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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好消息，一条坏消息。
好消息来自妻子，她打电话告诉正在洛杉矶讲学的王澍，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那是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
坏消息来自朋友，一个画家给他发来一条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被拆得一片狼藉。
知道自己获奖后，王澍对赶来采访的《洛杉矶时报》记者说：“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我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
而对于被拆掉的梁林故居，“第一反应就是想哭，没有愤怒了，已经愤怒过无数次了。”王澍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没有愤怒或许是更大的愤怒，这个功成名就的设计师已经49岁了，从年轻时，他就被人视为异类。现在，他可以宽容地理解异类的声名，“至少能够证明这个时代不只是一个方向的，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异类
长发，一度是王澍的符号。
“那时的王澍长发飘飘，有意识流的气质，风流倜傥，我们一起出了第一本学生论文集，他是论文集的主编，”东南大学81级土木系学生、南京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涛回忆说，“他喜欢思考，爱搞哲学研究，当年一起在诗社聊天时感觉他对传统建筑学有很多想法。”
在东南大学85级建筑系师妹东梅的回忆里，当年的王澍，“高不可及。读的书多，画画功底很好，哲学根基深。”她说，85级毕业时，学校出了一本学生作品集，王澍用钢笔画了福建土楼做的宾馆，“我们觉得系里的老师都没有做这么好的。”
本科二年级时，王澍宣布没有老师可以教他。大三，他觉得商业效果图太假而拒画，甚至带着三四个同学和教授谈判。最后，学校取消了必画商业效果图的规定。
对于老师教的东西，他抱有很大的疑问：“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习惯的建筑，比如火车站、医院，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些。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关起门来说道理。”
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王澍一时兴起，花了一天时间写了篇万字长文，叫《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从梁思成开始，几乎把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大师批了个遍，一直批到自己当时的导师齐康。
没有人会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王澍说，“它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他自己搞募捐，印了150本散发。
1988年，王澍进行硕士论文答辩。论文名为《死屋日记》，从西方现代建筑的根源问题出发，谈中国建筑的问题，展望中国建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儿。答辩时，王澍把论文贴满了教室的墙。导师齐康说，你不要贴，贴了你的论文通不过。王澍不听。
《死屋日记》的答辩，最终获得全票通过，可王澍听到了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激烈争吵声。这几乎是一场可以预见内容的争吵：一方面，这个学生太狂妄、太另类、太出格，另外一面，评委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说得有道理。有人友善地给王澍传话：论文得修改一下，否则有可能拿不到学位。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改。最终，学位委员会没有授予王澍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他依然保持着异类本色，他不喜欢很多建筑师比楼高，比材料奢华，比造价；他更乐意和工匠们在一起，收集砖瓦废料……
“我走另一条路”
1988年，王澍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从事旧楼改造及环境与建筑关系的研究。
两年后，他完成了独立设计的第一个建筑项目——为小城海宁设计一个3600平米的青少年中心。青少年中心完成后，王澍陷入了十多年的沉寂。
在那段长达十多年的沉寂期里，王澍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改造”。他发觉自己以前所习得的建筑学知识和思考方式存在着严重问题，获取的途径也是通过看书看杂志，少有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以生活为依据去设计。
越来越多出现的“巨型建筑”，一个建筑占掉一个街区，拆一片古建筑只为造一个大楼，在王澍看来，那是“非常粗暴的现代性”。
就像大学时代，当身边的同学狂热地讨论西方建筑时，自己却沉浸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一样，王澍认为这个时代在偏狭地拥抱西方，认为只要是西方建筑就是好的、前卫的、现代的。
沉寂期也是王澍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时光。他打零工，偶尔挣一笔钱，主要靠妻子陆文宇的工资养活。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王澍突然发现一个饭桌上全是工匠，硕士毕业的自己，每天都和工匠真正生活在一起，说是工匠，其实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有那么一刻，他恍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最深刻的影响，是让王澍意识到什么是自己要做的建筑：“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造房子的人只是工匠，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建筑师。我最喜欢的建筑是那些匿名的，似乎是没有建筑师的那种普通建筑，我经常被这样的东西所打动，那里面浸透着人性，普通人的人性，我想象的继续要走的道路，是走回普通的民众去，做出那种不露痕迹的、散发着人性的建筑。”
后来，他把这条道路定义为“重返自然之道”：“和现在流行的不同、和西方现代建筑不同。”
“我走另一条路。”他说。
瓦爿墙里有宁波
2003年，王澍赢得了宁波博物馆的国际竞标。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在报道王澍获得普立兹克建筑奖的新闻中，配发的图片就是宁波博物馆。
十多年前，他到过宁波，这个美丽的海港城市里有一片地方聚集着30多个传统村落，可当他要设计博物馆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拆除了。
“这里变成了一片几乎没有回忆的城市。”王澍想要建造一个有自我生命的小城市，重新唤醒这个城市的记忆。
被拆掉的30多个传统村落里，王澍找回了600多万块废砖瓦片。这些超过80种不同尺寸、来自不同年代的旧瓦片，将成为建造博物馆的原材料。
那些瓦片、砖块来自唐宋明清不同朝代，王澍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了这份诗情画意。
甲方一位负责人对他咆哮：“这么现代化的‘小曼哈顿新中心’，你用这么旧的材料来做一个博物馆，你什么意思？”
“我们有一个约定要做一件新东西，是不是？”王澍反问。对方说：“是的。”
“新东西意味着评价标准还没形成，那谁了解和把握这个标准，是不是我？既然是我，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说完“是”，对方摔门而去。
“它需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王澍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博物馆最后的实现，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博物馆主体施工完毕后，工人们开始拆脚手架，可拆了三天后，露出来一个角，工人们不敢拆了，“这是什么怪物？”甲方也喊停，怕宁波市民接受不了这个奇怪的建筑。
“天一大讲堂”请王澍去讲课，台下坐着几百名宁波本地听众。讲完之后，这几百人都成了王澍的粉丝。于是，继续拆脚手架。
王澍告诉台下几百名宁波人的是，博物院采用的是宁波民间传统建造工艺里濒临失传的“瓦爿墙”技艺。台下所有人都明白：瓦爿墙里有古老、富有韵味的宁波。
博物馆落成开放后，从开馆首日起，连续三个月，每天参观人数都突破一万人，原本限额是每天3000人。
一个老太太来这里参观了四次，王澍问她为什么，老太太说：“展览我看不懂，我就是来看建筑的。我原来的家没有了，但我在你做的房子上，到处都能发现我原来家里的痕迹。”
民间也有批评的声音。“不好看，”当地一位漫画家直截了当地说，“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当然只会评价‘好看’或‘不好看’，直观感觉就是不好看，内部空间也有很大的浪费，外墙贴满碎砖瓦也显得凌乱。不能说用了碎砖瓦做原料的建筑，就是回归传统了。”
不过，这位漫画家从王澍另外一个作品里，找到了属于这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宁波美术馆。从2001年开始，王澍花了四年时间，利用废弃的宁波轮船码头，在保留原来建筑的基础上，改建成了宁波美术馆。在2000年之前，上海和宁波之间的交通基本靠海轮，绝大部分宁波人都有在码头坐船的共同经历。
“见到它，我能够想到属于海的宁波，属于宁波的海。”这位漫画家说。
谁是破烂
真正的挑战在2007年到来，杭州市政府找上门来，希望王澍主持中山路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综合保护与更新。
当时的御街，已经非常破败。这条据说南宋皇帝走过的6公里长街，已经很长时间不维护了，商店很少，就剩下一些卖便宜货的，墙上的灰一块儿一块儿的，街上的人稀稀拉拉，晚上只有几个像鬼火一样的路灯。
这条承载了很多杭州人回忆的老街，成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
从2001年开始，各方就已经围绕着怎么改造这条街道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
最初，王澍并不想接下这个项目，“触及的利益太复杂。”
面对找上门来的政府，王澍提了六个条件：第一，要想做好，至少三年，设计之前，必须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做深入调研；第二，坚决不做强制拆迁，保持足够数量的原住民，要保持生活的魅力；第三，不做假古董；第四，不做街面的一层皮，要做有纵深的街区；第五，用新的小建筑系统将街道缩减到原来12米的宽度；最后一条，只做1公里的示范。
王澍了解政府的心情：“我知道你们很急，希望我们马上就做设计。可能7月份开始做设计，年底就动工，这是中国的政府项目一贯的作风。”
本以为这六条苛刻的条件提出来，对方就知难而退了，可出乎他的预料，政府竟然全部答应了。
带着美术学院的两百多名师生，经过半年的调研，王澍拿出了方案：完全停止拆迁，在不动迁任何一户居民的前提下，原地改造所有老旧建筑，包括历史悠久的木构民居、民国建筑和近50年的砖混民居，原住民也是维系本地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王澍眼里，历史街区的保护是要有延续性的。他认为，历史或者传统，是指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连续发生的所有东西，不是说明朝是历史，清朝就不是，或者清朝是历史，民国就不是。“我们面对的是城市，而不是一个建筑，是需要从城市的角度进行梳理。中国现在很多打着‘保护’的名义做的设计，形同于破坏，就是‘保护性破坏’。”他说。
针对王澍提出的保护老房子，一个处长直接问他：这个东西怎么做？在我眼里，它就是一堆破烂！
“在他的整个意识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就像磁带被洗掉一样，他的脑子是被洗过的，完全是没有感情的。”对于持“破烂论”的人，王澍只能这样理解。
有一次市政府开会，王澍用非常激烈的口气，对市委书记说，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一条破烂儿，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就是整个一堆的大破烂，恰恰这条街看上去破，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远远的一种影子，我们能看到有可能使得我们恢复对城市的美好感觉。
“这条街，并不只是说有一条老街要保护，这是杭州城市复兴的开端。”末了，王澍撂下这一句话。
市委书记接受了王澍的说法。
从2007年到2009年，王澍带着团队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中山路御街的改造。
开街前一天，王澍对市委书记说：“你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明天我们来看结果。”
第二天开街，国庆节一个礼拜，1公里的一条街有超过100万的市民来参观，国内各大媒体不请自来全部做了正面报道。现在，南宋御街已经成为杭州城市文化的标签。
可在王澍眼中，南宋御街只是个孤独的个案。“我们的政府太像一个公司，既希望至少达到收支平衡，又希望能快速完工，而不是以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为前提，而这恰好又是政府的职责。”
带着美术学院两百多名师生，集合国内其他三四家美院的老师，怀着理想主义精神，用超常的劳动量来弥补时间上的紧迫，在王澍看来，南宋御街的改造方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
与生活方式共生
更难复制的是随着被拆掉的老建筑而消失的生活方式。
杭州钱塘江边有一个普通住宅小区，叫做钱江时代。王澍给它起的名字是“垂直院宅”，它的特殊之处是，每四户共用一个小院子，下雨天，老人和小孩子可以有个地方玩一玩，还可以种上花花草草。
“邻居坐在院里互相聊天，我希望用我的建筑把这个生活方式找回来。”王澍说。
而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院子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我陪着你理想，一下五千万就不见了。”开发商对王澍说。
现实并不能给王澍更多这样的舞台。这是迄今为止，王澍设计过的唯一的商业建筑。
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会感受到这个家的不同。一位09年买房入住的业主如此描绘居住感受：“我就感觉它的视线，任何角度看出去，都感觉心情很舒畅。”
这让王澍感到欣慰。“我不是做完建筑就走人的建筑师，我创造了一个时空，就像一个舞台，等着角色走上来，他们开始在这里表演，就像人的生活开始发生。”
王澍非常喜欢坐在院子里聊天的感觉。那种感觉，他称之为“恍若隔世”。这番情景类似于12年前的一个清晨。
1996年2月的一个清晨，东方刚刚发白。在湘西一个名叫洞庭溪的村边，28岁的王澍停下脚步，打量着：沅江边上，几个当地农民在造一座临江的吊脚楼，山坡陡峭，约45°，青山翠谷中，刚刚搭起来的屋架“灵秀而坚定，细腻而澄明”。
王澍对同行的瑞士朋友说：“我有一股冲动，在此留下，就做个木桩。”
王澍没有留下，“不过，一种相似于工匠的无形观念，已在心中烙下。”他说。
后来，在《设计的开始》一文中，王澍写道：“那座吊脚楼没有完工，永远不会完工。不经意的，它总是突兀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实习生叶宇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建筑师不该失去自省的力量
Q＝《中国周刊》
A ＝王澍
功利心已经主宰了一切
Q：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地标性建筑”和“标志性建筑”？
A：我是反对所谓的“标志性建筑”的。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时代权力的宣誓，也是集中了商业力量的宣誓。它一方面用大的物质体积来做标识，另一方面掩盖了所在城市里大量历史建筑被拆毁的事实，更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瓦解视而不见。我认为这类的标志性建筑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标志性建筑师”。
Q：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标志性建筑”在中国颇有市场。从建筑师的角度，抛却行政和政策压力，需要进行某种反思吗？
A：这个时代，建筑师掌握了太大的权力，而他们在运用这些权力时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凭什么拥有这些权力。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设计和建筑，对人的生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你还不做自觉的反向的思考和批判。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建筑师就失去了他在这个时代应该有的自省的力量。这是非常危险的。
Q：“危险”指的是什么？
A：我们的城市，只能进行平庸的批量生产。更高，体量更大，更加夺人眼球，这就是所谓的地标建筑。有人做过统计，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拆毁了将近90%的传统建筑，外形雷同的高楼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上拔地而起。说的极端一些，我们的城市模样，正在被一群外国人重新塑造。
Q：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应该负有某种责任？
A：现中国复制了那么多“垃圾般的房地产”，都是建筑师干的，建筑师变成了房地产商和开发商的同谋，变成了这个时代这种趋势的同谋。
大规模开发之后，建筑和街道只能看不能用，人性消失了，如自然一样生长起来的东西被挤压得没有余地。当你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原来非常有尊严地呆在老建筑上，忽然变成像垃圾一样被扔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建筑师，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无德。如果仅仅把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是很猥琐的。
这个时代固然有问题，但建筑师不应把这些外在条件作为自己不能做很好设计的理由。外在的东西有时我们很难左右，但设计师首先可以做自我批判。这是我的立场。
Q：为什么会这样？
A：功利心，这个时代，功利心已经主宰了中国的一切。
失落了真实的历史，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Q：在你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怎样一种建筑？
A：这需要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失去了什么。中国曾经是在城市和乡村都遍布诗意的国家，经历一百年的巨变之后，这种诗意还存在么？
我做过一个统计，本土建筑在传统文化城市中的比例已经不到10%。我们在过去二十几年，消灭了自己过往的建筑90%以上。城市保有的剩下的一点点传统建筑，只在5%-10%之间。这还是指历史文化传统城市，其他更不用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城市里头的传统和文化基本上完蛋了。
在我看来，如果建筑能穿过百年、千年持续地存在，这就是挺让人感动的事情。
Q：某种程度上，是要恢复和保留我们的传统吗？
A：在我某天走过一个街的拐角时，如果我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堵墙看起来像是断壁残垣，但当它剥落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的东西非常有条理，黄土、抹灰、砖头这三种东西很有序地结合在一起。我不会想到这是一堵破墙坏掉了，可以重新去翻新它，这是一种时间的过程自然产生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讨论的传统，它和未来直接相关。保护传统的目的，是要保有我们的未来。我们在逐渐失去自己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的同时，还在抄袭世界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文化都不爱惜，又如何要求别人尊重你？
Q：我们自己会迷失？
A：如果我们失落了真实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Q：对此，你的主张是什么？
A：我主张，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那个地方的文化根源，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当然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当时在杭州做象山校园，有人说里面怎么还有北方建筑的影子。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定型的讨论，每个地域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形成其特殊的东西。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怎么样恢复中国曾经有过的伟大体系，从这个体系中可以看到整个文化的共通点，它分享着某种共通的理念和结构，但在每个地区又有着如此丰富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多样性的保持是中国文化里最宝贵的。
Q：具体怎么做？
A：我们传统的建筑一向都是善于回收利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关于“可持续发展”是有一套特殊的办法的，用料不昂贵，表面上看上去容易朽坏，但采用“拆一块补一块修一块”的循环办法，使得很多建筑能维持五百年、一千年，甚至更久。
现代的建造使得传统的体系被中断，传统的建筑拆后材料被扔掉，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我们需要用一种具体的方式使这些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而不是采取作秀的方式，用所谓传统元素或符号来假装传统文化还在。
Q：你对此感到乐观吗？
A：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语境下按照自己的文化脉络、逻辑来演变，而不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进行粗暴的替换。这样的突围，不仅仅是建筑界所应做的突围，而是这个时期大家整体应有的思维。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和追回的可能，我就是一句话，我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我对中国城市现状的看法，我基本是绝望的。
我们阻挡不了功利心摧毁我们的历史。建筑，只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吧。
Q：你如何看待一些文化人和老百姓自发进行的保护传统的行为？
A：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并不是精英建筑师，认为我们设计的东西更美，说那种东西是“乱七八糟”的，要对其进行清理。从这个方面来讲，我是自觉地站在这个文明状态下弱势群体一方的。
生活不可以被简单化的
Q：你有一个让人感觉有些怪的观点，你不做“建筑”，只做“房子”。怎么理解？
A：对我而言，建筑的根本是自发建造的，是源自日常生活的。我认为建筑不是艺术殿堂里的高级艺术品，建筑活动是人类的一个生存行为。我的建筑试图将这种生存行为，同它所带来的真正存在的感觉联系起来，做“存在感的建筑”。我是“玩味生活复杂性的建筑师”。我从来不认为生活是可以被简单简化的。现代主义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试图以简化生活为前提。这对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了摧毁性的能量。
Q：“房子”这个概念，给人的感觉，是和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A：对。中国正经历一个特殊时期，如此巨量的建筑建设，导致城市规划活动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在历史上都不多见的，而我们正好碰到了。这时建筑不止是建筑，它里面所带有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它是人的一个基本生存活动，是人的需要。
Q：现代住宅设计来源于西方，你似乎对西方建筑理念并不那么认同。
A：我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认同西方的建筑观念，然后回过头来批判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体现了很多很重要的想法，比如：它起源时并不是简单的艺术行为，是为了解决战后出现的居住问题，是从住宅开始的。因此它最初是一个社会运动，而非艺术运动。这种精神在后来的商业化过程中被逐渐丢失，变成了所谓的国际化风格，一些原初的理想在商业化过程中被消费。
如果讨论西方建筑的话，我一直努力让那时的出发点得以回归。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对我们的“房子”，我也持这样的观念。
好消息来自妻子，她打电话告诉正在洛杉矶讲学的王澍，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那是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
坏消息来自朋友，一个画家给他发来一条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被拆得一片狼藉。
知道自己获奖后，王澍对赶来采访的《洛杉矶时报》记者说：“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我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
而对于被拆掉的梁林故居，“第一反应就是想哭，没有愤怒了，已经愤怒过无数次了。”王澍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没有愤怒或许是更大的愤怒，这个功成名就的设计师已经49岁了，从年轻时，他就被人视为异类。现在，他可以宽容地理解异类的声名，“至少能够证明这个时代不只是一个方向的，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异类
长发，一度是王澍的符号。
“那时的王澍长发飘飘，有意识流的气质，风流倜傥，我们一起出了第一本学生论文集，他是论文集的主编，”东南大学81级土木系学生、南京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涛回忆说，“他喜欢思考，爱搞哲学研究，当年一起在诗社聊天时感觉他对传统建筑学有很多想法。”
在东南大学85级建筑系师妹东梅的回忆里，当年的王澍，“高不可及。读的书多，画画功底很好，哲学根基深。”她说，85级毕业时，学校出了一本学生作品集，王澍用钢笔画了福建土楼做的宾馆，“我们觉得系里的老师都没有做这么好的。”
本科二年级时，王澍宣布没有老师可以教他。大三，他觉得商业效果图太假而拒画，甚至带着三四个同学和教授谈判。最后，学校取消了必画商业效果图的规定。
对于老师教的东西，他抱有很大的疑问：“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习惯的建筑，比如火车站、医院，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些。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关起门来说道理。”
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王澍一时兴起，花了一天时间写了篇万字长文，叫《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从梁思成开始，几乎把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大师批了个遍，一直批到自己当时的导师齐康。
没有人会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王澍说，“它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他自己搞募捐，印了150本散发。
1988年，王澍进行硕士论文答辩。论文名为《死屋日记》，从西方现代建筑的根源问题出发，谈中国建筑的问题，展望中国建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儿。答辩时，王澍把论文贴满了教室的墙。导师齐康说，你不要贴，贴了你的论文通不过。王澍不听。
《死屋日记》的答辩，最终获得全票通过，可王澍听到了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激烈争吵声。这几乎是一场可以预见内容的争吵：一方面，这个学生太狂妄、太另类、太出格，另外一面，评委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说得有道理。有人友善地给王澍传话：论文得修改一下，否则有可能拿不到学位。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改。最终，学位委员会没有授予王澍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他依然保持着异类本色，他不喜欢很多建筑师比楼高，比材料奢华，比造价；他更乐意和工匠们在一起，收集砖瓦废料……
“我走另一条路”
1988年，王澍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从事旧楼改造及环境与建筑关系的研究。
两年后，他完成了独立设计的第一个建筑项目——为小城海宁设计一个3600平米的青少年中心。青少年中心完成后，王澍陷入了十多年的沉寂。
在那段长达十多年的沉寂期里，王澍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改造”。他发觉自己以前所习得的建筑学知识和思考方式存在着严重问题，获取的途径也是通过看书看杂志，少有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以生活为依据去设计。
越来越多出现的“巨型建筑”，一个建筑占掉一个街区，拆一片古建筑只为造一个大楼，在王澍看来，那是“非常粗暴的现代性”。
就像大学时代，当身边的同学狂热地讨论西方建筑时，自己却沉浸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一样，王澍认为这个时代在偏狭地拥抱西方，认为只要是西方建筑就是好的、前卫的、现代的。
沉寂期也是王澍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时光。他打零工，偶尔挣一笔钱，主要靠妻子陆文宇的工资养活。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王澍突然发现一个饭桌上全是工匠，硕士毕业的自己，每天都和工匠真正生活在一起，说是工匠，其实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有那么一刻，他恍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最深刻的影响，是让王澍意识到什么是自己要做的建筑：“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造房子的人只是工匠，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建筑师。我最喜欢的建筑是那些匿名的，似乎是没有建筑师的那种普通建筑，我经常被这样的东西所打动，那里面浸透着人性，普通人的人性，我想象的继续要走的道路，是走回普通的民众去，做出那种不露痕迹的、散发着人性的建筑。”
后来，他把这条道路定义为“重返自然之道”：“和现在流行的不同、和西方现代建筑不同。”
“我走另一条路。”他说。
瓦爿墙里有宁波
2003年，王澍赢得了宁波博物馆的国际竞标。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在报道王澍获得普立兹克建筑奖的新闻中，配发的图片就是宁波博物馆。
十多年前，他到过宁波，这个美丽的海港城市里有一片地方聚集着30多个传统村落，可当他要设计博物馆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拆除了。
“这里变成了一片几乎没有回忆的城市。”王澍想要建造一个有自我生命的小城市，重新唤醒这个城市的记忆。
被拆掉的30多个传统村落里，王澍找回了600多万块废砖瓦片。这些超过80种不同尺寸、来自不同年代的旧瓦片，将成为建造博物馆的原材料。
那些瓦片、砖块来自唐宋明清不同朝代，王澍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了这份诗情画意。
甲方一位负责人对他咆哮：“这么现代化的‘小曼哈顿新中心’，你用这么旧的材料来做一个博物馆，你什么意思？”
“我们有一个约定要做一件新东西，是不是？”王澍反问。对方说：“是的。”
“新东西意味着评价标准还没形成，那谁了解和把握这个标准，是不是我？既然是我，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说完“是”，对方摔门而去。
“它需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王澍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博物馆最后的实现，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博物馆主体施工完毕后，工人们开始拆脚手架，可拆了三天后，露出来一个角，工人们不敢拆了，“这是什么怪物？”甲方也喊停，怕宁波市民接受不了这个奇怪的建筑。
“天一大讲堂”请王澍去讲课，台下坐着几百名宁波本地听众。讲完之后，这几百人都成了王澍的粉丝。于是，继续拆脚手架。
王澍告诉台下几百名宁波人的是，博物院采用的是宁波民间传统建造工艺里濒临失传的“瓦爿墙”技艺。台下所有人都明白：瓦爿墙里有古老、富有韵味的宁波。
博物馆落成开放后，从开馆首日起，连续三个月，每天参观人数都突破一万人，原本限额是每天3000人。
一个老太太来这里参观了四次，王澍问她为什么，老太太说：“展览我看不懂，我就是来看建筑的。我原来的家没有了，但我在你做的房子上，到处都能发现我原来家里的痕迹。”
民间也有批评的声音。“不好看，”当地一位漫画家直截了当地说，“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当然只会评价‘好看’或‘不好看’，直观感觉就是不好看，内部空间也有很大的浪费，外墙贴满碎砖瓦也显得凌乱。不能说用了碎砖瓦做原料的建筑，就是回归传统了。”
不过，这位漫画家从王澍另外一个作品里，找到了属于这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宁波美术馆。从2001年开始，王澍花了四年时间，利用废弃的宁波轮船码头，在保留原来建筑的基础上，改建成了宁波美术馆。在2000年之前，上海和宁波之间的交通基本靠海轮，绝大部分宁波人都有在码头坐船的共同经历。
“见到它，我能够想到属于海的宁波，属于宁波的海。”这位漫画家说。
谁是破烂
真正的挑战在2007年到来，杭州市政府找上门来，希望王澍主持中山路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综合保护与更新。
当时的御街，已经非常破败。这条据说南宋皇帝走过的6公里长街，已经很长时间不维护了，商店很少，就剩下一些卖便宜货的，墙上的灰一块儿一块儿的，街上的人稀稀拉拉，晚上只有几个像鬼火一样的路灯。
这条承载了很多杭州人回忆的老街，成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
从2001年开始，各方就已经围绕着怎么改造这条街道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
最初，王澍并不想接下这个项目，“触及的利益太复杂。”
面对找上门来的政府，王澍提了六个条件：第一，要想做好，至少三年，设计之前，必须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做深入调研；第二，坚决不做强制拆迁，保持足够数量的原住民，要保持生活的魅力；第三，不做假古董；第四，不做街面的一层皮，要做有纵深的街区；第五，用新的小建筑系统将街道缩减到原来12米的宽度；最后一条，只做1公里的示范。
王澍了解政府的心情：“我知道你们很急，希望我们马上就做设计。可能7月份开始做设计，年底就动工，这是中国的政府项目一贯的作风。”
本以为这六条苛刻的条件提出来，对方就知难而退了，可出乎他的预料，政府竟然全部答应了。
带着美术学院的两百多名师生，经过半年的调研，王澍拿出了方案：完全停止拆迁，在不动迁任何一户居民的前提下，原地改造所有老旧建筑，包括历史悠久的木构民居、民国建筑和近50年的砖混民居，原住民也是维系本地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王澍眼里，历史街区的保护是要有延续性的。他认为，历史或者传统，是指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连续发生的所有东西，不是说明朝是历史，清朝就不是，或者清朝是历史，民国就不是。“我们面对的是城市，而不是一个建筑，是需要从城市的角度进行梳理。中国现在很多打着‘保护’的名义做的设计，形同于破坏，就是‘保护性破坏’。”他说。
针对王澍提出的保护老房子，一个处长直接问他：这个东西怎么做？在我眼里，它就是一堆破烂！
“在他的整个意识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就像磁带被洗掉一样，他的脑子是被洗过的，完全是没有感情的。”对于持“破烂论”的人，王澍只能这样理解。
有一次市政府开会，王澍用非常激烈的口气，对市委书记说，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一条破烂儿，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就是整个一堆的大破烂，恰恰这条街看上去破，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远远的一种影子，我们能看到有可能使得我们恢复对城市的美好感觉。
“这条街，并不只是说有一条老街要保护，这是杭州城市复兴的开端。”末了，王澍撂下这一句话。
市委书记接受了王澍的说法。
从2007年到2009年，王澍带着团队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中山路御街的改造。
开街前一天，王澍对市委书记说：“你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明天我们来看结果。”
第二天开街，国庆节一个礼拜，1公里的一条街有超过100万的市民来参观，国内各大媒体不请自来全部做了正面报道。现在，南宋御街已经成为杭州城市文化的标签。
可在王澍眼中，南宋御街只是个孤独的个案。“我们的政府太像一个公司，既希望至少达到收支平衡，又希望能快速完工，而不是以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为前提，而这恰好又是政府的职责。”
带着美术学院两百多名师生，集合国内其他三四家美院的老师，怀着理想主义精神，用超常的劳动量来弥补时间上的紧迫，在王澍看来，南宋御街的改造方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
与生活方式共生
更难复制的是随着被拆掉的老建筑而消失的生活方式。
杭州钱塘江边有一个普通住宅小区，叫做钱江时代。王澍给它起的名字是“垂直院宅”，它的特殊之处是，每四户共用一个小院子，下雨天，老人和小孩子可以有个地方玩一玩，还可以种上花花草草。
“邻居坐在院里互相聊天，我希望用我的建筑把这个生活方式找回来。”王澍说。
而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院子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我陪着你理想，一下五千万就不见了。”开发商对王澍说。
现实并不能给王澍更多这样的舞台。这是迄今为止，王澍设计过的唯一的商业建筑。
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会感受到这个家的不同。一位09年买房入住的业主如此描绘居住感受：“我就感觉它的视线，任何角度看出去，都感觉心情很舒畅。”
这让王澍感到欣慰。“我不是做完建筑就走人的建筑师，我创造了一个时空，就像一个舞台，等着角色走上来，他们开始在这里表演，就像人的生活开始发生。”
王澍非常喜欢坐在院子里聊天的感觉。那种感觉，他称之为“恍若隔世”。这番情景类似于12年前的一个清晨。
1996年2月的一个清晨，东方刚刚发白。在湘西一个名叫洞庭溪的村边，28岁的王澍停下脚步，打量着：沅江边上，几个当地农民在造一座临江的吊脚楼，山坡陡峭，约45°，青山翠谷中，刚刚搭起来的屋架“灵秀而坚定，细腻而澄明”。
王澍对同行的瑞士朋友说：“我有一股冲动，在此留下，就做个木桩。”
王澍没有留下，“不过，一种相似于工匠的无形观念，已在心中烙下。”他说。
后来，在《设计的开始》一文中，王澍写道：“那座吊脚楼没有完工，永远不会完工。不经意的，它总是突兀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实习生叶宇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建筑师不该失去自省的力量
Q＝《中国周刊》
A ＝王澍
功利心已经主宰了一切
Q：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地标性建筑”和“标志性建筑”？
A：我是反对所谓的“标志性建筑”的。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时代权力的宣誓，也是集中了商业力量的宣誓。它一方面用大的物质体积来做标识，另一方面掩盖了所在城市里大量历史建筑被拆毁的事实，更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瓦解视而不见。我认为这类的标志性建筑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标志性建筑师”。
Q：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标志性建筑”在中国颇有市场。从建筑师的角度，抛却行政和政策压力，需要进行某种反思吗？
A：这个时代，建筑师掌握了太大的权力，而他们在运用这些权力时或许从未想过自己凭什么拥有这些权力。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设计和建筑，对人的生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你还不做自觉的反向的思考和批判。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建筑师就失去了他在这个时代应该有的自省的力量。这是非常危险的。
Q：“危险”指的是什么？
A：我们的城市，只能进行平庸的批量生产。更高，体量更大，更加夺人眼球，这就是所谓的地标建筑。有人做过统计，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拆毁了将近90%的传统建筑，外形雷同的高楼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上拔地而起。说的极端一些，我们的城市模样，正在被一群外国人重新塑造。
Q：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应该负有某种责任？
A：现中国复制了那么多“垃圾般的房地产”，都是建筑师干的，建筑师变成了房地产商和开发商的同谋，变成了这个时代这种趋势的同谋。
大规模开发之后，建筑和街道只能看不能用，人性消失了，如自然一样生长起来的东西被挤压得没有余地。当你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原来非常有尊严地呆在老建筑上，忽然变成像垃圾一样被扔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建筑师，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无德。如果仅仅把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是很猥琐的。
这个时代固然有问题，但建筑师不应把这些外在条件作为自己不能做很好设计的理由。外在的东西有时我们很难左右，但设计师首先可以做自我批判。这是我的立场。
Q：为什么会这样？
A：功利心，这个时代，功利心已经主宰了中国的一切。
失落了真实的历史，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Q：在你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怎样一种建筑？
A：这需要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失去了什么。中国曾经是在城市和乡村都遍布诗意的国家，经历一百年的巨变之后，这种诗意还存在么？
我做过一个统计，本土建筑在传统文化城市中的比例已经不到10%。我们在过去二十几年，消灭了自己过往的建筑90%以上。城市保有的剩下的一点点传统建筑，只在5%-10%之间。这还是指历史文化传统城市，其他更不用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城市里头的传统和文化基本上完蛋了。
在我看来，如果建筑能穿过百年、千年持续地存在，这就是挺让人感动的事情。
Q：某种程度上，是要恢复和保留我们的传统吗？
A：在我某天走过一个街的拐角时，如果我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堵墙看起来像是断壁残垣，但当它剥落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的东西非常有条理，黄土、抹灰、砖头这三种东西很有序地结合在一起。我不会想到这是一堵破墙坏掉了，可以重新去翻新它，这是一种时间的过程自然产生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讨论的传统，它和未来直接相关。保护传统的目的，是要保有我们的未来。我们在逐渐失去自己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的同时，还在抄袭世界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文化都不爱惜，又如何要求别人尊重你？
Q：我们自己会迷失？
A：如果我们失落了真实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Q：对此，你的主张是什么？
A：我主张，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那个地方的文化根源，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当然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当时在杭州做象山校园，有人说里面怎么还有北方建筑的影子。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定型的讨论，每个地域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形成其特殊的东西。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怎么样恢复中国曾经有过的伟大体系，从这个体系中可以看到整个文化的共通点，它分享着某种共通的理念和结构，但在每个地区又有着如此丰富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多样性的保持是中国文化里最宝贵的。
Q：具体怎么做？
A：我们传统的建筑一向都是善于回收利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关于“可持续发展”是有一套特殊的办法的，用料不昂贵，表面上看上去容易朽坏，但采用“拆一块补一块修一块”的循环办法，使得很多建筑能维持五百年、一千年，甚至更久。
现代的建造使得传统的体系被中断，传统的建筑拆后材料被扔掉，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我们需要用一种具体的方式使这些传统能够延续下去，而不是采取作秀的方式，用所谓传统元素或符号来假装传统文化还在。
Q：你对此感到乐观吗？
A：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语境下按照自己的文化脉络、逻辑来演变，而不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进行粗暴的替换。这样的突围，不仅仅是建筑界所应做的突围，而是这个时期大家整体应有的思维。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和追回的可能，我就是一句话，我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我对中国城市现状的看法，我基本是绝望的。
我们阻挡不了功利心摧毁我们的历史。建筑，只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吧。
Q：你如何看待一些文化人和老百姓自发进行的保护传统的行为？
A：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并不是精英建筑师，认为我们设计的东西更美，说那种东西是“乱七八糟”的，要对其进行清理。从这个方面来讲，我是自觉地站在这个文明状态下弱势群体一方的。
生活不可以被简单化的
Q：你有一个让人感觉有些怪的观点，你不做“建筑”，只做“房子”。怎么理解？
A：对我而言，建筑的根本是自发建造的，是源自日常生活的。我认为建筑不是艺术殿堂里的高级艺术品，建筑活动是人类的一个生存行为。我的建筑试图将这种生存行为，同它所带来的真正存在的感觉联系起来，做“存在感的建筑”。我是“玩味生活复杂性的建筑师”。我从来不认为生活是可以被简单简化的。现代主义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试图以简化生活为前提。这对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了摧毁性的能量。
Q：“房子”这个概念，给人的感觉，是和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A：对。中国正经历一个特殊时期，如此巨量的建筑建设，导致城市规划活动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在历史上都不多见的，而我们正好碰到了。这时建筑不止是建筑，它里面所带有价值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它是人的一个基本生存活动，是人的需要。
Q：现代住宅设计来源于西方，你似乎对西方建筑理念并不那么认同。
A：我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认同西方的建筑观念，然后回过头来批判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体现了很多很重要的想法，比如：它起源时并不是简单的艺术行为，是为了解决战后出现的居住问题，是从住宅开始的。因此它最初是一个社会运动，而非艺术运动。这种精神在后来的商业化过程中被逐渐丢失，变成了所谓的国际化风格，一些原初的理想在商业化过程中被消费。
如果讨论西方建筑的话，我一直努力让那时的出发点得以回归。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对我们的“房子”，我也持这样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