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会议期间，北京人民享受到了难得的蓝天，在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的北京，好空气已经成为极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为了解决有毒雾霾，今年初有人提议在北京怀柔花5亿元建个雾霾试验室。其实建这个世界最大的试验室能否解决中国的雾霾很难说，但这次APEC会议倒是对治理雾霾进行了一次超级大试验：在几天之内，方圆50多万平方公里内，汽车停驶、工厂停工、工地停建，整个社会节奏放缓。如果说这是用排除法进行雾霾治理试验的话，这次超级试验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北京连续几天空气质量为优良，平时难得一见的蓝天被北京人称为“醉蓝”。
　　GDP在与环境污染赛跑
　　不久前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对北京地区PM2.5化学组成及来源分析发现，北京PM2.5有6个重要来源，分别是土壤尘、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研究人员表示，如果将燃煤、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三个来源合并起来，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成为北京PM2.5污染的主要来源。而这次超级大试验再次验证了分析研究的结果，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为雾霾元凶。
　　问题搞清楚了，但解决的办法还没有找到。因为这种在APEC会议期间使整个地区社会节奏停摆的治理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在1980、1990年代有个说法：中国的GDP在与通货膨胀、贪污腐败赛跑，但现在我们还要加上一项，就是GDP要和通货膨胀、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赛跑。现在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环境污染也是空前严重，北京地区雾霾被外电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
　　消失的“EKC拐点”
　　19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某些污染物排放量）不断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时（EKC的拐点），经济的发展会促使环境污染改善，二者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
　　如果将人均GDP与环境改善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些发达国家发展进程证明这一曲线是存在的。联邦德国在1970年代人均GDP达到6413美元以后，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EKC拐点出现。日本在1975年人均GDP为4499美元时，社会各界通过水俣事件等几次较大污染事件开始对环境问题警觉，EKC拐点出现。
　　我国人均GDP在2011年就超过1975年时的日本；到2013年超过了1975年时的联邦德国。但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拐点”却没有出现，环境污染跑过了GDP。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走的是粗放型发展经济道路。现在我国GDP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2010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超过2200万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为1446.1万吨，居世界第一。
　　管理缺位造成环境污染
　　环境问题说到底就是管理问题。环境污染表面看是企业造成的，实际上是政府失职。政府做不好社会管理，企业也就做不好生产管理。政府在环境管理标准上就低不就高，环境执法不力，有法不依或无法可依，选择性执法，运动型执法，如果这种状态不从根本上改变，那么北京的APEC蓝只能是一次超级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