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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工业化，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内在关联：相当一部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是采用慈善赈济的模式加以筹集；不少工业化的主持者，则是义赈领袖们集体转化而来。对于这一向来不為人所注意的历史事实，朱浒有关近代义赈的研究（主要是《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和《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两书）予以了充分揭示。
首先来看资金问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资金缺乏一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为了自强，洋务派先是举办军用工业，然而清政府的财政本就不宽裕，再加上连年战争，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经费屡屡捉襟见肘。为了支持军用工业，也为了“分洋商之利”，洋务派又开始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这些民用企业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即轮船招商局，其他类似企业则被命名为“矿务招商局”“电报招商局”和“织布招商局”等，以“招商”为名，主要是为了招徕“商股”。
但招股之初，很不顺利。轮船招商局在一八七二年便开始招股，最开始由沙船商朱其昂负责，完全无法打开局面，一八七三年改由粤东买办唐廷枢和徐润负责，很快便取得了重大进展，招到白银四十七点六万两，但徐润一人便入股二十四万两，唐廷枢则不少于八万两，其他附股之人也多为唐廷枢、徐润的亲友熟识。一八七六年，轮船招商局续招三十九点七万两，实收仅八万多两；一八七七年收购旗昌，拟招股一百五十万两，实收仅四点五万两。开平矿务局也是如此，到一八七八年五月应该招到的八十万两，只招到二十余万两，主要投资人是唐廷枢、徐润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港粤殷商”，直到一八八○年还只有三十万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04、418、446页）。
招股困难，并不是因为民间没有资金。曾一度垄断了长江航运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八六二年成立时，拟招股一百万两，股金在短短三个月内便全部缴清，“华人是这个企业的最大业主”，旗昌洋行只拥有该公司“不到三分之一的股权”（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26页）。唐廷枢、徐润等粤东买办在入主轮船招商局之前，也曾大量附股洋商轮船公司，并购买轮船诡寄洋商经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外商誉为上海“最有实力最富有的人之一”的湖州丝商兼旗昌洋行买办，也是旗昌轮船公司华人投资者之一的陈竹坪，在一八六二到一八六三年对轮运业的投资达二十一点五万两（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31、150页）。然而，当一八七七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时，拥有大量旗昌股份的陈竹坪宁愿撤股，也不愿意投资轮船招商局。这或许与陈竹坪身为浙江人有关，正如李鸿章所言“广帮与浙苏等帮向各争胜，难遽合同”，因而不肯在粤东买办主导的轮船招商局进行投资。
朱浒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中，专门比较了一八七七到一八八○年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荆门矿务局等航运业、工矿业的招股资金，与同时段义赈的放款资金，前者是四十五万两，后者至少是九十三万两。将二者进行比较，主要是因为这些资金都来源于民间。或有人认为，这时期正好是丁戊奇荒，义赈捐款较入股开矿更为踊跃，是很正常的，而且极有可能，正是义赈捐款的踊跃导致了工业化资金的欠缺。夏明方就曾表示，中国近代频繁而严重的灾荒，正是导致整个近代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过程和规模极其艰难和微弱的重要原因。例如丁戊奇荒中，朝廷曾一再向洋务企业提出助赈的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海防经费中拨解了七十万两充当赈款。但恰如朱浒所指出的，在义赈所收到的捐款中，单笔数量超过五十两以上的款项都很少，更多的是零零碎碎的小额捐助，大都不足以购买一张近代企业的股票，当然也无法转化为近代企业的资金。
招股没有成效的根本原因是信用问题。有学者认为，民间资金不愿入股官督商办企业，“根本原因是对官方不信任，就怕官方专断独行，遭受损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46页）。唐廷枢、徐润等主持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时所招之股，除了他们本人之外，唐廷枢自己也表示，“其最初附股之人，固由廷枢招至，即后来买受者，廷枢亦大半相识”；在徐润而言，则是其“设法招徕各亲友”。之所以如此，当然也是信用问题，唐廷枢、徐润等粤东买办在江南招股，对其报以信任并肯花费真金白银购买股份的，只能是与他们素有往来的“港粤殷商”。
在朱浒看来，招股真正打开局面，是在江南的义赈领袖们成群地进入洋务企业，并使用义赈的募捐办法来招股之后。经元善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招股活动，“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此举曾引起织布局官方代表的不满，认为“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此外，织布局在全国各地的股份代收处，有许多负责人正是之前义赈收捐处的主持人。经元善正是凭借以往在义赈活动中积累的社会信用，尤其是义赈的募捐机制和义赈系统的人脉资源，招股活动取得了极大成功。“仅在布局招商章程公布后不到一个月，社会上的认股金额便达到三十万两，后又增至五十万两”，远远超过原定四十万两的计划。朱浒认为，“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近代企业的投资状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张国辉先生所说的“开始突破商帮亲友的狭隘范围，扩大到以全国主要商业城市的商人作为争取对象”。经元善本人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溯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始。”
在此之后，投资热潮开始出现。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都迅速扭转了一八八○年以前集资困难的局面。轮船招商局完成第一次招股一百万两的计划用了八年时间，而第二次招股则仅用一年便实现了；开平煤矿则在一年中便使自身资本总额从三十万两增长到一百万两。《申报》曾报道：“现在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如果说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的招股越来越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其经营业绩，那么很多当时还没有业绩的企业也能够获得不少的集资，则与义赈领袖们开创的公开招股方法有着很大的关系。 慈善事业尤其是公共慈善事业，与集股投资有着诸多相通之处，两者都是从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工作，而决定其成败的核心则是信用。夫马进在其关于“征信录”的文章中曾指出：“公共慈善事业有很多人参加，而事业的规模有时甚至扩大到半径达数十公里或上百公里的地域，这导致了捐赠者与经营者往往是素不相识的。或者仅仅是相识，但是根本不了解对方的人品和性格。而且，众人结社并聚集资金，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捐赠是否用途正当、历年的事业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实际上的投资是否投向了为自己积德的事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征信录》的会计事业报告书得以诞生，并广泛传播。夫马进甚至将商人们主动地从事慈善事业也视作一种投资，“有一分之本，即收一分之利”，只不过这里的“一分之利”不再是商业上的利润，而“变成了子孙繁荣、科举及第或者无嗣者可得男孩等回报”（《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708、709页）。可以说，公共慈善事业和股份制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如何在一个陌生人社会获得信用和维持信用的问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正是借助义赈资源，招股难的局面才得以打开。
义赈作为一种近代才兴起的慈善模式，按朱浒的话来说，是基于江南的慈善传统才得以形成的。所谓义赈，主要有两点使它区别于以往的慈善救济，一是民捐民辦，二是跨区域。所谓跨区域，主要是指江南人士筹集款项，前往华北等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慈善活动。义赈最具代表性的募捐办法—“愿”捐，历来就是江南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慈善募捐方式。所谓“愿”捐，就是先将每“愿”定为一个数目不大的钱数，再随人发若干“愿”许捐。如上海的“百福惜士会”称，“为清门馈贫粮，每愿一百文”；盛泽善士组成的慈善组织则称，“每日一文为一愿”；昆山正心崇善局表示，“每愿计六百文，六愿活一命”；常熟水奇堂的“一文缘”正是从“愿”演化而来，“一文善愿，此举颇良”。常州人盛宣怀奉李鸿章之令，在浙江等地为山西办赈，刊布《雁塔题名册》，“每塔五十愿，作五十格，每愿大钱五百文”。或许正是由于长期浸润于这种慈善传统，盛宣怀曾提出这样一种“如同放赈”的招股办法，即“愿附股一千两者先出一百两，得红则准其再出九百两；不得红则将试挖工本刻信录了结”，在盛宣怀看来，“将来大利之根在此百两，得红以后不准外人搀股，则人或乐捐此百两”。争取信任以聚沙成塔的核心宗旨，使得公共慈善事业与招股投资事业存在着极大的相通之处，江南的义赈领袖们正是凭借这一点，获得了洋务运动的主要主持者李鸿章的信任，纷纷实现了从赈务事业向洋务事业的跨越。
以往的研究多认为，是洋务企业的主持者发动了义赈这种新型的慈善赈济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倒因为果的看法。易惠莉曾敏锐地指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正值民用洋务企业活动处在筹议、筹建的起步阶段，以持续数年的华北赈务活动为契机，中国官方与江浙绅商界之间的关系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融洽。”“对于此后不久即出现的近代企业活动的投资热潮，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她明确表示：“由在赈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同人关系转化为创办企业活动的合作关系的典型事例，是一八八○年津沪电报的创办。”（《郑观应评传》，221、222页）易惠莉的研究较早地提示了江南绅商从赈务向洋务的转变现象，朱浒则在《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一书中，对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如李金镛先后被委办湖北矿务、漠河金矿，经元善先后被委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谢家福则先后在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担任重要职务，等等。
对谢家福、李金镛、经元善等义赈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朱浒也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他们“都有着长期力行善举的家世背景”。谢家福的父亲谢蕙庭是道光、咸丰年间江南地区最著名的善士之一，民国《吴县志》曾言：“道光中，以善人著声远近者，吴县潘曾沂、谢元庆。”谢家福在《申报》上的身份，最初被定位为“善人之后”。李金镛的父亲李廷发“生前好善，乡里共推”，临终前还遗命将其“养赡田亩”，“收息施济，或鬻以充赈”，因而李金镛很早便开始从事慈善活动。经元善的父亲经纬，早在道光年间就成为上海地区的知名善士，被“上海绅士公举主辅元堂事”，后又兼办同仁堂、育婴堂事。正是基于此，经元善在经纬去世的次年，即出任了上海同仁辅元堂的董事。还必须一提的是，谢家福、李金镛和经元善同为江南著名善士余治的门下弟子，是“江南善士圈”的核心成员。慈善事业可谓这些义赈领袖的祖业，向来在江南地区声望卓著，备受信赖，因而能够在义赈兴起时一呼百应。据易惠莉的研究，郑观应先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担任要职，与其粤东买办的身份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通过余治的关系，“加入了浙江绅商社会”，甚至与谢家福、经元善等成为金兰之交。郑观应实际上也是凭借义赈领袖的身份，才得以出任上述洋务要职的。
义赈同人介入最深的一个行业是电报。电报总局虽然一开始设在天津，但上海的地位事实上最重要。天津的意义在于军国大事，上海则不仅仅是军国大事，还有经济上的意义，因而电报初创之后，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动机的推动而遍地开花的，上海实际上成为电报的总汇之地，而负责上海电报局的正是郑观应、谢家福和经元善。据朱浒的研究，设在全国各地的电报分局，很多也都是义赈同人负责，如主管苏州电报局的谢庭芝，是谢家福之侄，更是苏州桃花坞赈所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又被任命为烟台电报局总办；主管镇江电报局的是张世祁、严作霖，张世祁是桃花坞赈所的重要成员，严作霖则不但是义赈的发起人之一，还是余治的弟子。此外，主管扬州电报局的李培松、主管广东电报局的沈嵩龄、主管南昌电报局的何梅阁、主管泸州电报局的王柳堂和主管泉州电报局的章蔚斋等，都是义赈同人。督办电报局的盛宣怀曾明确表示：“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可以说，电报局基本上就是由义赈同人创办起来的，也长期掌握在义赈同人手里，因而此后办赈形成了一个规矩，那就是出于赈务需要的电报都是免费的。即便如此，电报局也是所有洋务企业中经营状况最好的一家。义赈同人群体性进入洋务企业的状况，在当时便引起时人注意。《申报》在一八八五年的一篇社评中指出：“从前办赈诸公有因急公好义，为当道登以荐剡、荣以官阶者，近年以来，出而办理他务，如电线等局、一切公司，宪委煌煌，居然总办、会办。彼其初心，原不藉筹赈以为进身之阶，而劳绩所在，宜沐施恩。” 必须指出，义赈同人之所以能够成批进入洋务企业，与盛宣怀、李鸿章关系甚巨。盛宣怀很早便参与义赈，并与义赈同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朱浒看来，盛宣怀在义赈同人作为后盾之前，他的洋务事业几乎毫无成就，在李鸿章眼中也很边缘。正是凭借义赈同人的帮助，他通过创办电报站稳脚跟，又通过谢家福、郑观应的帮助，完全掌控轮船招商局，从而为他的经济“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鸿章之所以对义赈同人建立信任，除了盛宣怀的大力推荐之外，义赈事业本身对李鸿章也多有帮助。且不说义赈通过民间捐款，间接地帮李鸿章的洋务企业省下大笔助赈费用，单是李鸿章督直期间，凡是发生在直隶地区的灾害，义赈同人都会施加援手，使得李鸿章不必靡费公款，或较少地拨款赈灾。光绪六年（一八八○）底，一位义赈同人因江南、江北发生灾荒，准备将直赈结存的义赈款五万余两带回江南，李鸿章竟然以“南省富庶，好义者多，如果因旱议赈，必可就地设法集劝”为由，命其将此款“仍作直隶赈济要需，无须汇回南省”。显然，李鸿章在军务、洋务方面需要的资金巨大，在赈务上能省一分便是一分。李鸿章对能筹集巨款帮他赈灾的义赈同人心存好感，有荐则用，不是没有缘由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鸿章正是通过这批义赈领袖，汲取江南的社会资源，用于他的洋务事业。易惠莉曾表示，通过赈务同人创办电报之举可以看到，“赈务这个纯粹传统的事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特殊作用，它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江南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它所具有的内在积极因素如何在近代环境下转化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
江南慈善事业的发达，早已为夫马进、梁其姿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而江南慈善事业何以发达的因素很多，如果与其他地区进行一番比较，则江南富庶的重要性无疑会大大提升。一般情况下，人们有了多余的财富才有可能行善。而社区慈善，恰如吴韬所言，是形成社区认同非常重要的因素（《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二○○一年第四期）。华北地区的士绅们放任江南士绅来到自己家乡做慈善，实为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们自己在灾荒面前都朝不保夕。丁戊奇荒时，晋抚曾国荃曾抱怨晋中贫瘠之县，“或百里而无一富室，或数十里而无一小康之家”；直督李鸿章也不止一次向朝廷报告，“直属素称瘠苦”，“素鲜盖藏”，“本少殷富之家”。
而江南地区历史上便以富庶著称，到了近代，其相对于华北等地区的优势则更为明显。因为对外贸易使得江南获益最大，中国最重要的两种出口商品茶叶和蚕丝，江南都是重要的生产基地，尤其是蚕丝出口几乎为江南独占。笔者曾在《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与江浙丝商》一文中，探讨了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主力的兴替过程，很明显，在上海开埠之前和开埠初期，沙船商人是上海慈善事业的中流砥柱，进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则是江浙丝商，这与十九世纪上海支柱产业的变迁过程颇为吻合，即由沙船业向丝茶外贸业的转变。
以往曾有不少学者认为，国际贸易的冲击是导致近代小农经济走向破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有学者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指出国际贸易反而为小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一八三八至一九○一年）—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载《近代史研究》二○一五年第四期）。即便江南地区在十九世纪中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破坏，但丝茶产区很快便得到彻底恢复。来自南浔的一份报告说：“尽管这一地区在很长时间内落在叛军手里，但居民是如此活跃，贸易是如此繁荣，以致叛军占领的一切痕迹都已经完全消失了。”（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20页）从近代义赈的兴旺发达来看，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地区居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所以才有余力源源不断地接济全国其他地区。这种接济是主动捐款，而不是国家权力强制性征发。
進而言之，在国家权力完全主宰工业化进程之前，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之所以与江南密切相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江南的富庶。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近代工业不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自然产生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由于资金需求巨大，一开始便大多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广泛吸纳社会资源，聚沙成塔，而江南既拥有中国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剩余资源，又拥有将这些资源进行集聚的机制，因而成为对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首要之地。
（《地方流动性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朱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二○○六年版；《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朱浒著，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
招股、慈善与信用
首先来看资金问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资金缺乏一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为了自强，洋务派先是举办军用工业，然而清政府的财政本就不宽裕，再加上连年战争，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经费屡屡捉襟见肘。为了支持军用工业，也为了“分洋商之利”，洋务派又开始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这些民用企业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即轮船招商局，其他类似企业则被命名为“矿务招商局”“电报招商局”和“织布招商局”等，以“招商”为名，主要是为了招徕“商股”。
但招股之初，很不顺利。轮船招商局在一八七二年便开始招股，最开始由沙船商朱其昂负责，完全无法打开局面，一八七三年改由粤东买办唐廷枢和徐润负责，很快便取得了重大进展，招到白银四十七点六万两，但徐润一人便入股二十四万两，唐廷枢则不少于八万两，其他附股之人也多为唐廷枢、徐润的亲友熟识。一八七六年，轮船招商局续招三十九点七万两，实收仅八万多两；一八七七年收购旗昌，拟招股一百五十万两，实收仅四点五万两。开平矿务局也是如此，到一八七八年五月应该招到的八十万两，只招到二十余万两，主要投资人是唐廷枢、徐润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港粤殷商”，直到一八八○年还只有三十万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04、418、446页）。
招股困难，并不是因为民间没有资金。曾一度垄断了长江航运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八六二年成立时，拟招股一百万两，股金在短短三个月内便全部缴清，“华人是这个企业的最大业主”，旗昌洋行只拥有该公司“不到三分之一的股权”（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26页）。唐廷枢、徐润等粤东买办在入主轮船招商局之前，也曾大量附股洋商轮船公司，并购买轮船诡寄洋商经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外商誉为上海“最有实力最富有的人之一”的湖州丝商兼旗昌洋行买办，也是旗昌轮船公司华人投资者之一的陈竹坪，在一八六二到一八六三年对轮运业的投资达二十一点五万两（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31、150页）。然而，当一八七七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时，拥有大量旗昌股份的陈竹坪宁愿撤股，也不愿意投资轮船招商局。这或许与陈竹坪身为浙江人有关，正如李鸿章所言“广帮与浙苏等帮向各争胜，难遽合同”，因而不肯在粤东买办主导的轮船招商局进行投资。
朱浒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中，专门比较了一八七七到一八八○年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荆门矿务局等航运业、工矿业的招股资金，与同时段义赈的放款资金，前者是四十五万两，后者至少是九十三万两。将二者进行比较，主要是因为这些资金都来源于民间。或有人认为，这时期正好是丁戊奇荒，义赈捐款较入股开矿更为踊跃，是很正常的，而且极有可能，正是义赈捐款的踊跃导致了工业化资金的欠缺。夏明方就曾表示，中国近代频繁而严重的灾荒，正是导致整个近代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过程和规模极其艰难和微弱的重要原因。例如丁戊奇荒中，朝廷曾一再向洋务企业提出助赈的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海防经费中拨解了七十万两充当赈款。但恰如朱浒所指出的，在义赈所收到的捐款中，单笔数量超过五十两以上的款项都很少，更多的是零零碎碎的小额捐助，大都不足以购买一张近代企业的股票，当然也无法转化为近代企业的资金。
招股没有成效的根本原因是信用问题。有学者认为，民间资金不愿入股官督商办企业，“根本原因是对官方不信任，就怕官方专断独行，遭受损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46页）。唐廷枢、徐润等主持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时所招之股，除了他们本人之外，唐廷枢自己也表示，“其最初附股之人，固由廷枢招至，即后来买受者，廷枢亦大半相识”；在徐润而言，则是其“设法招徕各亲友”。之所以如此，当然也是信用问题，唐廷枢、徐润等粤东买办在江南招股，对其报以信任并肯花费真金白银购买股份的，只能是与他们素有往来的“港粤殷商”。
在朱浒看来，招股真正打开局面，是在江南的义赈领袖们成群地进入洋务企业，并使用义赈的募捐办法来招股之后。经元善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招股活动，“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此举曾引起织布局官方代表的不满，认为“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此外，织布局在全国各地的股份代收处，有许多负责人正是之前义赈收捐处的主持人。经元善正是凭借以往在义赈活动中积累的社会信用，尤其是义赈的募捐机制和义赈系统的人脉资源，招股活动取得了极大成功。“仅在布局招商章程公布后不到一个月，社会上的认股金额便达到三十万两，后又增至五十万两”，远远超过原定四十万两的计划。朱浒认为，“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近代企业的投资状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张国辉先生所说的“开始突破商帮亲友的狭隘范围，扩大到以全国主要商业城市的商人作为争取对象”。经元善本人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溯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始。”
在此之后，投资热潮开始出现。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都迅速扭转了一八八○年以前集资困难的局面。轮船招商局完成第一次招股一百万两的计划用了八年时间，而第二次招股则仅用一年便实现了；开平煤矿则在一年中便使自身资本总额从三十万两增长到一百万两。《申报》曾报道：“现在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如果说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的招股越来越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其经营业绩，那么很多当时还没有业绩的企业也能够获得不少的集资，则与义赈领袖们开创的公开招股方法有着很大的关系。 慈善事业尤其是公共慈善事业，与集股投资有着诸多相通之处，两者都是从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工作，而决定其成败的核心则是信用。夫马进在其关于“征信录”的文章中曾指出：“公共慈善事业有很多人参加，而事业的规模有时甚至扩大到半径达数十公里或上百公里的地域，这导致了捐赠者与经营者往往是素不相识的。或者仅仅是相识，但是根本不了解对方的人品和性格。而且，众人结社并聚集资金，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捐赠是否用途正当、历年的事业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实际上的投资是否投向了为自己积德的事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征信录》的会计事业报告书得以诞生，并广泛传播。夫马进甚至将商人们主动地从事慈善事业也视作一种投资，“有一分之本，即收一分之利”，只不过这里的“一分之利”不再是商业上的利润，而“变成了子孙繁荣、科举及第或者无嗣者可得男孩等回报”（《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708、709页）。可以说，公共慈善事业和股份制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如何在一个陌生人社会获得信用和维持信用的问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正是借助义赈资源，招股难的局面才得以打开。
义赈作为一种近代才兴起的慈善模式，按朱浒的话来说，是基于江南的慈善传统才得以形成的。所谓义赈，主要有两点使它区别于以往的慈善救济，一是民捐民辦，二是跨区域。所谓跨区域，主要是指江南人士筹集款项，前往华北等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慈善活动。义赈最具代表性的募捐办法—“愿”捐，历来就是江南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慈善募捐方式。所谓“愿”捐，就是先将每“愿”定为一个数目不大的钱数，再随人发若干“愿”许捐。如上海的“百福惜士会”称，“为清门馈贫粮，每愿一百文”；盛泽善士组成的慈善组织则称，“每日一文为一愿”；昆山正心崇善局表示，“每愿计六百文，六愿活一命”；常熟水奇堂的“一文缘”正是从“愿”演化而来，“一文善愿，此举颇良”。常州人盛宣怀奉李鸿章之令，在浙江等地为山西办赈，刊布《雁塔题名册》，“每塔五十愿，作五十格，每愿大钱五百文”。或许正是由于长期浸润于这种慈善传统，盛宣怀曾提出这样一种“如同放赈”的招股办法，即“愿附股一千两者先出一百两，得红则准其再出九百两；不得红则将试挖工本刻信录了结”，在盛宣怀看来，“将来大利之根在此百两，得红以后不准外人搀股，则人或乐捐此百两”。争取信任以聚沙成塔的核心宗旨，使得公共慈善事业与招股投资事业存在着极大的相通之处，江南的义赈领袖们正是凭借这一点，获得了洋务运动的主要主持者李鸿章的信任，纷纷实现了从赈务事业向洋务事业的跨越。
从赈务到洋务
以往的研究多认为，是洋务企业的主持者发动了义赈这种新型的慈善赈济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倒因为果的看法。易惠莉曾敏锐地指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正值民用洋务企业活动处在筹议、筹建的起步阶段，以持续数年的华北赈务活动为契机，中国官方与江浙绅商界之间的关系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融洽。”“对于此后不久即出现的近代企业活动的投资热潮，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她明确表示：“由在赈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同人关系转化为创办企业活动的合作关系的典型事例，是一八八○年津沪电报的创办。”（《郑观应评传》，221、222页）易惠莉的研究较早地提示了江南绅商从赈务向洋务的转变现象，朱浒则在《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一书中，对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如李金镛先后被委办湖北矿务、漠河金矿，经元善先后被委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谢家福则先后在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担任重要职务，等等。
对谢家福、李金镛、经元善等义赈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朱浒也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他们“都有着长期力行善举的家世背景”。谢家福的父亲谢蕙庭是道光、咸丰年间江南地区最著名的善士之一，民国《吴县志》曾言：“道光中，以善人著声远近者，吴县潘曾沂、谢元庆。”谢家福在《申报》上的身份，最初被定位为“善人之后”。李金镛的父亲李廷发“生前好善，乡里共推”，临终前还遗命将其“养赡田亩”，“收息施济，或鬻以充赈”，因而李金镛很早便开始从事慈善活动。经元善的父亲经纬，早在道光年间就成为上海地区的知名善士，被“上海绅士公举主辅元堂事”，后又兼办同仁堂、育婴堂事。正是基于此，经元善在经纬去世的次年，即出任了上海同仁辅元堂的董事。还必须一提的是，谢家福、李金镛和经元善同为江南著名善士余治的门下弟子，是“江南善士圈”的核心成员。慈善事业可谓这些义赈领袖的祖业，向来在江南地区声望卓著，备受信赖，因而能够在义赈兴起时一呼百应。据易惠莉的研究，郑观应先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担任要职，与其粤东买办的身份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他通过余治的关系，“加入了浙江绅商社会”，甚至与谢家福、经元善等成为金兰之交。郑观应实际上也是凭借义赈领袖的身份，才得以出任上述洋务要职的。
义赈同人介入最深的一个行业是电报。电报总局虽然一开始设在天津，但上海的地位事实上最重要。天津的意义在于军国大事，上海则不仅仅是军国大事，还有经济上的意义，因而电报初创之后，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动机的推动而遍地开花的，上海实际上成为电报的总汇之地，而负责上海电报局的正是郑观应、谢家福和经元善。据朱浒的研究，设在全国各地的电报分局，很多也都是义赈同人负责，如主管苏州电报局的谢庭芝，是谢家福之侄，更是苏州桃花坞赈所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又被任命为烟台电报局总办；主管镇江电报局的是张世祁、严作霖，张世祁是桃花坞赈所的重要成员，严作霖则不但是义赈的发起人之一，还是余治的弟子。此外，主管扬州电报局的李培松、主管广东电报局的沈嵩龄、主管南昌电报局的何梅阁、主管泸州电报局的王柳堂和主管泉州电报局的章蔚斋等，都是义赈同人。督办电报局的盛宣怀曾明确表示：“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可以说，电报局基本上就是由义赈同人创办起来的，也长期掌握在义赈同人手里，因而此后办赈形成了一个规矩，那就是出于赈务需要的电报都是免费的。即便如此，电报局也是所有洋务企业中经营状况最好的一家。义赈同人群体性进入洋务企业的状况，在当时便引起时人注意。《申报》在一八八五年的一篇社评中指出：“从前办赈诸公有因急公好义，为当道登以荐剡、荣以官阶者，近年以来，出而办理他务，如电线等局、一切公司，宪委煌煌，居然总办、会办。彼其初心，原不藉筹赈以为进身之阶，而劳绩所在，宜沐施恩。” 必须指出，义赈同人之所以能够成批进入洋务企业，与盛宣怀、李鸿章关系甚巨。盛宣怀很早便参与义赈，并与义赈同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朱浒看来，盛宣怀在义赈同人作为后盾之前，他的洋务事业几乎毫无成就，在李鸿章眼中也很边缘。正是凭借义赈同人的帮助，他通过创办电报站稳脚跟，又通过谢家福、郑观应的帮助，完全掌控轮船招商局，从而为他的经济“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鸿章之所以对义赈同人建立信任，除了盛宣怀的大力推荐之外，义赈事业本身对李鸿章也多有帮助。且不说义赈通过民间捐款，间接地帮李鸿章的洋务企业省下大笔助赈费用，单是李鸿章督直期间，凡是发生在直隶地区的灾害，义赈同人都会施加援手，使得李鸿章不必靡费公款，或较少地拨款赈灾。光绪六年（一八八○）底，一位义赈同人因江南、江北发生灾荒，准备将直赈结存的义赈款五万余两带回江南，李鸿章竟然以“南省富庶，好义者多，如果因旱议赈，必可就地设法集劝”为由，命其将此款“仍作直隶赈济要需，无须汇回南省”。显然，李鸿章在军务、洋务方面需要的资金巨大，在赈务上能省一分便是一分。李鸿章对能筹集巨款帮他赈灾的义赈同人心存好感，有荐则用，不是没有缘由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鸿章正是通过这批义赈领袖，汲取江南的社会资源，用于他的洋务事业。易惠莉曾表示，通过赈务同人创办电报之举可以看到，“赈务这个纯粹传统的事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特殊作用，它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江南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它所具有的内在积极因素如何在近代环境下转化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
慈善、财富与工业化
江南慈善事业的发达，早已为夫马进、梁其姿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而江南慈善事业何以发达的因素很多，如果与其他地区进行一番比较，则江南富庶的重要性无疑会大大提升。一般情况下，人们有了多余的财富才有可能行善。而社区慈善，恰如吴韬所言，是形成社区认同非常重要的因素（《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二○○一年第四期）。华北地区的士绅们放任江南士绅来到自己家乡做慈善，实为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们自己在灾荒面前都朝不保夕。丁戊奇荒时，晋抚曾国荃曾抱怨晋中贫瘠之县，“或百里而无一富室，或数十里而无一小康之家”；直督李鸿章也不止一次向朝廷报告，“直属素称瘠苦”，“素鲜盖藏”，“本少殷富之家”。
而江南地区历史上便以富庶著称，到了近代，其相对于华北等地区的优势则更为明显。因为对外贸易使得江南获益最大，中国最重要的两种出口商品茶叶和蚕丝，江南都是重要的生产基地，尤其是蚕丝出口几乎为江南独占。笔者曾在《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与江浙丝商》一文中，探讨了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主力的兴替过程，很明显，在上海开埠之前和开埠初期，沙船商人是上海慈善事业的中流砥柱，进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则是江浙丝商，这与十九世纪上海支柱产业的变迁过程颇为吻合，即由沙船业向丝茶外贸业的转变。
以往曾有不少学者认为，国际贸易的冲击是导致近代小农经济走向破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有学者通过一些个案分析，指出国际贸易反而为小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一八三八至一九○一年）—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载《近代史研究》二○一五年第四期）。即便江南地区在十九世纪中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破坏，但丝茶产区很快便得到彻底恢复。来自南浔的一份报告说：“尽管这一地区在很长时间内落在叛军手里，但居民是如此活跃，贸易是如此繁荣，以致叛军占领的一切痕迹都已经完全消失了。”（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20页）从近代义赈的兴旺发达来看，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地区居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所以才有余力源源不断地接济全国其他地区。这种接济是主动捐款，而不是国家权力强制性征发。
進而言之，在国家权力完全主宰工业化进程之前，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之所以与江南密切相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江南的富庶。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近代工业不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自然产生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由于资金需求巨大，一开始便大多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广泛吸纳社会资源，聚沙成塔，而江南既拥有中国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剩余资源，又拥有将这些资源进行集聚的机制，因而成为对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首要之地。
（《地方流动性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朱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二○○六年版；《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朱浒著，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