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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读书是男人们的“专利”。妇女只能待字闺阁，学针织女红。为爱化蝶翩翩起舞的梁山泊与祝英台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佳人祝英台渴望读书学文化不得不女扮男装。
那么，湖南桂东县的妇女是什么时候走出家门，进入学校读书的呢？这可追溯到20世纪初。
辛亥革命运动，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一批贤人和新型知识分子为“妇女解放”奔走呼号，摇旗呐喊，掀起“戒缠足、兴女学”新潮。
民国二年（1913），时任桂东教育会长的邓润棠（湖南桂东人，曾任广西左州知州）是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他在桂东大胆提出创办女子学校，并草拟《桂东县立女子学校简章》，向时任桂东县长的谭嗣穆（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弟弟）呈报此事。谭县长是个思想前卫，重视教育的清官。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决定创办女校，开桂东妇女读书学文化之先河。
他们在县城文昌阁（今三台山，遗址不存）选址。整修旧有的楼房，备好黑板、讲台、课桌、凳子、寝室和食堂，安排教师周润标（国文、修身、历史）、黄仁湘（算术、图画）、陈盛之（地理、珠算）、黄宝贞（谭嗣穆县长的妻子，教纺织）等人任课。管理员为刘桂秀、李瑜。学校的开支从紧张的财政中挤出来。女校是当时桂东县唯一由财政核批了经费的学校。
他们张贴招生告示，组建宣传队，走街串巷广泛宣传，可令人失望的是没学生来报名。
说来也是，两千年遗存下来的“三从四德”理念早已根深蒂固，一时要扭转，谈何容易？更何况是在偏僻贫穷落后的桂东。
桂东办女校的消息不胫而走，回应立即而来：“只有男人中状元，哪有妇女中秀才”；女子去读书，浪荡惯了会害死人；读了无钱书，耽搁了有钱事，意思是读书无用，不如在家里砍柴、种菜和扯猪草……
招不到学生怎么办？谭嗣穆、邓润棠等人心生一计，决定送自己的女儿、儿媳、妹妹入女校：谭嗣穆送儿媳李翠满，邓润棠送女儿邓贞姮和邓贞婷，周润标送女孩周兆英和周兆雄……大家看到这些“名门望族”敢于冲破世俗观念，不怕人说三道四，于是，心疼儿女的家长也陆续把女孩送进女校。
女校办起来了，学校既教女生学文化，学做操，学唱歌跳舞；纪念日和节假日及上级来督学，还组织学生表演节目。然而，社会遗老和顽固守旧派看不惯，心理不平衡，大肆攻击诽谤，说女孩抛头露面是不规矩、不体面；做操唱歌跳舞是寡廉鲜耻。甚至对女孩把圆形发结梳成蝴蝶发结说成是招蜂引蝶，叫嚷“女子无才便是德”，并阻止闺女、儿媳上学。
眼看女校又将遭遇“滑铁卢”，谭嗣穆、邓润棠等人连忙把宣传妇女读书好处的劝告书送到每家每户，并承诺，学校除了原来规定的免收住宿费、课本费等优惠待遇外，又增加中餐由学校供应菜食待遇， 8个人一桌，每桌二荤一汤三素；发给学生水箩一担；解决学生制图仪器和地图等学生用具；每年每位学生可领取白衣青裙学生装一套。这样那些被迫退学的学生又回来了，并且人数还增加了，超过100人。
学校把女生分成三个班：女子高小、简易女子师范、女子初小。高小30余人，师范20余人，初小50人。
初小、高小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美术、生理、外语、体操9门。
师范班招收高小同等学历者入学，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教育、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13科。
师范班的裁缝、手艺主要是职业教育，每周两至三个小时学纺纱、织布、编织、缝纫。织成的产品有：平板白布、黑白麻布、红绿条花布、蓝白格子布、毛巾和妇女儿童用的花帽、花衣领、小孩鞋袜等。产品质量上乘、工艺独特、色彩鲜艳，深受群众欢迎。产品销售后，收入补充女校开支，学校越办越好。
女校的教育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修身课本由老师编撰。内容有：宣传男女平等，禁止缠足，破除迷信，启发妇女自立谋求解放。体育课由谭嗣穆亲自担任，学校还备有爬竿、哑铃、花环等体育器材用具。学校还曾组织女生参加全县有男生参加的体育运动会。
为了进一步办好女校，学校大开方便之门，学生只要乐意来，一律全收。携儿带女的妇女，可以带保姆住校。当然，学校也有规章制度，早晚会点名，就寝后落锁，平日不准上街。礼拜天上街必须请假并要集体行动。除教师外，男子一律不准入校内。为消除社会与学校的隔阂，学校还定期召开学生家长座谈会。
桂东女校在政府倡导，官吏督促，绅士热心支持的情况下，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女校并入县立初级中学，实行男女同校，桂东女校才停办。
那么，湖南桂东县的妇女是什么时候走出家门，进入学校读书的呢？这可追溯到20世纪初。
辛亥革命运动，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一批贤人和新型知识分子为“妇女解放”奔走呼号，摇旗呐喊，掀起“戒缠足、兴女学”新潮。
民国二年（1913），时任桂东教育会长的邓润棠（湖南桂东人，曾任广西左州知州）是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他在桂东大胆提出创办女子学校，并草拟《桂东县立女子学校简章》，向时任桂东县长的谭嗣穆（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弟弟）呈报此事。谭县长是个思想前卫，重视教育的清官。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决定创办女校，开桂东妇女读书学文化之先河。
他们在县城文昌阁（今三台山，遗址不存）选址。整修旧有的楼房，备好黑板、讲台、课桌、凳子、寝室和食堂，安排教师周润标（国文、修身、历史）、黄仁湘（算术、图画）、陈盛之（地理、珠算）、黄宝贞（谭嗣穆县长的妻子，教纺织）等人任课。管理员为刘桂秀、李瑜。学校的开支从紧张的财政中挤出来。女校是当时桂东县唯一由财政核批了经费的学校。
他们张贴招生告示，组建宣传队，走街串巷广泛宣传，可令人失望的是没学生来报名。
说来也是，两千年遗存下来的“三从四德”理念早已根深蒂固，一时要扭转，谈何容易？更何况是在偏僻贫穷落后的桂东。
桂东办女校的消息不胫而走，回应立即而来：“只有男人中状元，哪有妇女中秀才”；女子去读书，浪荡惯了会害死人；读了无钱书，耽搁了有钱事，意思是读书无用，不如在家里砍柴、种菜和扯猪草……
招不到学生怎么办？谭嗣穆、邓润棠等人心生一计，决定送自己的女儿、儿媳、妹妹入女校：谭嗣穆送儿媳李翠满，邓润棠送女儿邓贞姮和邓贞婷，周润标送女孩周兆英和周兆雄……大家看到这些“名门望族”敢于冲破世俗观念，不怕人说三道四，于是，心疼儿女的家长也陆续把女孩送进女校。
女校办起来了，学校既教女生学文化，学做操，学唱歌跳舞；纪念日和节假日及上级来督学，还组织学生表演节目。然而，社会遗老和顽固守旧派看不惯，心理不平衡，大肆攻击诽谤，说女孩抛头露面是不规矩、不体面；做操唱歌跳舞是寡廉鲜耻。甚至对女孩把圆形发结梳成蝴蝶发结说成是招蜂引蝶，叫嚷“女子无才便是德”，并阻止闺女、儿媳上学。
眼看女校又将遭遇“滑铁卢”，谭嗣穆、邓润棠等人连忙把宣传妇女读书好处的劝告书送到每家每户，并承诺，学校除了原来规定的免收住宿费、课本费等优惠待遇外，又增加中餐由学校供应菜食待遇， 8个人一桌，每桌二荤一汤三素；发给学生水箩一担；解决学生制图仪器和地图等学生用具；每年每位学生可领取白衣青裙学生装一套。这样那些被迫退学的学生又回来了，并且人数还增加了，超过100人。
学校把女生分成三个班：女子高小、简易女子师范、女子初小。高小30余人，师范20余人，初小50人。
初小、高小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美术、生理、外语、体操9门。
师范班招收高小同等学历者入学，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教育、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13科。
师范班的裁缝、手艺主要是职业教育，每周两至三个小时学纺纱、织布、编织、缝纫。织成的产品有：平板白布、黑白麻布、红绿条花布、蓝白格子布、毛巾和妇女儿童用的花帽、花衣领、小孩鞋袜等。产品质量上乘、工艺独特、色彩鲜艳，深受群众欢迎。产品销售后，收入补充女校开支，学校越办越好。
女校的教育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修身课本由老师编撰。内容有：宣传男女平等，禁止缠足，破除迷信，启发妇女自立谋求解放。体育课由谭嗣穆亲自担任，学校还备有爬竿、哑铃、花环等体育器材用具。学校还曾组织女生参加全县有男生参加的体育运动会。
为了进一步办好女校，学校大开方便之门，学生只要乐意来，一律全收。携儿带女的妇女，可以带保姆住校。当然，学校也有规章制度，早晚会点名，就寝后落锁，平日不准上街。礼拜天上街必须请假并要集体行动。除教师外，男子一律不准入校内。为消除社会与学校的隔阂，学校还定期召开学生家长座谈会。
桂东女校在政府倡导，官吏督促，绅士热心支持的情况下，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女校并入县立初级中学，实行男女同校，桂东女校才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