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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自己的中文水平比十年前来上海开画廊时有很大进步吗？”记者打趣地问何浦林，这位中国当代艺术标志性人物无奈的耸耸肩，同样开玩笑地说：“似乎没什么进步。”
1995年，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中文的瑞士人劳伦斯·何浦林（Lorenz Helbling）重回上海，操着并不大流利的普通话，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竟然说服了当时几位年轻艺术家，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丁乙，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代理，能够实现这点或许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在上海波特曼酒店二楼走廊里开设第一家香格纳画廊，让人觉得这个老外或许“不是骗子”。
波特曼酒店的“走廊画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香格纳画廊的开设是一件新鲜事。当时的上海大众空间几乎没有当代艺术作品展示，而香格纳画廊位于当时上海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这无疑是当代艺术作品以画廊的身份在上海这个繁华城市的第一次亮相。
何浦林告诉记者，当年的波特曼酒店并不只是一家酒店，还承担了很多中外事务，如外国人的签证、机票等等，以酒店知名度带动香格纳的起步，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某次机缘巧合之下，他发现这家知名酒店二楼走廊有一处闲置的空白墙壁，而这条走廊正是通往礼品店、书报亭的必经场所。他便直接找到了酒店当时的负责人，得以免费租借了这处空墙，而酒店只收取售出作品很小一部分的提成，“那位负责人是很聪明的。”何浦林愉快地回忆着当年的情况，因为对他来说，在波特曼酒店创业日子是“最没有压力的”。
波特曼酒店地理位置极佳，地位特殊，借靠大堂2楼一片空墙的香格纳画廊就这样开始推广起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整个画廊的展示空间主要是东西两堵大墙，长约2米，高大概有5米，墙面还是大理石的，何浦林不得不用绳子把画作从楼顶垂直悬挂在墙面上，白天摆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晚上还要收起来。
香格纳的第一个“走廊画展”是丁乙的15幅画作，作品皆为大红色的抽象图案，挂在酒店的大理石墙面上，极为显眼，但大多人都看不懂。这几乎成为当年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何浦林笑着说：“当时甚至有人以为那别致的红色画作是酒店的挂毯。”
但作为上海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画廊，香格纳的诞生代表着一种超凡的现代意识的觉醒。当年的艺术圈子很小，波特曼大酒店内香格纳的名声很快便传开了。
从酒店大堂开始树立的“权威”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这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画廊。”何浦林说，“当时所谓的‘画廊’就是在美院门口摆放几幅画作的小店铺，整个上海的当代艺术状况还是十分的平静。”
事实上，相比上海，当年香港和北京的艺术市场要略微成熟，何浦林曾在上海留学，并在香港从事过画廊工作，对于两地环境都较为了解。
他觉得，在香港，艺术的商业气氛太浓，艺术品大多被当作普通的商品来买卖，他也并没有太多机会能和艺术家们面对面的交流，这让他有些失望。而虽然北京当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艺术市场，但他仍然看好上海的潜力。
“上海是中国的城市，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城市在文化与社会习性上有着许多的相似性，尤其上海的现代和开放意识与香港有着惊人的一致。我想做的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而上海就有这样的艺术，它们有中国的特色，但也有世界的意识。当年比起北京，上海是个相对安静的城市，同时它的发展正在起步。”
上海有不少优秀的本土艺术家是吸引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艺术家大多已经有10多年的创作经历，但是他们都是个体的，信息闭塞，需要有专业画廊来展出并向市场推介他们的作品。香格纳早期的客户几乎都是外国人，借助口口传播，很快就有很多对中国当代艺术感兴趣的西方专业收藏机构和收藏家慕名前来，专程拜访这个位于波特曼酒店内的“走廊画廊”。
逐渐，一些中国收藏家也开始出现在波特曼酒店。“我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邻居’的作品。”何浦林告诉记者，当年很多中国的收藏家都是“分期付款”，比如每月支付500元，往往要花好几个月才把一幅作品买下。但他觉得，只要对方是真的喜欢作品，这些都不是问题。
自小受艺术熏陶的何浦林挑画很认真，很用心，也很讲究感觉，这为他的画廊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在代理了几位海派当代艺术家之后，曾梵志成为香格纳代理的第一位非海派艺术家。随即，何浦林以15，000美金的价格售出了一幅曾梵志作品。说起这件趣事，他告诉记者，其实15，000美金这个当年的高价，是一个“防备”价格。这幅作品他并没有准备出售，是香格纳的“非卖品”，因此才把价格定得非常高。但那位买家是一位还不了解中国艺术市场的美国人，在他的消费观念里，15，000美金购买一幅艺术品并非不可思议。如今看来，不得不说这位当年的“冤大头”这笔艺术投资相当成功。
在波特曼酒店里，劳伦斯·何浦林的执着开始让他树立起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某种权威。他一再强调：“做当代艺术不要浪费时间，要做就要做最好的；不要犹豫不决，艺术精神很重要。”
如今，香格纳画廊在上海、北京、新加坡都建立了艺术空间，对于艺术的创新、完整及坚持以高品质呈现中国当代艺术使这家起源自酒店大堂的画廊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集聚地。
1995年，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中文的瑞士人劳伦斯·何浦林（Lorenz Helbling）重回上海，操着并不大流利的普通话，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竟然说服了当时几位年轻艺术家，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丁乙，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代理，能够实现这点或许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在上海波特曼酒店二楼走廊里开设第一家香格纳画廊，让人觉得这个老外或许“不是骗子”。
波特曼酒店的“走廊画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香格纳画廊的开设是一件新鲜事。当时的上海大众空间几乎没有当代艺术作品展示，而香格纳画廊位于当时上海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这无疑是当代艺术作品以画廊的身份在上海这个繁华城市的第一次亮相。
何浦林告诉记者，当年的波特曼酒店并不只是一家酒店，还承担了很多中外事务，如外国人的签证、机票等等，以酒店知名度带动香格纳的起步，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某次机缘巧合之下，他发现这家知名酒店二楼走廊有一处闲置的空白墙壁，而这条走廊正是通往礼品店、书报亭的必经场所。他便直接找到了酒店当时的负责人，得以免费租借了这处空墙，而酒店只收取售出作品很小一部分的提成，“那位负责人是很聪明的。”何浦林愉快地回忆着当年的情况，因为对他来说，在波特曼酒店创业日子是“最没有压力的”。
波特曼酒店地理位置极佳，地位特殊，借靠大堂2楼一片空墙的香格纳画廊就这样开始推广起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整个画廊的展示空间主要是东西两堵大墙，长约2米，高大概有5米，墙面还是大理石的，何浦林不得不用绳子把画作从楼顶垂直悬挂在墙面上，白天摆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晚上还要收起来。
香格纳的第一个“走廊画展”是丁乙的15幅画作，作品皆为大红色的抽象图案，挂在酒店的大理石墙面上，极为显眼，但大多人都看不懂。这几乎成为当年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何浦林笑着说：“当时甚至有人以为那别致的红色画作是酒店的挂毯。”
但作为上海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画廊，香格纳的诞生代表着一种超凡的现代意识的觉醒。当年的艺术圈子很小，波特曼大酒店内香格纳的名声很快便传开了。
从酒店大堂开始树立的“权威”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这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画廊。”何浦林说，“当时所谓的‘画廊’就是在美院门口摆放几幅画作的小店铺，整个上海的当代艺术状况还是十分的平静。”
事实上，相比上海，当年香港和北京的艺术市场要略微成熟，何浦林曾在上海留学，并在香港从事过画廊工作，对于两地环境都较为了解。
他觉得，在香港，艺术的商业气氛太浓，艺术品大多被当作普通的商品来买卖，他也并没有太多机会能和艺术家们面对面的交流，这让他有些失望。而虽然北京当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艺术市场，但他仍然看好上海的潜力。
“上海是中国的城市，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城市在文化与社会习性上有着许多的相似性，尤其上海的现代和开放意识与香港有着惊人的一致。我想做的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而上海就有这样的艺术，它们有中国的特色，但也有世界的意识。当年比起北京，上海是个相对安静的城市，同时它的发展正在起步。”
上海有不少优秀的本土艺术家是吸引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艺术家大多已经有10多年的创作经历，但是他们都是个体的，信息闭塞，需要有专业画廊来展出并向市场推介他们的作品。香格纳早期的客户几乎都是外国人，借助口口传播，很快就有很多对中国当代艺术感兴趣的西方专业收藏机构和收藏家慕名前来，专程拜访这个位于波特曼酒店内的“走廊画廊”。
逐渐，一些中国收藏家也开始出现在波特曼酒店。“我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邻居’的作品。”何浦林告诉记者，当年很多中国的收藏家都是“分期付款”，比如每月支付500元，往往要花好几个月才把一幅作品买下。但他觉得，只要对方是真的喜欢作品，这些都不是问题。
自小受艺术熏陶的何浦林挑画很认真，很用心，也很讲究感觉，这为他的画廊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在代理了几位海派当代艺术家之后，曾梵志成为香格纳代理的第一位非海派艺术家。随即，何浦林以15，000美金的价格售出了一幅曾梵志作品。说起这件趣事，他告诉记者，其实15，000美金这个当年的高价，是一个“防备”价格。这幅作品他并没有准备出售，是香格纳的“非卖品”，因此才把价格定得非常高。但那位买家是一位还不了解中国艺术市场的美国人，在他的消费观念里，15，000美金购买一幅艺术品并非不可思议。如今看来，不得不说这位当年的“冤大头”这笔艺术投资相当成功。
在波特曼酒店里，劳伦斯·何浦林的执着开始让他树立起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某种权威。他一再强调：“做当代艺术不要浪费时间，要做就要做最好的；不要犹豫不决，艺术精神很重要。”
如今，香格纳画廊在上海、北京、新加坡都建立了艺术空间，对于艺术的创新、完整及坚持以高品质呈现中国当代艺术使这家起源自酒店大堂的画廊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集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