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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题材电影《天空之眼》于2016年3月11日在美国上映。11天之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连环爆炸，造成30多人死亡，340人受伤，3名充当人体炸弹的嫌犯当场身亡，加上另外两人，均被警方认为和4个月前的巴黎恐怖袭击有关联。ISIS随后宣布对该起爆炸案负责——一整套我们已经越来越熟悉的恐怖袭击流程：人体炸弹、人群聚集区、大规模伤亡，最后是ISIS以幕后主使的身份亮相，炫耀战绩。
就像用生命为电影做宣传，《天空之眼》讲述了暴恐案发生之前的故事：英国情报官员历经6年，终于追查到在东非恐怖分子名单上排名第四和第五的一对夫妻，二人正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栋民宅内，策划一起新的人肉炸弹恐怖袭击事件，美军的无人机和两枚导弹已经就位，万事俱备，只等无人机驾驶员按下发射按钮。
但新的变量在此时出现，驾驶员发现在藏匿恐怖分子的院子隔壁生活的小女孩（之前有他通过无人机镜头看着小女孩转呼啦圈的温馨画面），她蹦蹦跳跳地出门，在院子围墙外设了一个小摊，卖妈妈做的面饼。小女孩天真可爱，笑起来的样子让人格外心动，于是驾驶员拒绝发射导弹，想给小女孩留下求生的时间——他期望小女孩能够迅速卖光面饼，离开爆炸区。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恐怖分子正在穿上装满炸弹的背心，因为监控能力有限，一旦他们错失良机，人体炸弹进入平民聚集区，就会带来80人左右的伤亡。电影向戏内戏外的所有人抛出一个难题：应该为了80人的“可能”死亡，而让眼前的无辜小姑娘“确定”地死去吗？
和很多人一样，我最早是从桑德尔的公开课“公正”里听说那个著名的胖子：你站在一座桥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从远处开来，轨道尽头有5名即将被撞死的工人，这时你发现身边有一个大胖子，如果你把他推下铁轨，他必死无疑，但电车会停下，你救了那5个人，却杀了一个无辜的胖子。
这个假设经公开课传播后为大家所熟知，以至于桑德尔将该课程内容结集出书的时候，只能用其他例子代替，但“电车难题”本就是伦理学上最有名的悖论之一。电车难题有无数衍生版本，上述胖子这一个，大概最契合《天空之眼》的剧情。
戴维·埃德蒙兹的《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详细阐释了由电车难题产生的“电车学”，书中提到西点军校将此作为哲学必修课的一部分，因为这有助于学生区分正义战争和恐怖袭击。但不管是电影还是书，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像电影片头打出的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名言：“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是真理。”战争中我们做出选择，却不是依据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下的一段对话可被视为是“电车难题”的雏形，书中伊万和阿辽沙对谈，伊万说：“你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最终目的是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实现此目的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摧残一个——总共只有一个——小小的生命体，就算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自己胸部的小女孩吧，用她得不到补偿的眼泪为这座大厦奠基，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书中代表纯善的阿辽沙毫不犹豫，轻轻地说：“不，我不会同意。”
阿辽沙的回答在道德层面上看起来无懈可击，伦理悖论仅仅作为逻辑假设时总是有趣的，但当现实需要不断验证这些假设时，大部分人却没有选择道德完美。在宗教层面，生命不可量化叠加，但在当下，我们真的会为一个小女孩，放弃整个人类的命运吗？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开篇，就是“二战”时丘吉尔面临的选择：军情五处可以使用假情报，诱导德国将飞弹轰炸的地点从伦敦市中区调整为更南边的郊区，这样会挽救超过1万人的生命，但本来居住在南郊的人，则会被无辜牺牲。最后，飞弹导致了6000多人死亡，南郊众多区域被炸得满目疮痍。
埃德蒙兹说，做出这个决定时，丘吉尔可能没怎么失眠，因为他每天都得面对诸如此类的道德困境。同一个丘吉尔也曾说过，“真理无可争议，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嘲笑它，但最终，它屹立不倒”，没有人知道丘吉尔所谓的“真理”应当如何具化：是6000人的生命，还是1万人的生命？
这就像《天空之眼》的结局，在经过诸多官僚烦琐而低效的讨论，以及指挥官强行让技术人员移动导弹攻击点，将爆炸后小女孩的死亡概率降为50%之后，导弹发射了。第一枚没有完全炸死女恐怖分子，于是又有了第二枚，这一次，恐怖分子和小女孩一起，失去了机会。
更为讽刺的是，伤心欲绝的父母试图在路上找车将小女孩送往医院，最终帮助他们的，却是电影中被视为反派的当地军队。战争中正邪双方的标签，因为一个小女孩的生命，来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调。在电影的最后，是艾伦·瑞克曼饰演的军人对下属说：“永远不要跟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早在300年前，康德已经警示世人，“永远不能仅仅把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始终要将之作为目的”，但如果手段和目的同为人的生命时，我们将会在现实层面陷入死局。
这些年有不少影视作品探讨过类似主题：在《拯救大兵瑞恩》中，为了拯救瑞恩一人的生命，是否应该让8个士兵去冒险？在《战略特勤组》中，为了得到原子弹的下落，拯救几千万人的生命，是否应该以恐怖分子孩子的生命作为威胁？在《刺杀本·拉登》中，为了获取本·拉登的信息，是不是就可以对知情人士无底线地使用酷刑？……这些探讨从来不提供答案，但能够进行这些探讨，而非不假思索地做出抉择，本身就证明了人性。在关键时刻的犹豫，既代表软弱，也代表人道主义。
看完《天空之眼》后，我本来没想写这篇文章，因为类似的文章已经不少。但清晨起床，看见法国尼斯恐怖袭击后的照片，满地尸体，宛如地狱，最让人震动的一张，是被覆盖住的小女孩的尸体，旁边是她的粉红洋娃娃。这一场悲剧已经不可避免，但倘若在下一场悲剧之前我们有机会制止，但制止它发生的代价，是杀死一个抱着粉红洋娃娃的小女孩，作为手握武器的人，到底会不会扣动扳机？
就像用生命为电影做宣传，《天空之眼》讲述了暴恐案发生之前的故事：英国情报官员历经6年，终于追查到在东非恐怖分子名单上排名第四和第五的一对夫妻，二人正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栋民宅内，策划一起新的人肉炸弹恐怖袭击事件，美军的无人机和两枚导弹已经就位，万事俱备，只等无人机驾驶员按下发射按钮。
但新的变量在此时出现，驾驶员发现在藏匿恐怖分子的院子隔壁生活的小女孩（之前有他通过无人机镜头看着小女孩转呼啦圈的温馨画面），她蹦蹦跳跳地出门，在院子围墙外设了一个小摊，卖妈妈做的面饼。小女孩天真可爱，笑起来的样子让人格外心动，于是驾驶员拒绝发射导弹，想给小女孩留下求生的时间——他期望小女孩能够迅速卖光面饼，离开爆炸区。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恐怖分子正在穿上装满炸弹的背心，因为监控能力有限，一旦他们错失良机，人体炸弹进入平民聚集区，就会带来80人左右的伤亡。电影向戏内戏外的所有人抛出一个难题：应该为了80人的“可能”死亡，而让眼前的无辜小姑娘“确定”地死去吗？
和很多人一样，我最早是从桑德尔的公开课“公正”里听说那个著名的胖子：你站在一座桥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从远处开来，轨道尽头有5名即将被撞死的工人，这时你发现身边有一个大胖子，如果你把他推下铁轨，他必死无疑，但电车会停下，你救了那5个人，却杀了一个无辜的胖子。
这个假设经公开课传播后为大家所熟知，以至于桑德尔将该课程内容结集出书的时候，只能用其他例子代替，但“电车难题”本就是伦理学上最有名的悖论之一。电车难题有无数衍生版本，上述胖子这一个，大概最契合《天空之眼》的剧情。
戴维·埃德蒙兹的《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详细阐释了由电车难题产生的“电车学”，书中提到西点军校将此作为哲学必修课的一部分，因为这有助于学生区分正义战争和恐怖袭击。但不管是电影还是书，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像电影片头打出的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名言：“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是真理。”战争中我们做出选择，却不是依据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下的一段对话可被视为是“电车难题”的雏形，书中伊万和阿辽沙对谈，伊万说：“你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最终目的是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实现此目的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摧残一个——总共只有一个——小小的生命体，就算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自己胸部的小女孩吧，用她得不到补偿的眼泪为这座大厦奠基，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书中代表纯善的阿辽沙毫不犹豫，轻轻地说：“不，我不会同意。”
阿辽沙的回答在道德层面上看起来无懈可击，伦理悖论仅仅作为逻辑假设时总是有趣的，但当现实需要不断验证这些假设时，大部分人却没有选择道德完美。在宗教层面，生命不可量化叠加，但在当下，我们真的会为一个小女孩，放弃整个人类的命运吗？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开篇，就是“二战”时丘吉尔面临的选择：军情五处可以使用假情报，诱导德国将飞弹轰炸的地点从伦敦市中区调整为更南边的郊区，这样会挽救超过1万人的生命，但本来居住在南郊的人，则会被无辜牺牲。最后，飞弹导致了6000多人死亡，南郊众多区域被炸得满目疮痍。
埃德蒙兹说，做出这个决定时，丘吉尔可能没怎么失眠，因为他每天都得面对诸如此类的道德困境。同一个丘吉尔也曾说过，“真理无可争议，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嘲笑它，但最终，它屹立不倒”，没有人知道丘吉尔所谓的“真理”应当如何具化：是6000人的生命，还是1万人的生命？
这就像《天空之眼》的结局，在经过诸多官僚烦琐而低效的讨论，以及指挥官强行让技术人员移动导弹攻击点，将爆炸后小女孩的死亡概率降为50%之后，导弹发射了。第一枚没有完全炸死女恐怖分子，于是又有了第二枚，这一次，恐怖分子和小女孩一起，失去了机会。
更为讽刺的是，伤心欲绝的父母试图在路上找车将小女孩送往医院，最终帮助他们的，却是电影中被视为反派的当地军队。战争中正邪双方的标签，因为一个小女孩的生命，来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调。在电影的最后，是艾伦·瑞克曼饰演的军人对下属说：“永远不要跟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早在300年前，康德已经警示世人，“永远不能仅仅把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始终要将之作为目的”，但如果手段和目的同为人的生命时，我们将会在现实层面陷入死局。
这些年有不少影视作品探讨过类似主题：在《拯救大兵瑞恩》中，为了拯救瑞恩一人的生命，是否应该让8个士兵去冒险？在《战略特勤组》中，为了得到原子弹的下落，拯救几千万人的生命，是否应该以恐怖分子孩子的生命作为威胁？在《刺杀本·拉登》中，为了获取本·拉登的信息，是不是就可以对知情人士无底线地使用酷刑？……这些探讨从来不提供答案，但能够进行这些探讨，而非不假思索地做出抉择，本身就证明了人性。在关键时刻的犹豫，既代表软弱，也代表人道主义。
看完《天空之眼》后，我本来没想写这篇文章，因为类似的文章已经不少。但清晨起床，看见法国尼斯恐怖袭击后的照片，满地尸体，宛如地狱，最让人震动的一张，是被覆盖住的小女孩的尸体，旁边是她的粉红洋娃娃。这一场悲剧已经不可避免，但倘若在下一场悲剧之前我们有机会制止，但制止它发生的代价，是杀死一个抱着粉红洋娃娃的小女孩，作为手握武器的人，到底会不会扣动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