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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一直有余英时先生的传言,说是他自负笈西游,再没回过故乡。
读《余英时访谈录》,知道大陆开放前的1978年,他回来过一次(页148)。因是开放前,能见的人有限,余点名见谁才能见,见了面,彼此相觑的多,敢言的少,独钱钟书先生,与余谈学论道,还提起马克思的家庭传闻。若干年后,余与史华兹谈起此事,史认同余的分析:钱是借此申明自己并不宗奉马,以显示其独立之精神。
有趣的是,之后的钱,始终为官方所认可,而余从此再未回来过。这些年,余先生的主要作品,大陆出了个遍,整套整套出,有时不止一个版本。这无疑是一种表态,但余先生不为之所动。前几年他得了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我想象中的余英时,只有离开大陆时,那年轻的、只有19岁的背影。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表后,坊间传说余先生有关于陈避居岭南的用心,并说,余有若干首诗作,解读此一现象。后来读到余颇用功的《方以智晚节考》,当做了他若干首诗作的注脚,如同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仿佛是自己1949年后选择的隐晦表达。
大陆开放后,知识人的生存空间不再那么逼仄,钱先生可以访美,冯友兰先生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但坊间关于钱、冯的传言,倒是多了起来。比如钱“文革”期间,担任英译毛选总校对,冯给毛、江(青)写效忠信,等等。除身边亲属为其辩护,多数人看热闹。倒是余英时,在谈话录中,对钱、冯言行,做了中肯评价。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想为官家所用。而冯,是为帝王师的心理作祟,虽可叹,亦可理解。
虽如此,余仍有自己的标准。不能要求所有人如陈寅恪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知识人自有存在的价值,应时刻铭记在心。这正是余英时先生谈知识人责任担当的用意。他说,“知识人的担当意义——即“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最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也依然是必要的,甚至更为迫切。”(页81)他们与古代的“士”有所区别,但道德担当,乃至“殉道”精神,仍一脉相承。
谈话录中,最核心也最启发知识人的,就是关于知识人责任意识的叙说。谈话录中,他还用实例谈到知识人担当的不同方式。吴宓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今天能知道当年“一边倒”政策的种种荒唐。“仰首苏联事事精”,吴在一句诗中描写了他五十年代的观感,并对“中国已自愿亡于苏联”充满忧虑。(页78)像是二十年后苏联作家莉季娅用记录“那时、那地”发生的悲惨故事“捍卫记忆”一样。
余对知识人亦有种种批评,寓思想家的见解于批评之中。他指出,中国知识人的毛病之一,是将私有财产与自私连在一起,不知“合理合法的私产是个人独立和尊严的保证”。(页79)还有人将民族主义情绪带进知识生产,是最要“提防的东西”。(页167)他特别强调,近代以来,官家不以知识为重,是为传统,但知识人不能自我贬低,同流合污。
谈话录是当代知识人的为学通鉴,更是当代知识人为事的警世钟。
读《余英时访谈录》,知道大陆开放前的1978年,他回来过一次(页148)。因是开放前,能见的人有限,余点名见谁才能见,见了面,彼此相觑的多,敢言的少,独钱钟书先生,与余谈学论道,还提起马克思的家庭传闻。若干年后,余与史华兹谈起此事,史认同余的分析:钱是借此申明自己并不宗奉马,以显示其独立之精神。
有趣的是,之后的钱,始终为官方所认可,而余从此再未回来过。这些年,余先生的主要作品,大陆出了个遍,整套整套出,有时不止一个版本。这无疑是一种表态,但余先生不为之所动。前几年他得了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我想象中的余英时,只有离开大陆时,那年轻的、只有19岁的背影。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表后,坊间传说余先生有关于陈避居岭南的用心,并说,余有若干首诗作,解读此一现象。后来读到余颇用功的《方以智晚节考》,当做了他若干首诗作的注脚,如同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仿佛是自己1949年后选择的隐晦表达。
大陆开放后,知识人的生存空间不再那么逼仄,钱先生可以访美,冯友兰先生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但坊间关于钱、冯的传言,倒是多了起来。比如钱“文革”期间,担任英译毛选总校对,冯给毛、江(青)写效忠信,等等。除身边亲属为其辩护,多数人看热闹。倒是余英时,在谈话录中,对钱、冯言行,做了中肯评价。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想为官家所用。而冯,是为帝王师的心理作祟,虽可叹,亦可理解。
虽如此,余仍有自己的标准。不能要求所有人如陈寅恪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知识人自有存在的价值,应时刻铭记在心。这正是余英时先生谈知识人责任担当的用意。他说,“知识人的担当意义——即“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最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也依然是必要的,甚至更为迫切。”(页81)他们与古代的“士”有所区别,但道德担当,乃至“殉道”精神,仍一脉相承。
谈话录中,最核心也最启发知识人的,就是关于知识人责任意识的叙说。谈话录中,他还用实例谈到知识人担当的不同方式。吴宓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今天能知道当年“一边倒”政策的种种荒唐。“仰首苏联事事精”,吴在一句诗中描写了他五十年代的观感,并对“中国已自愿亡于苏联”充满忧虑。(页78)像是二十年后苏联作家莉季娅用记录“那时、那地”发生的悲惨故事“捍卫记忆”一样。
余对知识人亦有种种批评,寓思想家的见解于批评之中。他指出,中国知识人的毛病之一,是将私有财产与自私连在一起,不知“合理合法的私产是个人独立和尊严的保证”。(页79)还有人将民族主义情绪带进知识生产,是最要“提防的东西”。(页167)他特别强调,近代以来,官家不以知识为重,是为传统,但知识人不能自我贬低,同流合污。
谈话录是当代知识人的为学通鉴,更是当代知识人为事的警世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