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败于英，再败于法，三败于至今我们口头也许包括心理上都很不屑的蕞尔岛国“小日本”，虽然朝代有更替但文化基本上未遭遇挑战的中华帝国，到了晚清末造，无论朝野、官民、绅商、中外，都明白，该变了。目标一致，道理两歧，改良的道路不顺，立宪的操作失衡，满清成功地将自己送上革命的不归路，孤儿寡妇入关，孤儿寡妇辞庙，走个轮回，陪葬的，是无数生民的血泪和中国的机遇。这段可嗔可叹、可歌可泣、可悲可哀、可怜可惜的历史，分析、研究、审视、考察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对于在“历史的三峡”中左冲右突茫然无归的中国来说，永不嫌多。
　　《纸上的火焰》选择的角度，是媒体，如同副标题所揭示的，“1815-1915年的报界和国运”，是寻摸晚清历史的另一只眼。中国五千年文明，一部二十四史浩如烟海，如鲁迅先生所言，差不多是“帝王将相的家传”，其“英雄史观”固然有其必然，但无论记录、阅读、研究，差不多都为“资治”服务、为“兴替”借鉴，限于士大夫一小群，帝国“沉默的大多数”无与焉。不再单纯经由戏曲、唱本、鼓词、小说的曲折，而能差不多同步窥视帝国的言动，与时代的节拍共振，非得那一百年中，跌跌撞撞、曲曲折折长出来大众媒体不可。
　　这只眼，看到捏造，看到抹黑，看到歪曲，看到矛盾，看到简陋，看到深刻，看到犹疑，看到坚决，看到卑鄙，看到侠义，看到光怪陆离，看到壮怀激烈。这只看到一百年来媒体轮廓的眼，因为特别注视诸多细节，而使标签化的人物和事件丰满起来。
　　譬如，1896年5月，他出使俄国时，很以俄国总理大臣将踩踏致死数千人的不幸经过全盘禀报新沙皇、败坏皇上胃口的举动为不然：“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以分君上之忧为根本，瞒和骗天经地义，忠心可表。3个月后，他访问美国，对美国记者陈述他的新闻观：“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判若两人是不？作者分析了这看来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有求于人的俄帝国，深明帝国“在予一人”的架构，热心老吏套近乎，以赢得谈判的有利地位。而在联邦共和的美国，没有利益纠葛，就该放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深度了。他是至今未彻底洗刷“汉奸卖国贼”骂名的李鸿章。对于新闻，李鸿章是否“有两张面孔，既矛盾又和谐，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理想和现实的分裂，显示了他的生不逢时”的作者结论，我们也许不同意，一部《李鸿章全集》字数堪比二十四史，与媒体相关的材料也比比皆是，作者选取李鸿章新闻观上的两幅面孔，相当精辟地抓住了一个成熟政治家杰出的表演才能，应该没有疑义。
　　经由对伦敦清领馆策划的一场绑架，媒体让“绿毛海盗式”造反“窝囊的失败者翻转为一个超级英雄”，制造了清政府无法消化的革命先行者。你想媒体干净得像蒸馏水？借助“二次革命”，顺手灭掉谣言、杂音不少的报纸。“癸丑报灾”之后，“太子”就专门制造一张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给你看，“钳制舆论、控制信息的结果就是人民得不到真相，统治者同样无法获得，企图以假新闻得到好处，自己也会被假新闻绊倒。”“一世英名”的袁世凯怕是死也瞑目不了，不然何以会遗言：“他害了我”呢？
　　以接近段子写作的方式，《纸上的火焰》痛快淋漓的阅读快感，冲淡了它的学术味道。不过，几近囊括的重要媒体、重要作者、重要事件，给普通读者埋伏了诸多伏线，可以循着随便哪条线头，深入到晚清的历史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