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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进民退”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在近代经济史中，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发生过三次，分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二战以后的经济萧条期和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到20世纪80年代，“国进民退”倍受争议，私有化浪潮兴起。为了能够对“国进民退”现象有一个深入理解，并对其发展背景、运行特征和主要经验形成客观认识，特作如下分析，以期能够为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所参考。
关键词：国进民退 经济史 私有化浪潮
[中图分类号]17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065－05
一、经济史上“国进民退”的基本特点
在近代经济史中，大家比较公认的全世界范围里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发生过三次，前后有许多国家参与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非洲和拉美各国等。
1.各国“国进民退”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频发的内战和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偏爱也助推了“国进民退”的快速进行。
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40年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基本处在从危机向复苏转变的阶段，私人投资非常不稳定，一些国家还不断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私营经济甚至出现自愿退出的现象。例如，从二战结束到1974年的30年内，美国和加拿大发生过六次危机，英国和日本七次，西德五次，法国四次，意大利六次。此时，为摆脱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政府介入并管理需求促成了“国进”的发生。此外，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治环境也推动了“国进民退”的发展。比如，二战后各国政治局势仍不稳定，内战频发，当胜利者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新政权自然将自己创建和接管的敌对势力的企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政府所有的经济成份。例如奥地利实行的纳粹主义国有化，中国实行的民族资本收买式国有化等。不仅如此，当国家干预主义学说被接受以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孰优孰劣的大讨论。在这次论争中，认同公有制和国家干预的一方暂时占据上风。这也是一些国家后来奉行社会主义经济理念、对公有制看得很重的主要原因。如当时的英国、法国和印度。
2.各国“国进民退”的普遍效果是增强了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也因为顺应了当时科技发展的要求，为各国日后经济实力的增强起到了促进作用。
“国进民退”使各国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能力大大增强。比如，法国在1945－1946年实行了国有化运动，相继控制了能源、交通运输、银行、保险，电力工业、瓦斯工业、煤炭工业、航空事业、冶金工业、汽车工业和军火工业等等。在西班牙，早在1941年就成立了“国家工业协会”，掌握了造船、飞机、钢铁、炼油、汽车、煤炭、电力、化肥等重要部门的企业。在英国，战后初期到1951年，以及70年代下半期，先后出现了两次国有化高潮，到1978年政府控制了采煤、造船、航空、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油等。而且，大规模开展的“国进民退”还在客观上顺应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要求，使许多国家的科技实力和产业化能力大为提升。比如，上世纪50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航空航天等领域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这些领域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国进”可以很好地解决私人无力或不愿承担的大量科研项目，推动了整个社会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以及国家产业的升级与替代。也在实践上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以至整个20世纪90年代出现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推手。
3.各国“国进民退”的最后结果并没有出现大一统的公有制，而是在80年代的全球私有化浪潮中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最先启动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继而美国、原东德、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步其后尘。由此看来，从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国进民退”到此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根源上讲，“国进民退”之所以暂时结束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无法通过国家干预手段给予解决，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抬头，并被各国政府相继接受；--是在国家干预主义的支配下，西方各国的财政压力很大，到20世纪80年代时很难再有效支撑大规模的“国有经济”继续发展；三是前期政府主导下的科技研发成果被陆续推出，客观上需要精通市场运营的企业家去产业化经营。当然，在经济层面的背后，国家政党的变迁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促进了各国“去国有化”的力度。比如，法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努力实施着“国进民退”，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对法国施加了强大压力，包括减少对法国的直接投资，策动法国私人资本和右翼势力制造舆论攻击法国社会党，鼓励私人资本外逃等等，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使右翼政府上台，改变了社会党政策转向私有化。
4.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许多国家采取了大力度的救市方针，并表现出较强的“国有化”倾向，以至于有人认为新一轮全球性“国进民退”显现。
从上世纪80年代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退民进”一直被看作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力的代名词。尤其是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国退民进”更是被看作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铁定准则。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启动了以国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救市方针，如美国把通用汽车收为国有，对投资银行也采取了严厉地禁止政策。对此，有个别学者将这次国有化运动称为新一轮全球性的“国进民退”。当然，这种叫法还没有被国内外人士普遍认同。但从动因上看，这轮“国进民退”仍然带有明显的经济危机产物的痕迹。
二、我国近期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
客观来看，这次“国进民退”讨论的根源是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所引起的联想，直接诱因则是“通钢事件”之后大量经济资源向国有领域集中的事实。以至于许多人纷纷猜测国家今后的战略基调究竟如何?对民营企业的态度是否会转变等?当然，为了引证自己的观点，许多学者都出具了坚不可摧的理论逻辑和详实的统计数据。笔者以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间，类似“国进民退”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辩论，到新世纪的“朗顾之争”，人们都在努力思索着未来的中国市场经济究竟走向何处的问题。与以往存在较大的不同是，当精英阶层唇枪舌战之际，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更多的理性思考。从近期有关国进民退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敏感性话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值得认真思考。
1.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国进民退，都不自觉地上升到意识形态上，尤其是把执政党的合法地位看得很重。
面对国有化浪潮，许多学者发现近期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远远超出了预期。从钢铁企业的国有化并购到民营煤炭企业的被动出局，直至国有资本长 驱直入房地产等竞争领域，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交锋的观点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把执政党的合法地位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讨论双方的视野中。支持者认为，当公有制全部改成为私有制，当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的基础被彻底否定之后，共产党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反对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执政党，但也间接地表达了这一想法，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没有产权保护的中国经济，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二是在完全的国有化经济体系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纯粹的钱柜式经济，中国政府的政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反对者认为本轮国进民退是中国改革的一次冒险倒退，赞成者则强调不应该忽视国有资本的积极作用。
在讨论中，一些学者认为“国进民退的“国”除了有中国的意思以外，它背后还有另一层符号含义：这种含义既不是国资，也不是国企，而是利益集团、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利。所以，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一轮国进民退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它正在强化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市场竞争的基础，是对以前实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一种反动。”这种比较激进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我们在讨论国进民退的问题，不能想当然地做理论分析，从各国实践出发，我们也不能忽视国有资本在市场里的重要作用。比如，重庆这几年一直坚持把国有资本的增值用在维持民营企业的低税率和政府公共建设的补贴方面，结果是地区经济活力非常好。”
3.反对者否认国进民退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支持者则认为它可以改善民生。引入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进民退是否可以促进社会和谐、改善民生?反对者有两条普遍看法，一是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将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和大规模的社会腐败；二是不受制约而胡作非为的央企，其造成的恶果只能由当地老百姓承担。如一些学者说的那样：“许多国有央企和当地老百姓压根就没有关系，它们既不对当地财政做贡献，也不理会你当地的政策。这种情况在西部、中部和东北特别明显。一些央企就像流寇，它们把煤都挖完了，给当地的老百姓什么都没有留下，一片废墟。”支持者则以“清算”字眼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如一位网友的说法，“整顿山西煤矿，其意义不下于重庆的打黑。希望这场斗争，不但是一次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回归，也是一次对数十年来非法占有掠夺国民财富者的大清算。”
三、从经济史“国进民退”特点看我国的争论
本质上讲，近期我国学界对“国进民退”的讨论尽管很多，但讨论的重点是“国进民退”可能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史为鉴，我们从经济史上“国进民退”的基本特点出发，对我国的争论做出如下判断。
1.历史经验显示，大规模开展的“国进民退”，只是一种调节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
二战后各国执政党的政治意识虽然有些偏向社会主义方向，但国有化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一股潮流，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从根本上讲，它只是西方国家为挽救并促进本国经济的一种直接手段。事实上，无论是当时的“国进民退”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国退民进”，它们都只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经济的不同方式，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同样，中国通过“国进民退”的手段抵制全球经济危机的侵袭，也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认识上不能把所有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变化看成是一种因果关系，更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制成分的含义政治化，甚至与意识形态划上等号。
2.历史经验显示，不能因为西方各国后来大规模实施了“国退民进”，就否定了前期“国进民退”所带来的好处。
虽然有极端观点认为：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国进民退”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自己必定走向失败的命运。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与历史事实不符。在西方各国实施“国进民退”的30多年间，国有企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迅速发展，不仅对战后经济的复苏，而且对整个经济的稳定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不同国家表现的有所差异，比如对拉美国家来讲，“国进民退”的结果促进了民族力量的扩张，客观上增强了拉美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对西欧各国来讲，“国进民退”的结果确保了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效果，并为国家日后科技实力的增强奠定了基础；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讲，“国进民退”的结果增强了政府启动经济起飞的能力，为本国经济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在判断“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一味地支持和美化“国退民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的作用时，就明确指出，开展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并非都是有效的，当把冷战精神凌驾于“国退民进”之上时，“整个私有化程度将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
3.历史经验显示，要扩大“国进民退”的实际成效，要谨防“英国病”和“非洲病”。
在“国进民退”的案例中，英国和非洲国家被普遍认为是较为失败的情况。英国的国有化运动基本上是为了国有化而进行国有化的，政府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如何实施有效的计划管理，它们把国有企业看成是政府机关，而且政府和议会对国有企业限制非常严格，最终导致英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低、效益差、缺乏竞争力，每年要靠40多亿英镑的财政补贴才能维持生存。与“英国病”不完全相同，非洲病主要有两种症状，一是政府采取严厉的手段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力几乎完全丧失。比如几内亚政府曾在1964年颁布《根本法》，宣布原有私商的营业执照无效，商人必须重新申请和登记；政府对申请者进行审查后，只批准了少数私商开业。二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大规模腐败的产生。许多非洲国家的国有化导致了经济集权化，进而造成政治专制、甚至家族统治。有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中期，占居民总量0.5％的科特迪瓦官员用去了财政预算开支的58％；贝宁的国家机构开支占总预算的64.9％；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国会议员每月收人是12万到16.5万法郎，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才1万到1.2万法郎。
四、对引导我国“国进民退”争论的建议
以经济史上“国进民退”为参照，反观我国近期频繁发生的“国进民退”之争论，有以下四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1.面对“国进民退”现象，政府不要急于下结论性判断，避免引起无谓的争论。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引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公开声明中国目前不存在“国进民退”趋势。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人纷纷针对这一声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仅从网络讨论的情况看，无论是反对“国进民退”的人士，还是支持“国进民退”的人 士，都表达了强烈地不满。事实上，从历史上发生的“国进民退”来看，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或者是什么不可触及的“红线”，每个国家是否实行国有化以及国有化的程度怎样，根本上是和各国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本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体制条件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正是因此，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避免以官方姿态通过所谓的“澄清”或“证实”去直接否定民众的认识，他更应该做的是要对“国进民退”现象进行客观解释，并通过恰当的宣传引导民间讨论。
2.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尽快组织社会力量加强对“国进民退”问题的研究，促使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
目前，在“国进民退”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常说的“国进”多是指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而“民退”则是说民营企业的数量萎缩。实际上，国有企业强调的是“谁拥有企业”，民营企业强调的是“谁来经营企业”。现实中也会有“国有民营”或者“民有国营”现象。比如，历史上美国发生的几次所谓国有化行动很难说是真正的国有化，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控制的企业数量有限，而且国家只是投入管理，并未注资、入股，股权仍掌握在原有投资人手中，这就是典型的“民有国营”。此外，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我们对“国有经济功能作用”认识还很不够，需要从宏观经济社会稳定和社会效益提升角度全面研究国有经济的存在意义，以及现阶段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合理比例等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客观、科学的理论研究为基础，政府发言的底气很难增强、认识的误区也很难消除。
3.面对各方争论，相关部门要尽量避免讨论中牵涉过多意识形态问题，同时要对好的建议尽快落实。
在国外历次大规模开展的“国进民退”过程中，自由派和权威派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且争论双方都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党派背景，造成两派人士往往爱做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结论。客观来看，双方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对于目前我国民间广泛讨论的“国进民退”问题，政府部门首先需要认可讨论者的主观动机是好的，都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考虑。同时对讨论者所提出的诸如“英国病”和“非洲病”问题也应该给予关注，而且要在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和政策制定中有所针对、有所体现。
4.要注意媒体用词的准确性，避免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发生不实的倾向性报道。
面对社会各界对“国进民退”的广泛讨论，我国的各类媒体都在不假思索地沿用“国进民退”这一词汇。实际上，这种叫法可能存在一定偏颇。比如，“国进”是否一定代表“民退”?是否有可能出现“国进”和“民进”同时发生的情况呢?或者它只是局部领域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也要认真思考“国进”和“民退”之间关系——究竟是挤出的关系呢?还是补充的关系呢?我们现在许多的媒体似乎在报道时都偏向于挤出关系，这是有允公正的。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一直否认美国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但如果仅仅按照国有资源进入的领域和力度分析，美国确实“进”了，只不过是在“民”迫切需要“退”的前提下发生的。因此，需要注意引导“媒体”报道的公正性。
五、余论
笔者以为，当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之后，“理论思辨”和“主义论争”绝对不会再受到人们无理性地追捧。人们关心的重点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多年快速的发展并没有让老百姓完全平等地参与共享，精英阶层在得到更多利益的同时，却为老百姓为什么得到较少利益的原因进行所谓的“科学”解释，这使得老百姓在主观上产生了排斥倾向。试想，当“朗顾之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某些学者却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回报。由此看来，虽然我们不能无端指责某些精英是在故意掀起争论，并因此得到被重视、被获利的好处，但这种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抽出这个大的发展背景进行题外思索，似乎已经有悖于“科学、客观、理性”的做法。记得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类似的辩论就发生过。当时讨论的起因是凯恩斯经济政策所引发的国家干预现象，核心的论题是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合理的经济计算机制，本质则体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这次论争中，辩论双方都拿出浑身解数来驳倒对方，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双方僵持不下。但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暂时占据上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失败。当然，我们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哈耶克的学说又重新被人们关注，许多人也成为了他的追随者和信奉者。
由此反观我们今天的讨论，我认为：它从来没有超出过既有的讨论话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走向何处，好像从来没有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无论是权威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抑或是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文化的追随者，他们的声音一直贯穿于改革期间。客观来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西方自由主义大规模流行的时代，因此，我们的改革在一开始就带有朝向自由主义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变成了一种方向，因此，以“国退民进”为特征的改革被认定为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是，在长达10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许多老百姓因自身经济利益的受损纷纷表达了不满。此时，支持自由主义的学者为了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把矛头对准了体制，以此否认是自由主义改革方向出了问题。当然，反对自由主义的学者则重新把社会主义学说拿了出来，以此说明什么样的经济改革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
然而，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主义之争”之后的孰对孰错，而是如何防止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衰退的问题。当各种高雅的理论呈现在老百姓面前的时候，他们只是希望老百姓去接受这些东西，却很少去主动问问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他们在精神上的困惑，在发展中的迷茫，究竟拿什么东西来缓解?难道仅仅是一些空洞的假说就可以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难道一句继续发展的说辞就可以吗?当然不是，我以为，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不折腾”是再正确不过了。当全球经济危机还有反复的时候，精英阶层应当把建言献策视为重点。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讨论确实需要进行自我反思，当“屁股”指挥“脑袋”的时候，谁还敢于并能够说真话，也怎能期望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真英雄!
关键词：国进民退 经济史 私有化浪潮
[中图分类号]17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065－05
一、经济史上“国进民退”的基本特点
在近代经济史中，大家比较公认的全世界范围里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发生过三次，前后有许多国家参与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非洲和拉美各国等。
1.各国“国进民退”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频发的内战和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偏爱也助推了“国进民退”的快速进行。
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40年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基本处在从危机向复苏转变的阶段，私人投资非常不稳定，一些国家还不断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私营经济甚至出现自愿退出的现象。例如，从二战结束到1974年的30年内，美国和加拿大发生过六次危机，英国和日本七次，西德五次，法国四次，意大利六次。此时，为摆脱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政府介入并管理需求促成了“国进”的发生。此外，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治环境也推动了“国进民退”的发展。比如，二战后各国政治局势仍不稳定，内战频发，当胜利者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新政权自然将自己创建和接管的敌对势力的企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政府所有的经济成份。例如奥地利实行的纳粹主义国有化，中国实行的民族资本收买式国有化等。不仅如此，当国家干预主义学说被接受以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孰优孰劣的大讨论。在这次论争中，认同公有制和国家干预的一方暂时占据上风。这也是一些国家后来奉行社会主义经济理念、对公有制看得很重的主要原因。如当时的英国、法国和印度。
2.各国“国进民退”的普遍效果是增强了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也因为顺应了当时科技发展的要求，为各国日后经济实力的增强起到了促进作用。
“国进民退”使各国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能力大大增强。比如，法国在1945－1946年实行了国有化运动，相继控制了能源、交通运输、银行、保险，电力工业、瓦斯工业、煤炭工业、航空事业、冶金工业、汽车工业和军火工业等等。在西班牙，早在1941年就成立了“国家工业协会”，掌握了造船、飞机、钢铁、炼油、汽车、煤炭、电力、化肥等重要部门的企业。在英国，战后初期到1951年，以及70年代下半期，先后出现了两次国有化高潮，到1978年政府控制了采煤、造船、航空、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油等。而且，大规模开展的“国进民退”还在客观上顺应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要求，使许多国家的科技实力和产业化能力大为提升。比如，上世纪50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航空航天等领域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这些领域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国进”可以很好地解决私人无力或不愿承担的大量科研项目，推动了整个社会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以及国家产业的升级与替代。也在实践上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以至整个20世纪90年代出现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推手。
3.各国“国进民退”的最后结果并没有出现大一统的公有制，而是在80年代的全球私有化浪潮中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最先启动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继而美国、原东德、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步其后尘。由此看来，从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国进民退”到此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根源上讲，“国进民退”之所以暂时结束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无法通过国家干预手段给予解决，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抬头，并被各国政府相继接受；--是在国家干预主义的支配下，西方各国的财政压力很大，到20世纪80年代时很难再有效支撑大规模的“国有经济”继续发展；三是前期政府主导下的科技研发成果被陆续推出，客观上需要精通市场运营的企业家去产业化经营。当然，在经济层面的背后，国家政党的变迁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促进了各国“去国有化”的力度。比如，法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努力实施着“国进民退”，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对法国施加了强大压力，包括减少对法国的直接投资，策动法国私人资本和右翼势力制造舆论攻击法国社会党，鼓励私人资本外逃等等，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使右翼政府上台，改变了社会党政策转向私有化。
4.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许多国家采取了大力度的救市方针，并表现出较强的“国有化”倾向，以至于有人认为新一轮全球性“国进民退”显现。
从上世纪80年代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退民进”一直被看作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力的代名词。尤其是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国退民进”更是被看作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铁定准则。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启动了以国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救市方针，如美国把通用汽车收为国有，对投资银行也采取了严厉地禁止政策。对此，有个别学者将这次国有化运动称为新一轮全球性的“国进民退”。当然，这种叫法还没有被国内外人士普遍认同。但从动因上看，这轮“国进民退”仍然带有明显的经济危机产物的痕迹。
二、我国近期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
客观来看，这次“国进民退”讨论的根源是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所引起的联想，直接诱因则是“通钢事件”之后大量经济资源向国有领域集中的事实。以至于许多人纷纷猜测国家今后的战略基调究竟如何?对民营企业的态度是否会转变等?当然，为了引证自己的观点，许多学者都出具了坚不可摧的理论逻辑和详实的统计数据。笔者以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间，类似“国进民退”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辩论，到新世纪的“朗顾之争”，人们都在努力思索着未来的中国市场经济究竟走向何处的问题。与以往存在较大的不同是，当精英阶层唇枪舌战之际，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更多的理性思考。从近期有关国进民退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敏感性话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值得认真思考。
1.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国进民退，都不自觉地上升到意识形态上，尤其是把执政党的合法地位看得很重。
面对国有化浪潮，许多学者发现近期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远远超出了预期。从钢铁企业的国有化并购到民营煤炭企业的被动出局，直至国有资本长 驱直入房地产等竞争领域，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交锋的观点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把执政党的合法地位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讨论双方的视野中。支持者认为，当公有制全部改成为私有制，当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的基础被彻底否定之后，共产党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反对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执政党，但也间接地表达了这一想法，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没有产权保护的中国经济，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二是在完全的国有化经济体系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纯粹的钱柜式经济，中国政府的政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反对者认为本轮国进民退是中国改革的一次冒险倒退，赞成者则强调不应该忽视国有资本的积极作用。
在讨论中，一些学者认为“国进民退的“国”除了有中国的意思以外，它背后还有另一层符号含义：这种含义既不是国资，也不是国企，而是利益集团、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利。所以，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一轮国进民退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它正在强化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市场竞争的基础，是对以前实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一种反动。”这种比较激进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我们在讨论国进民退的问题，不能想当然地做理论分析，从各国实践出发，我们也不能忽视国有资本在市场里的重要作用。比如，重庆这几年一直坚持把国有资本的增值用在维持民营企业的低税率和政府公共建设的补贴方面，结果是地区经济活力非常好。”
3.反对者否认国进民退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支持者则认为它可以改善民生。引入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进民退是否可以促进社会和谐、改善民生?反对者有两条普遍看法，一是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将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和大规模的社会腐败；二是不受制约而胡作非为的央企，其造成的恶果只能由当地老百姓承担。如一些学者说的那样：“许多国有央企和当地老百姓压根就没有关系，它们既不对当地财政做贡献，也不理会你当地的政策。这种情况在西部、中部和东北特别明显。一些央企就像流寇，它们把煤都挖完了，给当地的老百姓什么都没有留下，一片废墟。”支持者则以“清算”字眼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如一位网友的说法，“整顿山西煤矿，其意义不下于重庆的打黑。希望这场斗争，不但是一次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回归，也是一次对数十年来非法占有掠夺国民财富者的大清算。”
三、从经济史“国进民退”特点看我国的争论
本质上讲，近期我国学界对“国进民退”的讨论尽管很多，但讨论的重点是“国进民退”可能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史为鉴，我们从经济史上“国进民退”的基本特点出发，对我国的争论做出如下判断。
1.历史经验显示，大规模开展的“国进民退”，只是一种调节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
二战后各国执政党的政治意识虽然有些偏向社会主义方向，但国有化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一股潮流，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从根本上讲，它只是西方国家为挽救并促进本国经济的一种直接手段。事实上，无论是当时的“国进民退”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国退民进”，它们都只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经济的不同方式，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同样，中国通过“国进民退”的手段抵制全球经济危机的侵袭，也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认识上不能把所有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变化看成是一种因果关系，更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制成分的含义政治化，甚至与意识形态划上等号。
2.历史经验显示，不能因为西方各国后来大规模实施了“国退民进”，就否定了前期“国进民退”所带来的好处。
虽然有极端观点认为：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国进民退”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自己必定走向失败的命运。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与历史事实不符。在西方各国实施“国进民退”的30多年间，国有企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迅速发展，不仅对战后经济的复苏，而且对整个经济的稳定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不同国家表现的有所差异，比如对拉美国家来讲，“国进民退”的结果促进了民族力量的扩张，客观上增强了拉美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对西欧各国来讲，“国进民退”的结果确保了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效果，并为国家日后科技实力的增强奠定了基础；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讲，“国进民退”的结果增强了政府启动经济起飞的能力，为本国经济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在判断“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一味地支持和美化“国退民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的作用时，就明确指出，开展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并非都是有效的，当把冷战精神凌驾于“国退民进”之上时，“整个私有化程度将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
3.历史经验显示，要扩大“国进民退”的实际成效，要谨防“英国病”和“非洲病”。
在“国进民退”的案例中，英国和非洲国家被普遍认为是较为失败的情况。英国的国有化运动基本上是为了国有化而进行国有化的，政府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如何实施有效的计划管理，它们把国有企业看成是政府机关，而且政府和议会对国有企业限制非常严格，最终导致英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低、效益差、缺乏竞争力，每年要靠40多亿英镑的财政补贴才能维持生存。与“英国病”不完全相同，非洲病主要有两种症状，一是政府采取严厉的手段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力几乎完全丧失。比如几内亚政府曾在1964年颁布《根本法》，宣布原有私商的营业执照无效，商人必须重新申请和登记；政府对申请者进行审查后，只批准了少数私商开业。二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大规模腐败的产生。许多非洲国家的国有化导致了经济集权化，进而造成政治专制、甚至家族统治。有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中期，占居民总量0.5％的科特迪瓦官员用去了财政预算开支的58％；贝宁的国家机构开支占总预算的64.9％；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国会议员每月收人是12万到16.5万法郎，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才1万到1.2万法郎。
四、对引导我国“国进民退”争论的建议
以经济史上“国进民退”为参照，反观我国近期频繁发生的“国进民退”之争论，有以下四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1.面对“国进民退”现象，政府不要急于下结论性判断，避免引起无谓的争论。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引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公开声明中国目前不存在“国进民退”趋势。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人纷纷针对这一声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仅从网络讨论的情况看，无论是反对“国进民退”的人士，还是支持“国进民退”的人 士，都表达了强烈地不满。事实上，从历史上发生的“国进民退”来看，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或者是什么不可触及的“红线”，每个国家是否实行国有化以及国有化的程度怎样，根本上是和各国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本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体制条件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正是因此，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避免以官方姿态通过所谓的“澄清”或“证实”去直接否定民众的认识，他更应该做的是要对“国进民退”现象进行客观解释，并通过恰当的宣传引导民间讨论。
2.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尽快组织社会力量加强对“国进民退”问题的研究，促使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
目前，在“国进民退”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常说的“国进”多是指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而“民退”则是说民营企业的数量萎缩。实际上，国有企业强调的是“谁拥有企业”，民营企业强调的是“谁来经营企业”。现实中也会有“国有民营”或者“民有国营”现象。比如，历史上美国发生的几次所谓国有化行动很难说是真正的国有化，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控制的企业数量有限，而且国家只是投入管理，并未注资、入股，股权仍掌握在原有投资人手中，这就是典型的“民有国营”。此外，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我们对“国有经济功能作用”认识还很不够，需要从宏观经济社会稳定和社会效益提升角度全面研究国有经济的存在意义，以及现阶段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合理比例等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客观、科学的理论研究为基础，政府发言的底气很难增强、认识的误区也很难消除。
3.面对各方争论，相关部门要尽量避免讨论中牵涉过多意识形态问题，同时要对好的建议尽快落实。
在国外历次大规模开展的“国进民退”过程中，自由派和权威派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且争论双方都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党派背景，造成两派人士往往爱做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结论。客观来看，双方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对于目前我国民间广泛讨论的“国进民退”问题，政府部门首先需要认可讨论者的主观动机是好的，都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考虑。同时对讨论者所提出的诸如“英国病”和“非洲病”问题也应该给予关注，而且要在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和政策制定中有所针对、有所体现。
4.要注意媒体用词的准确性，避免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发生不实的倾向性报道。
面对社会各界对“国进民退”的广泛讨论，我国的各类媒体都在不假思索地沿用“国进民退”这一词汇。实际上，这种叫法可能存在一定偏颇。比如，“国进”是否一定代表“民退”?是否有可能出现“国进”和“民进”同时发生的情况呢?或者它只是局部领域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也要认真思考“国进”和“民退”之间关系——究竟是挤出的关系呢?还是补充的关系呢?我们现在许多的媒体似乎在报道时都偏向于挤出关系，这是有允公正的。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一直否认美国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但如果仅仅按照国有资源进入的领域和力度分析，美国确实“进”了，只不过是在“民”迫切需要“退”的前提下发生的。因此，需要注意引导“媒体”报道的公正性。
五、余论
笔者以为，当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之后，“理论思辨”和“主义论争”绝对不会再受到人们无理性地追捧。人们关心的重点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多年快速的发展并没有让老百姓完全平等地参与共享，精英阶层在得到更多利益的同时，却为老百姓为什么得到较少利益的原因进行所谓的“科学”解释，这使得老百姓在主观上产生了排斥倾向。试想，当“朗顾之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某些学者却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回报。由此看来，虽然我们不能无端指责某些精英是在故意掀起争论，并因此得到被重视、被获利的好处，但这种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抽出这个大的发展背景进行题外思索，似乎已经有悖于“科学、客观、理性”的做法。记得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类似的辩论就发生过。当时讨论的起因是凯恩斯经济政策所引发的国家干预现象，核心的论题是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合理的经济计算机制，本质则体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这次论争中，辩论双方都拿出浑身解数来驳倒对方，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双方僵持不下。但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暂时占据上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失败。当然，我们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哈耶克的学说又重新被人们关注，许多人也成为了他的追随者和信奉者。
由此反观我们今天的讨论，我认为：它从来没有超出过既有的讨论话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走向何处，好像从来没有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无论是权威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抑或是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文化的追随者，他们的声音一直贯穿于改革期间。客观来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西方自由主义大规模流行的时代，因此，我们的改革在一开始就带有朝向自由主义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变成了一种方向，因此，以“国退民进”为特征的改革被认定为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是，在长达10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日益增多，许多老百姓因自身经济利益的受损纷纷表达了不满。此时，支持自由主义的学者为了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把矛头对准了体制，以此否认是自由主义改革方向出了问题。当然，反对自由主义的学者则重新把社会主义学说拿了出来，以此说明什么样的经济改革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
然而，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主义之争”之后的孰对孰错，而是如何防止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衰退的问题。当各种高雅的理论呈现在老百姓面前的时候，他们只是希望老百姓去接受这些东西，却很少去主动问问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他们在精神上的困惑，在发展中的迷茫，究竟拿什么东西来缓解?难道仅仅是一些空洞的假说就可以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难道一句继续发展的说辞就可以吗?当然不是，我以为，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不折腾”是再正确不过了。当全球经济危机还有反复的时候，精英阶层应当把建言献策视为重点。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讨论确实需要进行自我反思，当“屁股”指挥“脑袋”的时候，谁还敢于并能够说真话，也怎能期望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