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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9日，江西余干县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的主要路口被警方封锁，余干县公安局出动的三百多名干警全部荷枪实弹，经过3天的集中整治，两个以“重金求子”为主要骗术的诈骗村得以清查。
此举是为了响应一个月前公安部开展的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部级联席会议上提出，各地要依法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网络投资诈骗、黑电台等违法犯罪活动，尽快整治一批重点地区。江西余干县等8个地域性犯罪相对集中的地区，成为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整治对象。
事实上，“诈骗村”的叫法并不严谨，它是指以电信、网络为平台从事诈骗活动的区域，这种诈骗又多以家族、邻里、亲朋为单位，在某个区域形成气候，而这个区域又多为相对贫困的村庄。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类似的村庄出现。50年前，湖南蓝山县板屋村村民编造当地发现国民党遗留的美元金库的谎言，开始以假美元诈骗，甚至被媒体称为“中国诈骗第一村”。
五十多年来，随着社会发展，诈骗手段不断“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同时呈现出家族化、区域化、专业化的新特点。在诈骗产业链的背后，也渐显监管制度的尴尬。
清查两个诈骗村后，余干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刘华卫对媒体表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石溪村村民利用假戒指、猜铅笔和易拉罐中奖等方式行骗，逐渐演变成为电信诈骗村。为了更好地行骗，还有人到广西宾阳县“学习取经”。
宾阳也是公安部本次专项行动的重点目标。当地主要的骗术是“QQ诈骗”。诈骗团伙分工明确，在头目的指挥下，有人负责传播盗号木马，盗取大量受害人QQ账号，他们甚至能录下受害人的视频;随后便有人冒充被盗号者，用事先录好的视频取得受害人亲属和好友的信任，实施诈骗;最后再由专人去自动提款机取得赃款。当地一位网吧老板说，在宾阳的大街上，戴着口罩、帽子的行人大多是取款人。取款是最危险的一步，稍有不慎，可能会被警方抓获，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搏命人”。
说起这门“生意”，宾阳人并不避讳。这是当地不少年轻人的谋生手段。这些青年被称为“Q仔”，他们只需要一台电脑、几张银行卡便可以在家中行骗。其中“廖寨哥”是“Q仔”们的“先师”。廖寨是宾阳县下辖的村庄，QQ诈骗就是从这里兴起的。
“入行”并不困难。在宾阳县城，花上300元就可以买到盗号木马，不需要去银行开户也能购买到大批银行卡。作为“搏命人”，一般可以收取20%～30%的提成。目前，在该地破获的公开案例中，单次诈骗数额最大的一笔甚至达到1200万元。诈骗团伙逐级分赃，很容易“一夜暴富”。
这迅速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先入行的“Q仔”已经发家致富，他们购置豪车，盖了5层小楼。白天在家行骗，晚上流连在当地的酒吧一掷千金。宾阳县城的人均月收入约为1500元，而这些通过诈骗致富的年轻人可以一晚就挥霍3000-4000元，这样的“示范”自然会让当地其他人“眼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侦学院副教授杨郁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这类诈骗的技术并不高超，所以很容易模仿，加之老乡之间互相传授、帮忙和带动，诈骗很容易像病毒传染一样扩散开，从而形成地域性犯罪。
一位专门侦办诈骗案件的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诈骗集团的头目会请人编写“诈骗剧本”，一般同一个剧本都是一个村共用。这种剧本非常详细，“受害人可能有很多种回答方式，所以针对每一种回答，剧本上都写了应该如何对答，才能博得信任。因为有剧本，所以他们能回答得很快，这才容易让人相信。这种剧本甚至会在多个诈骗团伙之间买卖。”
由于手法容易模仿，作案成本低，宾阳的诈骗案件在当地愈演愈烈。宾阳县政务网上显示，2011年，该县下辖的芦圩、宾州、黎塘、新桥、邹圩、思陇等十多个乡镇频频出现QQ诈骗，很多村庄都被当地人称为诈骗村。
在诈骗村中，一般有多个犯罪团伙，有的团伙之间是亲戚关系，有的则以朋友关系组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专业教授靳高风指出，这种犯罪组织的组成成本低，人与人之间熟悉，相对安全快捷，也比较容易分工合作。然而，更令人头疼的是，诈骗村里日益形成了“犯罪亚文化”。“在这种村里，诈骗在人们观念中已经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反而变成人们津津乐道的行业了。”
一位在南宁打工的宾阳年轻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村中同龄人父母经常向她的父母炫耀自家孩子的诈骗成果，每年春节回家，父母总对她说：“打工还不如诈骗赚得多。”父母有时甚至想让从事诈骗的村民“帮衬”她。事实上，诈骗村并非整村人全部以诈骗为生，但有正当职业的村民除了避而远之，也别无他法。
2015年5月18日，广东警方展示茂名电白警方查获的电信诈骗涉案物品。 图/CFP
从2012年起，打击QQ诈骗每年都被列入宾阳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3年，公安部根据各地公安局的反馈，在广西南宁成立了网警工作站，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员在这里驻地办公，当时锁定了宾阳五十多个重点村。当地一家三星级酒店的老板说：“除了香港、澳门、台湾的警察没来过宾阳，全国各地的警察都来过了。”
据宾阳警方的公开信息统计，2009年到2014年的6年里，宾阳警方已经协助外地警方抓获嫌犯1050名，破案两千多起，协助追缴赃款一千多万元。然而，宾阳的诈骗活动并没有因此根除。2015年，宾阳又一次因为诈骗成为公安部的重点打击对象。
难以根除的诈骗村并不仅限于宾阳。2009年，公安部曾对河北丰宁县、湖北红安县和大悟县、湖南双峰县、广东电白县和海南儋州市等6个诈骗集中地进行挂牌整治。然而，在2015年公安部的专项行动中，河北丰宁、湖南双峰、广东电白、海南儋州均再次“上榜”。 由于2009年公安部的严查，河北丰宁县的诈骗案件曾一度得到控制。当地警方成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专案组后，共破获手机敲诈、勒索案件3700余起，抓捕368人，收缴770部手机、2100张电话卡和580张银行卡，涉案金额超过1100万元。
从事手机敲诈勒索的犯罪分子主要来自丰宁县西官营乡和选将营乡，他们冒充“东北黑社会”进行敲诈勒索。最初，两个乡的不少村民到北京打工，当时他们就冒充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推销图书，一旦没收到书钱，他们便电话威胁。2006年前后，一名肖姓村民诈骗成功后，当地村民纷纷放弃“图书生意”，开始冒充黑社会直接行骗。
诈骗村难以清查，一方面因为骗术容易复制，另一方面也因为地方经济发展薄弱。丰宁县位于河北省北部，1994年就被列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新世纪扶贫重点县。特别是后来演变成诈骗村的选将营乡，直到2010年底，当地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50元。
“一个地方没有别的致富手段，相当于没有造血功能。他们只看到通过诈骗可以发家，于是很容易死灰复燃。”杨郁娟说。
同样地，湖南娄底的双峰县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下辖122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12万，约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走马街镇和蛇形山镇的农民开始制造假证，亲朋好友间互相“帮持”，在当地形成了一条贩卖假证的利益链。2004年，中国开始严查办假证的窝点，当地又转而开始了短信诈骗，后来逐步发展成“PS领导艳照”的诈骗手段。
曾有媒体报道，走马街镇7万人口中，至少有2万人从事过制贩假证和短信诈骗。在走马镇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所门前，总会聚集着赌博、闲聊的农民，他们一边吃喝，一边群发诈骗短信。
2013年，根据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娄底市公安局就曾开展为期半年的整治“PS照片敲诈勒索”专项行动。当时的双峰县城，张贴着“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标语，但这种长期养成的风气，并未就此消失。
诈骗不仅让一部分人不劳而获，甚至也成为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来源，演变成当地的经济支柱。“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是存在的，否则诈骗村也不会成风。”靳高风说。在诈骗多发地广东茂名电白区，当地的消费水平堪比广州。县城酒吧的生意也是依靠诈骗者维持，这些人消费从来不问价格。
而诈骗一旦成为地区的经济来源，作案人员便会对侦查行动产生群体性抗拒。这些诈骗村的村口一般有村民放哨巡逻，陌生面孔甚至无法进村。
高黎村是海南儋州的诈骗村，主要骗术是伪装成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为受害人办理“机票改退签”。在这里，一旦有陌生人到村口，就会响起一阵警报，相似的情形出现在很多诈骗村。在广西宾阳的一些村庄，村民会设置路障，如果有陌生人进村，村民会扔砖头、鞭炮，他们甚至还砸过警车。一些诈骗村地形复杂，民警难以进村侦查，这也是江西余干需要出动大量警力、动用持枪特警的原因。
为了彻底根除当地的诈骗活动，广东茂名市委书记许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要轮换有诈骗问题辖区的派出所所长，并加强村镇干部的教育管理，创建无诈户、无诈村。虽然此举可以一定程度上预防犯罪，但更加困难的侦查工作往往需要多部门的配合。
“猜猜我是谁”和“我是你领导”的骗术从广东茂名电白区兴起。当地警方的通报显示，电白区90%的诈骗犯罪嫌疑人来自麻岗和树仔两镇。近年，这种骗术蔓延至全国各地，茂名市电白区被冠以“全国电信诈骗第一县”的名号。
不少外出打工的电白人开始遭遇困扰。他们申请信用卡很难通过银行审批，找工作、住宾馆时，出示身份证便会被人怀疑是骗子。
2015年，茂名市公安局联合电信、工商等部门严查当地电信网络的基础管理，茂名各大电信运营商加强落实电话实名登记，对新入网的用户100%实名登记。如今，茂名市已有487万部电话用户完成实名登记。“目前公安系统和电信、金融机构有很多协作机制，譬如查封一些黑户、加强开户审查等，”杨郁娟说，“但由于这些限制会影响到行业的收益，所以譬如实名制这样的要求，在地方执行时就会参差不齐。”
据当地人介绍，电白通信网络的繁忙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一位茂名警官估计，最高峰时麻岗、树仔两镇同时有上千部手机拨打诈骗电话，一部手机一天少则50通，多则300通。无独有偶，同样以电信诈骗闻名的福建省安溪，由于发送的短信量极大，通信基站被戏称为亚洲最繁忙的基站。
2015年春节时，回到麻岗镇的打工者发现，自己的手机信号微弱，不是打不通电话，就是通话质量极差。原来，为了整治电信诈骗，当地撤掉了一个通信基站。
而在一般诈骗案件中，警方寻求第三方公司的配合并不畅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防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大使张惠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大多牵扯到银行转账，而如果警方希望从金融机构查看转账记录，分局先要向市局开取《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然后再向第三方机构寻求合作。如果涉及跨省或者境外合作，还要报请市局和公安部批准，时间则更加紧迫。而一旦诈骗成功，犯罪分子甚至能在几分钟内将赃款转移、分散。“侦查的速度就没法和他们散钱的速度比。”
犯罪分子会将赃款倒手多家银行，这也增加了追查难度。曾有一个银行职员被诈骗后，通过自己的关系，寻求多家银行朋友的帮助，追踪这笔钱的去向，发现犯罪分子转手了至少5家银行，直到最后转到一家小银行，这名受害人就再也无能为力。“银行内部人士被骗后，自己的追查速度都比不上骗子的转账速度。”受案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另外，电信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有工作时间，张惠领说，“他们不可能为了你破案24小时加班，有的时候真的是着急也没用。”于是，诈骗案件的赃款很难追回。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诈骗的追赃很苦恼。”一位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诈骗团伙像传销组织一样，是金字塔结构，被公安机关逮捕的大多是底层犯罪分子，真正的头目很难追踪。一般在一个诈骗村中，只有头目被捕并供认作案细节后，他的“下属”才会配合。头目甚至对自己的手下做过反侦查培训，“你有多少证据，就定我多少罪，我们一句话不说。”而有时没有供词，公安机关很难从现场的电脑和账单上，获得足够证据。因为大部分情况下，IP地址的登记人并非真正实施诈骗的人。
一位经济侦查组的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由于这类案件跨省追查难度大，有时，我们只能等着公安部牵头。”
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等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决定，公安部、省级公安机关专项办将挂牌督办一批大案要案。对一些特别重大、地方侦办有困难的案件，部、省两级专项办要直接组织指挥侦办。
此前，不少地方破获诈骗案件也是根据公安部提供的线索。在2004年，镇江出现多起票据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制造的假支票甚至可以在银行取款。一张公安部的协查令让陷入僵局的调查起死回生。公安部的线索显示，当时全国多地发生了类似作案手法的票据诈骗。经过排查，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都来自河南省上蔡县，于是又一个诈骗村被起底。
自2009年起，公安部已经连续6年部署了全国范围的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项行动，以便各地警方跨省合作。2012年，公安部又开通“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破案协作平台”，更为各地警方并案侦查提供了平台。
在2009年的行动中，全国共破获诈骗案件25137起，追缴、冻结涉案金额超过7000万元。河北丰宁、湖北红安和大悟、湖南双峰、广东电白、海南儋州等6个重点地区被先后整治，这些诈骗村的犯罪案件就有1274起，有564名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捕。
2015年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国通信信息诈骗的发案量分别是10万起、17万起、30万起，年均增长超过70%。2014年的发案量稍有控制，但也增加到四十余万起，损失达到107亿元，然而这类案件的破案率却不足5%。
“其实目前所有的骗局设计都没什么技术含量，”杨郁娟说，“缺乏常识和贪婪让人容易受骗。”而一些村民受到来自城市的物质刺激，想要快速致富又没有找到合法途径，便开始以诈骗为生。“贪婪是受害人和诈骗者的唯一共同点。”她说。
此举是为了响应一个月前公安部开展的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部级联席会议上提出，各地要依法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网络投资诈骗、黑电台等违法犯罪活动，尽快整治一批重点地区。江西余干县等8个地域性犯罪相对集中的地区，成为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整治对象。
事实上，“诈骗村”的叫法并不严谨，它是指以电信、网络为平台从事诈骗活动的区域，这种诈骗又多以家族、邻里、亲朋为单位，在某个区域形成气候，而这个区域又多为相对贫困的村庄。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类似的村庄出现。50年前，湖南蓝山县板屋村村民编造当地发现国民党遗留的美元金库的谎言，开始以假美元诈骗，甚至被媒体称为“中国诈骗第一村”。
五十多年来，随着社会发展，诈骗手段不断“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同时呈现出家族化、区域化、专业化的新特点。在诈骗产业链的背后，也渐显监管制度的尴尬。
津津乐道的生意
清查两个诈骗村后，余干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刘华卫对媒体表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石溪村村民利用假戒指、猜铅笔和易拉罐中奖等方式行骗，逐渐演变成为电信诈骗村。为了更好地行骗，还有人到广西宾阳县“学习取经”。
宾阳也是公安部本次专项行动的重点目标。当地主要的骗术是“QQ诈骗”。诈骗团伙分工明确，在头目的指挥下，有人负责传播盗号木马，盗取大量受害人QQ账号，他们甚至能录下受害人的视频;随后便有人冒充被盗号者，用事先录好的视频取得受害人亲属和好友的信任，实施诈骗;最后再由专人去自动提款机取得赃款。当地一位网吧老板说，在宾阳的大街上，戴着口罩、帽子的行人大多是取款人。取款是最危险的一步，稍有不慎，可能会被警方抓获，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搏命人”。
说起这门“生意”，宾阳人并不避讳。这是当地不少年轻人的谋生手段。这些青年被称为“Q仔”，他们只需要一台电脑、几张银行卡便可以在家中行骗。其中“廖寨哥”是“Q仔”们的“先师”。廖寨是宾阳县下辖的村庄，QQ诈骗就是从这里兴起的。
“入行”并不困难。在宾阳县城，花上300元就可以买到盗号木马，不需要去银行开户也能购买到大批银行卡。作为“搏命人”，一般可以收取20%～30%的提成。目前，在该地破获的公开案例中，单次诈骗数额最大的一笔甚至达到1200万元。诈骗团伙逐级分赃，很容易“一夜暴富”。
这迅速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先入行的“Q仔”已经发家致富，他们购置豪车，盖了5层小楼。白天在家行骗，晚上流连在当地的酒吧一掷千金。宾阳县城的人均月收入约为1500元，而这些通过诈骗致富的年轻人可以一晚就挥霍3000-4000元，这样的“示范”自然会让当地其他人“眼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侦学院副教授杨郁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这类诈骗的技术并不高超，所以很容易模仿，加之老乡之间互相传授、帮忙和带动，诈骗很容易像病毒传染一样扩散开，从而形成地域性犯罪。
一位专门侦办诈骗案件的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诈骗集团的头目会请人编写“诈骗剧本”，一般同一个剧本都是一个村共用。这种剧本非常详细，“受害人可能有很多种回答方式，所以针对每一种回答，剧本上都写了应该如何对答，才能博得信任。因为有剧本，所以他们能回答得很快，这才容易让人相信。这种剧本甚至会在多个诈骗团伙之间买卖。”
由于手法容易模仿，作案成本低，宾阳的诈骗案件在当地愈演愈烈。宾阳县政务网上显示，2011年，该县下辖的芦圩、宾州、黎塘、新桥、邹圩、思陇等十多个乡镇频频出现QQ诈骗，很多村庄都被当地人称为诈骗村。
在诈骗村中，一般有多个犯罪团伙，有的团伙之间是亲戚关系，有的则以朋友关系组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专业教授靳高风指出，这种犯罪组织的组成成本低，人与人之间熟悉，相对安全快捷，也比较容易分工合作。然而，更令人头疼的是，诈骗村里日益形成了“犯罪亚文化”。“在这种村里，诈骗在人们观念中已经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反而变成人们津津乐道的行业了。”
一位在南宁打工的宾阳年轻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村中同龄人父母经常向她的父母炫耀自家孩子的诈骗成果，每年春节回家，父母总对她说：“打工还不如诈骗赚得多。”父母有时甚至想让从事诈骗的村民“帮衬”她。事实上，诈骗村并非整村人全部以诈骗为生，但有正当职业的村民除了避而远之，也别无他法。
从2012年起，打击QQ诈骗每年都被列入宾阳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3年，公安部根据各地公安局的反馈，在广西南宁成立了网警工作站，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员在这里驻地办公，当时锁定了宾阳五十多个重点村。当地一家三星级酒店的老板说：“除了香港、澳门、台湾的警察没来过宾阳，全国各地的警察都来过了。”
据宾阳警方的公开信息统计，2009年到2014年的6年里，宾阳警方已经协助外地警方抓获嫌犯1050名，破案两千多起，协助追缴赃款一千多万元。然而，宾阳的诈骗活动并没有因此根除。2015年，宾阳又一次因为诈骗成为公安部的重点打击对象。
再次上榜的诈骗村
难以根除的诈骗村并不仅限于宾阳。2009年，公安部曾对河北丰宁县、湖北红安县和大悟县、湖南双峰县、广东电白县和海南儋州市等6个诈骗集中地进行挂牌整治。然而，在2015年公安部的专项行动中，河北丰宁、湖南双峰、广东电白、海南儋州均再次“上榜”。 由于2009年公安部的严查，河北丰宁县的诈骗案件曾一度得到控制。当地警方成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专案组后，共破获手机敲诈、勒索案件3700余起，抓捕368人，收缴770部手机、2100张电话卡和580张银行卡，涉案金额超过1100万元。
从事手机敲诈勒索的犯罪分子主要来自丰宁县西官营乡和选将营乡，他们冒充“东北黑社会”进行敲诈勒索。最初，两个乡的不少村民到北京打工，当时他们就冒充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推销图书，一旦没收到书钱，他们便电话威胁。2006年前后，一名肖姓村民诈骗成功后，当地村民纷纷放弃“图书生意”，开始冒充黑社会直接行骗。
诈骗村难以清查，一方面因为骗术容易复制，另一方面也因为地方经济发展薄弱。丰宁县位于河北省北部，1994年就被列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新世纪扶贫重点县。特别是后来演变成诈骗村的选将营乡，直到2010年底，当地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50元。
“一个地方没有别的致富手段，相当于没有造血功能。他们只看到通过诈骗可以发家，于是很容易死灰复燃。”杨郁娟说。
同样地，湖南娄底的双峰县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下辖122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12万，约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走马街镇和蛇形山镇的农民开始制造假证，亲朋好友间互相“帮持”，在当地形成了一条贩卖假证的利益链。2004年，中国开始严查办假证的窝点，当地又转而开始了短信诈骗，后来逐步发展成“PS领导艳照”的诈骗手段。
曾有媒体报道，走马街镇7万人口中，至少有2万人从事过制贩假证和短信诈骗。在走马镇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所门前，总会聚集着赌博、闲聊的农民，他们一边吃喝，一边群发诈骗短信。
2013年，根据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娄底市公安局就曾开展为期半年的整治“PS照片敲诈勒索”专项行动。当时的双峰县城，张贴着“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标语，但这种长期养成的风气，并未就此消失。
诈骗不仅让一部分人不劳而获，甚至也成为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来源，演变成当地的经济支柱。“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是存在的，否则诈骗村也不会成风。”靳高风说。在诈骗多发地广东茂名电白区，当地的消费水平堪比广州。县城酒吧的生意也是依靠诈骗者维持，这些人消费从来不问价格。
而诈骗一旦成为地区的经济来源，作案人员便会对侦查行动产生群体性抗拒。这些诈骗村的村口一般有村民放哨巡逻，陌生面孔甚至无法进村。
高黎村是海南儋州的诈骗村，主要骗术是伪装成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为受害人办理“机票改退签”。在这里，一旦有陌生人到村口，就会响起一阵警报，相似的情形出现在很多诈骗村。在广西宾阳的一些村庄，村民会设置路障，如果有陌生人进村，村民会扔砖头、鞭炮，他们甚至还砸过警车。一些诈骗村地形复杂，民警难以进村侦查，这也是江西余干需要出动大量警力、动用持枪特警的原因。
为了彻底根除当地的诈骗活动，广东茂名市委书记许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要轮换有诈骗问题辖区的派出所所长，并加强村镇干部的教育管理，创建无诈户、无诈村。虽然此举可以一定程度上预防犯罪，但更加困难的侦查工作往往需要多部门的配合。
第三方机构合作不畅通
“猜猜我是谁”和“我是你领导”的骗术从广东茂名电白区兴起。当地警方的通报显示，电白区90%的诈骗犯罪嫌疑人来自麻岗和树仔两镇。近年，这种骗术蔓延至全国各地，茂名市电白区被冠以“全国电信诈骗第一县”的名号。
不少外出打工的电白人开始遭遇困扰。他们申请信用卡很难通过银行审批，找工作、住宾馆时，出示身份证便会被人怀疑是骗子。
2015年，茂名市公安局联合电信、工商等部门严查当地电信网络的基础管理，茂名各大电信运营商加强落实电话实名登记，对新入网的用户100%实名登记。如今，茂名市已有487万部电话用户完成实名登记。“目前公安系统和电信、金融机构有很多协作机制，譬如查封一些黑户、加强开户审查等，”杨郁娟说，“但由于这些限制会影响到行业的收益，所以譬如实名制这样的要求，在地方执行时就会参差不齐。”
据当地人介绍，电白通信网络的繁忙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一位茂名警官估计，最高峰时麻岗、树仔两镇同时有上千部手机拨打诈骗电话，一部手机一天少则50通，多则300通。无独有偶，同样以电信诈骗闻名的福建省安溪，由于发送的短信量极大，通信基站被戏称为亚洲最繁忙的基站。
2015年春节时，回到麻岗镇的打工者发现，自己的手机信号微弱，不是打不通电话，就是通话质量极差。原来，为了整治电信诈骗，当地撤掉了一个通信基站。
而在一般诈骗案件中，警方寻求第三方公司的配合并不畅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防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大使张惠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大多牵扯到银行转账，而如果警方希望从金融机构查看转账记录，分局先要向市局开取《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然后再向第三方机构寻求合作。如果涉及跨省或者境外合作，还要报请市局和公安部批准，时间则更加紧迫。而一旦诈骗成功，犯罪分子甚至能在几分钟内将赃款转移、分散。“侦查的速度就没法和他们散钱的速度比。”
犯罪分子会将赃款倒手多家银行，这也增加了追查难度。曾有一个银行职员被诈骗后，通过自己的关系，寻求多家银行朋友的帮助，追踪这笔钱的去向，发现犯罪分子转手了至少5家银行，直到最后转到一家小银行，这名受害人就再也无能为力。“银行内部人士被骗后，自己的追查速度都比不上骗子的转账速度。”受案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另外，电信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有工作时间，张惠领说，“他们不可能为了你破案24小时加班，有的时候真的是着急也没用。”于是，诈骗案件的赃款很难追回。
诈骗案件年均增长70%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诈骗的追赃很苦恼。”一位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诈骗团伙像传销组织一样，是金字塔结构，被公安机关逮捕的大多是底层犯罪分子，真正的头目很难追踪。一般在一个诈骗村中，只有头目被捕并供认作案细节后，他的“下属”才会配合。头目甚至对自己的手下做过反侦查培训，“你有多少证据，就定我多少罪，我们一句话不说。”而有时没有供词，公安机关很难从现场的电脑和账单上，获得足够证据。因为大部分情况下，IP地址的登记人并非真正实施诈骗的人。
一位经济侦查组的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由于这类案件跨省追查难度大，有时，我们只能等着公安部牵头。”
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等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决定，公安部、省级公安机关专项办将挂牌督办一批大案要案。对一些特别重大、地方侦办有困难的案件，部、省两级专项办要直接组织指挥侦办。
此前，不少地方破获诈骗案件也是根据公安部提供的线索。在2004年，镇江出现多起票据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制造的假支票甚至可以在银行取款。一张公安部的协查令让陷入僵局的调查起死回生。公安部的线索显示，当时全国多地发生了类似作案手法的票据诈骗。经过排查，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都来自河南省上蔡县，于是又一个诈骗村被起底。
自2009年起，公安部已经连续6年部署了全国范围的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项行动，以便各地警方跨省合作。2012年，公安部又开通“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破案协作平台”，更为各地警方并案侦查提供了平台。
在2009年的行动中，全国共破获诈骗案件25137起，追缴、冻结涉案金额超过7000万元。河北丰宁、湖北红安和大悟、湖南双峰、广东电白、海南儋州等6个重点地区被先后整治，这些诈骗村的犯罪案件就有1274起，有564名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捕。
2015年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国通信信息诈骗的发案量分别是10万起、17万起、30万起，年均增长超过70%。2014年的发案量稍有控制，但也增加到四十余万起，损失达到107亿元，然而这类案件的破案率却不足5%。
“其实目前所有的骗局设计都没什么技术含量，”杨郁娟说，“缺乏常识和贪婪让人容易受骗。”而一些村民受到来自城市的物质刺激，想要快速致富又没有找到合法途径，便开始以诈骗为生。“贪婪是受害人和诈骗者的唯一共同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