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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灰皮书”
去新疆旅游，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
比较辛苦，那就要带一本书在途中消磨时间。飞机、大巴、铁路各种交通工具都要用到，新疆是那么大、那么广袤，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几乎快相当于走马观花的时间。伊宁又在新疆的最西部，如果要带一本书，带什么书呢？
站在书柜前，苦思冥想，忽然灵光一动，但自己都不免哑然失笑。去一个与苏联关系复杂且深厚的城市——伊宁，首选当然是“灰皮书”。除了“灰皮书”，还能是什么？
说到“灰皮书”，大多数现在的年轻人（甚至五十岁以下的中年人）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所谓“灰皮书”，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分歧和关系破裂的明证。一批苏联学者谈苏联（不少是批评苏联）的著述，在中国大陆悄然出版。但这种出版是“内部出版”，书皮灰色，只供极少数高级干部阅读。
我算是年轻人，但因祖父曾是解放初期的“十级干部”，又做过大学党委书记，隶属“高干”序列，因此家中有相当多的“灰皮书”与“大字本”（这也是当年专门出版的马恩列斯经典著述）。这些书我从小就懵懵懂懂地读过，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等等。对于一个孩童而言，这些书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趣味，但是却可以为求知期的我展示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
和伊宁一样，“灰皮书”折射了现代中国与苏联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六七十年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两个国家的复杂关系，当然不是一本书、一座城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尽量去寻找历史真实中那些被遗落的风景。然而“灰皮书”一共几十本，怎么可能都带在旅途中阅读呢？或者说究竟要带哪一本还真是一个难以取舍的问题。
看来带“灰皮书”是不可能的了，但带一本与“灰皮书”有关的书还是可以的。在书架前站累了，忽然发现，郑异凡先生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下文简称《“灰皮书”》）显然是不二之选。
二、三区革命烈士陵园
从乌鲁木齐飞往伊宁，是一趟短途航班，一个小时的航程，算是比较轻松。
但伊宁这座城市，却有着颇为沉重的历史。当然，与复杂、纠葛的中苏关系有关。它毗邻苏联，长期以来受到苏联沙文主义政策的干扰。斯大林推行的沙文主义，大大刺激了伊宁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埋下了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
“灰皮书”较多地是批判苏联的沙文主义。但如果没有来过伊宁，没有去过布拉格，没有感受过布达佩斯的反苏情绪，恐怕对苏联的沙文主义是没有什么切身体会的。而伊宁的“三区革命烈士陵园”，恰是苏联沙文主义政策的最好历史物证。
上世纪四十年代，军阀盛世才统治新疆，民怨沸腾。在苏联的蛊惑下，大阿訇艾力汗揭竿而起，掀起了“伊宁事变”的序幕，这段历史，当代中国人大多都记不清、说不明了。
虽然反盛世才，但艾力汗却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更多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者，因为其暴动目的竟然是煽动新疆独立。在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大是大非面前，艾力汗明显违背了新疆的根本利益，甚至连他的助手阿巴索夫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上。
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这场原本由分裂主义者发起的、反抗盛世才的武装暴动，逐步转变为由共产党领导、由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进步知识分子所主导、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革命活动，史称“三区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迫使国民政府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改任农林部长。
当代史学家已经敏锐地将“三区革命”从“伊宁事变”中独立出来。“伊宁事变”是苏联诱导下的一次民族分裂暴动，这是斯大林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恶果，与当时的“布拉格之春”有相似之处。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中对斯大林主张暴力的沙文主义予以了尖锐的批判，甚至指出斯大林在对待亚洲民族、犹太民族时的独断专横，理应受到历史的谴责。
历史地看，“三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谬误的一次纠偏，是对斯大林推行沙文主义的一次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三区革命”领导人赢得了新疆各地的民心，击败了民族分裂者艾力汗。1946年7月1日，新疆成立了由左翼进步人士与国民党籍人士等不同人士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三区革命”以谈判、团结而非武力、分裂的方式取得了初步胜利，新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阿合买提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与反分裂战士，他曾公开表态：“虽然按言论自由精神，我省的地理名称可以随意称呼，但在政治上、程序上必须称之为新疆，这在‘新盟’（即“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组建会议上已作了专门规定，我们采用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这个名字）。”这个简短的发言随着报章电台传播在新疆的万里大地上，为凝聚新疆民众的斗志、维护新疆的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英雄总是在落幕前谢幕。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几位“三区革命”领导人，在从新疆飞往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
在伊宁的那几日，我专门抽空去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金顶穹拱的五角形纪念碑，记载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新疆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与历史所坚守的理想与付出的努力。而这，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铭记的英雄情怀。
三、斯大林街
郑异凡先生谈苏东剧变时他的见闻，尤其有趣。
当时，他正在莫斯科做访问学者。柏林墙倒了，戈尔巴乔夫也下台了，前苏联的路名、地名也都“去苏联化”，曾经遍布苏联（以及东欧诸国）各地的“斯大林路”、“斯大林街”最后竟然都没了踪影。
“灰皮书”盛行的岁月，恰是中苏交恶的那些年。有趣的是，“灰皮书”一本本地在印刷，对于赫鲁晓夫、斯大林的评价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但是“斯大林街”却一直存在。若问中国土地上唯一以外国领导人命名的街道，非斯大林街莫属。可见斯大林在中国所受之待遇，非比寻常。 物是人非，抚古思今。郑先生由是感叹，目前大概只有中国还有“斯大林街”。
中国的“斯大林街”一共有三条，分别位于大连、哈尔滨与伊宁。不难看出，上述三座城市，都是中国东北、西北的重镇，都是与前苏联接壤或是一衣带水的地区，因为地缘政治的缘故，有了这个特殊的名字。
伊宁是伊犁州政府驻地，而伊犁州政府正在斯大林街上，但凡到了伊宁的游客，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漫步在斯大林街的街头巷尾。
并不是所有人对这个特殊的名字都敏感，甚至包括伊宁本地人。我问过去过伊宁的朋友，当中竟然有好几位都不知道伊宁的中心马路叫“斯大林街”，其中一位在伊犁师范学院交换支教好几年的朋友都惊诧地表示自己的漠然：我只知道我们学校在解放路上，斯大林街？它在哪里？
没错，斯大林街太不起眼，只是一个路牌而已。在伊宁，与苏联有关的一切历史遗迹——包括建筑、花坛、小广场、塑像，都因城市的规划改建而不断消失。
我研究近代史，因此对这种有特殊名称的路名总是特别关注。在伊宁的第二天，我与妻寻找餐厅，无意中就发现自己身边这个路牌。它并不显眼，和中国其他城市的路牌别无二致，只是上面的四个字看起来有点不合调：斯大林街。
在中国的马路上，看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这多少让我们觉得奇怪，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中苏还有过二十多年的交恶时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斯大林街”都灰飞烟灭，但伊宁的这个路名一直在那里，历经半个多世纪。
因为伊宁是一座边陲小城，即使是主城区最宽阔的马路，长度也不过几公里而已。从斯大林街这头走到那头，大约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今日的斯大林街，因为旧城改造，早已看不到任何与斯大林、苏联有关的遗迹。但那只颇显孤独的路牌却依然矗立，似乎在向南来北往的游客昭示着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经历。
伊宁与苏联的关系一直相对复杂。1949年，伊宁曾有五万苏联侨民。在冷战的四十年里，伊宁一直是直接接触苏联的重要窗口。冷战结束之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风起云涌地“去苏联化”，但是，中国依然宽容地保留了历史的印记——譬如伊宁的斯大林街，这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被时光打磨的痕迹，即使实体可以更改或是去掉，我希望，写在历史与人心里的记忆，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四、掩卷之余
中苏关系，以及现在的中俄关系，是历史学者们一直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父辈那代人，意识形态形成期受苏联文化滋养。他们中学时没学过英语，学的是俄语。平时闲读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熟悉的英雄是保尔·柯察金和卓娅。那个年代，谁都会经常情不自禁地喊一声“乌拉！”。
记得有一年开政协会议，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委员内急，但他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会议室又没有后门，人头攒动，他先生情急之下，竟大喊一声：“请让列宁同志先走！”
这句话让在场许多老人们开怀大笑，但“七零后”和“八零后”却不知所云，不禁面面相觑。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那部《列宁在1918》，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列宁同志“先走”出大厅之后，竟然就遇刺身亡。这句台词与列宁遇刺的镜头，是许多中国人青春时对译制片最深刻的记忆图景。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旦消失，就永远不再。而城市、国家关于一段历史的记忆，倘若只剩下纪念碑与路名，而不是一代代相传下来，恐怕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中国与北方邻居的双边关系绵延数百年。中苏交往早年的当事人们早已作古。但是对中苏关系的审思，对苏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反省，都深刻地揭橥了中苏关系的复杂性与时代性。除了郑异凡先生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还有张柏春先生有关苏联技术对华转移的研究，以及秦晖、金雁伉俪对于中苏政治关系史的再解读等等。可见中苏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逐步走向理性、中肯、客观的学理化。
中苏曾经有过多年不正常的“蜜月期”。之所以说不正常，是因为苏联对华的支持、帮助是有附加条件的，也是不平等的。这决定了这种蜜月期根本不可能长久，也不符合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才会在斯大林病逝、赫鲁晓夫执政之后走向破裂。但毋庸置疑，当时中苏的分道扬镳，斯大林及其所推行的沙文主义显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短短十年不到的蜜月期里，苏联仍然在中国留下了许多印记——尤其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的雕塑、建筑、街道与桥梁等等，对于年轻一代来讲，这是历史，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就是过去。
遗忘过去和遗忘历史，都是一种不应当的背叛。在伊宁的那些时日，我只要有空，都会读一读郑异凡先生主编的这本《“灰皮书”》。在一个拥有许多苏联印记的老城里，读一本与中苏关系有关的书。此情此景此书，细想确实颇值得玩味。
今日的伊宁，和全国其他的城市一样，已经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边贸要塞，商旅云集，四通八达。坐落市中心的拜都拉清真寺、汉人街、天山百货、伊宁市中心医院以及几十公里之外的霍尔果斯口岸，都反映了这座城市和整个中国一样，正在努力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当地的朋友讲，以前这里是中苏边境，而现在早已是中哈边境了。而斯大林街对于年轻人来说，和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一样，只是一个逛街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夜宿伊宁，《“灰皮书”》就在枕边，窗外车水马龙，流光溢彩。但是那些与苏联有关的印记，就像是旧书店里的灰皮书，总是时刻地在提醒那些正在思考的人：历史，其实并不遥远。
去新疆旅游，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
比较辛苦，那就要带一本书在途中消磨时间。飞机、大巴、铁路各种交通工具都要用到，新疆是那么大、那么广袤，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几乎快相当于走马观花的时间。伊宁又在新疆的最西部，如果要带一本书，带什么书呢？
站在书柜前，苦思冥想，忽然灵光一动，但自己都不免哑然失笑。去一个与苏联关系复杂且深厚的城市——伊宁，首选当然是“灰皮书”。除了“灰皮书”，还能是什么？
说到“灰皮书”，大多数现在的年轻人（甚至五十岁以下的中年人）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所谓“灰皮书”，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分歧和关系破裂的明证。一批苏联学者谈苏联（不少是批评苏联）的著述，在中国大陆悄然出版。但这种出版是“内部出版”，书皮灰色，只供极少数高级干部阅读。
我算是年轻人，但因祖父曾是解放初期的“十级干部”，又做过大学党委书记，隶属“高干”序列，因此家中有相当多的“灰皮书”与“大字本”（这也是当年专门出版的马恩列斯经典著述）。这些书我从小就懵懵懂懂地读过，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等等。对于一个孩童而言，这些书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趣味，但是却可以为求知期的我展示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
和伊宁一样，“灰皮书”折射了现代中国与苏联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六七十年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两个国家的复杂关系，当然不是一本书、一座城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尽量去寻找历史真实中那些被遗落的风景。然而“灰皮书”一共几十本，怎么可能都带在旅途中阅读呢？或者说究竟要带哪一本还真是一个难以取舍的问题。
看来带“灰皮书”是不可能的了，但带一本与“灰皮书”有关的书还是可以的。在书架前站累了，忽然发现，郑异凡先生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下文简称《“灰皮书”》）显然是不二之选。
二、三区革命烈士陵园
从乌鲁木齐飞往伊宁，是一趟短途航班，一个小时的航程，算是比较轻松。
但伊宁这座城市，却有着颇为沉重的历史。当然，与复杂、纠葛的中苏关系有关。它毗邻苏联，长期以来受到苏联沙文主义政策的干扰。斯大林推行的沙文主义，大大刺激了伊宁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埋下了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
“灰皮书”较多地是批判苏联的沙文主义。但如果没有来过伊宁，没有去过布拉格，没有感受过布达佩斯的反苏情绪，恐怕对苏联的沙文主义是没有什么切身体会的。而伊宁的“三区革命烈士陵园”，恰是苏联沙文主义政策的最好历史物证。
上世纪四十年代，军阀盛世才统治新疆，民怨沸腾。在苏联的蛊惑下，大阿訇艾力汗揭竿而起，掀起了“伊宁事变”的序幕，这段历史，当代中国人大多都记不清、说不明了。
虽然反盛世才，但艾力汗却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更多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分裂主义者，因为其暴动目的竟然是煽动新疆独立。在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大是大非面前，艾力汗明显违背了新疆的根本利益，甚至连他的助手阿巴索夫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上。
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这场原本由分裂主义者发起的、反抗盛世才的武装暴动，逐步转变为由共产党领导、由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进步知识分子所主导、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革命活动，史称“三区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迫使国民政府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改任农林部长。
当代史学家已经敏锐地将“三区革命”从“伊宁事变”中独立出来。“伊宁事变”是苏联诱导下的一次民族分裂暴动，这是斯大林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恶果，与当时的“布拉格之春”有相似之处。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中对斯大林主张暴力的沙文主义予以了尖锐的批判，甚至指出斯大林在对待亚洲民族、犹太民族时的独断专横，理应受到历史的谴责。
历史地看，“三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谬误的一次纠偏，是对斯大林推行沙文主义的一次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三区革命”领导人赢得了新疆各地的民心，击败了民族分裂者艾力汗。1946年7月1日，新疆成立了由左翼进步人士与国民党籍人士等不同人士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三区革命”以谈判、团结而非武力、分裂的方式取得了初步胜利，新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阿合买提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与反分裂战士，他曾公开表态：“虽然按言论自由精神，我省的地理名称可以随意称呼，但在政治上、程序上必须称之为新疆，这在‘新盟’（即“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组建会议上已作了专门规定，我们采用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这个名字）。”这个简短的发言随着报章电台传播在新疆的万里大地上，为凝聚新疆民众的斗志、维护新疆的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英雄总是在落幕前谢幕。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几位“三区革命”领导人，在从新疆飞往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
在伊宁的那几日，我专门抽空去了“三区革命烈士陵园”。金顶穹拱的五角形纪念碑，记载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新疆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与历史所坚守的理想与付出的努力。而这，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铭记的英雄情怀。
三、斯大林街
郑异凡先生谈苏东剧变时他的见闻，尤其有趣。
当时，他正在莫斯科做访问学者。柏林墙倒了，戈尔巴乔夫也下台了，前苏联的路名、地名也都“去苏联化”，曾经遍布苏联（以及东欧诸国）各地的“斯大林路”、“斯大林街”最后竟然都没了踪影。
“灰皮书”盛行的岁月，恰是中苏交恶的那些年。有趣的是，“灰皮书”一本本地在印刷，对于赫鲁晓夫、斯大林的评价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但是“斯大林街”却一直存在。若问中国土地上唯一以外国领导人命名的街道，非斯大林街莫属。可见斯大林在中国所受之待遇，非比寻常。 物是人非，抚古思今。郑先生由是感叹，目前大概只有中国还有“斯大林街”。
中国的“斯大林街”一共有三条，分别位于大连、哈尔滨与伊宁。不难看出，上述三座城市，都是中国东北、西北的重镇，都是与前苏联接壤或是一衣带水的地区，因为地缘政治的缘故，有了这个特殊的名字。
伊宁是伊犁州政府驻地，而伊犁州政府正在斯大林街上，但凡到了伊宁的游客，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漫步在斯大林街的街头巷尾。
并不是所有人对这个特殊的名字都敏感，甚至包括伊宁本地人。我问过去过伊宁的朋友，当中竟然有好几位都不知道伊宁的中心马路叫“斯大林街”，其中一位在伊犁师范学院交换支教好几年的朋友都惊诧地表示自己的漠然：我只知道我们学校在解放路上，斯大林街？它在哪里？
没错，斯大林街太不起眼，只是一个路牌而已。在伊宁，与苏联有关的一切历史遗迹——包括建筑、花坛、小广场、塑像，都因城市的规划改建而不断消失。
我研究近代史，因此对这种有特殊名称的路名总是特别关注。在伊宁的第二天，我与妻寻找餐厅，无意中就发现自己身边这个路牌。它并不显眼，和中国其他城市的路牌别无二致，只是上面的四个字看起来有点不合调：斯大林街。
在中国的马路上，看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这多少让我们觉得奇怪，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中苏还有过二十多年的交恶时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斯大林街”都灰飞烟灭，但伊宁的这个路名一直在那里，历经半个多世纪。
因为伊宁是一座边陲小城，即使是主城区最宽阔的马路，长度也不过几公里而已。从斯大林街这头走到那头，大约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今日的斯大林街，因为旧城改造，早已看不到任何与斯大林、苏联有关的遗迹。但那只颇显孤独的路牌却依然矗立，似乎在向南来北往的游客昭示着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经历。
伊宁与苏联的关系一直相对复杂。1949年，伊宁曾有五万苏联侨民。在冷战的四十年里，伊宁一直是直接接触苏联的重要窗口。冷战结束之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风起云涌地“去苏联化”，但是，中国依然宽容地保留了历史的印记——譬如伊宁的斯大林街，这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被时光打磨的痕迹，即使实体可以更改或是去掉，我希望，写在历史与人心里的记忆，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四、掩卷之余
中苏关系，以及现在的中俄关系，是历史学者们一直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父辈那代人，意识形态形成期受苏联文化滋养。他们中学时没学过英语，学的是俄语。平时闲读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熟悉的英雄是保尔·柯察金和卓娅。那个年代，谁都会经常情不自禁地喊一声“乌拉！”。
记得有一年开政协会议，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委员内急，但他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会议室又没有后门，人头攒动，他先生情急之下，竟大喊一声：“请让列宁同志先走！”
这句话让在场许多老人们开怀大笑，但“七零后”和“八零后”却不知所云，不禁面面相觑。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那部《列宁在1918》，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列宁同志“先走”出大厅之后，竟然就遇刺身亡。这句台词与列宁遇刺的镜头，是许多中国人青春时对译制片最深刻的记忆图景。
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旦消失，就永远不再。而城市、国家关于一段历史的记忆，倘若只剩下纪念碑与路名，而不是一代代相传下来，恐怕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中国与北方邻居的双边关系绵延数百年。中苏交往早年的当事人们早已作古。但是对中苏关系的审思，对苏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反省，都深刻地揭橥了中苏关系的复杂性与时代性。除了郑异凡先生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还有张柏春先生有关苏联技术对华转移的研究，以及秦晖、金雁伉俪对于中苏政治关系史的再解读等等。可见中苏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逐步走向理性、中肯、客观的学理化。
中苏曾经有过多年不正常的“蜜月期”。之所以说不正常，是因为苏联对华的支持、帮助是有附加条件的，也是不平等的。这决定了这种蜜月期根本不可能长久，也不符合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才会在斯大林病逝、赫鲁晓夫执政之后走向破裂。但毋庸置疑，当时中苏的分道扬镳，斯大林及其所推行的沙文主义显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短短十年不到的蜜月期里，苏联仍然在中国留下了许多印记——尤其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的雕塑、建筑、街道与桥梁等等，对于年轻一代来讲，这是历史，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就是过去。
遗忘过去和遗忘历史，都是一种不应当的背叛。在伊宁的那些时日，我只要有空，都会读一读郑异凡先生主编的这本《“灰皮书”》。在一个拥有许多苏联印记的老城里，读一本与中苏关系有关的书。此情此景此书，细想确实颇值得玩味。
今日的伊宁，和全国其他的城市一样，已经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边贸要塞，商旅云集，四通八达。坐落市中心的拜都拉清真寺、汉人街、天山百货、伊宁市中心医院以及几十公里之外的霍尔果斯口岸，都反映了这座城市和整个中国一样，正在努力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当地的朋友讲，以前这里是中苏边境，而现在早已是中哈边境了。而斯大林街对于年轻人来说，和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一样，只是一个逛街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夜宿伊宁，《“灰皮书”》就在枕边，窗外车水马龙，流光溢彩。但是那些与苏联有关的印记，就像是旧书店里的灰皮书，总是时刻地在提醒那些正在思考的人：历史，其实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