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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了解,是从阅读泰戈尔的诗开始的。这些流传甚广的泰戈尔诗集,最早直接从孟加拉文翻译的,是新中国第一位孟加拉语翻译家石真。她曾与她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吴晓铃教授一起,去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留学。我们在北京访问石真教授,她已八旬高龄,举足有些迟缓,可是提到印度,她脸上仍浮起了少女般的纯真微笑。 在厚厚一摞泰戈尔的翻译集中,石真教授翻开一本念道:“她是我们的,我们心中之所爱,圣地尼克坦!在她的手臂中,荡漾着我们的轻梦……”这首《圣地尼克坦之歌》是泰戈尔亲自创作的校歌。她告诉我们,泰戈尔创办的大学所在地叫圣地尼克坦,意思是和平乡,是泰戈尔出生的地方。这所国际大学设有一个中国学院,邀请过许多中国学者作访问学者。
“凡是到印度去的中国人,没有不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拜访的。我们去了之后,一方面教中国戏曲史、教中国文学史,一方面在那儿学习。他那个学校是在芒果林里,一片芒果树啊。学生没有课堂,就是在芒果树底下上课,所以也叫做森林学院。”在石真老人深情的讲述中,我似乎看到了那一片满眼绿色,那是一个文学大家安放心灵的理想之邦。
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访问,他与泰戈尔、甘地都有来往,并有传世之作问世,自然是我们寻访徐悲鸿人生轨迹的重要一站。然而,从我们访问石真教授到我们真的走进印度,中间居然相隔八个月。因公访印的手续之复杂之麻烦,远远出乎意料。总是抱有希望,又总是得等待。直到中国驻印度使馆伸出相援之手,事情才有了转机。
2006年7月初,我们终于拿到签证,启程前往印度。七拖八拖,拖过了最热的夏季,赶上了雨季,但我们仍能感到扑面的热浪。据说前几天印度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已有热死人的记录。踏上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印度,首先想起的是玄奘——到印度求学佛经的唐朝僧人,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生。玄奘取经时并没路经加尔各答,而加尔各答却有一座玄奘寺。当地华人协会秘书长李先生告之,凡是中国使馆的客人,必去无疑。
与玄奘骑马走千里不同的是,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到印度时,已能乘坐火车了。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的火车站,还是徐悲鸿那个年代的模样,粉红色砖墙略显破旧,保存着欧式建筑风格。和平乡离加尔各答200多公里。李先生肯定地推断,六十多年前交通远不发达,徐悲鸿从这里坐火车到和平乡附近车站,下了火车得雇牛车,摇摇晃晃半天到达圣地尼克坦。前车之鉴,促使我们决定租面包车前往,免得下火车还要找汽车。
出加尔各答城,驱车在一条宽阔大道,速度却提不上去。各种装满货物的大货车堵塞不说,更主要路不是全封闭的,会有缓慢的牛车挡道,路边还有散落迈步的老牛。据说印度视牛为神,如果牛老了,绝不能杀,也不能吃,只能给它们放生,四处游荡,还会有信徒送东西喂牛。据说全印度只有半条高速公路,像这样虽然开不快但很宽阔的公路,算是好的了。
尽管我们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圣地尼克坦的村庄感觉,仍然让我们开了眼。方圆若干里的国际大学校园,果然是一大片绿树,散落着一栋栋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就是这所著名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室了,造型古朴而简约。与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任何大学不同,它没有校名的牌子,也不见有环绕的围墙,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与摩托车,人拉着跑的黄包车随处可见,路边还有卖泰戈尔木雕像等旅游纪念品的小商贩。唯一提醒你的,是那些写着孟加拉文与英文的黄色告示牌,说的是校园重地不准任何人拍摄。你要不信,一拿出摄像机,就会有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黄制服警察,向你说不,让你走开。
我们一路询问,在绿树丛中找到了中国学院的院落。我们面前的主楼,是一栋淡黄色的两层建筑物,与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它三四十年代的模样完全相同。正门上的“中国学院”,是民国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此时,在主楼大教室,中国学院的中文系主任奥吉·班那吉先生正在主持一场考试。我和他通过长途电话,但没想到他这样年轻而英俊。他说他在中国留学过,也到过南京。他的一口汉语非常标准,地道的北京腔。
等考试结束,我们和几位印度学生谈起来,他们的汉语虽有些别扭,但可以表达意思了。他们对中文有兴趣,对中国有好感,希望能到中国深造。徐悲鸿这个著名中国画家来过,他们也都知道。这间大教室正面的大幅壁画,是中印人民世代友好的传说故事,奥吉·班那吉先生说,它是中国学院初建时画的,写有谭云山的落款。这所中国学院是泰戈尔委托中国学者谭云山创建的。泰戈尔给徐悲鸿发出的邀请,也是通过谭云山转达的。
就在中国学院的这面壁画之下,徐悲鸿先生给印度的学生讲过课,示范做画的技艺。时隔十多年后,也就在这面壁画之前,迎来新中国的创始领导人。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尼赫鲁总理邀请访问印度时,曾专程到圣地尼克坦访问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在此留影。我们在中国学院的资料室,看到了周恩来赠送的一批中国图书,占了几个书架。其中一部大部头的《中国》画册的扉页上,有周恩来赠书的亲笔题词……
奥吉·班那吉先生陪我们去国际大学泰戈尔纪念馆。我们其实已有准备,给馆长带去了泰戈尔侄孙泰无量先生的亲笔信函。我们在加尔各答时曾到泰无量家拜访,他是一位熟悉中国文化的印度学者,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曾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泰无量是他的中文名字。
八十岁的泰无量先生告诉我们,1914年1月瑞典科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泰戈尔,泰戈尔把这笔巨额奖金,以及他的全部财产与版权,捐献给他故乡圣地尼克坦的学校,于1921年12月建成了这所国际大学。泰无量先生找出一本书,给我们看扉页上签的“竺震旦”,三个中国方块字。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梁启超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竺是古代中国人对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很高兴他有了一个融汇中印友谊的中国名字。
泰戈尔纪念馆的馆长是一位端庄的知识女性,她身着印度妇女的沙丽,欢迎我们的到来。这所泰戈尔纪念馆的房子,其实就是泰戈尔的故居。当初整个国际大学是围绕泰戈尔故居修建的。而今这里的位置仍然是大学的中心,泰戈尔纪念馆收藏着有关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史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开放,我们看到参观者络绎不绝。其实,泰戈尔只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罗宾德拉纳特,孟加拉文的意思是“沐浴阳光的因陀罗天神”。 泰戈尔纪念馆陈列着泰戈尔一生的重要资料,有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与获奖感言的原件,也有他成长中的重要活动的记录。泰戈尔绝非一个书斋文人,他不仅是20世纪世界 级的诗人与文学家,而且是画家、音乐家、教育家,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卓尔不群的杰出成就。馆长拿出几本厚厚的相册,找出泰戈尔与徐悲鸿合影的照片,画面上的泰戈尔与徐悲鸿并肩而坐,旁边还有谭云山。这张我们早已熟悉的黑白照片,就是在泰戈尔家的客厅里拍摄的。我们身临其境,似乎感觉无声的照片也有了呼吸、有了生命。
还有那张著名的甘地素描像。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在他的家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歌舞过后,泰戈尔将中国画家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在拥挤喧嚷的人群中,徐悲鸿拿出速写本,用短短几分钟为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看了非常高兴,他在这张画上签了名。站在徐悲鸿给甘地画像的地方,仿佛那历史并不久远……
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期间,在圣地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办个人画展。泰戈尔亲自为画展撰写序言:“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
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无论私人交往,还是公开讲演,都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除了讲课和社交活动,还为国际大学许多师生以及民间艺人画速写。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巨画《愚公移山》,成为中国现代画坛的经典之作。而泰戈尔,这位主张和平、反对暴力的一代文豪,他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憎恶,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令后人敬仰。
徐悲鸿为泰戈尔画过坐在芒果树下的肖像画,这是一幅中国人久已熟悉的名画,这里的真迹堪称至宝。馆长领我们来到泰戈尔画像中的这棵芒果树前,半个世纪后的芒果树仍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充满蓬勃的活力,向我们印证着一段历史。我的耳畔响起石真教授念的另一首泰戈尔的诗:“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任何佳话传奇你都从不忘记,一切你都保留收集;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你一生独记看不见的字迹,生动有趣地记录下祖先们的故事。人们也许忘记了他们的事迹,你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
“凡是到印度去的中国人,没有不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拜访的。我们去了之后,一方面教中国戏曲史、教中国文学史,一方面在那儿学习。他那个学校是在芒果林里,一片芒果树啊。学生没有课堂,就是在芒果树底下上课,所以也叫做森林学院。”在石真老人深情的讲述中,我似乎看到了那一片满眼绿色,那是一个文学大家安放心灵的理想之邦。
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访问,他与泰戈尔、甘地都有来往,并有传世之作问世,自然是我们寻访徐悲鸿人生轨迹的重要一站。然而,从我们访问石真教授到我们真的走进印度,中间居然相隔八个月。因公访印的手续之复杂之麻烦,远远出乎意料。总是抱有希望,又总是得等待。直到中国驻印度使馆伸出相援之手,事情才有了转机。
2006年7月初,我们终于拿到签证,启程前往印度。七拖八拖,拖过了最热的夏季,赶上了雨季,但我们仍能感到扑面的热浪。据说前几天印度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已有热死人的记录。踏上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印度,首先想起的是玄奘——到印度求学佛经的唐朝僧人,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生。玄奘取经时并没路经加尔各答,而加尔各答却有一座玄奘寺。当地华人协会秘书长李先生告之,凡是中国使馆的客人,必去无疑。
与玄奘骑马走千里不同的是,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到印度时,已能乘坐火车了。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的火车站,还是徐悲鸿那个年代的模样,粉红色砖墙略显破旧,保存着欧式建筑风格。和平乡离加尔各答200多公里。李先生肯定地推断,六十多年前交通远不发达,徐悲鸿从这里坐火车到和平乡附近车站,下了火车得雇牛车,摇摇晃晃半天到达圣地尼克坦。前车之鉴,促使我们决定租面包车前往,免得下火车还要找汽车。
出加尔各答城,驱车在一条宽阔大道,速度却提不上去。各种装满货物的大货车堵塞不说,更主要路不是全封闭的,会有缓慢的牛车挡道,路边还有散落迈步的老牛。据说印度视牛为神,如果牛老了,绝不能杀,也不能吃,只能给它们放生,四处游荡,还会有信徒送东西喂牛。据说全印度只有半条高速公路,像这样虽然开不快但很宽阔的公路,算是好的了。
尽管我们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圣地尼克坦的村庄感觉,仍然让我们开了眼。方圆若干里的国际大学校园,果然是一大片绿树,散落着一栋栋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就是这所著名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室了,造型古朴而简约。与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任何大学不同,它没有校名的牌子,也不见有环绕的围墙,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与摩托车,人拉着跑的黄包车随处可见,路边还有卖泰戈尔木雕像等旅游纪念品的小商贩。唯一提醒你的,是那些写着孟加拉文与英文的黄色告示牌,说的是校园重地不准任何人拍摄。你要不信,一拿出摄像机,就会有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黄制服警察,向你说不,让你走开。
我们一路询问,在绿树丛中找到了中国学院的院落。我们面前的主楼,是一栋淡黄色的两层建筑物,与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它三四十年代的模样完全相同。正门上的“中国学院”,是民国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此时,在主楼大教室,中国学院的中文系主任奥吉·班那吉先生正在主持一场考试。我和他通过长途电话,但没想到他这样年轻而英俊。他说他在中国留学过,也到过南京。他的一口汉语非常标准,地道的北京腔。
等考试结束,我们和几位印度学生谈起来,他们的汉语虽有些别扭,但可以表达意思了。他们对中文有兴趣,对中国有好感,希望能到中国深造。徐悲鸿这个著名中国画家来过,他们也都知道。这间大教室正面的大幅壁画,是中印人民世代友好的传说故事,奥吉·班那吉先生说,它是中国学院初建时画的,写有谭云山的落款。这所中国学院是泰戈尔委托中国学者谭云山创建的。泰戈尔给徐悲鸿发出的邀请,也是通过谭云山转达的。
就在中国学院的这面壁画之下,徐悲鸿先生给印度的学生讲过课,示范做画的技艺。时隔十多年后,也就在这面壁画之前,迎来新中国的创始领导人。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尼赫鲁总理邀请访问印度时,曾专程到圣地尼克坦访问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在此留影。我们在中国学院的资料室,看到了周恩来赠送的一批中国图书,占了几个书架。其中一部大部头的《中国》画册的扉页上,有周恩来赠书的亲笔题词……
奥吉·班那吉先生陪我们去国际大学泰戈尔纪念馆。我们其实已有准备,给馆长带去了泰戈尔侄孙泰无量先生的亲笔信函。我们在加尔各答时曾到泰无量家拜访,他是一位熟悉中国文化的印度学者,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曾在中国北京大学留学。泰无量是他的中文名字。
八十岁的泰无量先生告诉我们,1914年1月瑞典科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泰戈尔,泰戈尔把这笔巨额奖金,以及他的全部财产与版权,捐献给他故乡圣地尼克坦的学校,于1921年12月建成了这所国际大学。泰无量先生找出一本书,给我们看扉页上签的“竺震旦”,三个中国方块字。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梁启超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竺是古代中国人对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很高兴他有了一个融汇中印友谊的中国名字。
泰戈尔纪念馆的馆长是一位端庄的知识女性,她身着印度妇女的沙丽,欢迎我们的到来。这所泰戈尔纪念馆的房子,其实就是泰戈尔的故居。当初整个国际大学是围绕泰戈尔故居修建的。而今这里的位置仍然是大学的中心,泰戈尔纪念馆收藏着有关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史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开放,我们看到参观者络绎不绝。其实,泰戈尔只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罗宾德拉纳特,孟加拉文的意思是“沐浴阳光的因陀罗天神”。 泰戈尔纪念馆陈列着泰戈尔一生的重要资料,有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与获奖感言的原件,也有他成长中的重要活动的记录。泰戈尔绝非一个书斋文人,他不仅是20世纪世界 级的诗人与文学家,而且是画家、音乐家、教育家,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卓尔不群的杰出成就。馆长拿出几本厚厚的相册,找出泰戈尔与徐悲鸿合影的照片,画面上的泰戈尔与徐悲鸿并肩而坐,旁边还有谭云山。这张我们早已熟悉的黑白照片,就是在泰戈尔家的客厅里拍摄的。我们身临其境,似乎感觉无声的照片也有了呼吸、有了生命。
还有那张著名的甘地素描像。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泰戈尔在他的家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歌舞过后,泰戈尔将中国画家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在拥挤喧嚷的人群中,徐悲鸿拿出速写本,用短短几分钟为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看了非常高兴,他在这张画上签了名。站在徐悲鸿给甘地画像的地方,仿佛那历史并不久远……
徐悲鸿在印度国际大学期间,在圣地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办个人画展。泰戈尔亲自为画展撰写序言:“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
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无论私人交往,还是公开讲演,都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除了讲课和社交活动,还为国际大学许多师生以及民间艺人画速写。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巨画《愚公移山》,成为中国现代画坛的经典之作。而泰戈尔,这位主张和平、反对暴力的一代文豪,他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憎恶,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令后人敬仰。
徐悲鸿为泰戈尔画过坐在芒果树下的肖像画,这是一幅中国人久已熟悉的名画,这里的真迹堪称至宝。馆长领我们来到泰戈尔画像中的这棵芒果树前,半个世纪后的芒果树仍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充满蓬勃的活力,向我们印证着一段历史。我的耳畔响起石真教授念的另一首泰戈尔的诗:“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任何佳话传奇你都从不忘记,一切你都保留收集;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你一生独记看不见的字迹,生动有趣地记录下祖先们的故事。人们也许忘记了他们的事迹,你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