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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通过分析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可以管窥到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特征与走向:未来发展摇摆于东亚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主义之间,更倾向于向东亚地区主义方向发展;东盟不可能象欧盟那样高度机制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仍在发展之中,充满着很多变数。
[ 关键词 ] 马来西亚 东盟 东南亚地区主义 发展趋向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又是东盟的创始国及核心国之一;东盟是世界上发展较为完善的地区主义国家组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东盟是发展得最好的区域国家组织。对于东盟,以及东南亚地区主义的看法,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人们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笔者想通过分析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从中可以管窥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些特征与趋向。
一、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未来发展摇摆于东亚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主义之间,马来西亚倾向于向东亚地区主义方向发展
亚洲的区域整合一直面临朝东亚主义或亚太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摆荡,如果从地理上的基本出发点来看,亚洲的区域整合自然以亚洲国家为范围,但事实上所谓的亚洲也是人为建构的概念。在战后由于冷战笼罩,亚洲成为东西冷战的前缘,战后两次大规模区域性的冲突皆发生在亚洲地区,包括了韩战与越战。在此时,由美国主导与亚洲国家缔结了一系列的共同防御条约。例如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等等,作为防堵共产集团扩张的盾牌。因此,亚洲的整合问题有很强烈的美国因素在内。美国在亚洲的策略是希望藉由将亚洲的概念转化为亚太(Asia Pacific)的概念,以便自身积极参与亚洲的各项议题。因此,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最初提议成立东亚经济合作论坛作为亚洲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构想时,遭到美国的反对并转为提出成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吸纳环太平洋的国家,并受到澳洲、新西兰等国的赞成。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设想,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夭折。在东亚地区,任何排除美国在外的多边机制皆因日本作梗而难以启动。然而,经过成功启动“亚欧会议”的铺垫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痛定思痛,东盟加中日韩的“10+3”对话与合作机制终于得以启动。“10+3”其实就是除朝鲜以外其他东亚核心国家均已参加的机制,它的启动是东亚合作进程的第一步重大突破。
大东盟的发展已经起步,对今后的发展方向及其在亚太的角色目前东盟成员国尚无明确共识,“面向东亚”与“面向亚太”的矛盾难以调和,如前面所述,很明显,马来西亚倾向于东盟朝东亚地区主义方向发展,马来西亚不遗余力地推动EAEC的发展,1994年3月,马哈蒂尔曾发表演讲,“我同时既是东南亚人,又是一个东亚人。我很自豪我们一起把战场转变成市场。温馨与友情开始在整个东南亚大地蔓延。作为一个东亚人,我致力于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在这个东亚共同体内,我们共同建设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的局面;在这个东亚共同体内,我们这个区域的巨人——中国、日本、印尼各得其所,履行他们各自应尽的职责。在这个互相尊重、互联合作的社区之中,我们尽享欢洽。”而印尼作为本地区大国,谋求发挥作用的范围大大超出东南亚区域,对亚太乃至世界都很关注。新加坡与泰国也对排斥美国的做法难表赞同。 对于东盟而言,朝东亚经济组织——EAEC方向发展还是融合到APEC组织,这种争论短期内难以解决。对东盟来说,放弃EAEC将使其在APEC中的地位受到削弱,但久拖不决无疑也将不利于它对APEC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
从地缘考虑还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成员应该是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如前面所论,东亚经济组织与APEC并不矛盾,1991年1月7日,马来西亚工业部长拉斐达•阿齐兹曾经出访新加坡,曾就关于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问题寻求新加坡方面的支持,阿齐兹说,外界对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批评并不公正,组建东亚经济集团有三个好处,一是东亚经济论坛的原则与关贸总协定的原则一致,在一段时期内,它可以缓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某些领域出现的僵局。第二,东亚经济集团可以促进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使亚太经合组织更具活力。第三,东盟在东亚经济集团内部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东盟在与外部进行经济谈判时可以增加底气。只不过东亚各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依赖很大,如果不能消除美国的疑虑,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将会命中坎坷。
二、从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来看,东盟不可能象欧盟那样高度机制化
东南亚的区域主义以东盟为依托发展至今,取得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成就,有人曾预言东盟会逐步朝着欧盟的发展方向进行变革。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1991年曾表示,“东盟各国经济虽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如果我们在东盟合作框架下朝着自由市场方向前进,有朝一日我们也会达到欧共体目前所达到的合作水平与繁荣”。不过,就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
不可否认,早期东南亚地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仿效欧洲模式,这从当时东南亚政治家的言论可以反映出来。1962年,马来西亚前驻菲律宾大使赛顿•易卜拉辛宣称,“看看欧洲共同市场吧,从它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谭秀森(Tan Siew Sen)1966年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认为东南亚共同市场的最终结果会与欧洲共同市场类似”。泰国前外长、东盟缔造者之一塔那•科曼也认为,“必须记载下来的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尤其是我,我们的模式是欧洲共同体,而且现在仍然是”。2003年10月7日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宣布,将于202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从表面上看,东盟开始向欧盟靠拢,而且,自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危机期间与东帝汶事件中东盟组织的无所适从使人们对东盟的机制的有效性充满怀疑,要求东盟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安瓦尔提出的“建设性干预”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的“灵活性干预”政策,便是对东盟改革呼声的回应,实际上东盟也在渐进式地变革,逐步地机制化,但是它与欧盟相比,从其产生、发展的各项历史条件来看,差距太大,不可能发展成欧盟那样高度机制化的组织。欧洲的区域整合是建立在一个完备的制度基础上。从煤钢组织(ECSC)、经济共同体(EEC)到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这些区域整合的设计倾向一个条约的架构以及执行的机制。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的设置以及其在整合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给予欧洲的整合努力一种规范上的控制性,使得欧盟的体制从国际法上的组织逐渐朝向一个宪法上的架构,而由欧洲法院扮演宪法法院的角色。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史显示,东盟的机制多是建立在东盟成员国自愿的基础上,任何具有超国家色彩的措施难以推行。实际上,从二者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本质区别,东盟的英文全称为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Asian Nations (ASEAN) ,这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我国习惯上称之为东盟,但就英文本义来看,港台及海外翻译得才恰到好处,我国香港地区大多简称东协(也有少数报刊称之为“东盟”),台湾简称东协,新加坡简称亚细安,马来西亚简称东协或东合。它与欧盟的Union完全不同,而且东盟组织松散,其决策方式是独具特色的“东盟方式”,机制化不强。从法理上看,这种自愿性、灵活性或曰非强制性降低了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但这正是东盟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成员国的关系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恰当安排,因为这种安排考虑到了东南亚国家的差异和意愿,简化了处理争端过程的复杂性,并使争端更易于解决。另外,这种安排还包含着“公正”的成份,因为在东南亚,除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之外,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与马来西亚之间存在着边界、领土或领海争端。如果由高级委员会处理这些争端,有关各方围绕该委员会代表的组成问题势必会发生新的争执,即使该委员会得以组成,它所做出的处理结果的公正性也难以得到保障。既然《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方法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且作为负责处理争端的唯一机构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东盟国家处理彼此争端的渠道和方式只能在东盟的组织框架之外来寻找。事实正是如此,自东盟成立以来,不曾有哪一个成员国将其与另一成员国的争端提交给东盟处理,它们对分歧和争端的处理基本上都是在国家关系的层次上通过双边渠道进行的,这与欧盟的运作方式显然不同。穆罕默德•凯姆林曾批评西方的学者,“他们看起来都相信必须用欧共体这种模式,除非具备一个集中的决策制定结构,否则不存在真正的地区之间的合作,尤其是经济活动方面。……在争执过程中,他们看来并不能理解不断更新的反映东盟领导人意图与希望的各种宣言,对阻止东盟发展成为地区合作中凝聚性力量的诸多限制也表示不解”。
三、东南亚地区主义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与西欧一样,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这集中体现在东盟的决策方式上。东盟拥有自己所特有的处理内外事务的方式——东盟方式。马来西亚前外长加扎利•沙弗尔认为,“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村庄中的“一致”精神,不仅是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通过秘密谈判,缓解对抗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也是东盟得以建立的基础。它强调非正式性、非对抗性与协商一致,带有浓厚的马来文化特色。与西方推崇的正式性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大相径庭。协调一致是东南亚很重要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是东南亚区域马来乡村的一种传统议事方式。这种原则最早来源于阿拉伯社会,当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时,这种决策方式也为马来人所接受,直至今天,马来人村落中仍然采用这种决策方式。马来乡村中的首脑人物在做出决定前一般要与所有村人进行协商,只要没有达成一致就一直商议下去,尊重所有参与人的意见,这样就不会导致分裂,最终达成一个整个村子能够接受的建议。这种马来人传统的决策方式经过改造,被移植到东盟之中,成为东盟处理内外事务的独有方式。当然,东南亚各国宗教、文化、历史条件差异巨大,通过这种“软”决策方式能够避免出现僵局与分裂,马来西亚与东盟之间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也表明这种方式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顺利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来说,由于各国之间千差万别,东盟方式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四、东南亚地区主义仍在发展之中,充满着很多变数
从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来看,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起点比较低,至今仍在不断变化之中。欧盟的创始国都是老牌的民族主义国家,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在欧盟成立之前久已有之,各国之间的文化、历史、经济条件的差异远没有东盟成员国之间那么大。东盟初成立时,如马来西亚,面临着严峻的国家认同困境。因为在立国之前,经受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可以说马来西亚的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几乎是同时形成的。所以说,东南亚地区主义与西欧相比,起点低得多,它的发展充满着应急的色彩,如它处理内部事务的原则与决策方式基本上是在解决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关于沙巴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处理外部事务的决策方式是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东盟的机制也是在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逐渐发展完善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外界对东盟的评价非常乐观,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则转而悲观。如东南亚学者班德罗认为,“东盟的确将会更加分散与缺乏凝聚力,东盟(扩大以后)集团内部的长期存在的对抗将重新浮出水面,这使得东盟更易受地区外大国力量的影响……东盟不仅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而且处于失落与解体的边缘”。
五、结语
总之,东盟与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未来发展仍然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其未来走势仍显得比较模糊。目前,地区主义在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扮演一种缓冲与沟通的角色。原先封闭的、内向的地区一体化形势已成为历史,如今的地区主义,是要融入全球化同时不让国家利益受损。詹姆斯•迈耶认为,地区主义“是一个中层概念,没有世界主义那样的崇高追求,也没有民族主义那样反复出现的狂热”。“地区主义似乎不大会成为人类认同的替代性中心;它首先被认为是对民族主义的补充,而非要取而代之”,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东盟的扩大,如何应对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东盟也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在亚太地区,冷战后,关于地区主义的构想日益呈现多元化特色,在东盟内部,关于地区主义的发展方向,马来西亚与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国所持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因此,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区域主义是多色彩的,欧盟代表一种方向,东盟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地区主义)还远远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也就无法成为全球体系的组织原则。最多只能说,地区主义可能会成为演变中的国际秩序众多支持支柱之一。”
参考文献:
[1]R.S.Milne,The China Threat:Perceptions,Myths and Reality,Harve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马来西亚)南洋星洲联合早报,1991年1月8日
[3]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ier,Regionalism in East Asia:Pradigm Shifting,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
[4]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ier,ibld
[5]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ier,op.cit
[6]Andrew Hurrell,Louise Fawcett,“Conclusion: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ee Andrew Hurrell,Louise Fawcett,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 Press,1995
[7]Donald Crone,The ASEAN States:Coping with Dependence,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3
[ 关键词 ] 马来西亚 东盟 东南亚地区主义 发展趋向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又是东盟的创始国及核心国之一;东盟是世界上发展较为完善的地区主义国家组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东盟是发展得最好的区域国家组织。对于东盟,以及东南亚地区主义的看法,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人们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笔者想通过分析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从中可以管窥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些特征与趋向。
一、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未来发展摇摆于东亚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主义之间,马来西亚倾向于向东亚地区主义方向发展
亚洲的区域整合一直面临朝东亚主义或亚太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摆荡,如果从地理上的基本出发点来看,亚洲的区域整合自然以亚洲国家为范围,但事实上所谓的亚洲也是人为建构的概念。在战后由于冷战笼罩,亚洲成为东西冷战的前缘,战后两次大规模区域性的冲突皆发生在亚洲地区,包括了韩战与越战。在此时,由美国主导与亚洲国家缔结了一系列的共同防御条约。例如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等等,作为防堵共产集团扩张的盾牌。因此,亚洲的整合问题有很强烈的美国因素在内。美国在亚洲的策略是希望藉由将亚洲的概念转化为亚太(Asia Pacific)的概念,以便自身积极参与亚洲的各项议题。因此,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最初提议成立东亚经济合作论坛作为亚洲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构想时,遭到美国的反对并转为提出成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吸纳环太平洋的国家,并受到澳洲、新西兰等国的赞成。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设想,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夭折。在东亚地区,任何排除美国在外的多边机制皆因日本作梗而难以启动。然而,经过成功启动“亚欧会议”的铺垫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痛定思痛,东盟加中日韩的“10+3”对话与合作机制终于得以启动。“10+3”其实就是除朝鲜以外其他东亚核心国家均已参加的机制,它的启动是东亚合作进程的第一步重大突破。
大东盟的发展已经起步,对今后的发展方向及其在亚太的角色目前东盟成员国尚无明确共识,“面向东亚”与“面向亚太”的矛盾难以调和,如前面所述,很明显,马来西亚倾向于东盟朝东亚地区主义方向发展,马来西亚不遗余力地推动EAEC的发展,1994年3月,马哈蒂尔曾发表演讲,“我同时既是东南亚人,又是一个东亚人。我很自豪我们一起把战场转变成市场。温馨与友情开始在整个东南亚大地蔓延。作为一个东亚人,我致力于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在这个东亚共同体内,我们共同建设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的局面;在这个东亚共同体内,我们这个区域的巨人——中国、日本、印尼各得其所,履行他们各自应尽的职责。在这个互相尊重、互联合作的社区之中,我们尽享欢洽。”而印尼作为本地区大国,谋求发挥作用的范围大大超出东南亚区域,对亚太乃至世界都很关注。新加坡与泰国也对排斥美国的做法难表赞同。 对于东盟而言,朝东亚经济组织——EAEC方向发展还是融合到APEC组织,这种争论短期内难以解决。对东盟来说,放弃EAEC将使其在APEC中的地位受到削弱,但久拖不决无疑也将不利于它对APEC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
从地缘考虑还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成员应该是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如前面所论,东亚经济组织与APEC并不矛盾,1991年1月7日,马来西亚工业部长拉斐达•阿齐兹曾经出访新加坡,曾就关于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问题寻求新加坡方面的支持,阿齐兹说,外界对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批评并不公正,组建东亚经济集团有三个好处,一是东亚经济论坛的原则与关贸总协定的原则一致,在一段时期内,它可以缓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某些领域出现的僵局。第二,东亚经济集团可以促进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使亚太经合组织更具活力。第三,东盟在东亚经济集团内部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东盟在与外部进行经济谈判时可以增加底气。只不过东亚各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依赖很大,如果不能消除美国的疑虑,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将会命中坎坷。
二、从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来看,东盟不可能象欧盟那样高度机制化
东南亚的区域主义以东盟为依托发展至今,取得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成就,有人曾预言东盟会逐步朝着欧盟的发展方向进行变革。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1991年曾表示,“东盟各国经济虽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如果我们在东盟合作框架下朝着自由市场方向前进,有朝一日我们也会达到欧共体目前所达到的合作水平与繁荣”。不过,就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
不可否认,早期东南亚地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仿效欧洲模式,这从当时东南亚政治家的言论可以反映出来。1962年,马来西亚前驻菲律宾大使赛顿•易卜拉辛宣称,“看看欧洲共同市场吧,从它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谭秀森(Tan Siew Sen)1966年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认为东南亚共同市场的最终结果会与欧洲共同市场类似”。泰国前外长、东盟缔造者之一塔那•科曼也认为,“必须记载下来的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尤其是我,我们的模式是欧洲共同体,而且现在仍然是”。2003年10月7日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宣布,将于202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从表面上看,东盟开始向欧盟靠拢,而且,自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危机期间与东帝汶事件中东盟组织的无所适从使人们对东盟的机制的有效性充满怀疑,要求东盟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安瓦尔提出的“建设性干预”与泰国外长素林提出的“灵活性干预”政策,便是对东盟改革呼声的回应,实际上东盟也在渐进式地变革,逐步地机制化,但是它与欧盟相比,从其产生、发展的各项历史条件来看,差距太大,不可能发展成欧盟那样高度机制化的组织。欧洲的区域整合是建立在一个完备的制度基础上。从煤钢组织(ECSC)、经济共同体(EEC)到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这些区域整合的设计倾向一个条约的架构以及执行的机制。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的设置以及其在整合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给予欧洲的整合努力一种规范上的控制性,使得欧盟的体制从国际法上的组织逐渐朝向一个宪法上的架构,而由欧洲法院扮演宪法法院的角色。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史显示,东盟的机制多是建立在东盟成员国自愿的基础上,任何具有超国家色彩的措施难以推行。实际上,从二者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本质区别,东盟的英文全称为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Asian Nations (ASEAN) ,这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我国习惯上称之为东盟,但就英文本义来看,港台及海外翻译得才恰到好处,我国香港地区大多简称东协(也有少数报刊称之为“东盟”),台湾简称东协,新加坡简称亚细安,马来西亚简称东协或东合。它与欧盟的Union完全不同,而且东盟组织松散,其决策方式是独具特色的“东盟方式”,机制化不强。从法理上看,这种自愿性、灵活性或曰非强制性降低了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但这正是东盟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成员国的关系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恰当安排,因为这种安排考虑到了东南亚国家的差异和意愿,简化了处理争端过程的复杂性,并使争端更易于解决。另外,这种安排还包含着“公正”的成份,因为在东南亚,除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之外,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与马来西亚之间存在着边界、领土或领海争端。如果由高级委员会处理这些争端,有关各方围绕该委员会代表的组成问题势必会发生新的争执,即使该委员会得以组成,它所做出的处理结果的公正性也难以得到保障。既然《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方法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且作为负责处理争端的唯一机构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东盟国家处理彼此争端的渠道和方式只能在东盟的组织框架之外来寻找。事实正是如此,自东盟成立以来,不曾有哪一个成员国将其与另一成员国的争端提交给东盟处理,它们对分歧和争端的处理基本上都是在国家关系的层次上通过双边渠道进行的,这与欧盟的运作方式显然不同。穆罕默德•凯姆林曾批评西方的学者,“他们看起来都相信必须用欧共体这种模式,除非具备一个集中的决策制定结构,否则不存在真正的地区之间的合作,尤其是经济活动方面。……在争执过程中,他们看来并不能理解不断更新的反映东盟领导人意图与希望的各种宣言,对阻止东盟发展成为地区合作中凝聚性力量的诸多限制也表示不解”。
三、东南亚地区主义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与西欧一样,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这集中体现在东盟的决策方式上。东盟拥有自己所特有的处理内外事务的方式——东盟方式。马来西亚前外长加扎利•沙弗尔认为,“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村庄中的“一致”精神,不仅是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通过秘密谈判,缓解对抗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也是东盟得以建立的基础。它强调非正式性、非对抗性与协商一致,带有浓厚的马来文化特色。与西方推崇的正式性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大相径庭。协调一致是东南亚很重要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是东南亚区域马来乡村的一种传统议事方式。这种原则最早来源于阿拉伯社会,当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时,这种决策方式也为马来人所接受,直至今天,马来人村落中仍然采用这种决策方式。马来乡村中的首脑人物在做出决定前一般要与所有村人进行协商,只要没有达成一致就一直商议下去,尊重所有参与人的意见,这样就不会导致分裂,最终达成一个整个村子能够接受的建议。这种马来人传统的决策方式经过改造,被移植到东盟之中,成为东盟处理内外事务的独有方式。当然,东南亚各国宗教、文化、历史条件差异巨大,通过这种“软”决策方式能够避免出现僵局与分裂,马来西亚与东盟之间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也表明这种方式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顺利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来说,由于各国之间千差万别,东盟方式也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四、东南亚地区主义仍在发展之中,充满着很多变数
从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来看,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起点比较低,至今仍在不断变化之中。欧盟的创始国都是老牌的民族主义国家,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在欧盟成立之前久已有之,各国之间的文化、历史、经济条件的差异远没有东盟成员国之间那么大。东盟初成立时,如马来西亚,面临着严峻的国家认同困境。因为在立国之前,经受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可以说马来西亚的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几乎是同时形成的。所以说,东南亚地区主义与西欧相比,起点低得多,它的发展充满着应急的色彩,如它处理内部事务的原则与决策方式基本上是在解决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关于沙巴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处理外部事务的决策方式是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东盟的机制也是在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逐渐发展完善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外界对东盟的评价非常乐观,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则转而悲观。如东南亚学者班德罗认为,“东盟的确将会更加分散与缺乏凝聚力,东盟(扩大以后)集团内部的长期存在的对抗将重新浮出水面,这使得东盟更易受地区外大国力量的影响……东盟不仅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而且处于失落与解体的边缘”。
五、结语
总之,东盟与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未来发展仍然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其未来走势仍显得比较模糊。目前,地区主义在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扮演一种缓冲与沟通的角色。原先封闭的、内向的地区一体化形势已成为历史,如今的地区主义,是要融入全球化同时不让国家利益受损。詹姆斯•迈耶认为,地区主义“是一个中层概念,没有世界主义那样的崇高追求,也没有民族主义那样反复出现的狂热”。“地区主义似乎不大会成为人类认同的替代性中心;它首先被认为是对民族主义的补充,而非要取而代之”,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东盟的扩大,如何应对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东盟也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在亚太地区,冷战后,关于地区主义的构想日益呈现多元化特色,在东盟内部,关于地区主义的发展方向,马来西亚与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国所持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因此,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区域主义是多色彩的,欧盟代表一种方向,东盟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地区主义)还远远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也就无法成为全球体系的组织原则。最多只能说,地区主义可能会成为演变中的国际秩序众多支持支柱之一。”
参考文献:
[1]R.S.Milne,The China Threat:Perceptions,Myths and Reality,Harve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马来西亚)南洋星洲联合早报,1991年1月8日
[3]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ier,Regionalism in East Asia:Pradigm Shifting,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
[4]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ier,ibld
[5]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ier,op.cit
[6]Andrew Hurrell,Louise Fawcett,“Conclusion: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ee Andrew Hurrell,Louise Fawcett,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 Press,1995
[7]Donald Crone,The ASEAN States:Coping with Dependence,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