还受到了奥斯曼皇帝的接见，跟这个传统网络的存在有关系。
　　昝涛认为，其实土耳其现在有很多或明或暗的突厥认同，规模较大的比如有来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现代土耳其也可以说是半个移民国家。现在看土耳其人，黑头发的基本是土耳其土著，金发碧眼的那些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年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上（主要是巴尔干）的土耳其人后裔，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人遭到欧洲的驱逐，不得不流亡回到了土耳其，他们也算是欧洲人，是土耳其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土耳其人说这些人是巴尔干土耳其人;国父凯末尔的老家是希腊。
　　昝涛表示，土耳其自视为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的领袖，土耳其上上下下都普遍称我国的新疆为“东突厥斯坦”，这个问题在中土之间当然容易形成敏感的症结，不管是哪个党派上台，都很难忽视这个在土耳其有一定民间基础的问题。但是对于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土耳其反华事件，昝涛和周济都认为，这确实是个事儿，但跟历史上的事件相比，这真的不是个大事。
　　难道在土耳其的30万维吾尔族人都支持或参与“东突”？答案显然不是。根据周济的观察，这次闹事的地方基本上属于民族行动党比较活跃的省份，土耳其共有81个省，闹事的大概有20多个，参与的人数不多，核心的就30个左右，根本没有某些媒体讲的那么多人。出事以后，土总统埃尔多安公开发表了讲话，做了比较好的纠正。土耳其的几大媒体后来也对事情做了更正和解释，以该国半官方的安纳托利亚通讯社报道为例，说他们对新疆进行了实地访问，那里（新疆）非但不禁止封斋，而且正常的宗教活动还受到了政府的关照，并澄清了一些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谣言。此外，土耳其国家旅游局第一时间使用中文发布声明，将反华行动归结为“总有一些人不希望看到中土友好的正常发展”，并表示“土耳其政府坚决反对袭扰游客行为”。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来，土耳其的上中下层都不希望对华关系出现乱局，也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失控。这几年一些土耳其人对中国有偏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强大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疆问题日益国际化了。
　　不要过分夸大这次的反华事件
　　埃尔多安定于7月28日访华，国内一些人因为近期的事件，表示不应该让埃尔多安来。昝涛和周济一致认为，不但应该让埃尔多安来华，中国还应该正常接待他。第一，习近平主席上任和埃尔多安就任总统后，两国元首尚未互访过。今年11月在土耳其将召开20国集团峰会，习主席将出席峰会，埃尔多安在这之前访华既是礼节，也是为此预热。第二，埃尔多安此访是反华事件发生前就定好的，6月7日土耳其举行了议会选举，而后是斋月，斋月一结束埃尔多安就准备访问中国，也部分地说明了土耳其对中土关系比较重视。
　　总体而言，土耳其是具有突厥、伊斯兰、北约、新兴经济体四重身份的欧亚地区权重玩家。虽然欧盟一直没有接纳土耳其，但是土耳其跟西方的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也要注意到一点，土耳其越来越追求独立自主和多边外交。而且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政治制度和法律基础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国家，社会秩序也相对稳定，是潜在的可以合作、甚至运筹的一个战略支点国家。中国不应将这样一个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而且目前，土耳其外交面临诸多困难，从去年开始，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以色列，甚至梵蒂冈等驻土耳其的大使，都不止一次被土耳其外交部召见。土耳其的“零问题”周边外交也基本以失败告终。埃尔多安去年8月就任总统以来，还没有正式受邀访问过一个大国。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此时接待其来华，算是很给土耳其面子了。 　　据周济的观察，现在土耳其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学界和政界呈现“冰火两重天”。土耳其比较有影响力的智库和一些有前瞻性、务实精神的学者，通常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认为土耳其应该赶上这班车;但是政界还没有把“一带一路”、甚至中国放在土耳其的外交首要地位。说实话，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和土耳其都不在彼此的外交视野内。两国之间的了解特别少，很多土耳其人其实根本不知道乌鲁木齐在哪里。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和中国前些年很像，排在首位的是美欧，其次是周边。在东亚方面，土耳其比较重视的也不是中国，而是经济关系密切的日本和韩国。近年来，土耳其一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给了韩国企业。土耳其正在搞的四个核电站，第一个给了俄罗斯，其他三个都给了日本，2013年安倍一年访问土耳其两次。中国现在推进“一带一路”，而土耳其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是公开的秘密，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昝涛表示，“东突”问题对于土耳其和中国来讲，第一是双方的理解不一样，第二是有被媒体扩大的趋势，第三是土耳其有些做法很不明智。中国和土耳其因此需要互相了解对方的关切和底线。土耳其的底线，部分地也通过这次埃尔多尔的公开澄清透露出来了，那就是：尽管在土耳其总是会有一些人出于历史、选举等各种原因关注“东突”问题，但是土耳其政府并不希望“东突”问题真的影响到中土关系的正常发展。
　　只是土耳其有些做法很不明智，令人失望。土耳其在东南亚使馆的官方人员参与帮助维吾尔人偷渡，这种情况显然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土耳其国家以这种方式牵扯到这个问题中来，是对双边关系的伤害，土方有必要做出澄清和解释。
　　今天，土耳其也已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两国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已经或者必将有交集，需要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合作，首先就是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关切，土耳其方面如果再一意孤行，坚持双重标准，必然会伤害到两国关系，同时也反伤其身。所以，在“东突”问题上，中土双方有必要明确利害、加强沟通、设立底线，尤其是土耳其方面不能一再玩儿火。不要将事情闹大到两国民意和舆论之争的程度，不然到时候谁都不好收场。“东突”问题会长期存在于中土两国关系或者两国政治中，最理想的状态是将其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放眼全球，中国和哪些国家之间存在“东突”问题？除土耳其外，一个是美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就在美国），另一个是德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就在德国），这说明土耳其自认为是个大国，只有大国才玩得起这种游戏。但土耳其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当然，土耳其与西方拥有相似的传统和价值观，它关注的所谓宗教自由、少数族群问题，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会攻击中国，其他的西方国家也同样会攻击土耳其。比如，2013年伊斯坦布尔发生盖齐公园事件时，西方媒体照样唱衰土耳其，说的好像正发党政权马上就要垮台了;更不必说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的挑战了。采访最后，两位青年学者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需要警惕中土关系中所谓“东突”问题背后潜在的西方因素。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并参阅了昝涛的著作《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