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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教授现在在国外，不便接受采访。”2013年5月6日，对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要求，施一公的秘书这样回答。
4月底，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名字相继出现在美国科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的名单中。作为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当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就在两年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增选中，施一公却“意外”落选——“意外”，是当时很多媒体给出的说法。
落选国内院士、却当选美国双院士，施一公的经历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院士制度的质疑和反思。“1997年以后，院士增选的情况一次比一次恶化。”75岁的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建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不怕被“染得看不出颜色”
1967年，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84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1990年赴美留学，36岁就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6年，施一公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欣然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但我在普林斯顿还有个20人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可谓不惜一切代价：他的实验室面积是全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层楼；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也有人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5个月还做不完？”施一公委婉拒绝。2008年底，他正式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有朋友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从环境、条件上讲，普林斯顿大学是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讲，我确实没必要回清华，但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科研，更想做的是育人，培养一批人才。”
2007年，与施一公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理想的饶毅，放弃了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工作，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两人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有舆论将他们与上世纪50年代为报效祖国而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相提并论。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在中国，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做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本单位不见其踪影。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2011年，施一公与饶毅双双被推荐参选中科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饶毅被淘汰；施一公也止步于第二轮评审。饶毅说，院士增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对国内科学贡献大小，“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并愤然表示今后不再参选。
对两人的落选，中科院回应，这跟国籍有关，院士候选人明确要求中国国籍，但在两人申报院士时，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饶毅则公开呼吁：“多一点宽容，不仅对他（施一公）个人公平，而且可以促进其他教授和学生回国。施一公回国是一面旗帜。”
时至今日，当舆论热议施一公当选美国双院士时，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没有必然的关联。
“最高荣誉”周围的光怪陆离
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对院士的定义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17世纪中叶，法国最早建立院士制度。此后，一些国家仿效成立了科学院，聘选院士。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当时评选的是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扬宗在论文中称：“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
25年后，1980年学部委员首次增选，之后一直停顿。直到1991年，增选开始正规化，每两年选一次。1994年，学部委员改称为院士，中国工程院成立后，也开始增选院士。迄今为止，中国先后有1900多人当选院士。
对于“院士”的质疑首次出现在2000年，而且质疑来自院士内部。这一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设立这个学部的议题历经两次工程院院士大会才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后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将全是高官和企业家。”
此后，和院士有关的新闻层出不穷。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遭6位教授联名举报抄袭，2010年院士候选人肖传国雇凶报复伤人……2011年，正值院士增选年，有关院士的新闻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工程管理学部部分，出现了多位在职或卸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包括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只有中石油原副总裁胡文瑞一人当选。
2011年7月9日，网络上一篇名为《中科院院士段振豪包养二奶，小三，小四，养私生女》的网帖，迅速将院士候选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振豪推上了风口浪尖。发帖人正是段振豪的妻子曹霞，并称掌握着他“以科研经费供情妇花销”的证据。2012年，段振豪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 2011年12月8日，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因“减害降焦”研究成果当选院士，遭到各方质疑，他也因此被网友称为“烟草院士”。随后百位院士请求重审谢剑平的资格，并联名要求他请辞，但都没能如愿。
自创立以来，中国的院士制度走过了60多年。这些围绕在“最高荣誉”周围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让很多人意识到，院士或许远不像真正的科学家追求的纯粹科学那样“纯”。
很多领导跑到院士家游说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去医院看望侯学煜院士。因为病房里没有床位，这位70多岁的老科学家只好住在楼道里。出了医院大门，钱正英感叹：“为什么侯先生住不进病房，更住不到一个人的病房，因为他的床头写着：副司局级。”侯学煜当过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中科院研究所是正司局级单位，他是副司局级干部。后来，钱正英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进行了汇报，由此确定了在京的中科院院士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副部级待遇”的发展衍化或许已经偏离了他们的初衷。可以走机场贵宾通道、可以住高干病房、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在中科院研究员王扬宗看来，“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特权阶层。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的特殊权利，也已形成了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
有权力就难免滋生腐败。院士选举条例规定，如果个人搞公关，就会被取消资格，因此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以集体形式进行公关、拉票的现象颇为泛滥。陈建生院士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在院士增选阶段，很多单位领导亲自到他家里进行游说，有时还搞一些经济手段，“很多人还是我很熟的朋友”。
有院士还遇到过更隐晦的公关方法，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以考察咨询的名义邀请相关院士，一路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再送一笔不菲的会议费。据了解，每轮至多60位院士当选，但全国具有初评资格的行政部门就有100多家，平均一个候选人耗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不等。
“这是给我们的脸上抹黑，”陈建生也很无奈，“院士增选本来是由院士或部门推荐，不是申请制。1997年，求情、送礼、拉关系这种恶习就相当泛滥了。甚至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年想当院士，请你来推荐我。’”
陈建生还告诉记者，院士在评审会上的发言本来是保密的，但这些发言很快就流传到社会上。“当事人知道了，‘哦，你这个院士跟我过不去’，就开始做工作。我们的保密工作始终做不好，导致院士不能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所有这些，我相信是一种社会风气所致。”
官本位化的产物
2000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关注院士制度，“起初是因为看到增选的院士没出什么成绩。”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已有663名。顾海兵说，与院士人数猛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高歌猛进的情况下，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负增长态势。
对于院士所代表的“最高学术称号和荣誉”，顾海兵的评价是“贻害无穷”。“首先，由于‘最高’的存在，一个普通教授无法和院士展开平等的学术竞争，这是对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破坏。其二，院士在学术界拥有最高地位，却缺乏监管，导致作假等事件层出不穷。其三，为了‘最高荣誉’，各地、各部门对院士的攀比乐此不疲，不但导致院士规模的膨胀，而且使得院士增选成为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高的运动。最后，‘最高’二字使得院士走上神坛，让全社会顶礼膜拜。这一点，从各地给予院士的待遇上就可见一斑。武汉理工大学承诺，凡引进来的院士，都能获得100万元科研经费、200平方米院士楼住房、50万元安家费。这使得院士群体被异化——脱离科研创新的本质，越来越趋向功利化。”
在研究了多个国家的院士制度后，顾海兵发现，“在绝大多数科技发达国家，只有科学学会与科学学会会员。即便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也只是一种称谓，仅代表学术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
相比之下，我国的院士制度则是官本位化的产物，而院士增选也成为行政渗透的重要途径。他告诉记者：“两院不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因此无法避免与其他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关联。高官、高管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行政色彩浓厚的院士增选中具备天然的优势。并且，高官、高管当选院士，也很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因此，院士增选从一开始，就没有与行政权力划清界限。行政权力渗入学术界，带来的是学术独立性的丧失。”
院士制度改革已成为热点话题。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提出院士应该“去官员化”，同时建议明确院士是终身荣誉而非“终身能力”和“终身职务”。顾海兵的建议则更简单，“暂停院士增选10到20年”。“现在每次选完之后，选上的人大家不认可，没选上的大家更加有意见。暂停增选，大家都冷静一下，一门心思搞学术。”
2010年，施一公曾说过：“学术界的潜规则在实质上阻碍了科研创新、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吸引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归来起到了直接的负面作用。”2012年，他又公开表示：“制度法规是由人执行的，一群人在一起便有了一种文化。文化出了问题，再好、再完美的体制法规也无济于事。”而今，在关于他的新闻被热炒之时，这位一向敢说敢做的科学家却三缄其口。
今年又是两院院士增选年，施一公早已恢复中国国籍，如果两年前仅仅是因国籍问题落选，今年他的名字或许能出现在最终名单中。但对院士制度的探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编辑|李雪 美编|黄浩 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4月底，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名字相继出现在美国科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的名单中。作为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当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就在两年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增选中，施一公却“意外”落选——“意外”，是当时很多媒体给出的说法。
落选国内院士、却当选美国双院士，施一公的经历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院士制度的质疑和反思。“1997年以后，院士增选的情况一次比一次恶化。”75岁的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建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不怕被“染得看不出颜色”
1967年，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84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1990年赴美留学，36岁就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6年，施一公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欣然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但我在普林斯顿还有个20人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可谓不惜一切代价：他的实验室面积是全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层楼；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也有人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5个月还做不完？”施一公委婉拒绝。2008年底，他正式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有朋友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从环境、条件上讲，普林斯顿大学是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讲，我确实没必要回清华，但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科研，更想做的是育人，培养一批人才。”
2007年，与施一公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理想的饶毅，放弃了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工作，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两人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有舆论将他们与上世纪50年代为报效祖国而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相提并论。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在中国，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做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本单位不见其踪影。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2011年，施一公与饶毅双双被推荐参选中科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饶毅被淘汰；施一公也止步于第二轮评审。饶毅说，院士增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对国内科学贡献大小，“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并愤然表示今后不再参选。
对两人的落选，中科院回应，这跟国籍有关，院士候选人明确要求中国国籍，但在两人申报院士时，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饶毅则公开呼吁：“多一点宽容，不仅对他（施一公）个人公平，而且可以促进其他教授和学生回国。施一公回国是一面旗帜。”
时至今日，当舆论热议施一公当选美国双院士时，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没有必然的关联。
“最高荣誉”周围的光怪陆离
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对院士的定义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17世纪中叶，法国最早建立院士制度。此后，一些国家仿效成立了科学院，聘选院士。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当时评选的是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扬宗在论文中称：“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
25年后，1980年学部委员首次增选，之后一直停顿。直到1991年，增选开始正规化，每两年选一次。1994年，学部委员改称为院士，中国工程院成立后，也开始增选院士。迄今为止，中国先后有1900多人当选院士。
对于“院士”的质疑首次出现在2000年，而且质疑来自院士内部。这一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设立这个学部的议题历经两次工程院院士大会才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后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将全是高官和企业家。”
此后，和院士有关的新闻层出不穷。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遭6位教授联名举报抄袭，2010年院士候选人肖传国雇凶报复伤人……2011年，正值院士增选年，有关院士的新闻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工程管理学部部分，出现了多位在职或卸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包括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只有中石油原副总裁胡文瑞一人当选。
2011年7月9日，网络上一篇名为《中科院院士段振豪包养二奶，小三，小四，养私生女》的网帖，迅速将院士候选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振豪推上了风口浪尖。发帖人正是段振豪的妻子曹霞，并称掌握着他“以科研经费供情妇花销”的证据。2012年，段振豪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 2011年12月8日，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因“减害降焦”研究成果当选院士，遭到各方质疑，他也因此被网友称为“烟草院士”。随后百位院士请求重审谢剑平的资格，并联名要求他请辞，但都没能如愿。
自创立以来，中国的院士制度走过了60多年。这些围绕在“最高荣誉”周围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让很多人意识到，院士或许远不像真正的科学家追求的纯粹科学那样“纯”。
很多领导跑到院士家游说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去医院看望侯学煜院士。因为病房里没有床位，这位70多岁的老科学家只好住在楼道里。出了医院大门，钱正英感叹：“为什么侯先生住不进病房，更住不到一个人的病房，因为他的床头写着：副司局级。”侯学煜当过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中科院研究所是正司局级单位，他是副司局级干部。后来，钱正英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进行了汇报，由此确定了在京的中科院院士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副部级待遇”的发展衍化或许已经偏离了他们的初衷。可以走机场贵宾通道、可以住高干病房、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在中科院研究员王扬宗看来，“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特权阶层。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的特殊权利，也已形成了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
有权力就难免滋生腐败。院士选举条例规定，如果个人搞公关，就会被取消资格，因此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以集体形式进行公关、拉票的现象颇为泛滥。陈建生院士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在院士增选阶段，很多单位领导亲自到他家里进行游说，有时还搞一些经济手段，“很多人还是我很熟的朋友”。
有院士还遇到过更隐晦的公关方法，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以考察咨询的名义邀请相关院士，一路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再送一笔不菲的会议费。据了解，每轮至多60位院士当选，但全国具有初评资格的行政部门就有100多家，平均一个候选人耗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不等。
“这是给我们的脸上抹黑，”陈建生也很无奈，“院士增选本来是由院士或部门推荐，不是申请制。1997年，求情、送礼、拉关系这种恶习就相当泛滥了。甚至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年想当院士，请你来推荐我。’”
陈建生还告诉记者，院士在评审会上的发言本来是保密的，但这些发言很快就流传到社会上。“当事人知道了，‘哦，你这个院士跟我过不去’，就开始做工作。我们的保密工作始终做不好，导致院士不能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所有这些，我相信是一种社会风气所致。”
官本位化的产物
2000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关注院士制度，“起初是因为看到增选的院士没出什么成绩。”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已有663名。顾海兵说，与院士人数猛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高歌猛进的情况下，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负增长态势。
对于院士所代表的“最高学术称号和荣誉”，顾海兵的评价是“贻害无穷”。“首先，由于‘最高’的存在，一个普通教授无法和院士展开平等的学术竞争，这是对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破坏。其二，院士在学术界拥有最高地位，却缺乏监管，导致作假等事件层出不穷。其三，为了‘最高荣誉’，各地、各部门对院士的攀比乐此不疲，不但导致院士规模的膨胀，而且使得院士增选成为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高的运动。最后，‘最高’二字使得院士走上神坛，让全社会顶礼膜拜。这一点，从各地给予院士的待遇上就可见一斑。武汉理工大学承诺，凡引进来的院士，都能获得100万元科研经费、200平方米院士楼住房、50万元安家费。这使得院士群体被异化——脱离科研创新的本质，越来越趋向功利化。”
在研究了多个国家的院士制度后，顾海兵发现，“在绝大多数科技发达国家，只有科学学会与科学学会会员。即便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也只是一种称谓，仅代表学术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
相比之下，我国的院士制度则是官本位化的产物，而院士增选也成为行政渗透的重要途径。他告诉记者：“两院不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因此无法避免与其他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关联。高官、高管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行政色彩浓厚的院士增选中具备天然的优势。并且，高官、高管当选院士，也很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因此，院士增选从一开始，就没有与行政权力划清界限。行政权力渗入学术界，带来的是学术独立性的丧失。”
院士制度改革已成为热点话题。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提出院士应该“去官员化”，同时建议明确院士是终身荣誉而非“终身能力”和“终身职务”。顾海兵的建议则更简单，“暂停院士增选10到20年”。“现在每次选完之后，选上的人大家不认可，没选上的大家更加有意见。暂停增选，大家都冷静一下，一门心思搞学术。”
2010年，施一公曾说过：“学术界的潜规则在实质上阻碍了科研创新、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吸引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归来起到了直接的负面作用。”2012年，他又公开表示：“制度法规是由人执行的，一群人在一起便有了一种文化。文化出了问题，再好、再完美的体制法规也无济于事。”而今，在关于他的新闻被热炒之时，这位一向敢说敢做的科学家却三缄其口。
今年又是两院院士增选年，施一公早已恢复中国国籍，如果两年前仅仅是因国籍问题落选，今年他的名字或许能出现在最终名单中。但对院士制度的探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编辑|李雪 美编|黄浩 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