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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光景过去，回首望去，中国史学在几个方面有所推进，虽没有脱离一定的轨道，但也呈现着新的特征。笔者拟就自己所涉及的相关领域，略述2012年中国史学的一些热点与动态。
聚焦民国肇建
回顾2012年，民国肇建是中国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的关注焦点之一。它的重要不仅在于一个全新政府的成立，更是在于传统中国的变革以及清王朝的结束。继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史的热潮，今年又迎来了对民国肇建的关注。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而言，民国肇建是永不过时的话题。这一年中比较有代表价值的莫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2年6月于北京主办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可谓空前，与会专家和学者来自海内外各种学术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中央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阿克伦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辛辛那提大学、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等大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文化学术机构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9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和台湾中央大学资深教授汪荣祖等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李文海以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清王朝的灭亡，认为清王朝的结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汪荣祖则发表了以“士绅与民国肇建”为主题的发言，他讨论了士绅阶层对于民国肇建的重大意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李怀印教授在撰写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史家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研究的成果会受自身环境和喜好的影响，他希望学者能突破以往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在时、开放的近代史”的维度重新叙写中国近代史。此外，会议中还有多方的声音，像民国肇建过程中合法性阙失现象的出现以及原因、曹锟“贿选”的法律角度的重新考察等等新角度的研究，特别是对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的历史考察也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如袁世凯、杨度、端方、赵尔丰、升允、贵林以及外国人恩琴（Baron Ungern）等政治人物的思想与活动，观点不在此一一论述。2011年11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民国肇建与在美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历史人物、华侨、留学生等内容。历史人物中对于孙中山的研究是关注热点，尤其是在孙中山的思想观点上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此外，对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各种历史人物如外交官戴德、蒋廷黻等，也多有论述。
有关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今年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2012年各大出版社出版的状况便可略见一斑，特别是口述史、回忆录的出版与销售更是火热。口述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对象虽也是历史，但是研究的方式却是面对活生生的人，是对人的关怀。尽管口述史学有其自身的缺点，但是对于离开故纸堆，身临其地体会历史却有替代不了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唐德刚、何兹全曾力荐一本书即《高陶事件始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此书作者陶恒生，是陶希圣的儿子，他通过对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的回忆，又结合了历史文献，将整个“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晰地表现出来，虽然作者也同意因为是自己的亲身见闻，所以很难办到绝对的冷静客观，但对于近代史学界关于汪伪政权研究的薄弱，对高（宗武）、陶（希圣）二人这段经历研究的不充分，这本书确是一个珍贵的历史资料。口述史学今年的出版成就可谓硕果累累，像袁静雪《女儿眼中另面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阎锡山《阎锡山回忆录》（三晋出版社，2012），张学继《白崇禧大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叶邦宗《蒋介石侍卫长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2）等著作基本都是当事人的亲历亲闻，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几近真实地再现历史原貌。不仅如此，在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创始人唐德刚教授2009年去世后不久，又出版《唐德刚与口述历史：唐德刚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台北远流出版社，2010），此文集是对唐德刚的纪念，同时也包括了唐德刚自己口述，由古苍林执笔的“出洋和留学的杂忆”一文。唐德刚的遗作《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又于2012年在（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根据唐德刚的残稿编辑而成的，对于口述史的学者们，又能看到他的新书则是一大惊喜。对于民国历史的研究，很重要的是通过人物作为研究的载体，而研究人物不能缺少口述的方式，如果单就口述来还原历史而言，很多学者对于口述史进行怀疑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像唐德刚教授等学者那样通过对口述和文献方法的结合使用，互相印证补充，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面目。
环境生态史不断崛起
环境生态史发端于美国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在西方国家面临工业盛行、污染加剧、生态环境脆弱之际由美国环境史学家R·纳什提出的。它主要研究自然环境在历史上的变迁以及人的历史活动对于环境生态的影响，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个互动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环境史迅速发展，环境史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引入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中国。中国环境史的发展虽说才短短30年，但也并非没有自身的学术基础。如果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学界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了自己的思考。而就自然环境，中国历代的方志、笔记也都同样就地理、方物、风土、气候和灵异的自然情况有专门记载，中国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环境生态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并列的分支地位出现在中国历史研究舞台之上。
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由美国森林史学会、美国环境史学会和欧洲环境史学会等组织，于2009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召开，共有来自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位专家学者参加，可见世界范围对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视。在本届大会上，与会学者分别对传统领域如海洋环境史、战争环境史等旧的领域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如极地环境史、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和世界体系环境史等研究，填补了以往的空白。当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关注中国环境生态史，并参与中国本土环境生态史的研究。特别是2012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同时举办了“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国际学术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研究环境生态史专家学者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对生态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国内外生态史研究的特点、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生态史研究的思维模式及历史地位、具体的环境问题研究案例等方面进行了重要阐述。同年8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河北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在河北石家庄举办了“环境、经济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利华教授指出，虽说生态环境是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但对自然—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生态关系也应进行分析和研究，不能忽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应注意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与环境生态的互动关系。同年11月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等主办的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中也有学者以历史的视野对中国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论述。 中国环境生态史的崛起也带动了生态环境史研究著作的出版。《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包茂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可谓生态环境史理论的代表。书中作者是这样定义环境史学的，“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学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和诠释。环境史指历史上发生的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学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史学。”包茂红认为，史学从开始起就重视环境，并以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重视自然在历史中的作用为例证，随之又列举司马迁、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罗杰·培根等人用自己的方式认识和研究自然。但当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出现而寻求如何解决的时候，人们便会不自觉地求助历史，希冀得到解决方法，这时两者便结合到了一起成为环境史学。此书第八章着重叙述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取得的成就、呈现的特点等方面。当然，虽然作者肯定了中国环境史研究以来取得了新进展，在研究方法上有自身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国环境史起步晚，相比欧美国家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陈业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以儒家生态意识为研究对象，对传统生态意识和历史时期的环境保护进行研究，包括儒家生态意识、历史上的环境保护等内容。儒家生态意识则由“天人合一”论、生态系统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的生态资源合理利用主张、《周易》“三驱”礼的生态保护意义等内容构成；再以先秦、秦汉时期为对象，研究生态法律、生态职官等内容来展现儒家生态意识在古代生态保护方面的作用和积极意义。个案研究如《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郝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赵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都对环境与人的互动作了精彩的研究。此外《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夏明方，中华书局，2012）、《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中所汇集的国内外有关环境史经典论文也应特别给予重视。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环境生态史不能算作历史学科的分支，只是研究历史一种新的角度。但是不论学者们如何激烈的辩论，环境与生态确实是目前人类不得不面临的重要课题，“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框架，因此，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以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环境和生态自身的变化以及与人类社会互动过程的变迁，不仅对过去值得深挖反思，对于未来都大有裨益。对整个人类来说，地球只有一个，中国学者们研究本国的环境生态史，亦是为全球性的环境生态史做出贡献。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环境如何和谐共处，这些都需要我们汇聚智慧与勇气。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袁剑）
聚焦民国肇建
回顾2012年，民国肇建是中国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的关注焦点之一。它的重要不仅在于一个全新政府的成立，更是在于传统中国的变革以及清王朝的结束。继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史的热潮，今年又迎来了对民国肇建的关注。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而言，民国肇建是永不过时的话题。这一年中比较有代表价值的莫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2年6月于北京主办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可谓空前，与会专家和学者来自海内外各种学术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中央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阿克伦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辛辛那提大学、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等大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文化学术机构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9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和台湾中央大学资深教授汪荣祖等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李文海以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清王朝的灭亡，认为清王朝的结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汪荣祖则发表了以“士绅与民国肇建”为主题的发言，他讨论了士绅阶层对于民国肇建的重大意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李怀印教授在撰写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史家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研究的成果会受自身环境和喜好的影响，他希望学者能突破以往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在时、开放的近代史”的维度重新叙写中国近代史。此外，会议中还有多方的声音，像民国肇建过程中合法性阙失现象的出现以及原因、曹锟“贿选”的法律角度的重新考察等等新角度的研究，特别是对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的历史考察也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如袁世凯、杨度、端方、赵尔丰、升允、贵林以及外国人恩琴（Baron Ungern）等政治人物的思想与活动，观点不在此一一论述。2011年11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民国肇建与在美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历史人物、华侨、留学生等内容。历史人物中对于孙中山的研究是关注热点，尤其是在孙中山的思想观点上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此外，对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各种历史人物如外交官戴德、蒋廷黻等，也多有论述。
有关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今年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2012年各大出版社出版的状况便可略见一斑，特别是口述史、回忆录的出版与销售更是火热。口述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对象虽也是历史，但是研究的方式却是面对活生生的人，是对人的关怀。尽管口述史学有其自身的缺点，但是对于离开故纸堆，身临其地体会历史却有替代不了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唐德刚、何兹全曾力荐一本书即《高陶事件始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此书作者陶恒生，是陶希圣的儿子，他通过对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的回忆，又结合了历史文献，将整个“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晰地表现出来，虽然作者也同意因为是自己的亲身见闻，所以很难办到绝对的冷静客观，但对于近代史学界关于汪伪政权研究的薄弱，对高（宗武）、陶（希圣）二人这段经历研究的不充分，这本书确是一个珍贵的历史资料。口述史学今年的出版成就可谓硕果累累，像袁静雪《女儿眼中另面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阎锡山《阎锡山回忆录》（三晋出版社，2012），张学继《白崇禧大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叶邦宗《蒋介石侍卫长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2）等著作基本都是当事人的亲历亲闻，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几近真实地再现历史原貌。不仅如此，在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创始人唐德刚教授2009年去世后不久，又出版《唐德刚与口述历史：唐德刚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台北远流出版社，2010），此文集是对唐德刚的纪念，同时也包括了唐德刚自己口述，由古苍林执笔的“出洋和留学的杂忆”一文。唐德刚的遗作《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又于2012年在（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根据唐德刚的残稿编辑而成的，对于口述史的学者们，又能看到他的新书则是一大惊喜。对于民国历史的研究，很重要的是通过人物作为研究的载体，而研究人物不能缺少口述的方式，如果单就口述来还原历史而言，很多学者对于口述史进行怀疑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像唐德刚教授等学者那样通过对口述和文献方法的结合使用，互相印证补充，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面目。
环境生态史不断崛起
环境生态史发端于美国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在西方国家面临工业盛行、污染加剧、生态环境脆弱之际由美国环境史学家R·纳什提出的。它主要研究自然环境在历史上的变迁以及人的历史活动对于环境生态的影响，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个互动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环境史迅速发展，环境史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引入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中国。中国环境史的发展虽说才短短30年，但也并非没有自身的学术基础。如果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学界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了自己的思考。而就自然环境，中国历代的方志、笔记也都同样就地理、方物、风土、气候和灵异的自然情况有专门记载，中国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环境生态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并列的分支地位出现在中国历史研究舞台之上。
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由美国森林史学会、美国环境史学会和欧洲环境史学会等组织，于2009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召开，共有来自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位专家学者参加，可见世界范围对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视。在本届大会上，与会学者分别对传统领域如海洋环境史、战争环境史等旧的领域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如极地环境史、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和世界体系环境史等研究，填补了以往的空白。当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关注中国环境生态史，并参与中国本土环境生态史的研究。特别是2012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同时举办了“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国际学术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研究环境生态史专家学者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对生态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国内外生态史研究的特点、环境科学的研究方法、生态史研究的思维模式及历史地位、具体的环境问题研究案例等方面进行了重要阐述。同年8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河北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在河北石家庄举办了“环境、经济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利华教授指出，虽说生态环境是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但对自然—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生态关系也应进行分析和研究，不能忽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应注意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与环境生态的互动关系。同年11月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等主办的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中也有学者以历史的视野对中国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论述。 中国环境生态史的崛起也带动了生态环境史研究著作的出版。《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包茂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可谓生态环境史理论的代表。书中作者是这样定义环境史学的，“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学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和诠释。环境史指历史上发生的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学就是研究这种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史学。”包茂红认为，史学从开始起就重视环境，并以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重视自然在历史中的作用为例证，随之又列举司马迁、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罗杰·培根等人用自己的方式认识和研究自然。但当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出现而寻求如何解决的时候，人们便会不自觉地求助历史，希冀得到解决方法，这时两者便结合到了一起成为环境史学。此书第八章着重叙述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取得的成就、呈现的特点等方面。当然，虽然作者肯定了中国环境史研究以来取得了新进展，在研究方法上有自身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国环境史起步晚，相比欧美国家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陈业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以儒家生态意识为研究对象，对传统生态意识和历史时期的环境保护进行研究，包括儒家生态意识、历史上的环境保护等内容。儒家生态意识则由“天人合一”论、生态系统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的生态资源合理利用主张、《周易》“三驱”礼的生态保护意义等内容构成；再以先秦、秦汉时期为对象，研究生态法律、生态职官等内容来展现儒家生态意识在古代生态保护方面的作用和积极意义。个案研究如《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郝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赵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都对环境与人的互动作了精彩的研究。此外《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夏明方，中华书局，2012）、《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中所汇集的国内外有关环境史经典论文也应特别给予重视。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环境生态史不能算作历史学科的分支，只是研究历史一种新的角度。但是不论学者们如何激烈的辩论，环境与生态确实是目前人类不得不面临的重要课题，“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框架，因此，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以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环境和生态自身的变化以及与人类社会互动过程的变迁，不仅对过去值得深挖反思，对于未来都大有裨益。对整个人类来说，地球只有一个，中国学者们研究本国的环境生态史，亦是为全球性的环境生态史做出贡献。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环境如何和谐共处，这些都需要我们汇聚智慧与勇气。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