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一直有余英时先生的传言，说是他自负笈西游，再没回过故乡。
　　读《余英时访谈录》，知道大陆开放前的1978年，他回来过一次（页148）。因是开放前，能见的人有限，余点名见谁才能见，见了面，彼此相觑的多，敢言的少，独钱钟书先生，与余谈学论道，还提起马克思的家庭传闻。若干年后，余与史华兹谈起此事，史认同余的分析：钱是借此申明自己并不宗奉马，以显示其独立之精神。
　　有趣的是，之后的钱，始终为官方所认可，而余从此再未回来过。这些年，余先生的主要作品，大陆出了个遍，整套整套出，有时不止一个版本。这无疑是一种表态，但余先生不为之所动。前几年他得了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我想象中的余英时，只有离开大陆时，那年轻的、只有19岁的背影。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表后，坊间传说余先生有关于陈避居岭南的用心，并说，余有若干首诗作，解读此一现象。后来读到余颇用功的《方以智晚节考》，当做了他若干首诗作的注脚，如同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仿佛是自己1949年后选择的隐晦表达。
　　大陆开放后，知识人的生存空间不再那么逼仄，钱先生可以访美，冯友兰先生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但坊间关于钱、冯的传言，倒是多了起来。比如钱“文革”期间，担任英译毛选总校对，冯给毛、江（青）写效忠信，等等。除身边亲属为其辩护，多数人看热闹。倒是余英时，在谈话录中，对钱、冯言行，做了中肯评价。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想为官家所用。而冯，是为帝王师的心理作祟，虽可叹，亦可理解。
　　虽如此，余仍有自己的标准。不能要求所有人如陈寅恪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知识人自有存在的价值，应时刻铭记在心。这正是余英时先生谈知识人责任担当的用意。他说，“知识人的担当意义——即“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最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也依然是必要的，甚至更为迫切。”（页81）他们与古代的“士”有所区别，但道德担当，乃至“殉道”精神，仍一脉相承。
　　谈话录中，最核心也最启发知识人的，就是关于知识人责任意识的叙说。谈话录中，他还用实例谈到知识人担当的不同方式。吴宓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今天能知道当年“一边倒”政策的种种荒唐。“仰首苏联事事精”，吴在一句诗中描写了他五十年代的观感，并对“中国已自愿亡于苏联”充满忧虑。（页78）像是二十年后苏联作家莉季娅用记录“那时、那地”发生的悲惨故事“捍卫记忆”一样。
　　余对知识人亦有种种批评，寓思想家的见解于批评之中。他指出，中国知识人的毛病之一，是将私有财产与自私连在一起，不知“合理合法的私产是个人独立和尊严的保证”。（页79）还有人将民族主义情绪带进知识生产，是最要“提防的东西”。（页167）他特别强调，近代以来，官家不以知识为重，是为传统，但知识人不能自我贬低，同流合污。
　　谈话录是当代知识人的为学通鉴，更是当代知识人为事的警世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