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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下讨论《论语》英语翻译问题，重点是分析变异。文章以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和吴国珍的《论语》英译版本为例，经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变译方法，探讨《论语》英译的宏观变异和微观变异。研究发现，《论语》英译文对原文的变异普遍存在于语篇的各个层面，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有助于剖析变译方法语言层面机理，进而深入地分析和评估译本，而且有助于挖掘语言背后的译者表达动机问题。
〔关键词〕 《论语》;系统功能语言学;变异;翻译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6-0018-08
引 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上的变异普遍存在，对某种经验意义的表达存在多种语言形式。比如，要传达“我要喝茶”的意义，可以说“请给我一杯茶”，也可以说“一杯茶”，还可以说“可以给我一杯茶么？”、“有一杯茶吗？”，等等。很多语言学家都关注语言的变异现象。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重点考察内容之一，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揭示了语言变异的普遍性特征。2009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曾开辟语言变异研究专栏，田贵森、孙建民[1]，史耕山、张尚莲[2]，段成钢、郭侃俊[3]，姚明发[4]7位学者从宏观及实证角度研究语言变异。2012年，田贵森[5]（23）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方法应重视收集分析实际语言素材，量化语言变项（语言的发音、词汇等方面的变异形式）和社会变项（说话人的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然后展开计量统计分析，探究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的相关性。同时，关注变异研究的还有李占芳[6]，李占芳、单慧芳[7]，刘永厚[8]，田莉[9]等。
推而广之，翻译宛如在译者的作用下，给源语文本披上另一件外衣，把其介绍给原文作者预期之外的读者，于是，作品的变异便在如此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面对翻译，马萧[10]以维索尔伦的顺应论和语用综观论为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建构一个翻译适应变异论理论框架来解释翻译中的变异现象。
除“变译”概念之外，国内外翻译理论针对译文“不忠”的现象，还有一个常用的概念——“变通”。2005年，刘宓庆[11]认为，“任何借以实现翻译实质中所包含的意义转换途径，都可以纳入方法论作为变通手段，加以研究”，这是一种广义的变通。1998年黄忠廉[12]正式提出“变译”，2000年他提出“翻译变体”，出版了《翻译变体研究》[13]，形成了变译理论的雏形。2002年，黄忠廉[14]出版了《变译理论》，自此变译基本自成体系。近二十年来，“变译”概念经历了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演变，“变译”定义也逐步完善。
总的来说，变译系统研究主要见于国内，目前，各种变译方法分项研究正在深入，彼此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加强;变译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越来越受关注，学者对于变译实践的研究较少，与全译的深入对比研究也较少。
以往的语言变异研究比较重视变异成分与社会因素间共变关系的分析，而对语言变异与语言结构系统关系以及认知理据的探求做得较少。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全面认识和揭示语言变异的特征和规律，识别不同语言变异形式的社会意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具体考察《论语》英译版本对原文的变异情况，探索语言背后的变异制约因素等研究问题。
一、 功能句法与变译方法
何谓功能句法？巴特勒[15]（41）明确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句法部分被称为“系统句法”，又称“功能句法”本研究的“功能句法”不同于Kuno所说的“功能句法”。。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法（句法）是“意义得以表达、进行创造的资源，是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的一个子系统”[16]（i）。
国内学者认为功能句法主要研究语言形式层（即词汇-语法层）上的内容，包括对语言单位——小句复合体、小句、词组/短语、词、词素以及对其他现象的研究[17]。例如，黄国文[15]（41）明确指出，“功能句法研究的主要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词汇-语法’部分的内容，它涉及到词素、词汇、词组、短语、小句和小句复合体”。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从句法开始，句法研究和理论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句法分析有三条基本原则：以功能为导向的原则;多功能原则;以意义为导向的原则[15]。功能句法研究包括：级阶、形式與意义、语篇和社会文化语境[18]。国外学者认为除了语言单位，还包括与小句或语篇有关的衔接、连贯、语法隐喻等的研究[19]。功能语言学有两个主要模式，悉尼模式和加的夫模式。悉尼模式提出五个语言单位类别：小句复合体、小句、词组/短语、词和词素。加的夫模式提出三个语言单位类别：小句、词组和字符串[17]。
纵观目前已有研究，国内学界对功能句法的理论研究比较系统充分，如，黄国文[20][21]，文旭[22]，何伟[17]，张德禄[23]，高生文、闫振华[24]，陈树坤[25]等，但研究大多关于句法及语义分析，近几年的研究趋势逐渐从句法向语篇转变，这说明学者们关注到语篇分析的重要性。
关于变译，黄宗廉[26]认为，变译“是人或人和机器用乙语摄取甲语文化信息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
黄忠廉[14]（125）由变译的根本性特征“变通”概括出7种变通手段：增、减、编、述、缩、并和改，并依据这7大变通手段，总结出11种变译方法：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受《易经》启发，黄忠廉后来提出了第八种变译策略，即“仿”，并通过变译事实加以论证。因此，在原有的11种变译方法的基础上增添了仿作，变译方法变为12种。。
2014年，黄忠廉、李明达[27]在“变译方法对比研究”一文中，从单位、解词、构词、过程、领域和目的6个方面入手，对比分析变译12法的关系，发现变译12法的操作单位大小不一，词义结构或多偏重变通手段，或变通手段与全译结合;词序本身或正序或倒序或混序地反映实际操作过程的顺序;各方法的操作过程或相互包容，或泾渭分明;适用领域大都相同，唯独日常翻译少用综述、述评;各法均求多快好省、有的放矢的特效，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同时，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变译方法，如刘颖[28]以阐释学相关理论为理论框架，主要介绍了“增益”、“减修”和“变异”三种变译之“策”。除此之外，学者在不同题材和领域应用变译方法展开研究，如黄忠廉解析严复的《天演论》中运用的多种变译方法，包括编译的单位、方式与功用[29]，变译之“加写”功能研究[30]，译述研究[31]，变译之“删减”策略研究[32]和变译之更改策略研究[33]。同时，也有一些学者针对文学作品英译、影视字幕翻译、旅游文本翻译、新闻报道等进行变译方法分析，但总体研究数量较少。
黄忠廉提出的变译，其研究对象是不完整性翻译，是相对全译（完整性翻译）而言的。本文认为，翻译中的变异普遍存在。语言功能在语言表层结构中的实现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语言本身及其在社会中的功能，功能句法研究为语篇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通过描述各层次的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既能深入到文本层面进行具体语言分析，又能考察变异后的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文本的功能。
二、 四个《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论语》的英译历史是复杂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纵横交错的生动体现[34]（67）。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论语》的英译本已超过60种，本文采用其中4位译者的英译本[35][36][37][38]，具体研究英译语篇对原文的变异情况，探索不同译本译者的写作动机等。讨论分两部分进行：首先考察两个译本的宏观变异（涉及导论、译文和注释），接着以一个具体例子进行微观变异考察。
（一） 理雅各《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从宏观看，理雅各的译本体现了译述、综述、述评、译评和参译五种变译方法。该译本是典型的学者型译本，包括136页的绪论、英译正文、注解和附录[39]。
理雅各译本正文特点鲜明，版面安排特别，每页一分为三，上部为《论语》原文，中间是译文，下部是注释，注释篇幅远远超过译文篇幅。为保证原文的句序和词序，理雅各紧扣原文，尽可能采用小的翻译单位——词，如《论语·为政篇第二》的“攻（The study）乎（of）异（strange）端（doctrines）”。另外，理雅各试图保留原文中的专有名词，全部进行相应的翻译。例如，把“瑟”译为“lute”，把“觚”译为“cornered vessel”，等等。再有，对于原文中没有而在译文中译出的部分，一律以斜体显示，明确表明是译者增译的部分。如《论语·泰伯篇第三》中的第三（节）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理雅各[35]： The philosopher Tsǎng being ill， he called to him the disciples of his school， and said， ‘Uncover my feet， uncover my hands. It is said in the Book of Poetry， “We should be apprehensive and cautious， as if on the brink of a deep gulf， as if treading on thin ice，” and so have I been. Now and hereafter， I know my escape from all injury to my person， O ye， my little children.’
理雅各译本的另一大变异体现在其详尽的注释上：以朱熹注本为主，兼采其他注本。他列出的参考文献清楚表明，《中国经典》第一卷仅语内翻译，就参考了27种注本和7部字典。他参考诸家注解，如果遇到找不到合理解释的情况，就将朱熹的阐释列出。他的注释深入地描述了译本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其注释主要有以下作用：解释字词含义，提供相关背景、文化知识，罗列诸家说法，对译文进行进一步解释辅以意译和给出自己的理解、评论。例如，《论语·八佾篇第三》中的“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理雅各是这样注释的：
在这里，君子=尚德之人，‘崇尚仁德的人’。必也射乎，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果他必须，该是射箭吧？’揖让，依据朱熹的解釋，含括升、下、饮三个动词。下，读第四声，古代作动词。饮，四声，‘去喝’，在这=确切含义是被罚饮酒。在孔子时代有三种射礼——大射，在天子诸侯卿大夫面前举行;宾射，朝见聘会时，贵族相互间;燕射，娱乐之用。射手规则基本相同，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仁德，而不是给予争吵的机会。各注家在一些细节方面的争执从未停止。[35]（157）
正是出于注家众说纷纭的不同见解，所以理雅各的译本注释中不仅有客观叙述，也表达了他自己的主观理解。理雅各在对《论语·子罕篇第九》“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理雅各断句）一（节）章的注释里表示出自己的疑惑：
这里的孔子不说‘仁’，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书中充满了‘仁’，而且毫无疑问，‘仁’是孔子思想的突出主题。[35]（216）
（二） 辜鸿铭《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辜鸿铭译本从宏观上是编译、阐译、综述、译评、参译和改译6种变译方法的综合[39]。该译本由3部分组成：前言、译文和注释。他的前言部分只有4页，主要交代了他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39]。辜鸿铭对《论语》的理解强调把握内涵，深入贯通理解经义，认为理雅各只是“对中国经典具有刻板知识的权威”，死抠字眼。举个简单的例子，辜鸿铭把“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翻译成“人的缺点各具特色”或许正是他对理雅各译文进行驳斥的有力表现之一。类似处理，不胜枚举。
辜鸿铭注重篇章间的衔接连贯，在他看来，各篇内部是有联系的[39]。例如，他在《论语·尧曰篇第二十》译文的最后，单独用一段话总结该篇内各节（章）的联系：“第一部分描述了建立政府时应该顺应天命的崇高原则和发挥良好执政能力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给出了执政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遵守和避免的准则;最后一部分总结了君子性格形成和培养的三件重要的事”。 另外，辜鸿铭还在一篇各节（章）内通过各种衔接手段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语义联系。如《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第一、二、三节（章）分别提到“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及“司马牛问君子”，辜鸿铭依次将其译成“孔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颜回，问什么组成仁的人生”、“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在另一个场合问什么组成仁的人生”、“另一个学生问什么组成仁的性格”和“同一个学生问君子具备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衔接机制的运用表明这几节（章）之间有联系。除此之外，辜鸿铭也对《论语》篇章结构作出调整。如调换《论语·雍也篇第六》里第五节（章）和第六节（章）的顺序等。
辜鸿铭的译文同样极具特色。他改变传统上对中国历史人物、地名、物品、计量单位的译法，不进行音译，而是用解释性文字代替，如将中国古代乐器“瑟”译为“一种乐器”，“釜”、“庾”和“秉”三种计量的大小用“一定量”、“更大量”和“比孔子说的更大的量”进行对照。
辜鸿铭译文另一变异体现在释、译结合，在他的译文中，往往有超出原节（章）的解释部分。《论语·雍也篇第六》的第三节（章），他在翻译“子华使于齐”原文后加上了“他没有安排妥当母亲的衣食”，第四节（章）在翻译“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本文《论语》断句依据《宋刊论语》。之间加上了“如果那超出了你自己的需要”，等等。
辜鸿铭的注释比起他所批评的西方传教士大有缩减，其注释特色有二：一是用西方概念来理解中国概念，如在《论语·为政篇第二》的第二十三节（章）中将夏、殷两个朝代对于孔子时代的人的意义通过希腊、罗马对于当时的欧洲人的意义来类比。另外，注释里还出现多国语言的标记性语码，大量西方诗人、思想家、文学家、作家的名人名言（在译文中，这种做法得到延续）。二是在注释里阐释自己的观点，如在《论语·泰伯篇第八》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释中，辜鸿铭引用郑玄的观点：“孔子这样说不是因为他不希望老百姓理解，而是因为不可能使老百姓理解”，同时还谈到歌德的想法：“歌德在其晚年倾向于认为马丁·路德倒退了欧洲文明，因为他呼吁让民众进行决策，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辜鸿铭认为，真正的现代民主的原则包含在孔子的“大畏民志”里。
（三） 韦利《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比起辜鸿铭，韦利的译本组成要复杂得多，其导言部分（前言和导论）变异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提供早期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对《论语》进行考证性研究，区分《论语》两种诠释方法和体现出对中国文化更深层次、也更为客观的理解[39]。
关于译文，韦利倡导的是再现《论语》原文风格，并且注重文学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韦利是用诗人的眼光看待翻译的，这和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诗词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对出现在《论语》中的诗句全部按照诗行排列，凸显诗的特色。甚至，对一些句式工整、表达连贯，但不是源自诗句的节（章），韦利也采用诗歌形式排列译文。
韦利的考证精神延续到译文翻译中。例如，《论语·微子篇第十八》的第七节（章）说的是子路与一老丈相遇的事情，期间涉及子路在老丈家留宿交谈以及子路发表自己观点。大多学者对谁发出的“不仕无义”等评论有不同看法，如辜鸿铭认为是子路第二天从老丈家里出来之后孔子说的，把它译成“……子路返、子曰……”（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吴国珍），理雅各认为这段话是子路对老丈家人说的。但是韦利根据篇章的连贯原则，认为原文的语序不符合逻辑，子路的评论应该发生在当晚，而不是第二天，所以，他的翻译有较大调整，改变了这一部分的语序。
在注释方面，韦利的关注点是历史背景而不是如理雅各般详细的字词解释，所以“哀公”、“季康子”等在脚注中都有简短的人物背景介绍，同时把更加详细的背景知识介绍放在译文后的附加说明中。韦利对中国文化、历史深有研究，这可以从他引用大量中国文献进行注释中看出（如《诗经》、《孟子》、《左传》、《礼记》、《春秋》、《荀子》、《墨子》等）。
（四） 吴国珍《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接下来我们看吴国珍的译本，其译本宏观上糅合了译述、综述、译评和参译四种变译方法。他的译本由两篇序、常用词语解释、孔子生平简介、英译正文、参考书目和鸣谢组成。译文常用词语解释部分包括历史背景、核心词和古代姓名称呼方法，为读者阅读扫清障碍。该版本通篇用英文注释，这在国内出版的英译典籍中并不多见。译本参考书目明确表明，像大多数的《论语》译者一样，吴国珍的翻译也参考了语内翻译的中文版本和语际翻译的英文版本，存在“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过程，这和黄国文[34]（67）的分析是一致的。
该译本的英译正文特色鲜明，每一节（章）都由六部分组成：《论语》原文、英译文、难字注解、现代汉语译文、主旨大意、历史事实和评论。
吴国珍版本的译文较之理雅各、辜鸿铭和韦利的版本，准确性有很大提高。如前面提到的“异端”，理雅各的译文“strange doctrines”无论如何也是不如“the stremes”确切的。除了准确性，其译文还注意反映原文特点，用朴实的英语进行翻译。
《〈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中的“历史事实和评论”部分体现译本内容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吴国珍不是把每一节（章）当作孤立的文字对待的，而是认为它的产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甚至前后节（章）也是有联系的。如，在《论语·八佾篇第三》第十三节（章）的“歷史事实和评论”中，吴国珍不光解释了“奥神”和“灶神”，而且结合王孙贾的身份解读出他问孔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深层次含义。
其次，译者注重《论语》的现实指导意义，借古鉴今。如在《论语·公冶长篇第五》第十九节（章）的“评论”中说到子文不因为做宰相而沾沾自喜，也不因为被免职而面露怨怒，这对于当代人也是一个榜样。
再有，译者在这一部分给出历史小故事，增加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论语·八佾篇第三》第二十三节（章）讲的是孔子对鲁国乐官谈论演奏音乐的道理，于是在“历史事实和评论”里叙述了记载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跟鲁国乐官师襄子学琴的故事，从“既得其曲”到“已得其数”，再到“得其意矣”，最后“见其人”，反映了孔子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深通音乐的修养。 三、 四个《论语》英译版本的微观变异考察
下面我们试以《论语·公冶长篇第五》第二十一节（章）“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为例，从功能句法角度细致考察四个译文版本的微观变异情况。
从功能句法的角度看，“子曰”是“投射句”（the projecting clause），引号里的内容是被投射部分，被投射部分由五个句读断句：（1）宁武子（这个人）;（2）邦有道则知;（3）邦无道则愚;（4）其知可及也;（5）其愚不可及也。就语法分析而言，这5个小句都是陈述，四位译者也大都选择用“陈述句”（declarative clause）来体现意义（只有韦译最后一个命题用了感叹句）;由于它们表达的都是“情景”（situation），所以译者都用小句（或小句复合体）。
就概念功能中的“及物性过程类型”（process type）而言，在译文中，四位译者表现出对（1）、（2）小句的不同理解，有的把它们糅合在一起翻译，有的分开诠释。具体而言，理雅各翻译成“When good order prevailed in his country， Ning Wu acted the part of a wise man[35]”，可见，把小句（1）看作动作者，和小句（2）结合起来翻译，处理成小句复合体，用物质过程（“prevailed”）和行为过程（“acted”）表达。辜鸿铭的“He was a man who， when there was order and just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acted as a man of great understanding[36]”，把小句（2）处理成小句复合体，嵌入对小句（1）的翻译中，用到关系过程（“was”）、存在过程（“was”）和行为过程（“acted”）。韦利的“Ning Wu Tzu ‘so long as the Way prevailed in his country showed wisdom’[37]”，把（1）和（2）中的“则知”处理成主句，（2）中的“邦有道”处理成表条件的从句，用到物质过程（“prevailed”）和关系过程（“showed”）。吴国珍的“This is Ningwuzi： when good government prevailed in the state， he showed his wisdom[38]”，用关系过程（“is”）表达小句（1），物质过程（“prevailed”）和关系过程（“showed”）表达小句（2）。
对小句（3）的翻译，理雅各的“When his country was in disorder， he acted the part of a stupid man[35]”，用的是关系过程和行为过程（“was”，“acted”）;辜鸿铭的“But when there was no order and just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he acted as if he was a man of no understanding[36]”，用了存在过程、行为过程和关系过程（“was”，“acted”，“was”）;韦利的“but when the Way no longer prevailed， he showed his folly[37]”，用了物质和关系过程（“prevailed”，“showed”）;吴国珍的“When ill government prevailed in the state， he appeared stupid [38]”，也用了物质和关系过程（“prevailed”，“appeared”）。对小句（4），理雅各的“Others may equal his wisdom[35]”，用关系过程（“equal”），辜鸿铭的“It is easy to act like him as a man of understanding[36]”，用了关系过程和行为过程（“is”，“act”），韦利的“To such wisdom as his we may all attain[37]”，用了一个心理过程（“attain”），吴国珍的“His wisdom is within others’ reach[38]”，用了一个关系过程（“is”）。对小句（5），理雅各的“but they cannot equal his stupidity[35]”，用关系过程（“equal”），辜鸿铭的“but it is not easy to imitate him in the way he showed how to act as a man of no understanding[36]”，用了四个过程（“is”，“imitate”，“showed”，“act”），韦利的“but not to such folly！[37]”，省略了一个心理过程（“attain”），吴国珍的“his stupidity beyond others’ grasp[38]”，省略了一个关系过程（“is”）。
从语篇组织的角度看，各个译者的选择也是不同的。从“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看，辜鸿铭译文中的小句主位既有无标记的“简单主位”（simple theme），由表示主要参与者角色的代词（“He”）充当，也有“多重主位”（multiple theme），如“But when there was no order and just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But”是語篇主位，“when there was no order and just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是经验主位）。另外，辜鸿铭译文（4）、（5）小句中还用到强势主位结构，强势主位分别是“easy”和“not easy”。相比较来看，理雅各译文的主位结构是和吴国珍译文的主位结构是整齐的，分别是小句或名词充当主位。如理雅各译文中，小句（1）、（2）、（3）采用小句充当主位，小句（4）的主位是简单主位（“Others”），小句（5）的主位由多重主位“but they”组成。 如果把这节（章）看成是一个由多个命题构成的语义单位，那么它的意义由五个部分互相配合体现，共同组成一个意义整体。因此，译者必须考虑小句之间的“衔接”（cohesion）和“连贯”（coherence）。下面我们从小句之间的衔接角度看各个小句之间的关系。《论语》原文中，各个句子之间没有连接词，根据“汉语重义，英语重形”的特点，英语翻译者往往需要添加连接语或说明词语把他们所理解的句际关系表达出来。对（1）、（2）小句的联系，理雅各、辜鸿铭和韦利，都是通过从属性小句复合体来实现的，辜鸿铭和韦利译文的（1）、（2）与（3）小句之间以及（4）、（5）小句之间的连接，都是通过“but”连接词实现，另外，韦利和吴国珍译文的最后一个小句中出现省略。理雅各用“but”连接起（4）、（5）小句，吴国珍通过“：”连接起第（1）小句和（2）、（3）、（4）和（5）小句。通過突出主次关系或并列关系，理雅各、韦利和辜鸿铭使（1）、（2）小句融为一体，辜鸿铭和韦利把（1）、（2）、（3）与（4）、（5）小句分成两个意义组，理雅各突出了（4）、（5）小句的对比。而吴国珍译文中“：”的处理表明后四个小句是一个意义组，是（1）的被投射部分，也就是说吴国珍认为此节（章）语义上构成五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投射结构，后面四个命题是被投射结构，对第一个命题进行解释。黄国文[40]（19）指出，“古汉语语言精练简洁，句际关系和语义连贯通常是通过字序、词序和语句的位置来体现”，我们认为，译者出于不同的考虑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对原文进行诠释，这正充分体现了变异的特点。
研究充分证明，功能句法能够为句法分析提供强有力支撑，注重探究小句结构各成分之意义。
四、 结 语
《论语》言简意赅，内容连贯，（节）章编号建立起其内部联系[41]（93）。本文结合《论语·公冶长篇第五》第二十一节（章）分析四位译者译文的宏观变异和微观变异，研究发现：1.翻译中的变异普遍存在于语篇、小句复合体、小句、词组和单词各个阶上，“变异是一种常规”，有的变异是出于不同语言体系的必要考虑，有的则是因为译者的主动选择。2.不同译者对原文的宏观结构有自己的理解。理雅各把“翻译儒家经典当作是宗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2]（63），视《论语》为洞悉中国人思想之钥匙，从译本整体处理到字词翻译无不传递着这一理念;辜鸿铭建立起《论语》篇章间的联系，译文中运用各种变译方法，反映出他所认为的翻译重点是翻译原文的意义;韦利把《论语》看作历史文献，客观挖掘它最初编写时的意义;吴国珍采用“治经三法”，用多种方法进行论证，为的是接近原文，有理有据。3.译文中的变异与译者的翻译目的相一致，符合目标读者的需求。理雅各的预期读者是西方传教士，故而译本俨如汉语教科书一般;辜鸿铭的目标读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大众，所以译文行云流水，宛如一位西方绅士在侃侃而谈;韦利注意考虑目标读者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要求，因而译本是这两方面的折中;吴国珍的预期读者是国外对《论语》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所以通俗性摆在第一位，文字朴实。4.《论语》原文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会产生多种可能的诠释途径，但译者英译时只能取其一。他们的各种解读都值得尊重，只要言之有据，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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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Variation in Translating the Confucian Lun Yu into English
CHEN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analyze four translated texts within the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ramework with the aim of studying variation. Some of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hat there do exist translational variation at the macro strategic level and that at the micro operational level; what’s more，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especially the functional syntax analysis plays the role of showing how meanings are expressed and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ranslational variation.
Key words： the Confucian Lun Yu （the Analect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 variation; translation
〔收稿时间〕2019-09-12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阙下的《论语》英译“改写”研究（编号为YY1504）。
〔作者简介〕陈莹（1982-），女，博士，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 《论语》;系统功能语言学;变异;翻译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6-0018-08
引 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上的变异普遍存在，对某种经验意义的表达存在多种语言形式。比如，要传达“我要喝茶”的意义，可以说“请给我一杯茶”，也可以说“一杯茶”，还可以说“可以给我一杯茶么？”、“有一杯茶吗？”，等等。很多语言学家都关注语言的变异现象。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重点考察内容之一，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揭示了语言变异的普遍性特征。2009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曾开辟语言变异研究专栏，田贵森、孙建民[1]，史耕山、张尚莲[2]，段成钢、郭侃俊[3]，姚明发[4]7位学者从宏观及实证角度研究语言变异。2012年，田贵森[5]（23）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方法应重视收集分析实际语言素材，量化语言变项（语言的发音、词汇等方面的变异形式）和社会变项（说话人的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然后展开计量统计分析，探究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的相关性。同时，关注变异研究的还有李占芳[6]，李占芳、单慧芳[7]，刘永厚[8]，田莉[9]等。
推而广之，翻译宛如在译者的作用下，给源语文本披上另一件外衣，把其介绍给原文作者预期之外的读者，于是，作品的变异便在如此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面对翻译，马萧[10]以维索尔伦的顺应论和语用综观论为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建构一个翻译适应变异论理论框架来解释翻译中的变异现象。
除“变译”概念之外，国内外翻译理论针对译文“不忠”的现象，还有一个常用的概念——“变通”。2005年，刘宓庆[11]认为，“任何借以实现翻译实质中所包含的意义转换途径，都可以纳入方法论作为变通手段，加以研究”，这是一种广义的变通。1998年黄忠廉[12]正式提出“变译”，2000年他提出“翻译变体”，出版了《翻译变体研究》[13]，形成了变译理论的雏形。2002年，黄忠廉[14]出版了《变译理论》，自此变译基本自成体系。近二十年来，“变译”概念经历了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演变，“变译”定义也逐步完善。
总的来说，变译系统研究主要见于国内，目前，各种变译方法分项研究正在深入，彼此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加强;变译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越来越受关注，学者对于变译实践的研究较少，与全译的深入对比研究也较少。
以往的语言变异研究比较重视变异成分与社会因素间共变关系的分析，而对语言变异与语言结构系统关系以及认知理据的探求做得较少。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全面认识和揭示语言变异的特征和规律，识别不同语言变异形式的社会意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具体考察《论语》英译版本对原文的变异情况，探索语言背后的变异制约因素等研究问题。
一、 功能句法与变译方法
何谓功能句法？巴特勒[15]（41）明确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句法部分被称为“系统句法”，又称“功能句法”本研究的“功能句法”不同于Kuno所说的“功能句法”。。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法（句法）是“意义得以表达、进行创造的资源，是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的一个子系统”[16]（i）。
国内学者认为功能句法主要研究语言形式层（即词汇-语法层）上的内容，包括对语言单位——小句复合体、小句、词组/短语、词、词素以及对其他现象的研究[17]。例如，黄国文[15]（41）明确指出，“功能句法研究的主要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词汇-语法’部分的内容，它涉及到词素、词汇、词组、短语、小句和小句复合体”。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从句法开始，句法研究和理论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句法分析有三条基本原则：以功能为导向的原则;多功能原则;以意义为导向的原则[15]。功能句法研究包括：级阶、形式與意义、语篇和社会文化语境[18]。国外学者认为除了语言单位，还包括与小句或语篇有关的衔接、连贯、语法隐喻等的研究[19]。功能语言学有两个主要模式，悉尼模式和加的夫模式。悉尼模式提出五个语言单位类别：小句复合体、小句、词组/短语、词和词素。加的夫模式提出三个语言单位类别：小句、词组和字符串[17]。
纵观目前已有研究，国内学界对功能句法的理论研究比较系统充分，如，黄国文[20][21]，文旭[22]，何伟[17]，张德禄[23]，高生文、闫振华[24]，陈树坤[25]等，但研究大多关于句法及语义分析，近几年的研究趋势逐渐从句法向语篇转变，这说明学者们关注到语篇分析的重要性。
关于变译，黄宗廉[26]认为，变译“是人或人和机器用乙语摄取甲语文化信息以满足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
黄忠廉[14]（125）由变译的根本性特征“变通”概括出7种变通手段：增、减、编、述、缩、并和改，并依据这7大变通手段，总结出11种变译方法：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受《易经》启发，黄忠廉后来提出了第八种变译策略，即“仿”，并通过变译事实加以论证。因此，在原有的11种变译方法的基础上增添了仿作，变译方法变为12种。。
2014年，黄忠廉、李明达[27]在“变译方法对比研究”一文中，从单位、解词、构词、过程、领域和目的6个方面入手，对比分析变译12法的关系，发现变译12法的操作单位大小不一，词义结构或多偏重变通手段，或变通手段与全译结合;词序本身或正序或倒序或混序地反映实际操作过程的顺序;各方法的操作过程或相互包容，或泾渭分明;适用领域大都相同，唯独日常翻译少用综述、述评;各法均求多快好省、有的放矢的特效，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同时，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变译方法，如刘颖[28]以阐释学相关理论为理论框架，主要介绍了“增益”、“减修”和“变异”三种变译之“策”。除此之外，学者在不同题材和领域应用变译方法展开研究，如黄忠廉解析严复的《天演论》中运用的多种变译方法，包括编译的单位、方式与功用[29]，变译之“加写”功能研究[30]，译述研究[31]，变译之“删减”策略研究[32]和变译之更改策略研究[33]。同时，也有一些学者针对文学作品英译、影视字幕翻译、旅游文本翻译、新闻报道等进行变译方法分析，但总体研究数量较少。
黄忠廉提出的变译，其研究对象是不完整性翻译，是相对全译（完整性翻译）而言的。本文认为，翻译中的变异普遍存在。语言功能在语言表层结构中的实现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语言本身及其在社会中的功能，功能句法研究为语篇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通过描述各层次的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既能深入到文本层面进行具体语言分析，又能考察变异后的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文本的功能。
二、 四个《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论语》的英译历史是复杂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纵横交错的生动体现[34]（67）。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论语》的英译本已超过60种，本文采用其中4位译者的英译本[35][36][37][38]，具体研究英译语篇对原文的变异情况，探索不同译本译者的写作动机等。讨论分两部分进行：首先考察两个译本的宏观变异（涉及导论、译文和注释），接着以一个具体例子进行微观变异考察。
（一） 理雅各《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从宏观看，理雅各的译本体现了译述、综述、述评、译评和参译五种变译方法。该译本是典型的学者型译本，包括136页的绪论、英译正文、注解和附录[39]。
理雅各译本正文特点鲜明，版面安排特别，每页一分为三，上部为《论语》原文，中间是译文，下部是注释，注释篇幅远远超过译文篇幅。为保证原文的句序和词序，理雅各紧扣原文，尽可能采用小的翻译单位——词，如《论语·为政篇第二》的“攻（The study）乎（of）异（strange）端（doctrines）”。另外，理雅各试图保留原文中的专有名词，全部进行相应的翻译。例如，把“瑟”译为“lute”，把“觚”译为“cornered vessel”，等等。再有，对于原文中没有而在译文中译出的部分，一律以斜体显示，明确表明是译者增译的部分。如《论语·泰伯篇第三》中的第三（节）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理雅各[35]： The philosopher Tsǎng being ill， he called to him the disciples of his school， and said， ‘Uncover my feet， uncover my hands. It is said in the Book of Poetry， “We should be apprehensive and cautious， as if on the brink of a deep gulf， as if treading on thin ice，” and so have I been. Now and hereafter， I know my escape from all injury to my person， O ye， my little children.’
理雅各译本的另一大变异体现在其详尽的注释上：以朱熹注本为主，兼采其他注本。他列出的参考文献清楚表明，《中国经典》第一卷仅语内翻译，就参考了27种注本和7部字典。他参考诸家注解，如果遇到找不到合理解释的情况，就将朱熹的阐释列出。他的注释深入地描述了译本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其注释主要有以下作用：解释字词含义，提供相关背景、文化知识，罗列诸家说法，对译文进行进一步解释辅以意译和给出自己的理解、评论。例如，《论语·八佾篇第三》中的“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理雅各是这样注释的：
在这里，君子=尚德之人，‘崇尚仁德的人’。必也射乎，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果他必须，该是射箭吧？’揖让，依据朱熹的解釋，含括升、下、饮三个动词。下，读第四声，古代作动词。饮，四声，‘去喝’，在这=确切含义是被罚饮酒。在孔子时代有三种射礼——大射，在天子诸侯卿大夫面前举行;宾射，朝见聘会时，贵族相互间;燕射，娱乐之用。射手规则基本相同，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仁德，而不是给予争吵的机会。各注家在一些细节方面的争执从未停止。[35]（157）
正是出于注家众说纷纭的不同见解，所以理雅各的译本注释中不仅有客观叙述，也表达了他自己的主观理解。理雅各在对《论语·子罕篇第九》“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理雅各断句）一（节）章的注释里表示出自己的疑惑：
这里的孔子不说‘仁’，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书中充满了‘仁’，而且毫无疑问，‘仁’是孔子思想的突出主题。[35]（216）
（二） 辜鸿铭《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辜鸿铭译本从宏观上是编译、阐译、综述、译评、参译和改译6种变译方法的综合[39]。该译本由3部分组成：前言、译文和注释。他的前言部分只有4页，主要交代了他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39]。辜鸿铭对《论语》的理解强调把握内涵，深入贯通理解经义，认为理雅各只是“对中国经典具有刻板知识的权威”，死抠字眼。举个简单的例子，辜鸿铭把“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翻译成“人的缺点各具特色”或许正是他对理雅各译文进行驳斥的有力表现之一。类似处理，不胜枚举。
辜鸿铭注重篇章间的衔接连贯，在他看来，各篇内部是有联系的[39]。例如，他在《论语·尧曰篇第二十》译文的最后，单独用一段话总结该篇内各节（章）的联系：“第一部分描述了建立政府时应该顺应天命的崇高原则和发挥良好执政能力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给出了执政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遵守和避免的准则;最后一部分总结了君子性格形成和培养的三件重要的事”。 另外，辜鸿铭还在一篇各节（章）内通过各种衔接手段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语义联系。如《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第一、二、三节（章）分别提到“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及“司马牛问君子”，辜鸿铭依次将其译成“孔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颜回，问什么组成仁的人生”、“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在另一个场合问什么组成仁的人生”、“另一个学生问什么组成仁的性格”和“同一个学生问君子具备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衔接机制的运用表明这几节（章）之间有联系。除此之外，辜鸿铭也对《论语》篇章结构作出调整。如调换《论语·雍也篇第六》里第五节（章）和第六节（章）的顺序等。
辜鸿铭的译文同样极具特色。他改变传统上对中国历史人物、地名、物品、计量单位的译法，不进行音译，而是用解释性文字代替，如将中国古代乐器“瑟”译为“一种乐器”，“釜”、“庾”和“秉”三种计量的大小用“一定量”、“更大量”和“比孔子说的更大的量”进行对照。
辜鸿铭译文另一变异体现在释、译结合，在他的译文中，往往有超出原节（章）的解释部分。《论语·雍也篇第六》的第三节（章），他在翻译“子华使于齐”原文后加上了“他没有安排妥当母亲的衣食”，第四节（章）在翻译“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本文《论语》断句依据《宋刊论语》。之间加上了“如果那超出了你自己的需要”，等等。
辜鸿铭的注释比起他所批评的西方传教士大有缩减，其注释特色有二：一是用西方概念来理解中国概念，如在《论语·为政篇第二》的第二十三节（章）中将夏、殷两个朝代对于孔子时代的人的意义通过希腊、罗马对于当时的欧洲人的意义来类比。另外，注释里还出现多国语言的标记性语码，大量西方诗人、思想家、文学家、作家的名人名言（在译文中，这种做法得到延续）。二是在注释里阐释自己的观点，如在《论语·泰伯篇第八》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释中，辜鸿铭引用郑玄的观点：“孔子这样说不是因为他不希望老百姓理解，而是因为不可能使老百姓理解”，同时还谈到歌德的想法：“歌德在其晚年倾向于认为马丁·路德倒退了欧洲文明，因为他呼吁让民众进行决策，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辜鸿铭认为，真正的现代民主的原则包含在孔子的“大畏民志”里。
（三） 韦利《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比起辜鸿铭，韦利的译本组成要复杂得多，其导言部分（前言和导论）变异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提供早期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对《论语》进行考证性研究，区分《论语》两种诠释方法和体现出对中国文化更深层次、也更为客观的理解[39]。
关于译文，韦利倡导的是再现《论语》原文风格，并且注重文学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韦利是用诗人的眼光看待翻译的，这和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诗词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对出现在《论语》中的诗句全部按照诗行排列，凸显诗的特色。甚至，对一些句式工整、表达连贯，但不是源自诗句的节（章），韦利也采用诗歌形式排列译文。
韦利的考证精神延续到译文翻译中。例如，《论语·微子篇第十八》的第七节（章）说的是子路与一老丈相遇的事情，期间涉及子路在老丈家留宿交谈以及子路发表自己观点。大多学者对谁发出的“不仕无义”等评论有不同看法，如辜鸿铭认为是子路第二天从老丈家里出来之后孔子说的，把它译成“……子路返、子曰……”（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吴国珍），理雅各认为这段话是子路对老丈家人说的。但是韦利根据篇章的连贯原则，认为原文的语序不符合逻辑，子路的评论应该发生在当晚，而不是第二天，所以，他的翻译有较大调整，改变了这一部分的语序。
在注释方面，韦利的关注点是历史背景而不是如理雅各般详细的字词解释，所以“哀公”、“季康子”等在脚注中都有简短的人物背景介绍，同时把更加详细的背景知识介绍放在译文后的附加说明中。韦利对中国文化、历史深有研究，这可以从他引用大量中国文献进行注释中看出（如《诗经》、《孟子》、《左传》、《礼记》、《春秋》、《荀子》、《墨子》等）。
（四） 吴国珍《论语》英译版本的宏观变异考察
接下来我们看吴国珍的译本，其译本宏观上糅合了译述、综述、译评和参译四种变译方法。他的译本由两篇序、常用词语解释、孔子生平简介、英译正文、参考书目和鸣谢组成。译文常用词语解释部分包括历史背景、核心词和古代姓名称呼方法，为读者阅读扫清障碍。该版本通篇用英文注释，这在国内出版的英译典籍中并不多见。译本参考书目明确表明，像大多数的《论语》译者一样，吴国珍的翻译也参考了语内翻译的中文版本和语际翻译的英文版本，存在“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过程，这和黄国文[34]（67）的分析是一致的。
该译本的英译正文特色鲜明，每一节（章）都由六部分组成：《论语》原文、英译文、难字注解、现代汉语译文、主旨大意、历史事实和评论。
吴国珍版本的译文较之理雅各、辜鸿铭和韦利的版本，准确性有很大提高。如前面提到的“异端”，理雅各的译文“strange doctrines”无论如何也是不如“the stremes”确切的。除了准确性，其译文还注意反映原文特点，用朴实的英语进行翻译。
《〈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中的“历史事实和评论”部分体现译本内容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吴国珍不是把每一节（章）当作孤立的文字对待的，而是认为它的产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甚至前后节（章）也是有联系的。如，在《论语·八佾篇第三》第十三节（章）的“歷史事实和评论”中，吴国珍不光解释了“奥神”和“灶神”，而且结合王孙贾的身份解读出他问孔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深层次含义。
其次，译者注重《论语》的现实指导意义，借古鉴今。如在《论语·公冶长篇第五》第十九节（章）的“评论”中说到子文不因为做宰相而沾沾自喜，也不因为被免职而面露怨怒，这对于当代人也是一个榜样。
再有，译者在这一部分给出历史小故事，增加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论语·八佾篇第三》第二十三节（章）讲的是孔子对鲁国乐官谈论演奏音乐的道理，于是在“历史事实和评论”里叙述了记载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跟鲁国乐官师襄子学琴的故事，从“既得其曲”到“已得其数”，再到“得其意矣”，最后“见其人”，反映了孔子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深通音乐的修养。 三、 四个《论语》英译版本的微观变异考察
下面我们试以《论语·公冶长篇第五》第二十一节（章）“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为例，从功能句法角度细致考察四个译文版本的微观变异情况。
从功能句法的角度看，“子曰”是“投射句”（the projecting clause），引号里的内容是被投射部分，被投射部分由五个句读断句：（1）宁武子（这个人）;（2）邦有道则知;（3）邦无道则愚;（4）其知可及也;（5）其愚不可及也。就语法分析而言，这5个小句都是陈述，四位译者也大都选择用“陈述句”（declarative clause）来体现意义（只有韦译最后一个命题用了感叹句）;由于它们表达的都是“情景”（situation），所以译者都用小句（或小句复合体）。
就概念功能中的“及物性过程类型”（process type）而言，在译文中，四位译者表现出对（1）、（2）小句的不同理解，有的把它们糅合在一起翻译，有的分开诠释。具体而言，理雅各翻译成“When good order prevailed in his country， Ning Wu acted the part of a wise man[35]”，可见，把小句（1）看作动作者，和小句（2）结合起来翻译，处理成小句复合体，用物质过程（“prevailed”）和行为过程（“acted”）表达。辜鸿铭的“He was a man who， when there was order and just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acted as a man of great understanding[36]”，把小句（2）处理成小句复合体，嵌入对小句（1）的翻译中，用到关系过程（“was”）、存在过程（“was”）和行为过程（“acted”）。韦利的“Ning Wu Tzu ‘so long as the Way prevailed in his country showed wisdom’[37]”，把（1）和（2）中的“则知”处理成主句，（2）中的“邦有道”处理成表条件的从句，用到物质过程（“prevailed”）和关系过程（“showed”）。吴国珍的“This is Ningwuzi： when good government prevailed in the state， he showed his wisdom[38]”，用关系过程（“is”）表达小句（1），物质过程（“prevailed”）和关系过程（“showed”）表达小句（2）。
对小句（3）的翻译，理雅各的“When his country was in disorder， he acted the part of a stupid man[35]”，用的是关系过程和行为过程（“was”，“acted”）;辜鸿铭的“But when there was no order and just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he acted as if he was a man of no understanding[36]”，用了存在过程、行为过程和关系过程（“was”，“acted”，“was”）;韦利的“but when the Way no longer prevailed， he showed his folly[37]”，用了物质和关系过程（“prevailed”，“showed”）;吴国珍的“When ill government prevailed in the state， he appeared stupid [38]”，也用了物质和关系过程（“prevailed”，“appeared”）。对小句（4），理雅各的“Others may equal his wisdom[35]”，用关系过程（“equal”），辜鸿铭的“It is easy to act like him as a man of understanding[36]”，用了关系过程和行为过程（“is”，“act”），韦利的“To such wisdom as his we may all attain[37]”，用了一个心理过程（“attain”），吴国珍的“His wisdom is within others’ reach[38]”，用了一个关系过程（“is”）。对小句（5），理雅各的“but they cannot equal his stupidity[35]”，用关系过程（“equal”），辜鸿铭的“but it is not easy to imitate him in the way he showed how to act as a man of no understanding[36]”，用了四个过程（“is”，“imitate”，“showed”，“act”），韦利的“but not to such folly！[37]”，省略了一个心理过程（“attain”），吴国珍的“his stupidity beyond others’ grasp[38]”，省略了一个关系过程（“is”）。
从语篇组织的角度看，各个译者的选择也是不同的。从“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看，辜鸿铭译文中的小句主位既有无标记的“简单主位”（simple theme），由表示主要参与者角色的代词（“He”）充当，也有“多重主位”（multiple theme），如“But when there was no order and just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But”是語篇主位，“when there was no order and just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是经验主位）。另外，辜鸿铭译文（4）、（5）小句中还用到强势主位结构，强势主位分别是“easy”和“not easy”。相比较来看，理雅各译文的主位结构是和吴国珍译文的主位结构是整齐的，分别是小句或名词充当主位。如理雅各译文中，小句（1）、（2）、（3）采用小句充当主位，小句（4）的主位是简单主位（“Others”），小句（5）的主位由多重主位“but they”组成。 如果把这节（章）看成是一个由多个命题构成的语义单位，那么它的意义由五个部分互相配合体现，共同组成一个意义整体。因此，译者必须考虑小句之间的“衔接”（cohesion）和“连贯”（coherence）。下面我们从小句之间的衔接角度看各个小句之间的关系。《论语》原文中，各个句子之间没有连接词，根据“汉语重义，英语重形”的特点，英语翻译者往往需要添加连接语或说明词语把他们所理解的句际关系表达出来。对（1）、（2）小句的联系，理雅各、辜鸿铭和韦利，都是通过从属性小句复合体来实现的，辜鸿铭和韦利译文的（1）、（2）与（3）小句之间以及（4）、（5）小句之间的连接，都是通过“but”连接词实现，另外，韦利和吴国珍译文的最后一个小句中出现省略。理雅各用“but”连接起（4）、（5）小句，吴国珍通过“：”连接起第（1）小句和（2）、（3）、（4）和（5）小句。通過突出主次关系或并列关系，理雅各、韦利和辜鸿铭使（1）、（2）小句融为一体，辜鸿铭和韦利把（1）、（2）、（3）与（4）、（5）小句分成两个意义组，理雅各突出了（4）、（5）小句的对比。而吴国珍译文中“：”的处理表明后四个小句是一个意义组，是（1）的被投射部分，也就是说吴国珍认为此节（章）语义上构成五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投射结构，后面四个命题是被投射结构，对第一个命题进行解释。黄国文[40]（19）指出，“古汉语语言精练简洁，句际关系和语义连贯通常是通过字序、词序和语句的位置来体现”，我们认为，译者出于不同的考虑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对原文进行诠释，这正充分体现了变异的特点。
研究充分证明，功能句法能够为句法分析提供强有力支撑，注重探究小句结构各成分之意义。
四、 结 语
《论语》言简意赅，内容连贯，（节）章编号建立起其内部联系[41]（93）。本文结合《论语·公冶长篇第五》第二十一节（章）分析四位译者译文的宏观变异和微观变异，研究发现：1.翻译中的变异普遍存在于语篇、小句复合体、小句、词组和单词各个阶上，“变异是一种常规”，有的变异是出于不同语言体系的必要考虑，有的则是因为译者的主动选择。2.不同译者对原文的宏观结构有自己的理解。理雅各把“翻译儒家经典当作是宗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2]（63），视《论语》为洞悉中国人思想之钥匙，从译本整体处理到字词翻译无不传递着这一理念;辜鸿铭建立起《论语》篇章间的联系，译文中运用各种变译方法，反映出他所认为的翻译重点是翻译原文的意义;韦利把《论语》看作历史文献，客观挖掘它最初编写时的意义;吴国珍采用“治经三法”，用多种方法进行论证，为的是接近原文，有理有据。3.译文中的变异与译者的翻译目的相一致，符合目标读者的需求。理雅各的预期读者是西方传教士，故而译本俨如汉语教科书一般;辜鸿铭的目标读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大众，所以译文行云流水，宛如一位西方绅士在侃侃而谈;韦利注意考虑目标读者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要求，因而译本是这两方面的折中;吴国珍的预期读者是国外对《论语》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所以通俗性摆在第一位，文字朴实。4.《论语》原文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会产生多种可能的诠释途径，但译者英译时只能取其一。他们的各种解读都值得尊重，只要言之有据，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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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Variation in Translating the Confucian Lun Yu into English
CHEN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analyze four translated texts within the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ramework with the aim of studying variation. Some of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hat there do exist translational variation at the macro strategic level and that at the micro operational level; what’s more，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especially the functional syntax analysis plays the role of showing how meanings are expressed and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ranslational variation.
Key words： the Confucian Lun Yu （the Analect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 variation; translation
〔收稿时间〕2019-09-12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阙下的《论语》英译“改写”研究（编号为YY1504）。
〔作者简介〕陈莹（1982-），女，博士，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