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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政策运行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变化以及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能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所帮助。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 政策 农村
一、引言
近些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村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不容忽视。
当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等。周其仁（1997）认为我国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对非农就业机会影响较大[1]。王西玉等（2000）分析了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2]。白南生、何宇鹏（2002）认为农民更倾向外出就业[3]。白南生、李靖（2008）认为工资是农民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4]。孙文凯、白重恩等（2011）认为短期内社会网络和收入对农民工流动作用显著[5]。李培林（1996）对农村工的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地位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亲缘关系与家庭依赖性较强[6]。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社会认同与融合进行了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乡其他群体存在一定的隔阂[7]。
二、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演变
（一）1978-1983年限制流动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策主要是提倡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严格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主要原因有：第一，受限于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商品粮供应不足，难以支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第二，知青返城给城镇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二）1984-1988年允许流动
1984年之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限制政策有所松动，允许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对进城农民的居住等给予一定支持，对愿意并且满足落户条件的农民，准许其办理入户。另外，支持贫困地区向经济城市发达的城市输出劳动力，并鼓励大中企业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的劳务合作关系。1984至1988年间，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有所变化的原因有：第一，农村生产力提高，可以解决一部分进成务工人员的口粮问题。第二，城镇经济有所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三）1989-1991年控制盲目流动
由于1984-1991年间，政府放松了对农民进程务工的限制，并鼓励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加大了交通运输的压力，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过大，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做出了局部调整，加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管理，对农村劳动力的规模进行了限制。
（四）1992-2000年规范流动
1992年以后，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为防止盲目流动的重演，同时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国家要求农村劳动力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有计划、有秩序、合理的流动。具体的政策有就业证的运用。
（五）2000-公平流动
2000年以后，我国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有了显著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有：第一，改进了户籍制度，降低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阻碍作用。并逐步推进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第二，采取多方面的配套措施，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第三，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并行。在城镇改善了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完善了农民工的维权渠道。在农村推行“三权分置”改革，保障了进城农民工的土地权益。
三、进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一）子女教育问题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上学问题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子女在父母（或一方）务工城市上学。第二，子女在家上学。对于在父母工作地上学的民工子女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上学难和上学贵的问题。对于在家上学的民工子女来说，其主要问题是家庭教育缺位，会对其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二）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
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问题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拖欠工资问题。第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主要为，工伤赔偿问题、福利问题。最近几年，上述问题仍然存在的原因主要为：第一，中央与地方对农民工的定位不同。对中央政府来说，农民工是一个重要群体。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权益以及其他问题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稳定社会。对地方政府而言，管理好户籍人员是重中之重，因而对外来农民工有所忽视。第二，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代表农民工的利益。农民工虽然人数众多，但无法集中力量为自身利益进行博弈。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维权的处理往往是一拖再拖。所以，虽然中央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政策会发生形变。
四、建议
第一，中央在制定政策时，要在预见各级政府反应的基础上，对政策进行反复论证，增强政策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第二，完善监督机制和问责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管；对执行欠佳的政府人员，依法严惩，增加其消极怠工的机会成本。第三，在有条件的地区，尝试鼓励和支持农民工成立类似工会的维权组织。发挥农民工自身力量维护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J].管理世界，1997（5）：81-99.
[2] 王西玉，崔傳义，赵阳，马忠东.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0（5）：61-68.
[3]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64-77.
[4] 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7）：70-76.
[5]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28-40.
[6]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2-51.
[7]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5.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 政策 农村
一、引言
近些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村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不容忽视。
当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等。周其仁（1997）认为我国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对非农就业机会影响较大[1]。王西玉等（2000）分析了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2]。白南生、何宇鹏（2002）认为农民更倾向外出就业[3]。白南生、李靖（2008）认为工资是农民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4]。孙文凯、白重恩等（2011）认为短期内社会网络和收入对农民工流动作用显著[5]。李培林（1996）对农村工的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地位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亲缘关系与家庭依赖性较强[6]。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社会认同与融合进行了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乡其他群体存在一定的隔阂[7]。
二、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演变
（一）1978-1983年限制流动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策主要是提倡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严格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主要原因有：第一，受限于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商品粮供应不足，难以支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第二，知青返城给城镇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二）1984-1988年允许流动
1984年之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限制政策有所松动，允许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对进城农民的居住等给予一定支持，对愿意并且满足落户条件的农民，准许其办理入户。另外，支持贫困地区向经济城市发达的城市输出劳动力，并鼓励大中企业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的劳务合作关系。1984至1988年间，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有所变化的原因有：第一，农村生产力提高，可以解决一部分进成务工人员的口粮问题。第二，城镇经济有所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三）1989-1991年控制盲目流动
由于1984-1991年间，政府放松了对农民进程务工的限制，并鼓励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加大了交通运输的压力，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过大，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做出了局部调整，加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管理，对农村劳动力的规模进行了限制。
（四）1992-2000年规范流动
1992年以后，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为防止盲目流动的重演，同时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国家要求农村劳动力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有计划、有秩序、合理的流动。具体的政策有就业证的运用。
（五）2000-公平流动
2000年以后，我国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有了显著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有：第一，改进了户籍制度，降低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阻碍作用。并逐步推进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第二，采取多方面的配套措施，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第三，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并行。在城镇改善了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完善了农民工的维权渠道。在农村推行“三权分置”改革，保障了进城农民工的土地权益。
三、进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一）子女教育问题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上学问题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子女在父母（或一方）务工城市上学。第二，子女在家上学。对于在父母工作地上学的民工子女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上学难和上学贵的问题。对于在家上学的民工子女来说，其主要问题是家庭教育缺位，会对其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二）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
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问题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拖欠工资问题。第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主要为，工伤赔偿问题、福利问题。最近几年，上述问题仍然存在的原因主要为：第一，中央与地方对农民工的定位不同。对中央政府来说，农民工是一个重要群体。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权益以及其他问题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稳定社会。对地方政府而言，管理好户籍人员是重中之重，因而对外来农民工有所忽视。第二，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代表农民工的利益。农民工虽然人数众多，但无法集中力量为自身利益进行博弈。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维权的处理往往是一拖再拖。所以，虽然中央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政策会发生形变。
四、建议
第一，中央在制定政策时，要在预见各级政府反应的基础上，对政策进行反复论证，增强政策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第二，完善监督机制和问责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管；对执行欠佳的政府人员，依法严惩，增加其消极怠工的机会成本。第三，在有条件的地区，尝试鼓励和支持农民工成立类似工会的维权组织。发挥农民工自身力量维护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流动[J].管理世界，1997（5）：81-99.
[2] 王西玉，崔傳义，赵阳，马忠东.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0（5）：61-68.
[3]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64-77.
[4] 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7）：70-76.
[5]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28-40.
[6]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2-51.
[7]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