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面临的能源供应压力与日俱增。受限于国内原油产量，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过半，且连续多年成为最大原油进口国。
为弥补巨大需求缺口，在传统石油安全惯性思维下，中国不断加大寻找和开发海外油源的力度。然而，由于全球能源供应整体趋紧，资源国加强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力度，部分产油国大力发展下游石化工业，加上其他新兴经济体竞争及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不安等因素，中国进一步扩大海外石油生产面临诸多挑战，难以承担保障石油供给重任。
从全球经贸合作与产业分工来看，以贸易保供给，应当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首选。由此，一系列挑战次第出现：原油商品金融属性日益增强，国际原油价格的期货化程度不断加深，及早构建以本土原油期货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石油金融体系，以平抑价格波动，促进贸易安全，进而实现价格发现功能，参与国际原油价格制定，是迫在眉睫的命题。
而一个欲寻求国际油价话语权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深度融入全球金融贸易体系的有效市场。这需要中国市场的加速开放，需要从商品到金融的多层次市场体系的持续建设，也需要相应市场监管能力的迅速提升。
市场不开放，石油无安全，贸易有起伏，金融可避险。一言以蔽之，如何在开放中动态确保金融稳定和石油安全，需要我们有更大的智慧与胆识。
不只是石油及能源安全如此，随着中国深度卷入全球经济循环，如何以更开放和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来配置全球资源，平抑市场风险，宜早作决断，早为之计。而结论亦非常清晰：唯有更彻底的市场化、更深度的全球化，才能获取更持续的大发展，更深层的大安全，我们相信，这是新一轮中国改革和开放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
——编者
半年之间，国际油价“阴晴不定”，波动幅度接近30％，令许多中国等石油消费大国和相关公司、产业无所适从，中国石油供给安全亦令人担忧。
6月15日，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轻质原油收盘价为每桶98.85美元，两个月前的4月15日，此价格为每桶109.39美元，四个月前的2月15日，每桶价格为84.67美元。
不过，与近年来国际油价如过山车般的涨跌之势相比，最近半年的价格波动又有“小巫见大巫”之感：2006年至2008年原油价格一路冲高，从30美元涨到147美元。随后，金融危机导致油价一路狂跌，2009年1月触底33美元。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风云突变，日本核电重创，油价再起波澜，几度上破100美元心理关口，又几度跌破此心理线。
各主要石油消费国在此过程中备受折磨，原油现货与期货交易颇难决策。分析油价起伏，即使是最严谨的分析师，也需要在供求基本面外，探寻那些影响国际油价的复杂因素。
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对进口原油依存度已超过50％，如何更好应对国际油价变动所带来的冲击，亦面临原油交易产品的创新挑战和油品定价机制的变革阵痛，围绕石油的金融体系构建，已不容回避。
以原油进口为例，2010年中国的进口总量为2.39亿吨，相当于每天476万桶。在没有相应的期货交易对冲风险的情况下，原油价格每上涨10美元，中国每天就要为此多花掉4760万美元。
近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推进包括成品油在内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今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连启华6月8日亦表示，相关改革是一个难点，但应当会在年内启动。
不过，成品油价格机制的局部调整只是提升了与国际油价的对接力度，整体而言，中国仍然只是国际油价的被动接受者。而这其中的根本缺失，还是中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石油金融体系，相关领域改革重任艰巨。
近期建立“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呼声愈来愈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等机构的研究报告，都认为“建立中国石油金融体系恰逢其时”，建议主要建立四层体系：多层次构建石油交易市场体系；多渠道营造石油银行系统；多途径形成石油基金组合；多方位运用石油外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提出，除了多层次的交易体系外，建立石油银行体系值得探讨。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促进石油产业开发，为石油领域提供信贷等金融服务。“可以考虑将外汇资金直接注入开发性金融机构，条件成熟，还可考虑设立石油储备银行，专司储油、投资、交易及储油折储款付息等特定功能。”同时，设立信贷和投资业务主要限于石油领域的商业银行，向石油企业推销风险管理方案，设计石油场外衍生品给终端客户和炼油商。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管清友认为，有必要设立能源基金，探索在缺少市场主体多元化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基础上的中国原油交易平台，逐步增加中国的石油定价话语权。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陈柳钦甚至建议，财政部牵头设立国家石油平稳基金，以及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并允许民间设立中国石油投资基金。还可用外汇储备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建立石油仓单，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到期交割的交易制度，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原油资产。
国际油价再坐过山车
供求决定未来高油价走势，而期货、衍生品等金融杠杆则放大了振幅
什么因素驱动油价在今年再度急涨急跌，业界一直争论不休，但对于原油价格将持续在较高水平上有所震荡，则是基本共识。
一些人指责新兴经济体需求膨胀，一些人认为美元持续贬值难辞其咎，一些人则归罪于中东和北非的混乱局势干扰了原油生产、运输，令石油消费大国出手抢油，也有矛头指向了神秘而势力强大的投机客。
国际能源署（IEA）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认为，可以用“最终会回归供需面”来解读：开采成本愈来愈高，存量油田老化，新增油田稀缺，全球石油供需将呈“紧平衡”。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工业化提速刺激了石油需求，2010年石油需求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不久前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状况及价格走势分析会”上也表示，人们要做好未来高油价的心理准备。“石油的供求关系将会支配长期的石油价格，低油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傅成玉说。
不过，供求基本面紧张无法解释油价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油价波幅加大更多地是由投资及投机所驱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邓郁松告诉《财经》记者：“供求决定未来高油价走势，而期货、衍生品等金融杠杆则放大了振幅。”
陈柳钦提供的数据是，2004年到2008年，进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基金数量由4000多家增加到9000多家，估计投资金额达上万亿美元左右。
前高盛石油生产策略分析师麦克·罗斯曼在油价为每桶60美元时就估计，油价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由投机造成的。另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目前进入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投机资金约有2600亿美元，是2003年的20倍。
跨国投资集团泰丰资本(Terra Firma)中国区总裁石博向《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与原油及与原材料有关的金融产品交易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许多复杂的金融产品，波动的幅度原比石油价格大，但是并不被媒体关心，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
而石油则不同。石博引用巴克莱资本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世界有4120亿美元的资产投资在与原材料有关的金融产品，比去年同一时期增长50％多。他认为，“对于银行和对冲基金，石油和原材料交易已经是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表明，今年以来，对冲基金的确在继续增加对原油的看涨押注，持仓升至近五年来高点。业内人士认为，对冲基金等与实际需求无关的投资家将“中国因素”、中东乱局作为炒作题材，国际石油的走势呈现出了“亚洲因素溢价”和“投机溢价”。
而一些谨慎的能源对冲基金公司实质上并没有押注油价走势，而是在不同产品间做对冲，比如卖掉供暖用油转为囤积汽油，赚取差价。
各国相继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导致大规模投资资金流入大宗商品市场。“很多人认为石油日益金融化，我认为这个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金融资产，尤其是债券，已经不再安全，逃离金融资产的渴望正使得更多资金涌入硬资产领域。资金逃离金融资产以及货币贬值都是源于印刷货币：债务过多—印刷货币——货币价值缩水—持有大宗商品。”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联合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雷蒙德·戴利奥对《财经》记者说，此外，经济过热的新兴债权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十分强劲。
5月24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开始有史以来最大力度打击原油期货价格操纵行动，起诉两名知名交易员及其所属交易机构在2008年以操纵市场方式获利5000万美元。根据相关指控，涉案能源巨头一方面控制库存，制造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库存较低的假象推升油价，另一方面提前卖空，待抛售囤货导致价格回落时获取暴利。如果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赢得1.5亿美元赔偿金，这将成为该机构史上第二大罚单。
实际上，为抑制投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自今年2月以来第四度调高原油期货保证金。2月以来该交易所原油期货保证金已调高67％，使得对冲者及投机客的持仓成本陡增。
业界对此举的降温效果并不乐观。美国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能源研究学院副院长伯纳德·温斯坦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私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公共财政都持有大量现金，在全球很多经济体低利率、股市不振、房地产等资产价值低迷的多重作用下，投资者愿意把赌注下在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上。加之中东和北非的政治不确定性，又增加了石油价格的风险溢价。”
倒逼成品油定价变革
在国内油品市场结构仍旧是垄断性市场的约束下，考虑将定价权交给企业，由政府设定价格监测区间，算是次优选择
国际油价的起伏不定，令中国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备感尴尬。
从200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定价《办法》规定，国内成品油定价以中东基准迪拜原油、北海布伦特原油和印尼辛塔原油为参考基准，根据22个工作日国际原油价格区间（移动平均涨跌超过4％），并考虑成本利润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来设定柴油和汽油的出厂价。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两次，均引发公众怨声。第一次在2月20日，以上三地的原油加权均价涨幅为12.9％，计价期为41个工作日；第二次在4月7日，三地油价涨幅在14.8％，计价期为34个工作日，双双超过发改委规定的4％调价临界以及22个工作日。
5月初，三地油价涨幅已达5％以上。5月9日，第三次国内成品油调价之窗如期打开。不过，令人尴尬的是，接下来一周国际原油价格又暴跌14.7％，创下历史最大单周跌幅，国内原本已经开启的油价上涨窗口又被关闭。
这意味着，国内成品油此次上调有些缓慢，反因国际油价的下跌而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窗口。新湖期货研究所所长助理祝捷告诉《财经》记者，调价往往跟不上国际油价的节奏，调整时点滞后已经成为常态，且每次调整幅度都与国际市场实际波动不十分相符。
“调价滞后，迟钝，有时甚至‘逆调节’，国际油价都反转下跌了，我们还正打开涨价时间窗，犹豫着选择涨价时机。”王军对此亦有同感。
在业内人士看来，国际油价走势阴晴不定，国内成品油调价难免辗转反侧，陷入失灵之局。
而对企业来说，由于调价不到位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带来抑制，两大集团对市场资源投放屡屡出现控销惜售的操作，几次“油荒”已充分暴露出现行定价机制的尴尬：如果一段时间内国际油价在涨，而国内油价不动，企业一方面炼油动力不足，叫嚷炼油环节赔钱，要求政府加大补贴，另一方面自然更愿意将成品油外销。如此一来，等价格调整时，往往出现涨价与“油荒”齐现的尴尬之局。
这种刚性滞后，还往往被叠加以“弹性滞后”，因为价格监管部门要考虑包括通胀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是否生产和捕鱼旺季等等。这种原本应由财政补贴（公共性质用油）和用油企业（偏商业性）自我消化的成本，如今却以暂缓调价来应对，自然又给石油巨头们以口实。
中石化和中石油之间的资源互供，也因此受到影响。中石油拥有国产陆上原油多一些，中石化从外部市场购油多一些，如果能严格执行资源互供计划，自然可以互为奥援，更好保障成品油供应。但眼下的情形却是都愿意原油价格走高时超供，原油价格走低时欠供，而置季度框架协议于不顾——都愿意把低价原油留给自己，把高价原油尽快出手，以规避成品油价格风险。
据业内人士介绍，除了时滞效应，目前中国成品油价格政策的参照物中，没有一个反映国内市场需求的参数。这些参数决定的国内成品油价格所反映的更多是外国成品油的供求状况。
而国内成品油消费结构（国内柴油比例较大）与消费季节（国际市场夏季为汽油消费旺季）与国际存在的差异，则令价格和供求进一步扭曲，结果导致旺季价格无法提高，淡季无法下调。此时成品油走私的内外走向反而更能准确展示需求变化，颇具讽刺意味。
调整势在必行。
据报道，正在酝酿的成品油价格改革，根据发改委向国内主要油企下发的征求意见稿，成品油调价间隔将从目前的22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并有可能将成品油定价权下放给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巨头。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财经》记者表示，关于成品油定价新机制去年相关部门就已着手准备，今年煤电机制出问题更是使该机制加速推出。
在他看来，决策层意识到事不容缓，必须进一步调节。但是，并不会是媒体说的将成品油定价权下放给三大石油巨头，而是由政府间接调价变成企业直接调价，改善政府调价滞后迟钝的问题。
调价窗口一旦打开，就可以自动调整，跟上国际油价波动的步点。同时，成品油调价机制还在，不会取消，不是三大巨头想调多少，就调多少。不过是成品油调价间隔、调价幅度有所变动，机制更加畅通，调整节奏更加灵活，更加直接。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管清友则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在目前国内油品市场结构仍旧是垄断性市场的约束下，考虑将定价权交给企业，由政府设定价格监测区间，算是次优选择。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大量民营企业参与定价则能更及时反映市场变化，弱化垄断定价的可能性。
关键是让市场发现价格
只有当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原油需求的变化时，这样的价格才是更加真实和合理的
更加灵活和直接的调价，自然更有利于中国油价与国际接轨。虽然接轨是必须的，但中国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作为国际油价的被动承受者，要么争取主动参与国际市场定价。
主动参与国际市场定价，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原油期货交易，以套期套利、平抑价格波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快推出国内原油期货市场，实现价格发现的功能，进而徐图发挥定价权功能，从而让作为需求大户的中国市场的价格信号，能反映到国际原油价格形成过程中。
“只有当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更多地反映了我国原油需求的变化时，这样的价格才是更加真实和合理的，对我国原油使用者来说才是公平的，这就要求我国原油生产者和使用者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形成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原油价格。”王军说。
中石化负责原油进口的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坦承，中国目前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2亿多吨油，这其中份额油不到6000万吨，且因上游合同形式或联合体销售或经济原因，不一定全部能拿回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中石化炼油能力相对较强，国内原油生产相对不足，如何做好原油贸易，保证国内市场供应，压力尤大。
“研究市场可能比研究如何找到油和如何把油采出来更急迫、更重要。”王军指出，制定完善自己的石油价格形成体系，逐步影响国际原油市场价格，进而掌握石油定价权其实更为紧迫。
事实上，全球每年原油实货贸易量约21亿吨左右，而相应的期纸货交易却高达140亿吨，石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市场决定。没有自己的期货市场，“中国需求”无法产生“中国价格”。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能源战略似仍未跟上油价的新逻辑。一位不愿具名的石油企业人士表示，国家能源局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政策还是围绕着如何搞能源项目、如何找到资源”， 并未从金融视角去解开石油价格背后的迷局。他建议，国家能源局应该尽快调整能源战略思路，重视能源价格和交易机制的设计制定。
原油价格波动如此剧烈，致使重启原油期货的呼声一时再起。实际上，中国期货业曾有过一段火爆与盲动的历史，石油期货亦辉煌一时。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培育石油期货市场。1993年初，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前身之一——原上海石油交易所推出石油期货交易。之后，原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原北京石油交易所、原北京商品交易所等相继推出石油期货合约。
其中，原上海石油交易所交易量最大，运作规范，曾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当时推出大庆原油、90号汽油、0号柴油、250号燃料油等，一年多时间总交易量达5000万吨，占中国石油期货市场份额的70％左右。后因石油流通体制改革，以及运作不规范导致的行业整顿，石油期货被叫停，上油所由此被关闭。
据期货界资深人士回忆说，当时上油所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第三大石油期货交易所。2006年上油所重新开市，不过其地位已经被新加坡、东京等交易所取代。目前国际主要的期货市场包括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新加坡交易所(SGX)和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而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价格亦基本由伦敦和纽约两家交易所决定。
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石油净进口超过2亿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了53.7％。中国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近年来也开始参与国际期货，但常因孤军作战，经验不足，战绩平平，不乏被海外资本“围猎”的故事。
由于参与境外期货只能依赖境外交易机构提供的交易系统，持仓头寸、资金进出等信息极易暴露。另外，境外交易机构也借交易系统，收取高额手续费，国内企业只好被动接受。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综合来看，因为定价权缺失，中国一直深陷被迫接受国际油价高企的窘境。比如，中东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美地区的价格每桶要高出1美元左右，这就是近两年来被业界频频提起的“亚洲升水”。
据介绍，沙特轻质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洲的价格有时甚至高出3美元以上。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时直接从沙特购油运回中国，还不如按沙特给美国的价格先从沙特运往美国，再从美国转运到中国便宜。“亚洲升水”并非是沙特对东北亚国家故意刁难，关键原因是东北亚国家定价权缺失。
中东原油的流向主要是亚洲、欧洲和美国，销往欧洲的原油价格通常与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Brent油价联动，销往北美的原油与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的WTI油价联动。
由于亚洲地区没有成功的原油期货市场，因此销往亚洲的原油与Platt’s（普氏价格）报价系统的迪拜、阿曼油价联动，但迪拜油、阿曼油的价格归根结底受WTI和Brent的影响，无法反映东北亚地区的真正供求关系，导致中东销往东北亚地区的原油价格普遍偏高，中国每年也因此多掏数十亿美元的溢价费。
适时重启石油期货
要正确认识期货市场价格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大宗商品价格具有前瞻性、连续性、权威性，在商品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物
多位官企学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重启中国的石油期货正当其时。在上海期交所的产品创新规划里，这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王军认为，金融体系的日渐完备，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的体量，进口的激增，国家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致使企业参与套保对冲风险的需求等等，凡此种种都表明重启石油期货机缘已经成熟。
“中国运作的橡胶和期铜，已经影响到了纽约和伦敦，逐步在增加话语权，企业也熟悉了操作技能，是很好的例子。”王军说。
不少学者更看重其宏观意义，力促决策者重视期货，从而为宏观调控发挥更好的“晴雨表”功能。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表示，由于石油、铜、铝、黄金、白糖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属性渐浓于商品属性，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猛涨已释放到国民经济各个产业，成为通货膨胀的导火索。所以，此类产品的价格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
5月28日，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范福春在“第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也表示，要正确认识期货市场价格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大宗商品价格具有前瞻性、连续性、权威性，在商品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物。“千万不能把商品期货价格看做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这种认识犹如把天气变化的责任归咎于天气预报一样。”
雷蒙德·戴利奥也对《财经》记者说，发展石油期货市场有两大目的：一是作为对冲工具；二是作为投机工具，有了期货市场，石油使用者可以更好地规避石油价格上涨。当然，投机行为会加剧市场的波动。
实际上，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议“重启原油和成品油期货，恢复国债期货”，“积极稳妥推出期权交易”。期货界人士亦对推出白银、沥青、原油、生猪等品种以及商品指数期货、碳排放权等衍生品冀望甚殷。
近日，深圳期货界元老聚集，呼吁恢复深圳期货交易所，将中国缺失的石油、天然气、柴油甚至利率、国债等期货产品开发出来，先行先试。
与此同时，上海期货交易所（下称上期所）明确了创新路线图，高调力推原油期货的开发。5月28日，上期所理事长王立华在召开的第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表示， “上期所将加大品种创新力度，完善有色和能源产品系列。”
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上海市政府计划今年在上期所重新推出原油期货，以便中国企业套期保值，并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石油定价权。
中石化负责原油进口项目的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说：上期所初步计划于今年推出原油期货交易产品及交易业务。他们对此事已经酝酿了很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物力，专门为此与包括我们中石化在内的石油公司、国内外同行、有关政府机构等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探讨。
在他看来，建立中国自有的原油期货交易平台，对中国进一步提高在国际原油市场中的话语权起到了促进作用，中石化会对此全力支持。
上海期货交易所运作的燃料油期货，是遭遇期货业两次整顿后唯一在2004年复牌的期货品种。目前现货连续交易、延期交割、中远期撮合交易等创新模式，被视为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擦边球”式的试探，而上期所的燃料油期货运作也为放开其他石油期货品种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实际上，几大石油交易中心一直在备战原油期货，冀望开启之时自身能脱颖而出。“他们都扛着、等待着，打持久战，耗到政策的春天来临。”北京石油在线研究院院长周成当说。
大商所副总经理曲立峰曾公开表示，希望原油期货能够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我们希望政府步子再大一点，再敞开一些，再迅速一些。”
上期所则将石油储备与石油期货、国内外石油储备、运作模式和外汇政策等石油金融问题纳入研究视野。
决策部门的举动也在给石油期货市场的重生带来些许助力。5月初，商务部下发通知，敦促地方尽快制定成品油分销体系“十二五”规划。在业内人士看来，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的小步前行亦为石油价格体系完善探路。
石油市场体系渐进
具体的时间表要视“双开放”——石油和金融市场开放——的速率而定，既取决于石油市场本身的市场化进程，也取决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节奏
如何选择石油金融体系构建路径，业界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陈柳钦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先立足现货市场、中远期市场，让几大石油期货交易所在成品油及石化产品中远期交易方面推出更多品种，推动现货集中市场的发展；
第二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石油期货市场。尽快丰富现有几大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品种，扩大交易量，形成几家交易所角逐竞争的格局。逐步形成自己的报价系统，争取在10年到20年的时间里，融入全球石油定价体系；
第三步逐步推出石油衍生品场外交易。
在业内人士看来，具体的时间表要视“双开放”——石油和金融市场开放——的速率而定，既取决于石油市场本身的市场化进程，也取决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节奏。
一些期货界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中国石油市场的高度垄断，政策须鼓励创新品种，逐步拓宽新品试验范围，从石油中远期合同交易市场建设入手。
这样可以形成既有现货、中远期合同以及期货和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的现代石油交易市场体系，通过石油股指期货、期货期权交易，优化投资组合，降低石油行业及石油制品的交易风险。 “目标是建立既包括现货、也包含期货的综合市场。可用现货来制约期货的炒作，也可以用期货来提升现货的交易。”原上海石油交易所总裁杨景民曾表示。
邓郁松认为，更符合国情的做法是推动石油流通体制改革，放开油品进口权，率先推出成品油期货品种，从终端倒逼上游，进而逐步推出原油期货。
在业内人士看来，原油进口权的垄断，制约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对《财经》记者表示：“就那么几家有进出口权，可以想象期货不好做起来。”
目前上海石油交易所（下称上油所）、大连石油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渤海商品交易所等都涉猎原油的下游品种——润滑油、化工产品等现货交易。但是，交易并不活跃，参与者寥寥。周成当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大家都做不起来，市场垄断，交易主体单一，没有几家参与。”
大连一家靠转买配额进口原油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民营企业没有或少有原油进口资质，只能进口燃料油。更要害的是“排产权限制”，中石油、中石化系统外的企业若进口原油，必须持有这两大集团出具的“排产”证明，海关才给予放行，铁路部门才安排运输计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油企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说：“现货市场不活跃，交易主体不多，是上游没放开。对上游是否要放开？不同利益间意见不一。”
反对的公司认为，原油进口配额放开，铁矿石的今天将是石油行业的明天。曾有大型企业向中央写信，反对上游放开。中央高层批示，让进行研究。结果会场争论激烈，场面火爆。
除了两大集团，其他国企、外企、民企都想到国外拿油。这位油企内部人士反对简单类比铁矿石这个借口，铁矿石是国际寡头垄断的市场，而石油市场交易充分国际化，市场是放开的。他说：“有集团提出也不能拆分三大集团，否则，煤炭市场的今天将是石油行业的明天。”
对此，林伯强向《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在政策设计上要考虑到垄断机制这一根本因素，先把原油期货市场搭起来，让三大公司以某种形式参与操作，并在操作中发现问题，哪些可行，哪些需要改进，逐步改善设计。一开始不要想太大，其实纽交所也不像人们想的有那么多参与者。参与者不必那么多，品种逐步上。”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对原油期货市场的建设切忌“急功近利”。林伯强指出，定价权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权利，纽约商品交易所建在美国，不是说美国有话语权，而是这个市场有话语权。
管清友也提醒，建立原油期货，相当一部分功夫在诗外，“期货能不能建，不全在石油市场，也要看金融市场。原油期货一旦启动，盘子是非常大的，而且与国际市场联动，交易用人民币还是美元结算？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否承受原油期货市场的冲击？金融管制是否已准备好？统计数据、信息发布能否跟上期货的变动？因此，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平台的问题，还要看配套制度。”
美国《能源论坛》杂志主编、美国休斯敦大学库伦工程学院教授迈克·J.伊科诺米迪斯对《财经》记者亦表示，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可能性并不被看好。中国的市场经济以及金融证券市场都相对薄弱，较难经受大量外资的冲击。
一位多次参与中国能源立法的全国人大财经委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中国要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如果还是比照额度很小的QFII，能否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场交易存疑，国际投资者为什么要离开北海、美国和新加坡这些完全开放的市场？而缺乏国际投资者，又何谈影响国际价格。
“相比新加坡，中国的金融和法律系统还需要完善，所以中国近期还很难成为新的定价中心。”普氏能源资讯亚洲商务发展高级总监华大威告诉《财经》记者。
而傅成玉在上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状况及价格走势”会上亦表示，要增加在大宗商品价格方面的话语权，需要增加金融市场的人才培养，需要对包括期货在内的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学习和利用。
根据《中国期货市场2020年发展战略规划》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期货市场将逐步发展成为由商品期货、金融期货构成的完整的期货市场体系，实现拥有市场定价能力的全球性期货大国的目标。规划期货对实体经济的占比率从6％提升至90％以上；中国期货品种与国际期货品种的重合率从6％提升至90％以上，完成中国期货市场与国际期货市场的全面接轨。
目标已定，前路依然漫漫。
本刊记者王毕强、实习生曾佑蕊对此文亦有贡献
为弥补巨大需求缺口，在传统石油安全惯性思维下，中国不断加大寻找和开发海外油源的力度。然而，由于全球能源供应整体趋紧，资源国加强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力度，部分产油国大力发展下游石化工业，加上其他新兴经济体竞争及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不安等因素，中国进一步扩大海外石油生产面临诸多挑战，难以承担保障石油供给重任。
从全球经贸合作与产业分工来看，以贸易保供给，应当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首选。由此，一系列挑战次第出现：原油商品金融属性日益增强，国际原油价格的期货化程度不断加深，及早构建以本土原油期货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石油金融体系，以平抑价格波动，促进贸易安全，进而实现价格发现功能，参与国际原油价格制定，是迫在眉睫的命题。
而一个欲寻求国际油价话语权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深度融入全球金融贸易体系的有效市场。这需要中国市场的加速开放，需要从商品到金融的多层次市场体系的持续建设，也需要相应市场监管能力的迅速提升。
市场不开放，石油无安全，贸易有起伏，金融可避险。一言以蔽之，如何在开放中动态确保金融稳定和石油安全，需要我们有更大的智慧与胆识。
不只是石油及能源安全如此，随着中国深度卷入全球经济循环，如何以更开放和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来配置全球资源，平抑市场风险，宜早作决断，早为之计。而结论亦非常清晰：唯有更彻底的市场化、更深度的全球化，才能获取更持续的大发展，更深层的大安全，我们相信，这是新一轮中国改革和开放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
——编者
半年之间，国际油价“阴晴不定”，波动幅度接近30％，令许多中国等石油消费大国和相关公司、产业无所适从，中国石油供给安全亦令人担忧。
6月15日，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轻质原油收盘价为每桶98.85美元，两个月前的4月15日，此价格为每桶109.39美元，四个月前的2月15日，每桶价格为84.67美元。
不过，与近年来国际油价如过山车般的涨跌之势相比，最近半年的价格波动又有“小巫见大巫”之感：2006年至2008年原油价格一路冲高，从30美元涨到147美元。随后，金融危机导致油价一路狂跌，2009年1月触底33美元。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风云突变，日本核电重创，油价再起波澜，几度上破100美元心理关口，又几度跌破此心理线。
各主要石油消费国在此过程中备受折磨，原油现货与期货交易颇难决策。分析油价起伏，即使是最严谨的分析师，也需要在供求基本面外，探寻那些影响国际油价的复杂因素。
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对进口原油依存度已超过50％，如何更好应对国际油价变动所带来的冲击，亦面临原油交易产品的创新挑战和油品定价机制的变革阵痛，围绕石油的金融体系构建，已不容回避。
以原油进口为例，2010年中国的进口总量为2.39亿吨，相当于每天476万桶。在没有相应的期货交易对冲风险的情况下，原油价格每上涨10美元，中国每天就要为此多花掉4760万美元。
近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推进包括成品油在内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今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连启华6月8日亦表示，相关改革是一个难点，但应当会在年内启动。
不过，成品油价格机制的局部调整只是提升了与国际油价的对接力度，整体而言，中国仍然只是国际油价的被动接受者。而这其中的根本缺失，还是中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石油金融体系，相关领域改革重任艰巨。
近期建立“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呼声愈来愈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等机构的研究报告，都认为“建立中国石油金融体系恰逢其时”，建议主要建立四层体系：多层次构建石油交易市场体系；多渠道营造石油银行系统；多途径形成石油基金组合；多方位运用石油外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提出，除了多层次的交易体系外，建立石油银行体系值得探讨。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促进石油产业开发，为石油领域提供信贷等金融服务。“可以考虑将外汇资金直接注入开发性金融机构，条件成熟，还可考虑设立石油储备银行，专司储油、投资、交易及储油折储款付息等特定功能。”同时，设立信贷和投资业务主要限于石油领域的商业银行，向石油企业推销风险管理方案，设计石油场外衍生品给终端客户和炼油商。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管清友认为，有必要设立能源基金，探索在缺少市场主体多元化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基础上的中国原油交易平台，逐步增加中国的石油定价话语权。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陈柳钦甚至建议，财政部牵头设立国家石油平稳基金，以及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并允许民间设立中国石油投资基金。还可用外汇储备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建立石油仓单，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到期交割的交易制度，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原油资产。
国际油价再坐过山车
供求决定未来高油价走势，而期货、衍生品等金融杠杆则放大了振幅
什么因素驱动油价在今年再度急涨急跌，业界一直争论不休，但对于原油价格将持续在较高水平上有所震荡，则是基本共识。
一些人指责新兴经济体需求膨胀，一些人认为美元持续贬值难辞其咎，一些人则归罪于中东和北非的混乱局势干扰了原油生产、运输，令石油消费大国出手抢油，也有矛头指向了神秘而势力强大的投机客。
国际能源署（IEA）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认为，可以用“最终会回归供需面”来解读：开采成本愈来愈高，存量油田老化，新增油田稀缺，全球石油供需将呈“紧平衡”。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工业化提速刺激了石油需求，2010年石油需求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不久前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状况及价格走势分析会”上也表示，人们要做好未来高油价的心理准备。“石油的供求关系将会支配长期的石油价格，低油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傅成玉说。
不过，供求基本面紧张无法解释油价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油价波幅加大更多地是由投资及投机所驱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邓郁松告诉《财经》记者：“供求决定未来高油价走势，而期货、衍生品等金融杠杆则放大了振幅。”
陈柳钦提供的数据是，2004年到2008年，进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基金数量由4000多家增加到9000多家，估计投资金额达上万亿美元左右。
前高盛石油生产策略分析师麦克·罗斯曼在油价为每桶60美元时就估计，油价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由投机造成的。另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目前进入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投机资金约有2600亿美元，是2003年的20倍。
跨国投资集团泰丰资本(Terra Firma)中国区总裁石博向《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与原油及与原材料有关的金融产品交易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许多复杂的金融产品，波动的幅度原比石油价格大，但是并不被媒体关心，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
而石油则不同。石博引用巴克莱资本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世界有4120亿美元的资产投资在与原材料有关的金融产品，比去年同一时期增长50％多。他认为，“对于银行和对冲基金，石油和原材料交易已经是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表明，今年以来，对冲基金的确在继续增加对原油的看涨押注，持仓升至近五年来高点。业内人士认为，对冲基金等与实际需求无关的投资家将“中国因素”、中东乱局作为炒作题材，国际石油的走势呈现出了“亚洲因素溢价”和“投机溢价”。
而一些谨慎的能源对冲基金公司实质上并没有押注油价走势，而是在不同产品间做对冲，比如卖掉供暖用油转为囤积汽油，赚取差价。
各国相继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导致大规模投资资金流入大宗商品市场。“很多人认为石油日益金融化，我认为这个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金融资产，尤其是债券，已经不再安全，逃离金融资产的渴望正使得更多资金涌入硬资产领域。资金逃离金融资产以及货币贬值都是源于印刷货币：债务过多—印刷货币——货币价值缩水—持有大宗商品。”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联合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雷蒙德·戴利奥对《财经》记者说，此外，经济过热的新兴债权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十分强劲。
5月24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开始有史以来最大力度打击原油期货价格操纵行动，起诉两名知名交易员及其所属交易机构在2008年以操纵市场方式获利5000万美元。根据相关指控，涉案能源巨头一方面控制库存，制造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库存较低的假象推升油价，另一方面提前卖空，待抛售囤货导致价格回落时获取暴利。如果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赢得1.5亿美元赔偿金，这将成为该机构史上第二大罚单。
实际上，为抑制投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自今年2月以来第四度调高原油期货保证金。2月以来该交易所原油期货保证金已调高67％，使得对冲者及投机客的持仓成本陡增。
业界对此举的降温效果并不乐观。美国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能源研究学院副院长伯纳德·温斯坦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私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公共财政都持有大量现金，在全球很多经济体低利率、股市不振、房地产等资产价值低迷的多重作用下，投资者愿意把赌注下在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上。加之中东和北非的政治不确定性，又增加了石油价格的风险溢价。”
倒逼成品油定价变革
在国内油品市场结构仍旧是垄断性市场的约束下，考虑将定价权交给企业，由政府设定价格监测区间，算是次优选择
国际油价的起伏不定，令中国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备感尴尬。
从200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定价《办法》规定，国内成品油定价以中东基准迪拜原油、北海布伦特原油和印尼辛塔原油为参考基准，根据22个工作日国际原油价格区间（移动平均涨跌超过4％），并考虑成本利润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来设定柴油和汽油的出厂价。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两次，均引发公众怨声。第一次在2月20日，以上三地的原油加权均价涨幅为12.9％，计价期为41个工作日；第二次在4月7日，三地油价涨幅在14.8％，计价期为34个工作日，双双超过发改委规定的4％调价临界以及22个工作日。
5月初，三地油价涨幅已达5％以上。5月9日，第三次国内成品油调价之窗如期打开。不过，令人尴尬的是，接下来一周国际原油价格又暴跌14.7％，创下历史最大单周跌幅，国内原本已经开启的油价上涨窗口又被关闭。
这意味着，国内成品油此次上调有些缓慢，反因国际油价的下跌而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窗口。新湖期货研究所所长助理祝捷告诉《财经》记者，调价往往跟不上国际油价的节奏，调整时点滞后已经成为常态，且每次调整幅度都与国际市场实际波动不十分相符。
“调价滞后，迟钝，有时甚至‘逆调节’，国际油价都反转下跌了，我们还正打开涨价时间窗，犹豫着选择涨价时机。”王军对此亦有同感。
在业内人士看来，国际油价走势阴晴不定，国内成品油调价难免辗转反侧，陷入失灵之局。
而对企业来说，由于调价不到位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带来抑制，两大集团对市场资源投放屡屡出现控销惜售的操作，几次“油荒”已充分暴露出现行定价机制的尴尬：如果一段时间内国际油价在涨，而国内油价不动，企业一方面炼油动力不足，叫嚷炼油环节赔钱，要求政府加大补贴，另一方面自然更愿意将成品油外销。如此一来，等价格调整时，往往出现涨价与“油荒”齐现的尴尬之局。
这种刚性滞后，还往往被叠加以“弹性滞后”，因为价格监管部门要考虑包括通胀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是否生产和捕鱼旺季等等。这种原本应由财政补贴（公共性质用油）和用油企业（偏商业性）自我消化的成本，如今却以暂缓调价来应对，自然又给石油巨头们以口实。
中石化和中石油之间的资源互供，也因此受到影响。中石油拥有国产陆上原油多一些，中石化从外部市场购油多一些，如果能严格执行资源互供计划，自然可以互为奥援，更好保障成品油供应。但眼下的情形却是都愿意原油价格走高时超供，原油价格走低时欠供，而置季度框架协议于不顾——都愿意把低价原油留给自己，把高价原油尽快出手，以规避成品油价格风险。
据业内人士介绍，除了时滞效应，目前中国成品油价格政策的参照物中，没有一个反映国内市场需求的参数。这些参数决定的国内成品油价格所反映的更多是外国成品油的供求状况。
而国内成品油消费结构（国内柴油比例较大）与消费季节（国际市场夏季为汽油消费旺季）与国际存在的差异，则令价格和供求进一步扭曲，结果导致旺季价格无法提高，淡季无法下调。此时成品油走私的内外走向反而更能准确展示需求变化，颇具讽刺意味。
调整势在必行。
据报道，正在酝酿的成品油价格改革，根据发改委向国内主要油企下发的征求意见稿，成品油调价间隔将从目前的22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并有可能将成品油定价权下放给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巨头。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财经》记者表示，关于成品油定价新机制去年相关部门就已着手准备，今年煤电机制出问题更是使该机制加速推出。
在他看来，决策层意识到事不容缓，必须进一步调节。但是，并不会是媒体说的将成品油定价权下放给三大石油巨头，而是由政府间接调价变成企业直接调价，改善政府调价滞后迟钝的问题。
调价窗口一旦打开，就可以自动调整，跟上国际油价波动的步点。同时，成品油调价机制还在，不会取消，不是三大巨头想调多少，就调多少。不过是成品油调价间隔、调价幅度有所变动，机制更加畅通，调整节奏更加灵活，更加直接。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管清友则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在目前国内油品市场结构仍旧是垄断性市场的约束下，考虑将定价权交给企业，由政府设定价格监测区间，算是次优选择。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大量民营企业参与定价则能更及时反映市场变化，弱化垄断定价的可能性。
关键是让市场发现价格
只有当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原油需求的变化时，这样的价格才是更加真实和合理的
更加灵活和直接的调价，自然更有利于中国油价与国际接轨。虽然接轨是必须的，但中国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作为国际油价的被动承受者，要么争取主动参与国际市场定价。
主动参与国际市场定价，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原油期货交易，以套期套利、平抑价格波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快推出国内原油期货市场，实现价格发现的功能，进而徐图发挥定价权功能，从而让作为需求大户的中国市场的价格信号，能反映到国际原油价格形成过程中。
“只有当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动更多地反映了我国原油需求的变化时，这样的价格才是更加真实和合理的，对我国原油使用者来说才是公平的，这就要求我国原油生产者和使用者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形成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原油价格。”王军说。
中石化负责原油进口的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坦承，中国目前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2亿多吨油，这其中份额油不到6000万吨，且因上游合同形式或联合体销售或经济原因，不一定全部能拿回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中石化炼油能力相对较强，国内原油生产相对不足，如何做好原油贸易，保证国内市场供应，压力尤大。
“研究市场可能比研究如何找到油和如何把油采出来更急迫、更重要。”王军指出，制定完善自己的石油价格形成体系，逐步影响国际原油市场价格，进而掌握石油定价权其实更为紧迫。
事实上，全球每年原油实货贸易量约21亿吨左右，而相应的期纸货交易却高达140亿吨，石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市场决定。没有自己的期货市场，“中国需求”无法产生“中国价格”。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能源战略似仍未跟上油价的新逻辑。一位不愿具名的石油企业人士表示，国家能源局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政策还是围绕着如何搞能源项目、如何找到资源”， 并未从金融视角去解开石油价格背后的迷局。他建议，国家能源局应该尽快调整能源战略思路，重视能源价格和交易机制的设计制定。
原油价格波动如此剧烈，致使重启原油期货的呼声一时再起。实际上，中国期货业曾有过一段火爆与盲动的历史，石油期货亦辉煌一时。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培育石油期货市场。1993年初，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前身之一——原上海石油交易所推出石油期货交易。之后，原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原北京石油交易所、原北京商品交易所等相继推出石油期货合约。
其中，原上海石油交易所交易量最大，运作规范，曾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当时推出大庆原油、90号汽油、0号柴油、250号燃料油等，一年多时间总交易量达5000万吨，占中国石油期货市场份额的70％左右。后因石油流通体制改革，以及运作不规范导致的行业整顿，石油期货被叫停，上油所由此被关闭。
据期货界资深人士回忆说，当时上油所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第三大石油期货交易所。2006年上油所重新开市，不过其地位已经被新加坡、东京等交易所取代。目前国际主要的期货市场包括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新加坡交易所(SGX)和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而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价格亦基本由伦敦和纽约两家交易所决定。
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石油净进口超过2亿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了53.7％。中国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近年来也开始参与国际期货，但常因孤军作战，经验不足，战绩平平，不乏被海外资本“围猎”的故事。
由于参与境外期货只能依赖境外交易机构提供的交易系统，持仓头寸、资金进出等信息极易暴露。另外，境外交易机构也借交易系统，收取高额手续费，国内企业只好被动接受。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综合来看，因为定价权缺失，中国一直深陷被迫接受国际油价高企的窘境。比如，中东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美地区的价格每桶要高出1美元左右，这就是近两年来被业界频频提起的“亚洲升水”。
据介绍，沙特轻质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洲的价格有时甚至高出3美元以上。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时直接从沙特购油运回中国，还不如按沙特给美国的价格先从沙特运往美国，再从美国转运到中国便宜。“亚洲升水”并非是沙特对东北亚国家故意刁难，关键原因是东北亚国家定价权缺失。
中东原油的流向主要是亚洲、欧洲和美国，销往欧洲的原油价格通常与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Brent油价联动，销往北美的原油与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的WTI油价联动。
由于亚洲地区没有成功的原油期货市场，因此销往亚洲的原油与Platt’s（普氏价格）报价系统的迪拜、阿曼油价联动，但迪拜油、阿曼油的价格归根结底受WTI和Brent的影响，无法反映东北亚地区的真正供求关系，导致中东销往东北亚地区的原油价格普遍偏高，中国每年也因此多掏数十亿美元的溢价费。
适时重启石油期货
要正确认识期货市场价格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大宗商品价格具有前瞻性、连续性、权威性，在商品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物
多位官企学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重启中国的石油期货正当其时。在上海期交所的产品创新规划里，这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王军认为，金融体系的日渐完备，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的体量，进口的激增，国家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致使企业参与套保对冲风险的需求等等，凡此种种都表明重启石油期货机缘已经成熟。
“中国运作的橡胶和期铜，已经影响到了纽约和伦敦，逐步在增加话语权，企业也熟悉了操作技能，是很好的例子。”王军说。
不少学者更看重其宏观意义，力促决策者重视期货，从而为宏观调控发挥更好的“晴雨表”功能。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表示，由于石油、铜、铝、黄金、白糖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金融属性渐浓于商品属性，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猛涨已释放到国民经济各个产业，成为通货膨胀的导火索。所以，此类产品的价格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
5月28日，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范福春在“第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也表示，要正确认识期货市场价格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大宗商品价格具有前瞻性、连续性、权威性，在商品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物。“千万不能把商品期货价格看做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这种认识犹如把天气变化的责任归咎于天气预报一样。”
雷蒙德·戴利奥也对《财经》记者说，发展石油期货市场有两大目的：一是作为对冲工具；二是作为投机工具，有了期货市场，石油使用者可以更好地规避石油价格上涨。当然，投机行为会加剧市场的波动。
实际上，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议“重启原油和成品油期货，恢复国债期货”，“积极稳妥推出期权交易”。期货界人士亦对推出白银、沥青、原油、生猪等品种以及商品指数期货、碳排放权等衍生品冀望甚殷。
近日，深圳期货界元老聚集，呼吁恢复深圳期货交易所，将中国缺失的石油、天然气、柴油甚至利率、国债等期货产品开发出来，先行先试。
与此同时，上海期货交易所（下称上期所）明确了创新路线图，高调力推原油期货的开发。5月28日，上期所理事长王立华在召开的第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表示， “上期所将加大品种创新力度，完善有色和能源产品系列。”
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上海市政府计划今年在上期所重新推出原油期货，以便中国企业套期保值，并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石油定价权。
中石化负责原油进口项目的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说：上期所初步计划于今年推出原油期货交易产品及交易业务。他们对此事已经酝酿了很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物力，专门为此与包括我们中石化在内的石油公司、国内外同行、有关政府机构等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探讨。
在他看来，建立中国自有的原油期货交易平台，对中国进一步提高在国际原油市场中的话语权起到了促进作用，中石化会对此全力支持。
上海期货交易所运作的燃料油期货，是遭遇期货业两次整顿后唯一在2004年复牌的期货品种。目前现货连续交易、延期交割、中远期撮合交易等创新模式，被视为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擦边球”式的试探，而上期所的燃料油期货运作也为放开其他石油期货品种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实际上，几大石油交易中心一直在备战原油期货，冀望开启之时自身能脱颖而出。“他们都扛着、等待着，打持久战，耗到政策的春天来临。”北京石油在线研究院院长周成当说。
大商所副总经理曲立峰曾公开表示，希望原油期货能够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我们希望政府步子再大一点，再敞开一些，再迅速一些。”
上期所则将石油储备与石油期货、国内外石油储备、运作模式和外汇政策等石油金融问题纳入研究视野。
决策部门的举动也在给石油期货市场的重生带来些许助力。5月初，商务部下发通知，敦促地方尽快制定成品油分销体系“十二五”规划。在业内人士看来，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的小步前行亦为石油价格体系完善探路。
石油市场体系渐进
具体的时间表要视“双开放”——石油和金融市场开放——的速率而定，既取决于石油市场本身的市场化进程，也取决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节奏
如何选择石油金融体系构建路径，业界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陈柳钦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先立足现货市场、中远期市场，让几大石油期货交易所在成品油及石化产品中远期交易方面推出更多品种，推动现货集中市场的发展；
第二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石油期货市场。尽快丰富现有几大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品种，扩大交易量，形成几家交易所角逐竞争的格局。逐步形成自己的报价系统，争取在10年到20年的时间里，融入全球石油定价体系；
第三步逐步推出石油衍生品场外交易。
在业内人士看来，具体的时间表要视“双开放”——石油和金融市场开放——的速率而定，既取决于石油市场本身的市场化进程，也取决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节奏。
一些期货界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中国石油市场的高度垄断，政策须鼓励创新品种，逐步拓宽新品试验范围，从石油中远期合同交易市场建设入手。
这样可以形成既有现货、中远期合同以及期货和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的现代石油交易市场体系，通过石油股指期货、期货期权交易，优化投资组合，降低石油行业及石油制品的交易风险。 “目标是建立既包括现货、也包含期货的综合市场。可用现货来制约期货的炒作，也可以用期货来提升现货的交易。”原上海石油交易所总裁杨景民曾表示。
邓郁松认为，更符合国情的做法是推动石油流通体制改革，放开油品进口权，率先推出成品油期货品种，从终端倒逼上游，进而逐步推出原油期货。
在业内人士看来，原油进口权的垄断，制约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对《财经》记者表示：“就那么几家有进出口权，可以想象期货不好做起来。”
目前上海石油交易所（下称上油所）、大连石油交易所、北京石油交易所、渤海商品交易所等都涉猎原油的下游品种——润滑油、化工产品等现货交易。但是，交易并不活跃，参与者寥寥。周成当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大家都做不起来，市场垄断，交易主体单一，没有几家参与。”
大连一家靠转买配额进口原油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民营企业没有或少有原油进口资质，只能进口燃料油。更要害的是“排产权限制”，中石油、中石化系统外的企业若进口原油，必须持有这两大集团出具的“排产”证明，海关才给予放行，铁路部门才安排运输计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油企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说：“现货市场不活跃，交易主体不多，是上游没放开。对上游是否要放开？不同利益间意见不一。”
反对的公司认为，原油进口配额放开，铁矿石的今天将是石油行业的明天。曾有大型企业向中央写信，反对上游放开。中央高层批示，让进行研究。结果会场争论激烈，场面火爆。
除了两大集团，其他国企、外企、民企都想到国外拿油。这位油企内部人士反对简单类比铁矿石这个借口，铁矿石是国际寡头垄断的市场，而石油市场交易充分国际化，市场是放开的。他说：“有集团提出也不能拆分三大集团，否则，煤炭市场的今天将是石油行业的明天。”
对此，林伯强向《财经》记者分析指出，“在政策设计上要考虑到垄断机制这一根本因素，先把原油期货市场搭起来，让三大公司以某种形式参与操作，并在操作中发现问题，哪些可行，哪些需要改进，逐步改善设计。一开始不要想太大，其实纽交所也不像人们想的有那么多参与者。参与者不必那么多，品种逐步上。”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对原油期货市场的建设切忌“急功近利”。林伯强指出，定价权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权利，纽约商品交易所建在美国，不是说美国有话语权，而是这个市场有话语权。
管清友也提醒，建立原油期货，相当一部分功夫在诗外，“期货能不能建，不全在石油市场，也要看金融市场。原油期货一旦启动，盘子是非常大的，而且与国际市场联动，交易用人民币还是美元结算？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否承受原油期货市场的冲击？金融管制是否已准备好？统计数据、信息发布能否跟上期货的变动？因此，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平台的问题，还要看配套制度。”
美国《能源论坛》杂志主编、美国休斯敦大学库伦工程学院教授迈克·J.伊科诺米迪斯对《财经》记者亦表示，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可能性并不被看好。中国的市场经济以及金融证券市场都相对薄弱，较难经受大量外资的冲击。
一位多次参与中国能源立法的全国人大财经委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中国要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如果还是比照额度很小的QFII，能否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场交易存疑，国际投资者为什么要离开北海、美国和新加坡这些完全开放的市场？而缺乏国际投资者，又何谈影响国际价格。
“相比新加坡，中国的金融和法律系统还需要完善，所以中国近期还很难成为新的定价中心。”普氏能源资讯亚洲商务发展高级总监华大威告诉《财经》记者。
而傅成玉在上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状况及价格走势”会上亦表示，要增加在大宗商品价格方面的话语权，需要增加金融市场的人才培养，需要对包括期货在内的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学习和利用。
根据《中国期货市场2020年发展战略规划》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期货市场将逐步发展成为由商品期货、金融期货构成的完整的期货市场体系，实现拥有市场定价能力的全球性期货大国的目标。规划期货对实体经济的占比率从6％提升至90％以上；中国期货品种与国际期货品种的重合率从6％提升至90％以上，完成中国期货市场与国际期货市场的全面接轨。
目标已定，前路依然漫漫。
本刊记者王毕强、实习生曾佑蕊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