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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内涵极其丰富、目标极其宏大、战略极其深远、路径极其清晰，彰显了方向感、目标感、创新感、时代感融合特征。尤其是公报中出现了许多以新理念、新判断、新目标、新思想为内核的新表述，成为整个公报精神的闪亮思想眼。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哪些新表述值得关注？这些新表述又有何深意？本刊编辑部综合整理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以帮助读者更好学习理解。
“四个全面”的“变”与“不变”
全会公报：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这是“四个全面”的最新表达。对于如何理解新征程上的“四个全面”，我有几点体会。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治国理政的长期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明确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只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长期任务，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要一以贯之。也就是说，“四个全面”的各个方面都是长期的任务，“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更是长期的。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也不断调整战略、方针、政策，“四个全面”也应这样来看待。当我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时，对“四个全面”内容进行调整正当其时，也合乎逻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全面”新表述，其中第一个全面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高的目标要求。新的“四个全面”，不仅是表述上的调整，也是内容上的更新。
第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很显然，作为目标的第一个“全面”变化了，其他几个方面也要与之相协调。就全面深化改革而言，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就全面依法治国而言，新征程上要使得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就全面从严治党而言，要着眼于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新发展格局”与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
全会公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韩保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部主任）：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两大重要战略安排，都源于“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和由“新常态”“新时代”“新阶段”统一构成的“时代大逻辑”，都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灵魂”和“指挥棒”，都是服务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抉择。
新发展格局着眼于宏观布局，旨在追求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这一本质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成为“填充”新发展格局宏观布局中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总供给和总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具体路径。如果说新发展格局是“表”，那么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區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具体路径分别去建设和改革，但这“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之间如何贯通，协同、衡量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准是什么等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自身并不能回答。新发展格局恰恰能够回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自身不能回答的这个问题。
“科技自立自强”
并非闭门造车
全会公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田杰棠（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意味着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向前迈进时要实现技术追赶;另一方面，在全球面临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的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抓住机会，因此也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当前，创新全球化遇到一些逆流，技术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让中国认识到很多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是买不来的。因此，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安全和国家安全，中国更要将科技创新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科技自立自强并非要关起门来。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已明确表示，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因此，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将在互利共赢基础上进行，不单纯以引进哪个国家技术为目的，而是希望合作各方都能够从中获益。
对于中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对象，“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科技开放合作，研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这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合作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而是面向全球。只要双方有意愿、有能力，我们都可以开展合作。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跻身国家战略
全会公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吴玉韶（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与科教兴国、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并列的最高层级的国家战略，使之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这是党中央科学研判我国人口老龄化新态势、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里程碑、划时代意义。这一次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关键词是“积极应对”，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政策和行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整个公共政策体系都要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视角。
然而，我国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律只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且该法侧重于保障老年人权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政法规。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与亿万老年人美好养老生活新期待、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要求相比很不适应。建立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律法规体系，是实施这一国家战略的首要战略任务。
此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应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形成积极应对、全民行动的新态势，全社会还要在整合协同、全面发展、全民行动、科学精准等方面形成共识。
正确理解“扩大内需”的
最新理论内涵
全会公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何代欣（中國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财政研究室副主任）：这是有关扩大内需的新表述，更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部署。虽然现阶段的扩大内需与1998年和2008年的提法基本一致，但也有了一定的政策导向差异，尤其在当前疫情冲击之下。最核心的不同在于，当前宏观政策部署正在从需求端兜底经济运行、稳定社会总需求，开始转向供需两端发力、同时面向改革和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从我国内需当前的主要特点可以看出扩内需的发力处。第一，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稳定扩大。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调控的重点还会集中于消费。第二，广义内需所包含的投资仍有上升空间。2015年是中国GDP构成中最终消费支出和投资（资本形成）差距最大的一年。往后，投资开始复苏，贡献逐步增大。这也说明促进投资和消费循环的形成，需要政策加力。第三，扩内需与稳外需应并重。实际上，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而外需则是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关键边际量”。同时，外需和内需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正当其时。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正迈向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正确理解扩大内需的最新理论意涵，全面把握促进消费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找准宏观政策定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都有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
深入理解
“坚持系统观念”
全会公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周新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系统观念属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论范畴，对于治国理政而言极其重要。在国际环境进入新变局、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开放进入深层次的历史时期，实践证明，采取单一思路难有出路，实施单一打法难以得法，运用单一对策容易束手无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更无法取得超预期成效。只有充分发挥系统力量、体系力量、整体力量，才能开创事半功倍的有利局面。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巨变，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治国理政方略战略具有全面性、贯通性、协同性特征，既讲究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又讲究联动发力、相互促进;既讲究思想方法、理念引领，又讲究工作方法、机制保障;既讲究事业开局、发展起步，又讲究事业终局、效果为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全面、系统、完整、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系统理念，为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方法指引和智慧的哲思借鉴。
领悟坚持系统观念这一新表述，一要引导各级干部认清坚持系统观念的时代意义，牢固树立以系统观念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深化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做到以系统思维统筹谋划各项工作，以系统思路整体协同推进各项工作，以系统打法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预期成效。二要引导各级干部把握系统观念内在规律，牢固树立全局思维，做到以系统认知形成系统判断、以系统判断确立系统思路、以系统思路寻求系统突破，真正打通认识、思路、效果的内在逻辑。三要引导各级干部养成坚持系统思维的良好习惯，自觉与就事论事、以点代面、以偏概全错误观念决裂，切实把表和里、近和远、内和外、点和面、虚与实等正反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深入地推进事业发展。
深刻认识“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全会公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黎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时代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这样的表述，正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以及对资源、环境、生态系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把握。其基本精神可以用“三个新”“三个全面”“一个突出”来概括。
所谓“三个新”，一是新阶段，即“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样，开启一个新征程、进入一个新阶段;二是新进步，即“十四五”时期要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三五”时期取得重大进步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进步，到2035年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三是新举措，即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举措。这是就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部署的基本特点而言的。所谓“三个全面”，一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二是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全面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系统保护，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关键领域全覆盖。这是就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而言的。所谓“一个突出”，就是在“三个全面”的基础上，突出新发展理念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这次疫情防控的实践也进一步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因此，“十四五”时期我们一定要在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征程中，高扬生态文明旗帜，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释放新信号
全会公报：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李旭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所谓“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当中的要义是三个关键词——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十三五”已经为整个现代财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十四五”将會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并且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比如畅通双循环等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总体来看，会继续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十四五”期间，一个明确的方向是，财税政策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相信在财税政策体系方面会有新突破，比如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等，都会在“十四五”期间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优化。
打通“数字化发展”
三大难点
全会公报：加快数字化发展。
刘玉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主任）：过去五年，我国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经历了大繁荣和大发展，在未来的五年，将会迈入新台阶。
未来五年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即将进入“深水区”，数字化的进一步质的飞跃，有三个单靠现有机制难以突破的难点，可能需要中央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协调。一是数字治理要打破数字化条块分割。过去五年中，我国各职能部、委、办、局，各行业组织体系的纵向数字化系统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自上而下的垂直数字化管理工作已基本上实现了闭环。但目前各领域、各行业之间，横向数据流动不足。横向数据共享问题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要素的价值复利，同时也意味着原有的组织体系和行业利益面临全新的调整和冲击。怎样才能保证各行业领域、各条块组织在保证自身职能发挥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和数字流动？区块链技术是否适用于我国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增效？这些问题还有待引起进一步重视。二是数字经济要防止“赢家通吃”。我国即将进入第三代人工智能发展时期，第三代人工智能能够将第一代人工智能的知识驱动和第二代人工智能的数据驱动结合起来，即将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要素有效结合起来。这也意味着已经掌握了极大丰富数据的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因为他们更容易形成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的“一家独大”的技术生态体系，存在完全控制和加大影响国内数字经济市场的可能性。三是数字文化建设要建立维护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机制。目前，在内容市场领域存在一个问题：随着推荐算法和对网络传播内容自动化识别能力的提升，在技术上和结构上容易造成数字内容生产的同质化。单一的内容生产，不利于未来的创新活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半月谈》、《绿色中国》、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央广网等媒体报道综合整理）
“四个全面”的“变”与“不变”
全会公报：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这是“四个全面”的最新表达。对于如何理解新征程上的“四个全面”，我有几点体会。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治国理政的长期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明确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只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长期任务，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要一以贯之。也就是说，“四个全面”的各个方面都是长期的任务，“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更是长期的。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也不断调整战略、方针、政策，“四个全面”也应这样来看待。当我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时，对“四个全面”内容进行调整正当其时，也合乎逻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全面”新表述，其中第一个全面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高的目标要求。新的“四个全面”，不仅是表述上的调整，也是内容上的更新。
第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很显然，作为目标的第一个“全面”变化了，其他几个方面也要与之相协调。就全面深化改革而言，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就全面依法治国而言，新征程上要使得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就全面从严治党而言，要着眼于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新发展格局”与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
全会公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韩保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部主任）：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两大重要战略安排，都源于“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和由“新常态”“新时代”“新阶段”统一构成的“时代大逻辑”，都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灵魂”和“指挥棒”，都是服务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抉择。
新发展格局着眼于宏观布局，旨在追求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这一本质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成为“填充”新发展格局宏观布局中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总供给和总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具体路径。如果说新发展格局是“表”，那么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區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具体路径分别去建设和改革，但这“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之间如何贯通，协同、衡量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准是什么等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自身并不能回答。新发展格局恰恰能够回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自身不能回答的这个问题。
“科技自立自强”
并非闭门造车
全会公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田杰棠（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意味着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向前迈进时要实现技术追赶;另一方面，在全球面临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的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抓住机会，因此也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当前，创新全球化遇到一些逆流，技术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让中国认识到很多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是买不来的。因此，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安全和国家安全，中国更要将科技创新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科技自立自强并非要关起门来。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已明确表示，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因此，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将在互利共赢基础上进行，不单纯以引进哪个国家技术为目的，而是希望合作各方都能够从中获益。
对于中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对象，“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科技开放合作，研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这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合作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而是面向全球。只要双方有意愿、有能力，我们都可以开展合作。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跻身国家战略
全会公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吴玉韶（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与科教兴国、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并列的最高层级的国家战略，使之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这是党中央科学研判我国人口老龄化新态势、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里程碑、划时代意义。这一次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关键词是“积极应对”，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政策和行动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整个公共政策体系都要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视角。
然而，我国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律只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且该法侧重于保障老年人权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政法规。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与亿万老年人美好养老生活新期待、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要求相比很不适应。建立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律法规体系，是实施这一国家战略的首要战略任务。
此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应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形成积极应对、全民行动的新态势，全社会还要在整合协同、全面发展、全民行动、科学精准等方面形成共识。
正确理解“扩大内需”的
最新理论内涵
全会公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何代欣（中國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财政研究室副主任）：这是有关扩大内需的新表述，更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部署。虽然现阶段的扩大内需与1998年和2008年的提法基本一致，但也有了一定的政策导向差异，尤其在当前疫情冲击之下。最核心的不同在于，当前宏观政策部署正在从需求端兜底经济运行、稳定社会总需求，开始转向供需两端发力、同时面向改革和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从我国内需当前的主要特点可以看出扩内需的发力处。第一，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稳定扩大。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调控的重点还会集中于消费。第二，广义内需所包含的投资仍有上升空间。2015年是中国GDP构成中最终消费支出和投资（资本形成）差距最大的一年。往后，投资开始复苏，贡献逐步增大。这也说明促进投资和消费循环的形成，需要政策加力。第三，扩内需与稳外需应并重。实际上，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而外需则是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关键边际量”。同时，外需和内需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正当其时。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正迈向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正确理解扩大内需的最新理论意涵，全面把握促进消费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找准宏观政策定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都有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
深入理解
“坚持系统观念”
全会公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
周新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系统观念属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论范畴，对于治国理政而言极其重要。在国际环境进入新变局、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开放进入深层次的历史时期，实践证明，采取单一思路难有出路，实施单一打法难以得法，运用单一对策容易束手无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更无法取得超预期成效。只有充分发挥系统力量、体系力量、整体力量，才能开创事半功倍的有利局面。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巨变，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治国理政方略战略具有全面性、贯通性、协同性特征，既讲究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又讲究联动发力、相互促进;既讲究思想方法、理念引领，又讲究工作方法、机制保障;既讲究事业开局、发展起步，又讲究事业终局、效果为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全面、系统、完整、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系统理念，为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方法指引和智慧的哲思借鉴。
领悟坚持系统观念这一新表述，一要引导各级干部认清坚持系统观念的时代意义，牢固树立以系统观念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深化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做到以系统思维统筹谋划各项工作，以系统思路整体协同推进各项工作，以系统打法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预期成效。二要引导各级干部把握系统观念内在规律，牢固树立全局思维，做到以系统认知形成系统判断、以系统判断确立系统思路、以系统思路寻求系统突破，真正打通认识、思路、效果的内在逻辑。三要引导各级干部养成坚持系统思维的良好习惯，自觉与就事论事、以点代面、以偏概全错误观念决裂，切实把表和里、近和远、内和外、点和面、虚与实等正反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深入地推进事业发展。
深刻认识“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全会公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黎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时代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这样的表述，正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以及对资源、环境、生态系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深刻把握。其基本精神可以用“三个新”“三个全面”“一个突出”来概括。
所谓“三个新”，一是新阶段，即“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样，开启一个新征程、进入一个新阶段;二是新进步，即“十四五”时期要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三五”时期取得重大进步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进步，到2035年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三是新举措，即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举措。这是就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部署的基本特点而言的。所谓“三个全面”，一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二是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全面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系统保护，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关键领域全覆盖。这是就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而言的。所谓“一个突出”，就是在“三个全面”的基础上，突出新发展理念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这次疫情防控的实践也进一步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因此，“十四五”时期我们一定要在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征程中，高扬生态文明旗帜，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释放新信号
全会公报：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李旭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所谓“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当中的要义是三个关键词——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十三五”已经为整个现代财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十四五”将會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并且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比如畅通双循环等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总体来看，会继续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十四五”期间，一个明确的方向是，财税政策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相信在财税政策体系方面会有新突破，比如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等，都会在“十四五”期间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优化。
打通“数字化发展”
三大难点
全会公报：加快数字化发展。
刘玉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主任）：过去五年，我国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经历了大繁荣和大发展，在未来的五年，将会迈入新台阶。
未来五年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即将进入“深水区”，数字化的进一步质的飞跃，有三个单靠现有机制难以突破的难点，可能需要中央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协调。一是数字治理要打破数字化条块分割。过去五年中，我国各职能部、委、办、局，各行业组织体系的纵向数字化系统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自上而下的垂直数字化管理工作已基本上实现了闭环。但目前各领域、各行业之间，横向数据流动不足。横向数据共享问题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要素的价值复利，同时也意味着原有的组织体系和行业利益面临全新的调整和冲击。怎样才能保证各行业领域、各条块组织在保证自身职能发挥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和数字流动？区块链技术是否适用于我国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增效？这些问题还有待引起进一步重视。二是数字经济要防止“赢家通吃”。我国即将进入第三代人工智能发展时期，第三代人工智能能够将第一代人工智能的知识驱动和第二代人工智能的数据驱动结合起来，即将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要素有效结合起来。这也意味着已经掌握了极大丰富数据的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因为他们更容易形成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的“一家独大”的技术生态体系，存在完全控制和加大影响国内数字经济市场的可能性。三是数字文化建设要建立维护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机制。目前，在内容市场领域存在一个问题：随着推荐算法和对网络传播内容自动化识别能力的提升，在技术上和结构上容易造成数字内容生产的同质化。单一的内容生产，不利于未来的创新活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半月谈》、《绿色中国》、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央广网等媒体报道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