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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很无奈。
谁知临出门,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日:“他就是赵元任。”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由于语言天赋高,赵元任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來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400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黄粱摘自《人民政协报》2015年11月5日)
谁知临出门,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日:“他就是赵元任。”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由于语言天赋高,赵元任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來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400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黄粱摘自《人民政协报》2015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