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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纪录片《放生背后》聚焦于当下社会的放生现象，从消费行为的视角出发，围绕着捕捞者、经销商以及放生者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放生活动背后的商业逻辑和产业链条，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冲突和碰撞。在当下的疯狂消费时代，“放生”这一生态文化传统早已被异化为一种符号化的消费体系，人类孜孜以求的惜生活动也沉寂在一种消费狂欢之中。
关键词：放生背后;消费社会;消费异化;惜生活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山东省社科项目“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旅游中的应用研究”（20CLYJ82）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9年，由著名纪录片导演金铁木监制、周宇导演的系列社会题材纪录片《疯狂的消费时代》一经播出，就引发了广泛关注。该片聚焦于“有毒宠物”“热血格斗”“精酿啤酒”等相对小众的消费事物和志趣群体，描绘出当下社会更多个性化、多元化、猎奇化的消费动机和行为，透视消费行为背后的社会趋向和人生百态。其中，纪录片的第二集《放生背后》是从“放生”的消费行为本身出发，展现出其背后的产业链条、商业逻辑和利益纠葛。当“放生”的文化传统与消费时代的现实行为叠合时，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欲望诉求交相碰撞，从而使“放生”的公益善举逐渐演变为一种异化乱象。
一、中国社会的“放生”文化传统
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要面对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文中曾指出：“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1]人类社会的发展高度依赖自然的馈赠，人类面对自然应该保有一种善性姿态和惜生情怀，不断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向着有机和谐的维度迈进，唯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放生行为来说，其并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消费行为，中国古代社会就有悠久的放生文化传统，表达人类对自然的崇敬。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曾记载，在赵国都城邯郸，民众会在正月初一进献斑鸠给赵简子以示尊敬，在厚赏民众后，君主会将斑鸠放生，以显示其仁德之心。汉代以来，随着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其崇尚的“众生平等”的惜生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放生活动的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梵网经》卷下“第二十不行放生戒”提出，不仅自己要“行放生业”，而且要叫人放生[2]35。若见屠杀牲畜的行为，应及时救护，解其苦难。而佛教寺院和信众成为放生活动的重要参与者。隋代天台宗创始人高僧智就曾在江浙一带向渔民宣传放生思想，并且设立放生池。可以说，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放生观念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民俗，并且延续至今。
众多古代帝王都会在重大节庆典礼时，设立放生环节，以彰显其好生之德，并祈求上天护佑。比如，唐肃宗就曾在全国81个地方设立放生池，禁止民众捕捞，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还为放生池专门题写碑文。自唐代以后，民间放生活动也流行开来，其主要集中在岁末年初、佛诞日等重要节日，民众集结起来举办规模盛大的放生会。比如，《西湖老人繁胜录》就这样描述南宋佛诞节在西湖举办的放生会的盛景：“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设醮祝诞，圣寿作放生会，士民放生会亦在湖中。船内看经、放生;游人湖峰上买飞禽、乌龟、泥鳅放生……”[2]36从这一描述可以看出，古代民间的放生习俗基本与当下社会的放生活动类似，人们将自己的信仰与情感寄托在放生行为中，希望以此表达对自然的崇敬以及对自我行为的反思，由此形成与自然的一种联结。
二、消费时代的“放生”产业链条
纪录片《放生背后》从一种新的视角出发，将放生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来看待，展现了当下时代放生活动背后的产业链条和利益角逐。该片分别选择了放生团队的组织者、水产商以及放生捕捞者等身处放生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个体作为拍摄对象，由此描摹出不同利益群体的面貌。正如金鐵木导演所说：“《疯狂的消费时代》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内容真诚，无粉饰，无编排，原生态，它是真纪录片。”[3]从影像呈现来看，这部纪录片基本采用纪实跟拍的方式，辅以航拍手段;保留了大量的人物对话，辅以旁白和解说，尽量避免对影像的过度雕琢和情绪渲染，以求最大程度地给受众一种纪实平和的视听体验。
首先，影片聚焦于厦门老张和广州的当秋旺姆这两位放生活动的组织者和水产购买者。对于老张来说，他曾经是一名放生活动的管理者，后来却义务组织放生活动20多年，每一天都要前往水产市场购买两至三万元的放生水产，数量巨大且稳定的消费行为使老张成为水产商们每日等候的对象，熟练地挑选、定价、记账、运输。作为活动组织者，“放生”已经成为老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建构起放生这一消费行为，伴随着众多出资者集体诵读佛经手册，完成登船放生的这一仪式化行为，每日一场的“放生”活动正式结束。与老张相似的是，作为放生团体的工作人员，当秋旺姆主要负责放生水产的采购工作，按手印的发票、详细的购买账目都意味着当下社会“放生”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有组织的群体消费活动。而与老张不同的是，当秋旺姆的宗教信仰使她在水产市场采购时会手摇着转经轮，念诵着佛经转圈，她希望为市场中待售或已被屠宰的自然生命超度，还会劝导屠户与她一同诵读“阿弥陀佛”。作为一名佛教徒，当秋旺姆真诚地希望通过“放生”活动来拯救和保护自然生命，并且倡导一种更加科学规范的放生行为，其所在团队会根据不同水产所需的生活环境，选择不同的放生地点有序放生。
其次，影片还展现了以广州市黄沙水产市场的水蛇经营商段龙为代表的水产商人的群体面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很难想象放生活动背后牵系的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对于段龙而言，每年有几百万斤的水蛇、泥鳅被放生，这些被放生的水产又会回流市场被再次销售，在经销者看来实现了一种二次售卖经济。由此出发，影片在后半段重点展现了放生团队与捕捞者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很多个体捕捞者而言，他们会跟随着放生团体，在放生活动结束之后就进行回捞，这使两者之间往往容易形成现场冲突。影片中，当秋旺姆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捕捞者不要让这些被解救回来的生命再回到人类的餐桌上，但显然他们并不为所动。对于这些捕捞者而言，他们对于放生活动有着另一种阐释视角和价值认知。 因年龄大无法做保安而选择捕捞作为副业的老王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一方面放生活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造成一部分水产的死亡，镜头跟随他的指引展现了埋在花坛中的死亡的鱼虾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就像一个拒绝拍摄的放生活动组织者所说的“这个没什么好与不好”，在老王看来，放生与捕捞本来就是两种选择。有人可以选择出资参与放生活动，也有人像他一样为了生计可以再进行捕捞，当放生成为一种流行的消费活动时，也在另一方面推动着捕捞产业的加速发展。在影片的结尾，老张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放生水产采购，捕捞与放生之间已经建构起一种循环往复的消费经济，构成了当下这个疯狂消费时代的景观之一。正如影片所述，这个世界本就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人们应该允许不同声音、不同价值观的合理并存，包容和多元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三、多元欲望的“放生”异化景观
正如影片《放生背后》所展现的那样，当下社会的放生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公益行为，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消费行为，联结起一个捕捞与放生的循环产业链。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资料极大丰裕，经济社会的总特征早己从过去的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社会。消费通常被认为是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经济链条中的最终环节，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对于当下的放生活动而言，其将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紧密联结起来，一方面放生的消费需求需要捕捞产业以及养殖产业为其提供充足的水产资源，推动着捕捞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放生活动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水产资源的提供者，再度刺激着捕捞产业的循环发展。放生活动既是一种消费行为，又从属于一种生产行为，串联起一系列的服务环节，并逐渐成为一种流程化、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活动。正如纪录片《疯狂的消费时代》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4]6。生产和消费共同处在一个对生产力扩大再生产的逻辑程式中，消费逐渐变成了资本的作用对象，并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形态。
面对现代社会的消费现状，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对“消费”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在他看来，“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5]。将消费的本质视为一种符号消费的过程是鲍德里亚消费理论最重要的创新之处，他认为，消费社会的到来意味着消费行为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物质产品使用的需求满足过程，而成为一种意义指涉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消费的对象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其所代表的符号意义。
鲍德里亚关于“消费”概念的重释建构起一种新的人与物品的关系体系，也揭示出消费行为的异化内涵。全球化和产业化加速着人类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逻辑宰制人类生活，消费思想“已经渗入了人们的思想，进入了伦理和日常意识形态之中：这种形式表现为对需求、个体、享乐、丰盛等进行解放”[4]74-75。人类的消费需求已经逐渐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实用价值消费向着满足多样化的文化和情感需求的符号价值消费转型。在符号消费中，消费己经成为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形成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并实现符号信仰。而《放生背后》所展现的放生乱象正是对鲍德里亚符号消费思想的印证。
在影片中，作为放生活动的组织者，老张每天前往水产市场采购大量的放生水产，这些水产对其来说，并不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而仅仅是被作为放生活动的“符号”而存在。对于放生活动的参与者而言，他们提供了购买放生水产的资本，交换作为“符号”存在的放生水产，并最终完成诵读佛经和登船放生的仪式化流程。在这一过程中，出资者实际上完成的是以资本消费换取精神消费的过程，他们以“放生”行为寄托自身关于“行善积德”的情感希冀，希望以此获得一种信仰或精神上的满足和慰藉。对于放生活动来说，参与者消费并不是水产本身，甚至他们并不关注放生生命所要面对的真实生存状况，而是将加入放生团体以及参与放生活动作为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放生活动的消费逻辑成为参与者通过操纵作为“符号”存在的放生水产，以彰显自己的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和价值观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行为实现了“物质符号”向“地位符号”的意义转变。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其实是一种差异性符号之间的交流体系。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进入了到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不自主地相牵连[4]70。正如影片所展示的，当下流行的放生活动建构起一个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捕捞者、经销商、组织者、参与者等不同社会群体构成了消费活动的不同环节，联结起一个循环往复的产业链条。在符号化消费的推动下，人的需求被体系化了，消费者始终处在对自身欲望的追求中，而物的符号化过程中也被符号所异化。
在消费社会中，不同阶层差异形成了多元化、区隔化、离散化的社会意识和消费取向，人们在这种个性化的消费中，建构起对自身存在的社会确证和审美表达。在《放生背后》中，当秋旺姆劝导市场中的屠户与她一同诵读“阿弥陀佛”，屠户一边不自然地诵读，一边熟练地在案板上处理肉。还有一个场景是在一个篮球场中，参与放生的阿姨们诵读着佛经，远景中则是带着草帽的捕捞者老王正在抓紧捕捞的身影。屠杀与解救、捕捞与放生，这两幅场景呈现出一种戏剧化的视觉冲突，无论是经销商、放生参与者还是捕捞者，他们都与放生的消费活动密切相关，但又持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念，这些异质化的价值观在消费场域中相互碰撞共存，共同建构起“放生”的符号化消费体系。
对于当下这个疯狂的消费时代来说，对物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活動，消费本身成为资本角逐的场域。消费以看似自由化、个体化、猎奇化的表现方式掩盖了其内在的宰制性，人在追求和满足自身消费欲求和志趣取向的过程中，也被这种体系化的放生消费所控制和束缚。正如《放生背后》所展示的，人们在这种仪式化的消费活动中各取所需，而放生真正所应有的惜生情怀早已湮没在符号化的消费狂欢之中。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2]明成满.中国古代的放生文化[J].中国宗教，2007（7）：35-36.
[3]纪录片观察.首部另类消费群体揭秘纪录片《疯狂的消费时代》[EB/OL].[2019-1-9].https：//www.sohu.com/a/287890601_749400.
[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博德里亚尔.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2.
作者简介：
王一卓，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胡永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放生背后;消费社会;消费异化;惜生活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山东省社科项目“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旅游中的应用研究”（20CLYJ82）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9年，由著名纪录片导演金铁木监制、周宇导演的系列社会题材纪录片《疯狂的消费时代》一经播出，就引发了广泛关注。该片聚焦于“有毒宠物”“热血格斗”“精酿啤酒”等相对小众的消费事物和志趣群体，描绘出当下社会更多个性化、多元化、猎奇化的消费动机和行为，透视消费行为背后的社会趋向和人生百态。其中，纪录片的第二集《放生背后》是从“放生”的消费行为本身出发，展现出其背后的产业链条、商业逻辑和利益纠葛。当“放生”的文化传统与消费时代的现实行为叠合时，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欲望诉求交相碰撞，从而使“放生”的公益善举逐渐演变为一种异化乱象。
一、中国社会的“放生”文化传统
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要面对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文中曾指出：“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1]人类社会的发展高度依赖自然的馈赠，人类面对自然应该保有一种善性姿态和惜生情怀，不断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向着有机和谐的维度迈进，唯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放生行为来说，其并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消费行为，中国古代社会就有悠久的放生文化传统，表达人类对自然的崇敬。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曾记载，在赵国都城邯郸，民众会在正月初一进献斑鸠给赵简子以示尊敬，在厚赏民众后，君主会将斑鸠放生，以显示其仁德之心。汉代以来，随着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其崇尚的“众生平等”的惜生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放生活动的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梵网经》卷下“第二十不行放生戒”提出，不仅自己要“行放生业”，而且要叫人放生[2]35。若见屠杀牲畜的行为，应及时救护，解其苦难。而佛教寺院和信众成为放生活动的重要参与者。隋代天台宗创始人高僧智就曾在江浙一带向渔民宣传放生思想，并且设立放生池。可以说，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放生观念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民俗，并且延续至今。
众多古代帝王都会在重大节庆典礼时，设立放生环节，以彰显其好生之德，并祈求上天护佑。比如，唐肃宗就曾在全国81个地方设立放生池，禁止民众捕捞，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还为放生池专门题写碑文。自唐代以后，民间放生活动也流行开来，其主要集中在岁末年初、佛诞日等重要节日，民众集结起来举办规模盛大的放生会。比如，《西湖老人繁胜录》就这样描述南宋佛诞节在西湖举办的放生会的盛景：“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设醮祝诞，圣寿作放生会，士民放生会亦在湖中。船内看经、放生;游人湖峰上买飞禽、乌龟、泥鳅放生……”[2]36从这一描述可以看出，古代民间的放生习俗基本与当下社会的放生活动类似，人们将自己的信仰与情感寄托在放生行为中，希望以此表达对自然的崇敬以及对自我行为的反思，由此形成与自然的一种联结。
二、消费时代的“放生”产业链条
纪录片《放生背后》从一种新的视角出发，将放生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来看待，展现了当下时代放生活动背后的产业链条和利益角逐。该片分别选择了放生团队的组织者、水产商以及放生捕捞者等身处放生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个体作为拍摄对象，由此描摹出不同利益群体的面貌。正如金鐵木导演所说：“《疯狂的消费时代》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内容真诚，无粉饰，无编排，原生态，它是真纪录片。”[3]从影像呈现来看，这部纪录片基本采用纪实跟拍的方式，辅以航拍手段;保留了大量的人物对话，辅以旁白和解说，尽量避免对影像的过度雕琢和情绪渲染，以求最大程度地给受众一种纪实平和的视听体验。
首先，影片聚焦于厦门老张和广州的当秋旺姆这两位放生活动的组织者和水产购买者。对于老张来说，他曾经是一名放生活动的管理者，后来却义务组织放生活动20多年，每一天都要前往水产市场购买两至三万元的放生水产，数量巨大且稳定的消费行为使老张成为水产商们每日等候的对象，熟练地挑选、定价、记账、运输。作为活动组织者，“放生”已经成为老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建构起放生这一消费行为，伴随着众多出资者集体诵读佛经手册，完成登船放生的这一仪式化行为，每日一场的“放生”活动正式结束。与老张相似的是，作为放生团体的工作人员，当秋旺姆主要负责放生水产的采购工作，按手印的发票、详细的购买账目都意味着当下社会“放生”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有组织的群体消费活动。而与老张不同的是，当秋旺姆的宗教信仰使她在水产市场采购时会手摇着转经轮，念诵着佛经转圈，她希望为市场中待售或已被屠宰的自然生命超度，还会劝导屠户与她一同诵读“阿弥陀佛”。作为一名佛教徒，当秋旺姆真诚地希望通过“放生”活动来拯救和保护自然生命，并且倡导一种更加科学规范的放生行为，其所在团队会根据不同水产所需的生活环境，选择不同的放生地点有序放生。
其次，影片还展现了以广州市黄沙水产市场的水蛇经营商段龙为代表的水产商人的群体面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很难想象放生活动背后牵系的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对于段龙而言，每年有几百万斤的水蛇、泥鳅被放生，这些被放生的水产又会回流市场被再次销售，在经销者看来实现了一种二次售卖经济。由此出发，影片在后半段重点展现了放生团队与捕捞者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很多个体捕捞者而言，他们会跟随着放生团体，在放生活动结束之后就进行回捞，这使两者之间往往容易形成现场冲突。影片中，当秋旺姆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捕捞者不要让这些被解救回来的生命再回到人类的餐桌上，但显然他们并不为所动。对于这些捕捞者而言，他们对于放生活动有着另一种阐释视角和价值认知。 因年龄大无法做保安而选择捕捞作为副业的老王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一方面放生活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造成一部分水产的死亡，镜头跟随他的指引展现了埋在花坛中的死亡的鱼虾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就像一个拒绝拍摄的放生活动组织者所说的“这个没什么好与不好”，在老王看来，放生与捕捞本来就是两种选择。有人可以选择出资参与放生活动，也有人像他一样为了生计可以再进行捕捞，当放生成为一种流行的消费活动时，也在另一方面推动着捕捞产业的加速发展。在影片的结尾，老张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放生水产采购，捕捞与放生之间已经建构起一种循环往复的消费经济，构成了当下这个疯狂消费时代的景观之一。正如影片所述，这个世界本就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人们应该允许不同声音、不同价值观的合理并存，包容和多元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三、多元欲望的“放生”异化景观
正如影片《放生背后》所展现的那样，当下社会的放生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公益行为，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消费行为，联结起一个捕捞与放生的循环产业链。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资料极大丰裕，经济社会的总特征早己从过去的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社会。消费通常被认为是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经济链条中的最终环节，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对于当下的放生活动而言，其将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紧密联结起来，一方面放生的消费需求需要捕捞产业以及养殖产业为其提供充足的水产资源，推动着捕捞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放生活动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水产资源的提供者，再度刺激着捕捞产业的循环发展。放生活动既是一种消费行为，又从属于一种生产行为，串联起一系列的服务环节，并逐渐成为一种流程化、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活动。正如纪录片《疯狂的消费时代》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4]6。生产和消费共同处在一个对生产力扩大再生产的逻辑程式中，消费逐渐变成了资本的作用对象，并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形态。
面对现代社会的消费现状，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对“消费”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在他看来，“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5]。将消费的本质视为一种符号消费的过程是鲍德里亚消费理论最重要的创新之处，他认为，消费社会的到来意味着消费行为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物质产品使用的需求满足过程，而成为一种意义指涉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消费的对象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其所代表的符号意义。
鲍德里亚关于“消费”概念的重释建构起一种新的人与物品的关系体系，也揭示出消费行为的异化内涵。全球化和产业化加速着人类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逻辑宰制人类生活，消费思想“已经渗入了人们的思想，进入了伦理和日常意识形态之中：这种形式表现为对需求、个体、享乐、丰盛等进行解放”[4]74-75。人类的消费需求已经逐渐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实用价值消费向着满足多样化的文化和情感需求的符号价值消费转型。在符号消费中，消费己经成为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形成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并实现符号信仰。而《放生背后》所展现的放生乱象正是对鲍德里亚符号消费思想的印证。
在影片中，作为放生活动的组织者，老张每天前往水产市场采购大量的放生水产，这些水产对其来说，并不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而仅仅是被作为放生活动的“符号”而存在。对于放生活动的参与者而言，他们提供了购买放生水产的资本，交换作为“符号”存在的放生水产，并最终完成诵读佛经和登船放生的仪式化流程。在这一过程中，出资者实际上完成的是以资本消费换取精神消费的过程，他们以“放生”行为寄托自身关于“行善积德”的情感希冀，希望以此获得一种信仰或精神上的满足和慰藉。对于放生活动来说，参与者消费并不是水产本身，甚至他们并不关注放生生命所要面对的真实生存状况，而是将加入放生团体以及参与放生活动作为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放生活动的消费逻辑成为参与者通过操纵作为“符号”存在的放生水产，以彰显自己的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和价值观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行为实现了“物质符号”向“地位符号”的意义转变。
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其实是一种差异性符号之间的交流体系。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进入了到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不自主地相牵连[4]70。正如影片所展示的，当下流行的放生活动建构起一个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捕捞者、经销商、组织者、参与者等不同社会群体构成了消费活动的不同环节，联结起一个循环往复的产业链条。在符号化消费的推动下，人的需求被体系化了，消费者始终处在对自身欲望的追求中，而物的符号化过程中也被符号所异化。
在消费社会中，不同阶层差异形成了多元化、区隔化、离散化的社会意识和消费取向，人们在这种个性化的消费中，建构起对自身存在的社会确证和审美表达。在《放生背后》中，当秋旺姆劝导市场中的屠户与她一同诵读“阿弥陀佛”，屠户一边不自然地诵读，一边熟练地在案板上处理肉。还有一个场景是在一个篮球场中，参与放生的阿姨们诵读着佛经，远景中则是带着草帽的捕捞者老王正在抓紧捕捞的身影。屠杀与解救、捕捞与放生，这两幅场景呈现出一种戏剧化的视觉冲突，无论是经销商、放生参与者还是捕捞者，他们都与放生的消费活动密切相关，但又持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念，这些异质化的价值观在消费场域中相互碰撞共存，共同建构起“放生”的符号化消费体系。
对于当下这个疯狂的消费时代来说，对物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活動，消费本身成为资本角逐的场域。消费以看似自由化、个体化、猎奇化的表现方式掩盖了其内在的宰制性，人在追求和满足自身消费欲求和志趣取向的过程中，也被这种体系化的放生消费所控制和束缚。正如《放生背后》所展示的，人们在这种仪式化的消费活动中各取所需，而放生真正所应有的惜生情怀早已湮没在符号化的消费狂欢之中。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4-19.
[2]明成满.中国古代的放生文化[J].中国宗教，2007（7）：35-36.
[3]纪录片观察.首部另类消费群体揭秘纪录片《疯狂的消费时代》[EB/OL].[2019-1-9].https：//www.sohu.com/a/287890601_749400.
[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博德里亚尔.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2.
作者简介：
王一卓，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胡永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