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至七七事变，日军占据华北，把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雁北13县，划为“蒙疆地区”。各地成立伪自治政府，并在张家口成立伪蒙疆政府统辖这一地区，利用汉奸德王为主席，汉奸蒙人李守信为副主席。它的组织机构一应俱全，简直和一个国家一样，如大同商人马永魁任伪蒙疆政府财政部部长即其一例。当时他们在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由汉奸夏恭（大同人，清举人）任委员长，由日本最高顾问前岛主持政权。内设各厅，设日人顾问若干人，“指导”办事。此外，还设立伪大同经济监视署、伪大同清查署、伪大同警察署，各署长均为日人担任。除伪警察署由当地伪警察厅管辖外，经、清两伪署均直接归张家口伪蒙疆政府管辖。各县均成立伪县政府，縣长由汉奸担任，日方派参事官一名，主持政权。
　　1937年冬季太原失守时，我正在太原东山附近一带，同眷属一块儿逃难。迫不得已，始由太原回到原籍大同。我亲历其境，虽内幕不详，然在它们的铁蹄统治下，观其毒化政策实施的面貌，亦如见其肺肝然。
　　日军分布在沦陷的沿铁路线和各城市及重要村镇，任意迫害和蹂躏广大人民。利用伪政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每年收割多少，都要卖给伪清查署设立的“土药组合”，不准农民卖给别人。在种植前，由伪清查署规定每村根据土地多少，按比例种植，并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确定每亩应卖给他们的两数。例如大同乡村每亩好地，须卖给鸦片70两，中地50两、下地30两。各村下种后，伪大同清查署又派人丈量种植鸦片的亩数，以便核定收买的标准。在丈量地亩当中，他们的翻译以及所用的工作人员，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农民苦不堪言。及到收割后，农民把货晒好，送到各县“土药组合”或分庄，任他们鉴定质量的好坏，决定两数和价格，敢怒而不敢言。有的农民因卖不足应卖的两数，往往受到伪清查署人员的拷问毒打。
　　各村农民因种植鸦片，吸食者亦日益增加。县城居民几乎家家有烟灯，人人作为应酬品，好像一般人吸纸烟一样，毫无顾忌。人们在这醉生梦死中，面色憔悴，精神萎靡，倾家破产，卖妻卖子的事屡见不鲜。在这沦陷的8年当中，伪蒙疆区内所收的鸦片数量，虽不知其详，然以大同伪晋北自治政府所辖的13县估计而言，每年在100万两以上。如此，全伪蒙疆则在500万两以上。这样惊人数字的鸦片，它们究竟运到何处？作何用途？据当时人说：“各地组合所收的鸦片，交在各地的清查署，又都运到张家口清查总署，再由日人运往北平和占领区销售了。”又有的说：“每年种植的鸦片，他们运到日本，做成‘吗啡’卖给德意轴心国在医药上使用。”还有的说：“运到北平制成‘坯子’，再做成‘料面’卖给中国人吸食。”说法虽不一，但可断言，日本决不会把这些毒品运到本国，让他们的人民吸食。
　　伪清查署所成立的“土药组合”，是委托鸦片收买人代收之机构。这种收买是发国难财的好机会。逐鹿的人，不是汉奸，便是富商；不是当过翻译的，便是和有权的日人有联系的。每年在发表鸦片收买人前，这些逐鹿的人，都云集在伪蒙疆张家口清查总署，奔走权门，贿赂运动，特别是各地日本宪兵队的门径，独占上游。如大同13县的鸦片收买人剧中兴，历年都是大同日本宪兵队所介绍担保的。鸦片收买人得到委托许可证书后，分赴各地组织“土药组合”。其内部分设经理、副经理、会计、总务、鉴定、保管等各股，这种“组合”全依剥削农民、欺瞒日人而从中牟利，浑水捞鱼。如：该组合收买鸦片时，明明称得是一两，而他们硬说是七钱；明明是上等质量，而他们偏说是下等货，七折八扣，左剥右削，不卖给他们不行，卖给他们又要受剥削，可怜的农民只好任他们宰割。其对伪清查署交鸦片时，按原收价，拨给他们三成物资（布匹、糖类等），均以低价卖给；七成伪币，以原收鸦片最高价发给。这种办法，他们有利可图。然其最大的利润，则在舞弊，就是把各地的分庄和其组合直接收的鸦片，收集在一处。收买人串通他所用的内部人员，在夜间一齐动手，把所收的鸦片，由库拿出，把原鸦片每百两掺入沙土或底膏三四十两，再把所得按股分肥、利益均沾。
　　伪清查署规定“组合”收买期为3个月，农民逾期不交者，查出以私货论，没收充公，处以罚金和拘留。并一面严禁走私，在沿铁道线对上下火车旅客实行盘问和检查；一面派伪工作人员下乡检查农民谁存私货，凡种植鸦片的农民，挨门逐户地均受其搜查。他们并扬言：“我们空手而来，哪能空手而回。”弦外之音，暗示你没有鸦片，有钱也行。农民不堪其骚扰。
　　日本强迫中国农民种植并交售鸦片还不算，更变本加厉地把鸦片制成“坯子”做成“料面”，再卖给中国人吸食。在伪蒙疆区内各地，日本把强迫农民种的鸦片，由“土药组合”收买，送交伪张家口清查总署后，他们用化学原料“醋酸”，秘密制成“坯子”，然后又做成“料面”，在各地公开或密卖。大同城内有个王姓大院就是集中卖“料面”的地方，每天到出卖前，院门前人山人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贩小卖、穷的富的，各色人等都去那儿购买。一个夏季的早晨，我因事走过该门前，以为院内发生事故，不料从旁打听细情，才知是出卖“料面”的场所。进院一看，全院有二三十间房，满满的全是人，有的正在购买，有的正在吸食，有的蹲着站着，有的坐着躺着，有的欢天喜地、指东划西，有的内心忧虑、愁眉苦脸。卖“料面”的朝鲜浪人们，因生意兴隆，忙得不可开交。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当时，各地吸食毒品的人太多了。以大同一地而言，平均每4人中，就有1人吸食“料面”，比吸食鸦片的人还多。而且不少吸食鸦片的人逐渐改吸“料面”，因为“料面”吸食方便，省时间、过瘾，有毒品嗜好的人常说：“宁吸‘料面’，不吸‘鸦片’。”岂知“料面”的毒害更大呢！凡吸“料面”的人，几乎时刻离不开它，瘾大者日挥百元，瘾小者也得一元。积日累月，年复一年，身体骨瘦如柴，吹灰无力，不吸它宛如临死的病夫，气息奄奄；吸之则立时精神振奋，自觉有劲、心身爽快。久而久之，家产为之荡尽，初则妻子离散、乞讨偷盗，继则被唾弃，死于路旁。如大同城内西南隅有富商之女名古秀珍者，少女时代生得秀美，人才出奇，当时人称之为“云中西施”。父死，因母溺爱，染鸦片嗜好，后改吸“料面”，没有几年竟把万贯家产付诸一吸，最后流落街头，乞讨偷盗，身肿头破，死于路旁。
　　日本人“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他们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也好，暗制“料面”也好，坏事都得由它独搅，好处由它全得，却严禁中国人私自搞毒品买卖。当他们在铁路线上严禁走私的时候，荷枪实弹，苛刑峻法，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百密之中，难免一疏。我在1940年的冬季，因事在北平旅馆寄住，常听说“蒙疆‘棒儿队’发财容易保命难”。我初以为这些“棒儿队”是日伪机关所组织的一些小汉奸，给他们做爪牙的。不料，事出稀奇，言之伤心。有一天和留平的同乡谈起“棒儿队”，他们说，“棒儿队”是指偷运毒品的人。他们因为日人对火车旅客稽查太严，没法偷运，把毒品——“坯子”、“鸦片”装入卫生袋（又名保险套）内，外用线捆好，一个袋内，可装毒品2两，把它塞入肛门，一个袋、一个袋连接起来，好像一根棒儿一样。偷运的人三五成群，为了互相招呼，住店要住熟栈、卖货要找熟人，故人称“棒儿队”。在伪蒙疆铁路沿线，用这方法偷运毒品者，每天不下几千人。日本利用种鸦片、卖“料面”的政策，尽可能地毒化中国人民，掠夺中国人民之财产，以达到侵占全中国之罪恶目的，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切齿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