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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利用外资工作到达一个新起点。为了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未来5年利用外资的目标与外资工作的方式面临新的调整。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中，温家宝总理指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沟通和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桥梁，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汇集国内外要素和资源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在今年两会前，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在北京召开，在这个主题为“跨越危机聚焦中国——后危机时代跨国公司的战略机遇与合规管理”的论坛上，官员、专家、跨国公司高管，均从各自的角度，围绕如何发挥外资企业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积极作用，如何推进和完善我们利用外资的环境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改革30年，跨国公司的作用不容抹煞
在2010年(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跨国公司还要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这是所有人期待的。
吴建民表示，在其外交生涯当中第一次跟跨国公司有所接触是在1974年纽约举行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上，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特别联大，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外交官，第一次接触了“跨国公司”这个概念。
第一点，观念上的变化。当时中国对跨国公司的认识，跟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看法一样，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是敌人。在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以及参加的各种讨论当中，都批判跨国公司。代表团认为应当对跨国公司进行约束，把它当成一个敌人一样要制服他，这是我们当年的认识。
吴建民感叹道：“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与跨国公司论坛，多大的变化呀!”他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注意到，一位北京市领导非常自豪地表示“现在世界500强已经有二十几家公司进入了北京”。“这位领导已经把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作为他一个重要的成就，作为城市开放度的标志，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千真万确。”
这次金融危机，胡锦涛主席讲了八个字“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全世界广为流传。“我们在一条船上”，这就是中国人对今天中国同世界关系的认识，这样一个认识使得中国同世界的合作大大加深了。
第二点，中国30多年当中，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我们利用外资的一个主要力量，这个话讲得很贴切。
1994年吴建民赴任荷兰大使，行前拜访了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同志，请教到荷兰能做什么事。陈锦华建议他可以抓南海石化这个项目。南海石化是中海油(占股40％)和壳牌公司(占股60％)的合作公司。吴建民到了荷兰以后，当成重要的事情去抓，积极推动。
今年吴建民到大亚湾一看，南海石化已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石化项目。投资43亿美元，中海油和壳牌各占50％，跨国公司把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了，这样一来，惠州大亚湾工业园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一旁中海油所建的1200万吨的炼油厂，很快发展成4000万吨。因为南海石化是制造石化的上游产品，很多下游产业也被带动起来，整个工业园区发展起来了。吴建民在惠州见到了陈锦华，后者告诉他，没有南海石化，这个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跨国公司的作用。”
吴建民也在法国担任过五年大使，中法之间核电站的合作是很重要的项目。现在的大亚湾的核电站，正在运行的装机容量是400万千瓦，二期很快要运行，加起来大概是800万千瓦。在2020年的时候，装机容量会达到5000万千瓦。“大亚湾核电站运营非常好，很经济，到2014年以后，一度电才一毛多钱，具有强大竞争力。”吴建民表示，如果没有当年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很难有核电大发展的局面，“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第三点，关于这次危机，和1929--1933年经济危机比较，反映了世界的变化。这包括三个共同点和三个不同点。
三共同点：1、两次危机都是从美国爆发向世界蔓延；2、危机都是全球性的，不是地区性的；3、危机都会改变世界的格局。这次危机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完全走出危机之后，我们将会面临着一个新的、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处于这个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候。
三个不同点：1、1929-1933年危机爆发的时候，没有任何国际合作，大家各顾各的；2、各国之间是相互排斥，贸易保护主义膨胀，导致了大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3、这一次的国际合作很好，大家都承认这次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大萧条。1929-1933年大危机导致了世界战争，这一次打不起来了，这就是不同。这两个危机比较，看出世界的变化，这就是国际合作的结果，没有国际合作不可能的。
西方舆论指责中国人到非洲去掠夺资源。吴建民认为，“中国出口60％是来自跨国公司，可能是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全世界都有，中国的生产是为了世界，这种情况下，指责中国需要资源是没有道理的，中国需要资源是非常正当的。”
吴建民最后说，“中国的公司正在走向世界。今后20年，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公司走向世界，中国会逐渐出现一批跨国公司，之间能不能进行一定的合作，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也需要探索。”
中国高层就外资工作的最新表态
3月14日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我们要从法律上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而且使外国的企业能够享受同中国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比如，在应对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实行了许多刺激经济的政策：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我们都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参加招标的既有国内企业，也有国外企业，也有台商和港商。”
3月5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利用外资的五点建议：
第一，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第二，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第三，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第四，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五，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适时启动实施。这有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1月26-28日，正在瑞士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指出：
“跨国公司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导力量”
1月16日，在纪念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题为《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的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提到：
“要具有全球视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今天，我们研究和解决国内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只就国内论国内，而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只有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2009年12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指出：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参样化。(四)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五)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外资已融入整个中国经济之中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在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表示，跨国公司作为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力量，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整个中国经济之中，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正在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拉动投资的协调拉动转变，向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跨国公司如要今后继续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从中获利，就必须以创新转型战略的方式来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这种创新的转型战略需要跨国公司更多地将高端环节、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更加注重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更加注重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更加注重强化合规经营，建立切实有效的内部控制与合规体系，更加积极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只有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中国经济前进的时代潮流，把自身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跨国公司才能在中国继续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投资环境，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引导跨国公司融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跨国公司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政策支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开展跨国经营，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世界各国与中国扩大投融资合作的意愿仍不断加强，使我国对外投资实现了逆势上扬的态势。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5％。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更大拘机遇。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海外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继续建立健全规范合理有效的对外投资合作
体系，不断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促进服务和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培训，引导企业按照经济规律开展经营活动，
遵守中国及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王超认为，目前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启稳回升，但复苏的进程将是缓慢而曲折的，中国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也仍将面I临许多挑战。希望跨国公司在此过程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为实现协调发展献言献策。
外资企业应参与经济转型
作为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企业和跨国公司，如何积极参与到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当中来，为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变做出贡献?在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给出五点建议：
第一，跨国公司应当开发和生产更多的适应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产品，为中国扩大消费做出贡献。今年我们的消费市场将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如何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外商投资企业应该瞄准中国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来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现在国内市场上产品很丰富，但是还有一些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比如有一些产品在国外买得到，在国内还买不到。我想通过跨国公司的努力，使国内商品市场的供给、品种、质量、价格能够跟发达国家市场一致，这样就可以为中国居民扩大消费做出贡献。
第二，跨国公司应该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为提高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做出贡献。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第二个转变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着力发展第三产业。现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只有42％，全世界平均是67％，发达国家占70％至80％，所以中国第三产业产值的比例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要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更低了，只有34％。中国第三产业滞后的原因很多。我们希望跨国公司在中国更多地关注第三产业，特别是为生产服务的新兴的第三产业，包括物流、审计、会计、技术服务、技术市场、营销等等。跨国公司做个榜样给中国企业看看，帮助中国把第三产业的比重搞得高一点，为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跨国公司应当增加研发投入和培训方面的投入，为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做出贡献。希望跨国公司能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组织一些职工培训、干部培训，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提高职工的素质，来带动中国产业的升级，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局面。
第四，跨国公司应当增加对中西部的投资，对东北地区的投资，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出贡献。现在我们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去年投资的增长速度西部最快，中部次之，东部增长在这三个地区里面是最慢的。这说明中西部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加快了发展。我们希望跨国公司把投资的兴奋点逐步从沿海转移到中西部，适应这种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五，希望跨国公司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为加快城市化进程做出贡献。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城市化率只有46％。1997-200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每年增加两千万的城市人口，10年增加了两个亿，但是前年和去年城市化率增长速度下降到1％以下，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希望今年起一直到2020年、2030年，城市化率的速度能够恢复到1.4％以上。以此速度，到2020年城市人口可以达到60％，2030年可以达到70％。
郑新立认为，“既然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了，跟中国的经济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你们参与到发展方式的转变当中来，不仅帮助了中国，也帮助了自己，最后我们能够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我国仍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
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完全走出危机的一年，也是中国确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发展蓝图的关键一年。“十二·五”规划将在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制定。这个规划将指引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金融危机后以及未来的“十二·五”规划期间，如何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在此次论坛发言中指出， 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外资的比例，中国利用外资的比例远远落后。因此，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引进外资，这样才能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我国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吸引跨国公司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资金，现在我国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许多企业拥有充裕的自有资金，银行则拥有大量的贷款能力。我们还需要通过同跨国公司合作而引进资金吗?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引进跨国公司目的之一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现在我们不少工厂已经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我们正在致力于“自主创新”，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建立自己的标准。我们还需要同跨国公司合作引进他们的技术吗?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与跨国公司合作目的之一是为了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现在我们的银行市值超过所有世界著名跨国银行，我们已经有36家大企业进入全球500大排名，我们许多公司都已经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集团管理结构。我们还需要向跨国公司学习企业管理吗?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究竟引进多少外资为好呢?2007年，美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712亿美元，2008年为3161亿美元。我国2008年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达到30多年来的高峰，是1083亿美元，也只是美国当年吸纳外资的1／3。美国经济实力最强，为什么还在如此大规模吸引外资?应当看到，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美国实现了在开放中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优化，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即使将来我国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也还需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继续大规模利用外资，通过引进外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引进外资与全球经济互动发展(见表1)。
二、调整利用外资的方式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新经验。王志乐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引资方式调整值得关注。
引资对象一一从主要是产业投资者到多种投资者
过去来华投资的外商多数是产业投资者。近年来，投资的外商类型呈现出多样化。新加坡、纽约、东京以及伦敦证券市场来吸引中国企业上市。海外上市成为不少企业吸引外资的途径。这是通过海外公众投资者吸引外资。近年来，凯雷等世界著名私募股权基金纷纷进入中国。这是与产业投资者不同的财务投资者。财务投资者、产业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在华投资各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吸引产业投资者投资的经验比较多，但是对吸引财务投资者或公众投资的经验还不足。
引资主体——从政府为主引资到企业为主引资
过去由于掌握土地以及其他政策资源，政府部门往往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今后由于招商引资目标以及其他引资方式的变化，政府为主的引资将转变为企业为主的引资。尤其是并购方式投资以及私募基金的股权投资和海外上市的公众投资方式的发展，企业将越来越成为引资的主体。
引资方式——从主要绿地引资到多种方式引资
过去我们对绿地引资，即新建企业的引资方式比较熟悉。随着我国企业和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出现了众多有价值的企业。跨国公司现在有可能通过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进入中国或进入中国某个行业。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产能巨大而集中度高度分散的状况。中国这些产业面临通过重组做强的任务。这就为通过并购吸引外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引资手段——从主要靠政策引导到主要靠市场引导
过去引资主要的促进措施是优惠政策。近年来，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随着内外资政策统一的推进越来越少。实际上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看重的是我国迅速扩容的庞大市场以及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今后应当把完善市场管理体系和形成内外资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机制作为吸引外资的主要着力点。
三、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志乐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如何收缩外资规模，如何限制跨国公司的作用，而是如何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积极作用，使跨国公司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然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议论与发挥外资积极作用的思路相偏离。这些议论的基点在于把外资企业视为外国企业。
例如，不少人批评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认为外商“恶意并购”当地企业，对当地龙头企业进行“斩首行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呼吁抵制外资并购境内企业。
我们对近年来媒体报道过的22个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进行了调查。这些案例没有一个真正影响了国家安全，也没有一个在其所在行业形成了垄断。从已发生的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案例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产业集中提升产业竞争力。今后应当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
同样的案例为什么会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关键在于如何定位外资企业，即外资企业是否是中国企业。而确认外资企业是否是中国企业出现分歧的原因在于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不同。
1992年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市场形成，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各国的民族产业向全球产业转变。全球市场、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的形成根本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图景。各国经济、各国产业以及各国企业的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传统的冷战结束前的视角看，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经济侵略的工具。但是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看，跨国公司正在转变成全球公司，它的利益不仅在总部所在国，而且也在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全球产业已经把各国经济链接在一起，各国经济发展必须寻找互利共赢的模式。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和劣势，他们之间积极的合作与竞争最有利于优势互补，最有利于中国企业整体发展。形成国企、民企和外企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最有利于我国企业抵御金融危机，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制定各项促进经济发展措施中，应当把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纠正那些否定外资积极作用甚至排斥外资的错误做法。
四、把握机遇融入中国可持续发展
要进一步发挥外资特别是著名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王志乐认为，除了政府部门需要调整引资的目标和方式，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外，外资企业也需要调整自己在华战略，强化在华责任。
1 研究在华经营存在的问题
有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发展缓慢，业绩平平。值得注意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在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受尊敬的程度在下降。
跨国公司需要回顾和总结在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存在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承担责任三 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成功的跨国公司能够做到“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本土化包括组装制造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研发设计本土化等全价值链的本土化，还包括人才开发本土化。一些跨国公司在组装制造和营销服务本土化做得比较好，但是研发设计本土化滞后，导致他们在华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动态的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影响了竞争力。而人才开发本土化滞后则不利于调动当地员工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
其次，一些跨国公司在华管理架构不适应中国市场的复杂局面。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发展不平衡。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这个管理机构拥有相当大的临机处置权，能够协调各个事业部门在中国的业务。
再次，与历史上的跨国公司不同，现代跨国公司需要承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还需要承担既包括在本国，也包括在经营所在国的全球责任。特别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应当反对商业贿赂，承担合规的责任。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企业多数能够承担这些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有缺陷，还有一些企业违背基本道德操守在中国从事商业贿赂。随着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跨国公司企业在责任方面出现问题会严重影响企业声誉。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经营不善有企业外部环境的原因，但是企业自身原因是第一位的。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回顾进入中国以来的成功与失利，准确总结其中的原因，一定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取得自己的成功。
2 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变化趋势
近年来，跨国公司常常被中国媒体批评。跨国公司也常常为一些政府部门出台的某些政策烦恼。有些公司甚至担心中国将排斥跨国公司。
其实，改革开放30年来，在外资问题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把引进外资上纲到“姓社姓资”的高度，遭到邓小平的尖锐批评。他指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1992年扩大开放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人们对外资的批评变成了“姓中姓外”的问题。把外资企业看作外国企业，认为外资企业扼杀民族工业，影响经济安全。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这个重要文件给在华外资企业明确定性：“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坚持对外开放，把外资企业融入中国经济，发挥外资企业的积极作用，是中国政府30多年来始终一贯的主张。应当看到中国政府一贯的全局的思路，不要为一时的和个别的事件动摇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不仅会给13亿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而且会给跨国公司在华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大调整、大变革。未来的中国将把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未来的中国将加大节能增效力度，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如何抓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机遇，是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3 调整在中国的经营发展战略
通过调整中国战略抓住中国机遇。调整内容包括在中国强化本土经营、低碳经营与合作经营
(1)强化本土经营
调整在华经营战略关键在于强化本土化，全价值链在中国布局，实现组装制造本土化、研发设计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管理人才本土化。特别是把研究开发设计环节引入中国，既从事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和设计，也从事面向全球市场和未来市场的较为基础性的研发设计。管理结构也需要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必要的调整。一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表明，在中国设立强势的地区总部，即拥有较高权威能够在华临机处置的管理机构是适应中国市场特殊性的重要举措。
另外，经过30多年发展，跨国公司应该而且有可能启用更多本土化人才，通过严格的培训，这些人才了解了公司全球化经营的经验以及规则，可以发挥更通晓中国国情更善于在中国运作的优势。
(2)强化低碳经营
中国正在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跨国公司在华推广节能减排的低碳产品，改造原有工厂为低碳工厂，推动在华供应商和客户节能减排形成低碳产业链，能够从根本上帮助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低碳化，同时能够获得在华发展的新机遇。
(3)强化合作经营
与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合作的新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开始从制造环节的合作发展到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的合作；从主要是硬件方面的合作发展到软件方面的合作；从国内市场的合作发展到全球市场的合作。例如通用汽车与上海汽车共同在印度投资，美国铝业与中国铝业共同收购力拓的股份，三菱商事与中国能源业公司共同开拓印尼能源。这些案例就展示了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新前景。
4 强化在中国的责任
近10年来，一大批跨国公司对企业责任的理解和实践有了显著的进步。企业的责任已经从过去主要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作为跨国公司，不仅需要承担公司总部所在的母国责任，还要承担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家的责任，这是一种全球的责任。而全面责任和全球责任的底线则是合规的责任，特别是反对商业贿赂。
跨国公司在中国强化全面的全球的和合规责任，将进一步改善在中国的形象，被中国消费者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机遇。与此同时，跨国一公司强化责任还将在中国发挥示范作用，推进中国企业合规，促进中国企业强化责任。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未来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之一。
OECD以制度约束外企为社会作贡献’
在2010年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财政和企业事务处投资全球关系主任戴维思(Mr.Ken Davies)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自动成为一件有益的事情的，要让企业像人一样有着良好的行为举止，OECD有办法。
中国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当中一直非常欢迎外资。虽然外资在中国GDP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此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对中国技术方面的改善影响很大。我们看到数年前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就把自己的研发中心也转移到中国。30年来外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使中国 能够有机会全面地投入到国际经济当中。
外资为什么进入中国呢?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吗?戴维思直言不讳地说，是为了赢利，也就是赚钱，这是企业的宗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让外资企业赢利和为所在社会做贡献，这两者结合起来。
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这些企业也这么做了，如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速度非常快，比吸引进来的资金还要多。之所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然是希望它们能够发展壮大，能够盈利，但在此同时，他们也对所在投资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这种双向投资，最后促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自动成为一件有益的事情的，虽然来自商界、政府的人员都在鼓励投资，认为投资是一件好事，他们积极地推进全球化进程。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对这样的全球化的态度通常是敌对的。无论最终是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但是戴维思认为必须重视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全球化有益处，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国外的投资者也并不总是非常有责任心地去做事的。比如它们会隐瞒一些事实，它们对自己员工很好的同时也在剥削它们，它们会污染环境，它们也出现腐败，它们会避税或者逃税，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所在国的人民。也有一些外资企业竞争力不强，或不愿意与所在国分享自己的专利技术，或在某个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并且滥用这个垄断地位。OCED对这些都作过深入的研究。这就是外资中的一些负面事实。
人类不管什么肤色、种族，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或者是日本人，不管来自什么宗教、道德观念和道义宗旨，都有好人和坏人，这些人都可以通过企业文件或者政府宣言的签署，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1945年签署停战协定时候，中国也是主要签署国之一。
戴维思认为要让企业像人一样有着良好的行为举止，有两个办法：
第一，制定并强行执行这些法律，比如规定公司应该交付多少税，哪些排放物会污染环境等。对于来到中国的外企，你们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去到非洲、欧洲或者其他国家的企业，必须要遵循当地的国家的法律。法律的影响到此为止。
第二，还有一个法规、指导意见或者指南。我们有成百个不同的指南或者是规范，涉及到不同的行业，或者是涉及到不同的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它们有些行为可能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因此有时候我们希望企业能做一些有助于当地社区发展的事情。但是法律上没有这个义务，这就需要法规等去约束。比如说应该如何对待公司员工，在一些协议中可以找到。联合国的《全球契约》有十个宗旨，涉及到人权、劳工，反腐败等等。但是这只提供了一般性的规范，并没有具体的界定什么样的具体做法。
那么如何实施呢?OECD有办法。OECD常被称作“智囊团”、“监督机构”、“富人俱乐部”或“非学术性大学”。它具备上述所有特征，但任何一种称呼都不能完全概括OECD的特点。OECD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探讨、发展和完善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场所。它们交流经验，寻求对相同问题的答案，并协调国内和国际政策，从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形成一个国家间的实践系统。
OECD有世界上最详细的有关企业行为规范的文件，和《全球契约》一样，是基于联合国和其他的一些宣言和公约之下的指导原则，主要是涉及到跨国企业全球的投资，由12个成员国和18个非成员国所签署，其中包括了中国、秘鲁、埃及这些不富裕的国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也排着队要求签署。
OECD的指导原则鼓励企业除了举止良好、满足法律要求外，还要求对雇员公平、维护消费者利益、分享科技成功以及税收等等方面保证透明的。该指导原则在2000年得到了更新。
OECD做过三个中国政策的评估，最近的一次是去年8月份在中国北京发布的。戴维思表示，OECD非常鼓励中国的外资公司保持责任心，也希望中国公司在“走出去”的时候也能够符合这些准则，更希望中国商务部能够更加关注这些问题。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不能对外贸形势太过乐观
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我国外贸形势还未实现根本性恢复，现在的外贸增长是在去年同期下降较快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能把现实看得太乐观。
陈德铭说，虽然今年前两个月出口同比大幅增长，但这主要是因为季节性因素和西方国家补库存。“从去年12月以来，出口环比是下降的，所以对形势应该看得更谨慎一点。”
外部市场还未完全恢复使出口形势极其复杂，加之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涨使贸易顺差日益收窄，2月份的贸易顺差已经收窄至百亿美元以内。商务部的判断是，不排除今年年内个别月份出现逆差。
“中国贸易顺差一直在下降，而且下降很快。”陈德铭说，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控制在GDP的5％左右，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不应该成为别的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借口。
陈德铭解释称，中国政府制定的外贸增长目标比较谨慎，希望今年出口增长至少达到8-10％，世界经济还存在不确定性，主要的西方消费大国经济还不理想，失业率较高，储蓄率较低，完全恢复到前年的水平还有困难。
跨国公司必须与中国分享高新技术
美国铝业公司亚太区总裁陈锦亚在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发表主题演讲中提出，跨国公司必须和所在国分享其高新技术，并且致力于环保，积极参与到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中去。他认为跨国公司应该起到五点作用：
第一，跨国公司必须与中国分享它的高新技术机制。陈锦亚认为，分享高新技术必须分享从上游到下游整体生产的技术，而不仅仅是对某一个技术的分享。为什么这么说?其实铝工业和所有的工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有它的上下游。一个成功的跨国企业就需要把上游到下游所有的理念以及生产管理方法与所在国共同分享。“这是美铝在全球中拥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么多技术开发出来的原因。技术同谁分享?如何分享?对每个跨国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重新再认识。”
第二，它必须是致力于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理念的公司，如何把这个理念变成我们行动的准则，这才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美铝被作为铝材被选用参加国家体育馆的建设，和宇通联合开发环境友好汽车，参与中国国产最大型客机C919的研制，为其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由于这么做，美铝在达沃斯会议上多次同BP等三家被评为可持续发展企业的领导者。
陈锦亚认为，美铝的很多环保技术必须同中国企业共同分享，而且这些技术确实存在。比如节能减排，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我们有没有胆魄用这个技术，有没有这个决策对这个技术进行再开发。实际上，节能减排不仅不会增加很多负担，还会降低很多应用成本，提高对社会的贡献。举例说，排放二氧化碳的电解炉进行改造以后，使排出的是氧气，而不是二氧化碳；汞的排放减少对整个人类是很大的挑战，怎么样把汞排放降到最低点?跨国公司此时应该把这些技术和所有有志于环境改造的国家和公司进行分享，因为“说到底我们就一个小小的地球，搞坏了以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铝生产产量翻番，温室效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了30％，这说明节能减排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行的。这是美铝在全球2020年战略框架环境篇中对全球的承诺，部分已经完成。
第三，跨国公司必须积极参与中国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这样的活动。
第四，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跨国公司它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应该具有相当大推力的作用。
陈锦亚认为，一个跨国企业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全球的企业，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走出去。
美铝在1986年开始同中信集团合作，在澳大利亚建厂以后同中国有色进行氧化铝合作，后又支持中国铝业在香港上市，2008年又与中铝公司联合出手制止力拓搞铁矿石垄断等等。这一切说明一点，一个负责任的、具有社会责任的跨国企业，必须在各种场合帮助所在国发展，不仅参与它们当地的组合、整合、重组，更重要的是帮助它们走出去，用最适合他们的方法帮助他们发展。
第五，跨国公司必须承担起促进中国和母国之间有效交流的作用。很多时候，跨国公司由于它们所处的特定位置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中，温家宝总理指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沟通和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桥梁，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汇集国内外要素和资源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在今年两会前，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办的“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在北京召开，在这个主题为“跨越危机聚焦中国——后危机时代跨国公司的战略机遇与合规管理”的论坛上，官员、专家、跨国公司高管，均从各自的角度，围绕如何发挥外资企业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积极作用，如何推进和完善我们利用外资的环境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改革30年，跨国公司的作用不容抹煞
在2010年(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跨国公司还要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这是所有人期待的。
吴建民表示，在其外交生涯当中第一次跟跨国公司有所接触是在1974年纽约举行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上，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特别联大，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外交官，第一次接触了“跨国公司”这个概念。
第一点，观念上的变化。当时中国对跨国公司的认识，跟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看法一样，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是敌人。在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以及参加的各种讨论当中，都批判跨国公司。代表团认为应当对跨国公司进行约束，把它当成一个敌人一样要制服他，这是我们当年的认识。
吴建民感叹道：“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与跨国公司论坛，多大的变化呀!”他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注意到，一位北京市领导非常自豪地表示“现在世界500强已经有二十几家公司进入了北京”。“这位领导已经把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作为他一个重要的成就，作为城市开放度的标志，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千真万确。”
这次金融危机，胡锦涛主席讲了八个字“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全世界广为流传。“我们在一条船上”，这就是中国人对今天中国同世界关系的认识，这样一个认识使得中国同世界的合作大大加深了。
第二点，中国30多年当中，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我们利用外资的一个主要力量，这个话讲得很贴切。
1994年吴建民赴任荷兰大使，行前拜访了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同志，请教到荷兰能做什么事。陈锦华建议他可以抓南海石化这个项目。南海石化是中海油(占股40％)和壳牌公司(占股60％)的合作公司。吴建民到了荷兰以后，当成重要的事情去抓，积极推动。
今年吴建民到大亚湾一看，南海石化已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石化项目。投资43亿美元，中海油和壳牌各占50％，跨国公司把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了，这样一来，惠州大亚湾工业园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一旁中海油所建的1200万吨的炼油厂，很快发展成4000万吨。因为南海石化是制造石化的上游产品，很多下游产业也被带动起来，整个工业园区发展起来了。吴建民在惠州见到了陈锦华，后者告诉他，没有南海石化，这个大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跨国公司的作用。”
吴建民也在法国担任过五年大使，中法之间核电站的合作是很重要的项目。现在的大亚湾的核电站，正在运行的装机容量是400万千瓦，二期很快要运行，加起来大概是800万千瓦。在2020年的时候，装机容量会达到5000万千瓦。“大亚湾核电站运营非常好，很经济，到2014年以后，一度电才一毛多钱，具有强大竞争力。”吴建民表示，如果没有当年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很难有核电大发展的局面，“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第三点，关于这次危机，和1929--1933年经济危机比较，反映了世界的变化。这包括三个共同点和三个不同点。
三共同点：1、两次危机都是从美国爆发向世界蔓延；2、危机都是全球性的，不是地区性的；3、危机都会改变世界的格局。这次危机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完全走出危机之后，我们将会面临着一个新的、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处于这个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候。
三个不同点：1、1929-1933年危机爆发的时候，没有任何国际合作，大家各顾各的；2、各国之间是相互排斥，贸易保护主义膨胀，导致了大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3、这一次的国际合作很好，大家都承认这次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大萧条。1929-1933年大危机导致了世界战争，这一次打不起来了，这就是不同。这两个危机比较，看出世界的变化，这就是国际合作的结果，没有国际合作不可能的。
西方舆论指责中国人到非洲去掠夺资源。吴建民认为，“中国出口60％是来自跨国公司，可能是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全世界都有，中国的生产是为了世界，这种情况下，指责中国需要资源是没有道理的，中国需要资源是非常正当的。”
吴建民最后说，“中国的公司正在走向世界。今后20年，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公司走向世界，中国会逐渐出现一批跨国公司，之间能不能进行一定的合作，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也需要探索。”
中国高层就外资工作的最新表态
3月14日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我们要从法律上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而且使外国的企业能够享受同中国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比如，在应对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实行了许多刺激经济的政策：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我们都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参加招标的既有国内企业，也有国外企业，也有台商和港商。”
3月5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利用外资的五点建议：
第一，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第二，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第三，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第四，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五，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适时启动实施。这有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1月26-28日，正在瑞士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指出：
“跨国公司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导力量”
1月16日，在纪念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题为《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的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提到：
“要具有全球视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今天，我们研究和解决国内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只就国内论国内，而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只有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2009年12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指出：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参样化。(四)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五)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外资已融入整个中国经济之中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在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表示，跨国公司作为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力量，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整个中国经济之中，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正在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拉动投资的协调拉动转变，向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跨国公司如要今后继续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从中获利，就必须以创新转型战略的方式来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这种创新的转型战略需要跨国公司更多地将高端环节、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更加注重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更加注重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更加注重强化合规经营，建立切实有效的内部控制与合规体系，更加积极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只有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中国经济前进的时代潮流，把自身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跨国公司才能在中国继续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投资环境，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引导跨国公司融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跨国公司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政策支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开展跨国经营，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世界各国与中国扩大投融资合作的意愿仍不断加强，使我国对外投资实现了逆势上扬的态势。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5％。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更大拘机遇。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海外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继续建立健全规范合理有效的对外投资合作
体系，不断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促进服务和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培训，引导企业按照经济规律开展经营活动，
遵守中国及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王超认为，目前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启稳回升，但复苏的进程将是缓慢而曲折的，中国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也仍将面I临许多挑战。希望跨国公司在此过程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为实现协调发展献言献策。
外资企业应参与经济转型
作为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企业和跨国公司，如何积极参与到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当中来，为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变做出贡献?在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给出五点建议：
第一，跨国公司应当开发和生产更多的适应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产品，为中国扩大消费做出贡献。今年我们的消费市场将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如何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外商投资企业应该瞄准中国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来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现在国内市场上产品很丰富，但是还有一些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要，比如有一些产品在国外买得到，在国内还买不到。我想通过跨国公司的努力，使国内商品市场的供给、品种、质量、价格能够跟发达国家市场一致，这样就可以为中国居民扩大消费做出贡献。
第二，跨国公司应该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为提高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做出贡献。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第二个转变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着力发展第三产业。现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只有42％，全世界平均是67％，发达国家占70％至80％，所以中国第三产业产值的比例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要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更低了，只有34％。中国第三产业滞后的原因很多。我们希望跨国公司在中国更多地关注第三产业，特别是为生产服务的新兴的第三产业，包括物流、审计、会计、技术服务、技术市场、营销等等。跨国公司做个榜样给中国企业看看，帮助中国把第三产业的比重搞得高一点，为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第三，跨国公司应当增加研发投入和培训方面的投入，为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做出贡献。希望跨国公司能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组织一些职工培训、干部培训，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提高职工的素质，来带动中国产业的升级，改变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局面。
第四，跨国公司应当增加对中西部的投资，对东北地区的投资，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出贡献。现在我们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去年投资的增长速度西部最快，中部次之，东部增长在这三个地区里面是最慢的。这说明中西部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加快了发展。我们希望跨国公司把投资的兴奋点逐步从沿海转移到中西部，适应这种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五，希望跨国公司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为加快城市化进程做出贡献。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城市化率只有46％。1997-200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每年增加两千万的城市人口，10年增加了两个亿，但是前年和去年城市化率增长速度下降到1％以下，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希望今年起一直到2020年、2030年，城市化率的速度能够恢复到1.4％以上。以此速度，到2020年城市人口可以达到60％，2030年可以达到70％。
郑新立认为，“既然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了，跟中国的经济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你们参与到发展方式的转变当中来，不仅帮助了中国，也帮助了自己，最后我们能够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我国仍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
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完全走出危机的一年，也是中国确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发展蓝图的关键一年。“十二·五”规划将在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制定。这个规划将指引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金融危机后以及未来的“十二·五”规划期间，如何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在此次论坛发言中指出， 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外资的比例，中国利用外资的比例远远落后。因此，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引进外资，这样才能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我国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吸引跨国公司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资金，现在我国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许多企业拥有充裕的自有资金，银行则拥有大量的贷款能力。我们还需要通过同跨国公司合作而引进资金吗?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引进跨国公司目的之一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现在我们不少工厂已经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我们正在致力于“自主创新”，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建立自己的标准。我们还需要同跨国公司合作引进他们的技术吗?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与跨国公司合作目的之一是为了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现在我们的银行市值超过所有世界著名跨国银行，我们已经有36家大企业进入全球500大排名，我们许多公司都已经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集团管理结构。我们还需要向跨国公司学习企业管理吗?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究竟引进多少外资为好呢?2007年，美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712亿美元，2008年为3161亿美元。我国2008年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达到30多年来的高峰，是1083亿美元，也只是美国当年吸纳外资的1／3。美国经济实力最强，为什么还在如此大规模吸引外资?应当看到，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美国实现了在开放中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优化，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即使将来我国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也还需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继续大规模利用外资，通过引进外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引进外资与全球经济互动发展(见表1)。
二、调整利用外资的方式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新经验。王志乐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引资方式调整值得关注。
引资对象一一从主要是产业投资者到多种投资者
过去来华投资的外商多数是产业投资者。近年来，投资的外商类型呈现出多样化。新加坡、纽约、东京以及伦敦证券市场来吸引中国企业上市。海外上市成为不少企业吸引外资的途径。这是通过海外公众投资者吸引外资。近年来，凯雷等世界著名私募股权基金纷纷进入中国。这是与产业投资者不同的财务投资者。财务投资者、产业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在华投资各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吸引产业投资者投资的经验比较多，但是对吸引财务投资者或公众投资的经验还不足。
引资主体——从政府为主引资到企业为主引资
过去由于掌握土地以及其他政策资源，政府部门往往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今后由于招商引资目标以及其他引资方式的变化，政府为主的引资将转变为企业为主的引资。尤其是并购方式投资以及私募基金的股权投资和海外上市的公众投资方式的发展，企业将越来越成为引资的主体。
引资方式——从主要绿地引资到多种方式引资
过去我们对绿地引资，即新建企业的引资方式比较熟悉。随着我国企业和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出现了众多有价值的企业。跨国公司现在有可能通过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进入中国或进入中国某个行业。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产能巨大而集中度高度分散的状况。中国这些产业面临通过重组做强的任务。这就为通过并购吸引外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引资手段——从主要靠政策引导到主要靠市场引导
过去引资主要的促进措施是优惠政策。近年来，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随着内外资政策统一的推进越来越少。实际上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看重的是我国迅速扩容的庞大市场以及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今后应当把完善市场管理体系和形成内外资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机制作为吸引外资的主要着力点。
三、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志乐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如何收缩外资规模，如何限制跨国公司的作用，而是如何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积极作用，使跨国公司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然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议论与发挥外资积极作用的思路相偏离。这些议论的基点在于把外资企业视为外国企业。
例如，不少人批评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认为外商“恶意并购”当地企业，对当地龙头企业进行“斩首行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呼吁抵制外资并购境内企业。
我们对近年来媒体报道过的22个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进行了调查。这些案例没有一个真正影响了国家安全，也没有一个在其所在行业形成了垄断。从已发生的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案例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产业集中提升产业竞争力。今后应当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
同样的案例为什么会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关键在于如何定位外资企业，即外资企业是否是中国企业。而确认外资企业是否是中国企业出现分歧的原因在于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不同。
1992年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市场形成，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各国的民族产业向全球产业转变。全球市场、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的形成根本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图景。各国经济、各国产业以及各国企业的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传统的冷战结束前的视角看，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经济侵略的工具。但是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看，跨国公司正在转变成全球公司，它的利益不仅在总部所在国，而且也在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全球产业已经把各国经济链接在一起，各国经济发展必须寻找互利共赢的模式。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和劣势，他们之间积极的合作与竞争最有利于优势互补，最有利于中国企业整体发展。形成国企、民企和外企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最有利于我国企业抵御金融危机，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制定各项促进经济发展措施中，应当把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纠正那些否定外资积极作用甚至排斥外资的错误做法。
四、把握机遇融入中国可持续发展
要进一步发挥外资特别是著名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王志乐认为，除了政府部门需要调整引资的目标和方式，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外，外资企业也需要调整自己在华战略，强化在华责任。
1 研究在华经营存在的问题
有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发展缓慢，业绩平平。值得注意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在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受尊敬的程度在下降。
跨国公司需要回顾和总结在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存在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承担责任三 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成功的跨国公司能够做到“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本土化包括组装制造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研发设计本土化等全价值链的本土化，还包括人才开发本土化。一些跨国公司在组装制造和营销服务本土化做得比较好，但是研发设计本土化滞后，导致他们在华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动态的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影响了竞争力。而人才开发本土化滞后则不利于调动当地员工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
其次，一些跨国公司在华管理架构不适应中国市场的复杂局面。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发展不平衡。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这个管理机构拥有相当大的临机处置权，能够协调各个事业部门在中国的业务。
再次，与历史上的跨国公司不同，现代跨国公司需要承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还需要承担既包括在本国，也包括在经营所在国的全球责任。特别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应当反对商业贿赂，承担合规的责任。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企业多数能够承担这些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有缺陷，还有一些企业违背基本道德操守在中国从事商业贿赂。随着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跨国公司企业在责任方面出现问题会严重影响企业声誉。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经营不善有企业外部环境的原因，但是企业自身原因是第一位的。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回顾进入中国以来的成功与失利，准确总结其中的原因，一定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取得自己的成功。
2 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变化趋势
近年来，跨国公司常常被中国媒体批评。跨国公司也常常为一些政府部门出台的某些政策烦恼。有些公司甚至担心中国将排斥跨国公司。
其实，改革开放30年来，在外资问题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把引进外资上纲到“姓社姓资”的高度，遭到邓小平的尖锐批评。他指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1992年扩大开放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人们对外资的批评变成了“姓中姓外”的问题。把外资企业看作外国企业，认为外资企业扼杀民族工业，影响经济安全。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这个重要文件给在华外资企业明确定性：“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坚持对外开放，把外资企业融入中国经济，发挥外资企业的积极作用，是中国政府30多年来始终一贯的主张。应当看到中国政府一贯的全局的思路，不要为一时的和个别的事件动摇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不仅会给13亿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而且会给跨国公司在华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大调整、大变革。未来的中国将把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未来的中国将加大节能增效力度，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如何抓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机遇，是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3 调整在中国的经营发展战略
通过调整中国战略抓住中国机遇。调整内容包括在中国强化本土经营、低碳经营与合作经营
(1)强化本土经营
调整在华经营战略关键在于强化本土化，全价值链在中国布局，实现组装制造本土化、研发设计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管理人才本土化。特别是把研究开发设计环节引入中国，既从事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和设计，也从事面向全球市场和未来市场的较为基础性的研发设计。管理结构也需要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必要的调整。一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表明，在中国设立强势的地区总部，即拥有较高权威能够在华临机处置的管理机构是适应中国市场特殊性的重要举措。
另外，经过30多年发展，跨国公司应该而且有可能启用更多本土化人才，通过严格的培训，这些人才了解了公司全球化经营的经验以及规则，可以发挥更通晓中国国情更善于在中国运作的优势。
(2)强化低碳经营
中国正在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跨国公司在华推广节能减排的低碳产品，改造原有工厂为低碳工厂，推动在华供应商和客户节能减排形成低碳产业链，能够从根本上帮助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低碳化，同时能够获得在华发展的新机遇。
(3)强化合作经营
与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合作的新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开始从制造环节的合作发展到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的合作；从主要是硬件方面的合作发展到软件方面的合作；从国内市场的合作发展到全球市场的合作。例如通用汽车与上海汽车共同在印度投资，美国铝业与中国铝业共同收购力拓的股份，三菱商事与中国能源业公司共同开拓印尼能源。这些案例就展示了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新前景。
4 强化在中国的责任
近10年来，一大批跨国公司对企业责任的理解和实践有了显著的进步。企业的责任已经从过去主要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作为跨国公司，不仅需要承担公司总部所在的母国责任，还要承担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家的责任，这是一种全球的责任。而全面责任和全球责任的底线则是合规的责任，特别是反对商业贿赂。
跨国公司在中国强化全面的全球的和合规责任，将进一步改善在中国的形象，被中国消费者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机遇。与此同时，跨国一公司强化责任还将在中国发挥示范作用，推进中国企业合规，促进中国企业强化责任。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未来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之一。
OECD以制度约束外企为社会作贡献’
在2010年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财政和企业事务处投资全球关系主任戴维思(Mr.Ken Davies)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自动成为一件有益的事情的，要让企业像人一样有着良好的行为举止，OECD有办法。
中国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当中一直非常欢迎外资。虽然外资在中国GDP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此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对中国技术方面的改善影响很大。我们看到数年前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就把自己的研发中心也转移到中国。30年来外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使中国 能够有机会全面地投入到国际经济当中。
外资为什么进入中国呢?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吗?戴维思直言不讳地说，是为了赢利，也就是赚钱，这是企业的宗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让外资企业赢利和为所在社会做贡献，这两者结合起来。
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这些企业也这么做了，如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速度非常快，比吸引进来的资金还要多。之所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然是希望它们能够发展壮大，能够盈利，但在此同时，他们也对所在投资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这种双向投资，最后促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自动成为一件有益的事情的，虽然来自商界、政府的人员都在鼓励投资，认为投资是一件好事，他们积极地推进全球化进程。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对这样的全球化的态度通常是敌对的。无论最终是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但是戴维思认为必须重视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全球化有益处，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国外的投资者也并不总是非常有责任心地去做事的。比如它们会隐瞒一些事实，它们对自己员工很好的同时也在剥削它们，它们会污染环境，它们也出现腐败，它们会避税或者逃税，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所在国的人民。也有一些外资企业竞争力不强，或不愿意与所在国分享自己的专利技术，或在某个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并且滥用这个垄断地位。OCED对这些都作过深入的研究。这就是外资中的一些负面事实。
人类不管什么肤色、种族，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或者是日本人，不管来自什么宗教、道德观念和道义宗旨，都有好人和坏人，这些人都可以通过企业文件或者政府宣言的签署，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1945年签署停战协定时候，中国也是主要签署国之一。
戴维思认为要让企业像人一样有着良好的行为举止，有两个办法：
第一，制定并强行执行这些法律，比如规定公司应该交付多少税，哪些排放物会污染环境等。对于来到中国的外企，你们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去到非洲、欧洲或者其他国家的企业，必须要遵循当地的国家的法律。法律的影响到此为止。
第二，还有一个法规、指导意见或者指南。我们有成百个不同的指南或者是规范，涉及到不同的行业，或者是涉及到不同的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它们有些行为可能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因此有时候我们希望企业能做一些有助于当地社区发展的事情。但是法律上没有这个义务，这就需要法规等去约束。比如说应该如何对待公司员工，在一些协议中可以找到。联合国的《全球契约》有十个宗旨，涉及到人权、劳工，反腐败等等。但是这只提供了一般性的规范，并没有具体的界定什么样的具体做法。
那么如何实施呢?OECD有办法。OECD常被称作“智囊团”、“监督机构”、“富人俱乐部”或“非学术性大学”。它具备上述所有特征，但任何一种称呼都不能完全概括OECD的特点。OECD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探讨、发展和完善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场所。它们交流经验，寻求对相同问题的答案，并协调国内和国际政策，从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形成一个国家间的实践系统。
OECD有世界上最详细的有关企业行为规范的文件，和《全球契约》一样，是基于联合国和其他的一些宣言和公约之下的指导原则，主要是涉及到跨国企业全球的投资，由12个成员国和18个非成员国所签署，其中包括了中国、秘鲁、埃及这些不富裕的国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也排着队要求签署。
OECD的指导原则鼓励企业除了举止良好、满足法律要求外，还要求对雇员公平、维护消费者利益、分享科技成功以及税收等等方面保证透明的。该指导原则在2000年得到了更新。
OECD做过三个中国政策的评估，最近的一次是去年8月份在中国北京发布的。戴维思表示，OECD非常鼓励中国的外资公司保持责任心，也希望中国公司在“走出去”的时候也能够符合这些准则，更希望中国商务部能够更加关注这些问题。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不能对外贸形势太过乐观
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我国外贸形势还未实现根本性恢复，现在的外贸增长是在去年同期下降较快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能把现实看得太乐观。
陈德铭说，虽然今年前两个月出口同比大幅增长，但这主要是因为季节性因素和西方国家补库存。“从去年12月以来，出口环比是下降的，所以对形势应该看得更谨慎一点。”
外部市场还未完全恢复使出口形势极其复杂，加之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涨使贸易顺差日益收窄，2月份的贸易顺差已经收窄至百亿美元以内。商务部的判断是，不排除今年年内个别月份出现逆差。
“中国贸易顺差一直在下降，而且下降很快。”陈德铭说，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控制在GDP的5％左右，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不应该成为别的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借口。
陈德铭解释称，中国政府制定的外贸增长目标比较谨慎，希望今年出口增长至少达到8-10％，世界经济还存在不确定性，主要的西方消费大国经济还不理想，失业率较高，储蓄率较低，完全恢复到前年的水平还有困难。
跨国公司必须与中国分享高新技术
美国铝业公司亚太区总裁陈锦亚在2010(第八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发表主题演讲中提出，跨国公司必须和所在国分享其高新技术，并且致力于环保，积极参与到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中去。他认为跨国公司应该起到五点作用：
第一，跨国公司必须与中国分享它的高新技术机制。陈锦亚认为，分享高新技术必须分享从上游到下游整体生产的技术，而不仅仅是对某一个技术的分享。为什么这么说?其实铝工业和所有的工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有它的上下游。一个成功的跨国企业就需要把上游到下游所有的理念以及生产管理方法与所在国共同分享。“这是美铝在全球中拥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么多技术开发出来的原因。技术同谁分享?如何分享?对每个跨国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重新再认识。”
第二，它必须是致力于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理念的公司，如何把这个理念变成我们行动的准则，这才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美铝被作为铝材被选用参加国家体育馆的建设，和宇通联合开发环境友好汽车，参与中国国产最大型客机C919的研制，为其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由于这么做，美铝在达沃斯会议上多次同BP等三家被评为可持续发展企业的领导者。
陈锦亚认为，美铝的很多环保技术必须同中国企业共同分享，而且这些技术确实存在。比如节能减排，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我们有没有胆魄用这个技术，有没有这个决策对这个技术进行再开发。实际上，节能减排不仅不会增加很多负担，还会降低很多应用成本，提高对社会的贡献。举例说，排放二氧化碳的电解炉进行改造以后，使排出的是氧气，而不是二氧化碳；汞的排放减少对整个人类是很大的挑战，怎么样把汞排放降到最低点?跨国公司此时应该把这些技术和所有有志于环境改造的国家和公司进行分享，因为“说到底我们就一个小小的地球，搞坏了以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铝生产产量翻番，温室效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了30％，这说明节能减排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行的。这是美铝在全球2020年战略框架环境篇中对全球的承诺，部分已经完成。
第三，跨国公司必须积极参与中国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这样的活动。
第四，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跨国公司它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应该具有相当大推力的作用。
陈锦亚认为，一个跨国企业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全球的企业，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走出去。
美铝在1986年开始同中信集团合作，在澳大利亚建厂以后同中国有色进行氧化铝合作，后又支持中国铝业在香港上市，2008年又与中铝公司联合出手制止力拓搞铁矿石垄断等等。这一切说明一点，一个负责任的、具有社会责任的跨国企业，必须在各种场合帮助所在国发展，不仅参与它们当地的组合、整合、重组，更重要的是帮助它们走出去，用最适合他们的方法帮助他们发展。
第五，跨国公司必须承担起促进中国和母国之间有效交流的作用。很多时候，跨国公司由于它们所处的特定位置能起到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