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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是件难事。时至今日，许多方面已经与“老”字相联系了，掉转头，回望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怎么就弄起文学来？仍然理不出个头绪。
常常地，油然地，会穿越时空，耳边响起母亲的声音：“写字呢……”
母亲是坐在自家院门口的大石台儿上说这三个字的，时间应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听众是几位邻居家的老太太——她们经常聚在谁家的大门口说说话。
事情的缘起，是一位老太太问起我在矿上干什么呢，因为她们早就知道我到矿上去当工人了，但仅仅“工人”二字，毕竟太笼统。
“写字呢……”母亲回答——声音不是很大，但脸上有难以掩饰的骄傲。
“你没看我三姑那个美呢！”当时在场的表姐后来向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写字”二字，母亲说得非常精准——当时我正在我们矿务局的矿工报社当记者，后来又换了几个单位，但直到退休，都没有离开过笔（键盘）。
我说不清楚，从这“写字”到搞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一种机缘。
从题材上看，我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乡土的、煤矿的、机关的。小说的主人公中，有农民，有矿工，有机关干部。这也正是我自己的职业经历。
二十岁之前我是农民。我们家是村里的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众多，兄弟中我行五。父兄一辈子务农。父亲活到73岁，终其一生，活动半径没有超过15公里。母亲一双小脚，一生的活动范围更小，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解放后选民证上登记的是“徐隋氏”。到了解放后，我们这一辈，四哥及其以下，才有人上学识字。1965年我考上初中，但只读了一年，课就停了，只好回村耪地。
不久，礦务局的西露天矿因占用我们村的一片土地而在我们村招工，我当上了工人。1970年1月25号，我和同伴们一起，乘上一辆蓝色的解放牌汽车，到30公里外的五家矿三井当工人。我分在了运搬队，先是?倒矿车掏矸子，后又当把钩工。短篇小说《一个拎钩子的家伙》，就源自于我当把钩工的生活。
从农民到工人，这是我人生命运的一大转折。头一趟回家，我穿上工作服和长筒胶靴，像中了举似的，高抬着脚，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满村子显摆。
还有更意外的事情等着我：我不但当了工人，很快又当上了脱产干部。
母亲不知道，当上工人以后，最初的字，我是用粉笔写的。作为把钩工，在井下作业的哪个队要几台矿车，怕忘了，就用粉笔记在矿车上。记完，意犹未尽，我就在矿车上或者墙壁上、木板上，率性地随意乱写乱画。这本是个坏习惯，却使我没忘了写字，没丢掉笔，也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
那时候矿上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1971年春节前，营（那时候是军事编制，营即井口）党总支书记岳祥要到我们运搬连（队）作春节保勤动员报告。报告的时间是二班的班前会。连（队）书记赵景玉、连（队）长于德文一商量，想把报告记录下来，好在三班、零点班前传达。谁能记录呢？就问排（排即班）长们。我们连（队）三个排（班），问到我们排（班）时，镶着满嘴金牙的排（班）长陈金芳说，有个住独身的小徐，天天写写画画的，看行不行。事情就这么定了。陈金芳排（班）长找到我，一张口就是命令口气：“明早班前，岳书记来作报告，你记录！”“怎么记呀？”我问。我对新任务一无所知。“还怎么记！他说啥，你就写啥呗！”听那口气，陈排（班）长倒像是一位老秘书。
那天的班前会如期召开，岳书记讲，我就记。笔是一支用纸卷起来的圆珠笔芯，用细线绳系在记录本上，记录本就是我们班的记工册。岳书记讲了很多，我记了一页又一页。会后，书记、队长拿给岳书记看，然后在另外两个班传达。
过了若干天，我被调离运搬队，到井口当起了工会干事，完全脱产。我竟然有了一间办公室。每天的工作是分发报纸，办大批判专栏、黑板报，写宣传标语，同时当矿广播站、矿务局《平庄矿工报》通讯员，写好人好事、通讯报道。我可以看到很多报纸、刊物，特别是能读到《平庄矿工报》的文艺副刊。
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那一天，作那样一次会议记录，竟使我与“写字”结缘，而且终生未解，成了我的谋生之道，也承载起了我的文学之梦。
从那时起，直到退休，四十多年来，我的“写字”生涯，大概可以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写通讯报道的”“写材料的”“写小说的”。
写通讯报道，从1971年到1982年，前后有十多年时间。先是在井口当通讯员，1973年10月我被调到了矿工报编辑部，当了将近9年的记者、编辑。在井口当通讯员那段时光虽然短暂，却很难忘。那时候，井口经常搞高产、大会战，各队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经常是，我站在井口门旁边用铁板焊制的黑板报前，从井下上来的各队的技术员排队口头向我介绍本队当班的好人好事，我就一边听一边直接写在了黑板报上。矿工报社记者刘常友到我们井口采访，看了黑板报，就让我把相关内容整理成一篇篇稿件带走，有的居然在《矿工报》上发表了。我在《矿工报》上发表第一篇稿子的时间是1972年5月9日，题目是《发扬一滴锡精神》，320字，小豆腐块儿。看到自己写的稿件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心中的那种激动是永远难忘的，比后来发表一篇小说还激动。
写材料，主要是我在矿务局党委办公室、矿务局“两办”工作时期，近15年时间，天天不是写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就是起草公文、领导讲话，还要办《平煤调研》等内部刊物。即便是后来到矿上工作，我也自己动笔写过讲话、公文。要写材料的晚上，遇有文友相聚，面对殷殷劝酒，只有苦笑婉拒。
写小说，搞文学创作，则贯穿于我工作期间的各个阶段，也互为影响、升华。工作之余，偶有所感、所悟，辄立意谋篇，执笔在手，弄起文学来。有过低潮，但从未“上岸”。在单位，这不是秘密。所幸领导们理解，没有因此而被“约谈”。正是所热爱的文学，滋养了我逐渐明晰起来的此生不再改变的秉持。
记忆里，我家只有一本书，名《玉历宝钞》，是母亲用来存放鞋样子的。那本书，纸浅黄色，软软的，翻开就见里面有许多插图，好像是十殿轮回什么的。母亲解读说，做了坏事要下油锅的，很吓人。读小学，看的最多的课外读物是小人书。村里年年正月有说书先生来说书。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舅舅就拿着唱本来找我念。唱本里的“十字歌赋”是要唱出来的，我不会唱，只会念。因为无人替代，念也就念了。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说一声“那什么”搪塞过去，反正满屋子人也都不认识。我念过的唱本有《二度梅》《隋唐演义》《大八义》《小八义》等。应该说，这样一些阅读，有助于开启我最初的文学想象。 遥想当年，那些灵感像野兔那么毛茸茸袭来的夜晚，便兴奋得坐卧不宁。当其时也，缺月挂，人初静，抽遵烟，喝红茶，夜不成寐者有之，文未成而先告人者有之，殊不知笔下多狂人呓语、痴人说梦。也有时候，工作时间，偶受触动，突发奇思妙想，便随手扯过一张纸来记下，以备写作时用上。投稿，则如卫星发射，多数升空后即与地面失去联系，能送入预定轨道运行的很少，十之三四而已。
有对煤的开采，就有对这开采的歌唱。在我们之前，平庄矿区已经有了四位文学创作的先行者——王静山、孙岗、张作新、田春甫，被人们戏称为“四条汉子”。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们一些人陆续走入矿工行列。“四条汉子”的声名和他们发表在《矿工报》文艺副刊上的作品，都曾令我们激动不已。矿工报文艺副刊是我们的阵地。我先是矿工报副刊部发现的作者，后来成了编辑者，文艺副刊也由月刊、半月刊变成了周刊。创作激情在躁动、萌发、积蓄、喷涌。矿区有创作者彻夜通明的灯光，有志同道合者的把酒聚会，有站在凳子上举着蜡烛对自己新作的激情朗诵，有爱好者之间自以为是的辅导，有自行发表的油印小册子的相互传抄……一时间，矿工报文艺副刊周围聚集了很多人，荆永鸣、高素杰、陈国钧、榛子、刘欣声、麦沙……是我们当中的骨干分子。那时候还没有“圈子”的概念，我们是形成了一个业余文学创作群体。后来，我们矿务局办起文艺刊物《黑海潮》，成了我们新的阵地。我们多数人的创作都能坚持下来，荆永鸣、刘欣声、榛子、麦沙等人的文学创作率先走出了矿区，在自治区、煤炭系统、甚至是在国家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谁在《中国煤炭报》发表散文了，谁在《中国煤矿文艺》《草原》发表小说了，在矿区都是新闻。
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学作品就发表在《平庄矿工报》文艺副刊《起宏图》上，时间是1974年1月22日，题目是《矿灯姐妹》，是一首小叙事诗。
我走出矿区的第一篇作品是发表在《赤峰文艺》上的小说《带梅花点的馒頭》，已经找不到了，记得责任编辑是后来任赤峰市文联主席的高晓力先生。
1991年，我创作了一篇微型小说《无名涧》，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给了《中国煤炭报》。那时《中国煤炭报》文艺副刊的负责人是刘庆邦老师。没想到《中国煤炭报》文艺副刊不但发表了这篇小说，刘庆邦老师还把它推荐给了《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在1992年第1期转载了这篇小说。
文学创作上，没有谁可以超越自己。盘点一下我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有某种自己的印记。写农村生活的一些作品中，总会有这样一个人物，不经构思就来到了笔下：他有十来岁，又黑又瘦，一直也没有长大，不是喊冷就是喊饿，一入冬就盼着能过上个好年……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就是童年的我自己。写煤矿生活的、在自己的作品中相对重要一点的几个中短篇，如《爱了又爱》《盛宴》《相拥而立》等，写了矿难，写了工亡职工遗属、工残职工的境遇。开展安全教育，处理矿难，组织对工伤职工的抢救、医疗，安排好工亡职工遗属、工残职工的生活，曾经就是我的工作，有过许多落泪、揪心的经历。我所工作过的机关虽说只是企业的机关，但也有可体验的中国机关的共性。写机关生活的《沉浮》《蹦极》《塑自己的头像》等，都有生活的原型。他们都是些生活中遇到了麻烦又没啥办法的底层小人物。有个家伙连去给人家送礼都不会。有的人为了自己的秉持，不得不放弃现实利益，在世人面前显得那么迂腐可笑。我的虚构能力差一些，仅仅是写写他们的生存窘态，期望引起人们对某种社会现实加以认识，没能替他们开出什么好方子来，但我尽可能使自己的语言保持着温度。
写《在河之洲》，是我唯一的一次长篇创作尝试，也正是在我的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日得万字，轻轻松松。知青小说，多写岁月蹉跎、青春无悔、逆境成长，我塑造的人物是当时知青的典型，写了他们狂热、扭曲的行为，反映了那一代人青春的被挥霍。主人公的经历，不会使她成为永远的典型、楷模，但那的确也是曾经有过的人生。写知青这样的人生的作品不多，也没见有当年这类的知青典型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对于那个年代曾经有过的种种，本人以及社会为什么不愿意面对？而我，则扼腕感慨于那样一种对爱情的嘲弄，对青春的挥霍，对真诚、信仰的作践。更深一层的诘问是：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要他们那样？
也写过一些散文、诗歌，但见诸于报刊的不多，大都贴在了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虽然也有博友游览、留言，但主要还是自我赏玩和朋友间的酬唱。
至于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理论上我不甚了然，只是在写作中学习写作，大多数情况下是行行止止，顺其自然。生活中，你领悟到的东西，有的是不可言传的，有的是不能尽言的，有的是不可直言的。它们郁结于胸，无以言说，又不吐不快，别的方式无法表达，于是便写写小说。毛主席词云“寂寞嫦娥舒广袖”。我理解“舒”者，抒也。“寂寞”是“舒广袖”的前提。嫦娥抒发寂寞的方式是舒展宽广的衣袖，如果她喜爱小说，就很有可能去写小说了。
终于，受到师友肯定的稿子多了，能发表的多了，有的作品上了名刊、进入选刊，有的作品获得了奖励，有的作品还被改编为电视电影、电视连续剧。
有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没有到矿上当工人，如今会怎样？我们村周围地下赋存着煤炭资源，那些优质褐煤已经埋藏了亿万斯年，凭什么我就遇上了开采的年代？我成了一个矿上的人，这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有些人可能永远也感受不到，那时候，一个人有了一个单位，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单位，我分到了房子，月月领工资，找到了相爱的人，我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还不安分，又舞文弄墨，搞起什么文学创作来。简而言之，我是一个时代的幸运者。
煤矿是文学的富矿，我所踏足的矿山有着非常适宜文学生长的土壤。企业、行业、地方都注重文化建设，鼓励员工的个性化成长。我们企业建立了矿区文联，有文学等多个协会，办有报纸、电视、文艺刊物，多次为业余作者出版文学作品集，请著名作家、评论家来矿山讲课。企业、行业、地方文联经常举办笔会，开展文学作品评奖活动，为有成绩的作者召开作品研讨会。文友们在创作上一直互相扶持、互相激励。只要你是一颗还算努力的文学种子，都能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父亲母亲是对我人生教育最大的人。父母带着一家老小苦熬漫长艰苦岁月的坚韧不拔、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却满怀信心的生存意念、肩扛巨大的生活压力却仍然身正步稳的品格操守，都对我怎样看这个世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并没有走远，不过是梦里梦外。当母亲说的那三个字在我耳边每一次响起，特别是在我文思枯涩、心生倦怠的时候，便感受到一种督促、一种激励。坚持写下来的若干动力中，有一种便是想在梦中看见父母赞许、骄傲的面容。
没有充分准备就出发了，一路深一脚、浅一脚，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涉过低谷，攀过高峰，后来趋于平缓，终归于平淡。我的业余文学创作之路，就这样走过来了。几次欣赏风雨、彩虹，我知道身边的成功者是怎么成功的。是条多大的龙，就行多大的雨吧。虽如此，这些年，却也饱饱地领略了那份诱惑、神秘、惊喜，享受到了寻寻觅觅、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有所成就的过程。文学无疆，应该毕生求索。做做文学梦，是很值得的一种人生体验。
徐站夫：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公司职工，已退休。在《阳光》《青年文学》《十月》《草原》《清明》《安徽文学》等发表过中短篇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在河之洲》及中短篇小说集《塑自己的头像》等。中篇小说《爱了又爱》被改编为电视电影、电视连续剧。中篇小说《骡子》《爱了又爱》《城市边缘》分获三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在河之洲》获全国煤矿文艺作品成果展览优秀图书奖。短篇小说《盛宴》获2007—2009年度阳光文学奖。2008年7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常常地，油然地，会穿越时空，耳边响起母亲的声音：“写字呢……”
母亲是坐在自家院门口的大石台儿上说这三个字的，时间应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听众是几位邻居家的老太太——她们经常聚在谁家的大门口说说话。
事情的缘起，是一位老太太问起我在矿上干什么呢，因为她们早就知道我到矿上去当工人了，但仅仅“工人”二字，毕竟太笼统。
“写字呢……”母亲回答——声音不是很大，但脸上有难以掩饰的骄傲。
“你没看我三姑那个美呢！”当时在场的表姐后来向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写字”二字，母亲说得非常精准——当时我正在我们矿务局的矿工报社当记者，后来又换了几个单位，但直到退休，都没有离开过笔（键盘）。
我说不清楚，从这“写字”到搞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一种机缘。
从题材上看，我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乡土的、煤矿的、机关的。小说的主人公中，有农民，有矿工，有机关干部。这也正是我自己的职业经历。
二十岁之前我是农民。我们家是村里的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众多，兄弟中我行五。父兄一辈子务农。父亲活到73岁，终其一生，活动半径没有超过15公里。母亲一双小脚，一生的活动范围更小，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解放后选民证上登记的是“徐隋氏”。到了解放后，我们这一辈，四哥及其以下，才有人上学识字。1965年我考上初中，但只读了一年，课就停了，只好回村耪地。
不久，礦务局的西露天矿因占用我们村的一片土地而在我们村招工，我当上了工人。1970年1月25号，我和同伴们一起，乘上一辆蓝色的解放牌汽车，到30公里外的五家矿三井当工人。我分在了运搬队，先是?倒矿车掏矸子，后又当把钩工。短篇小说《一个拎钩子的家伙》，就源自于我当把钩工的生活。
从农民到工人，这是我人生命运的一大转折。头一趟回家，我穿上工作服和长筒胶靴，像中了举似的，高抬着脚，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满村子显摆。
还有更意外的事情等着我：我不但当了工人，很快又当上了脱产干部。
母亲不知道，当上工人以后，最初的字，我是用粉笔写的。作为把钩工，在井下作业的哪个队要几台矿车，怕忘了，就用粉笔记在矿车上。记完，意犹未尽，我就在矿车上或者墙壁上、木板上，率性地随意乱写乱画。这本是个坏习惯，却使我没忘了写字，没丢掉笔，也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
那时候矿上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1971年春节前，营（那时候是军事编制，营即井口）党总支书记岳祥要到我们运搬连（队）作春节保勤动员报告。报告的时间是二班的班前会。连（队）书记赵景玉、连（队）长于德文一商量，想把报告记录下来，好在三班、零点班前传达。谁能记录呢？就问排（排即班）长们。我们连（队）三个排（班），问到我们排（班）时，镶着满嘴金牙的排（班）长陈金芳说，有个住独身的小徐，天天写写画画的，看行不行。事情就这么定了。陈金芳排（班）长找到我，一张口就是命令口气：“明早班前，岳书记来作报告，你记录！”“怎么记呀？”我问。我对新任务一无所知。“还怎么记！他说啥，你就写啥呗！”听那口气，陈排（班）长倒像是一位老秘书。
那天的班前会如期召开，岳书记讲，我就记。笔是一支用纸卷起来的圆珠笔芯，用细线绳系在记录本上，记录本就是我们班的记工册。岳书记讲了很多，我记了一页又一页。会后，书记、队长拿给岳书记看，然后在另外两个班传达。
过了若干天，我被调离运搬队，到井口当起了工会干事，完全脱产。我竟然有了一间办公室。每天的工作是分发报纸，办大批判专栏、黑板报，写宣传标语，同时当矿广播站、矿务局《平庄矿工报》通讯员，写好人好事、通讯报道。我可以看到很多报纸、刊物，特别是能读到《平庄矿工报》的文艺副刊。
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那一天，作那样一次会议记录，竟使我与“写字”结缘，而且终生未解，成了我的谋生之道，也承载起了我的文学之梦。
从那时起，直到退休，四十多年来，我的“写字”生涯，大概可以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写通讯报道的”“写材料的”“写小说的”。
写通讯报道，从1971年到1982年，前后有十多年时间。先是在井口当通讯员，1973年10月我被调到了矿工报编辑部，当了将近9年的记者、编辑。在井口当通讯员那段时光虽然短暂，却很难忘。那时候，井口经常搞高产、大会战，各队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经常是，我站在井口门旁边用铁板焊制的黑板报前，从井下上来的各队的技术员排队口头向我介绍本队当班的好人好事，我就一边听一边直接写在了黑板报上。矿工报社记者刘常友到我们井口采访，看了黑板报，就让我把相关内容整理成一篇篇稿件带走，有的居然在《矿工报》上发表了。我在《矿工报》上发表第一篇稿子的时间是1972年5月9日，题目是《发扬一滴锡精神》，320字，小豆腐块儿。看到自己写的稿件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心中的那种激动是永远难忘的，比后来发表一篇小说还激动。
写材料，主要是我在矿务局党委办公室、矿务局“两办”工作时期，近15年时间，天天不是写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就是起草公文、领导讲话，还要办《平煤调研》等内部刊物。即便是后来到矿上工作，我也自己动笔写过讲话、公文。要写材料的晚上，遇有文友相聚，面对殷殷劝酒，只有苦笑婉拒。
写小说，搞文学创作，则贯穿于我工作期间的各个阶段，也互为影响、升华。工作之余，偶有所感、所悟，辄立意谋篇，执笔在手，弄起文学来。有过低潮，但从未“上岸”。在单位，这不是秘密。所幸领导们理解，没有因此而被“约谈”。正是所热爱的文学，滋养了我逐渐明晰起来的此生不再改变的秉持。
记忆里，我家只有一本书，名《玉历宝钞》，是母亲用来存放鞋样子的。那本书，纸浅黄色，软软的，翻开就见里面有许多插图，好像是十殿轮回什么的。母亲解读说，做了坏事要下油锅的，很吓人。读小学，看的最多的课外读物是小人书。村里年年正月有说书先生来说书。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舅舅就拿着唱本来找我念。唱本里的“十字歌赋”是要唱出来的，我不会唱，只会念。因为无人替代，念也就念了。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说一声“那什么”搪塞过去，反正满屋子人也都不认识。我念过的唱本有《二度梅》《隋唐演义》《大八义》《小八义》等。应该说，这样一些阅读，有助于开启我最初的文学想象。 遥想当年，那些灵感像野兔那么毛茸茸袭来的夜晚，便兴奋得坐卧不宁。当其时也，缺月挂，人初静，抽遵烟，喝红茶，夜不成寐者有之，文未成而先告人者有之，殊不知笔下多狂人呓语、痴人说梦。也有时候，工作时间，偶受触动，突发奇思妙想，便随手扯过一张纸来记下，以备写作时用上。投稿，则如卫星发射，多数升空后即与地面失去联系，能送入预定轨道运行的很少，十之三四而已。
有对煤的开采，就有对这开采的歌唱。在我们之前，平庄矿区已经有了四位文学创作的先行者——王静山、孙岗、张作新、田春甫，被人们戏称为“四条汉子”。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们一些人陆续走入矿工行列。“四条汉子”的声名和他们发表在《矿工报》文艺副刊上的作品，都曾令我们激动不已。矿工报文艺副刊是我们的阵地。我先是矿工报副刊部发现的作者，后来成了编辑者，文艺副刊也由月刊、半月刊变成了周刊。创作激情在躁动、萌发、积蓄、喷涌。矿区有创作者彻夜通明的灯光，有志同道合者的把酒聚会，有站在凳子上举着蜡烛对自己新作的激情朗诵，有爱好者之间自以为是的辅导，有自行发表的油印小册子的相互传抄……一时间，矿工报文艺副刊周围聚集了很多人，荆永鸣、高素杰、陈国钧、榛子、刘欣声、麦沙……是我们当中的骨干分子。那时候还没有“圈子”的概念，我们是形成了一个业余文学创作群体。后来，我们矿务局办起文艺刊物《黑海潮》，成了我们新的阵地。我们多数人的创作都能坚持下来，荆永鸣、刘欣声、榛子、麦沙等人的文学创作率先走出了矿区，在自治区、煤炭系统、甚至是在国家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谁在《中国煤炭报》发表散文了，谁在《中国煤矿文艺》《草原》发表小说了，在矿区都是新闻。
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学作品就发表在《平庄矿工报》文艺副刊《起宏图》上，时间是1974年1月22日，题目是《矿灯姐妹》，是一首小叙事诗。
我走出矿区的第一篇作品是发表在《赤峰文艺》上的小说《带梅花点的馒頭》，已经找不到了，记得责任编辑是后来任赤峰市文联主席的高晓力先生。
1991年，我创作了一篇微型小说《无名涧》，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给了《中国煤炭报》。那时《中国煤炭报》文艺副刊的负责人是刘庆邦老师。没想到《中国煤炭报》文艺副刊不但发表了这篇小说，刘庆邦老师还把它推荐给了《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在1992年第1期转载了这篇小说。
文学创作上，没有谁可以超越自己。盘点一下我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有某种自己的印记。写农村生活的一些作品中，总会有这样一个人物，不经构思就来到了笔下：他有十来岁，又黑又瘦，一直也没有长大，不是喊冷就是喊饿，一入冬就盼着能过上个好年……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就是童年的我自己。写煤矿生活的、在自己的作品中相对重要一点的几个中短篇，如《爱了又爱》《盛宴》《相拥而立》等，写了矿难，写了工亡职工遗属、工残职工的境遇。开展安全教育，处理矿难，组织对工伤职工的抢救、医疗，安排好工亡职工遗属、工残职工的生活，曾经就是我的工作，有过许多落泪、揪心的经历。我所工作过的机关虽说只是企业的机关，但也有可体验的中国机关的共性。写机关生活的《沉浮》《蹦极》《塑自己的头像》等，都有生活的原型。他们都是些生活中遇到了麻烦又没啥办法的底层小人物。有个家伙连去给人家送礼都不会。有的人为了自己的秉持，不得不放弃现实利益，在世人面前显得那么迂腐可笑。我的虚构能力差一些，仅仅是写写他们的生存窘态，期望引起人们对某种社会现实加以认识，没能替他们开出什么好方子来，但我尽可能使自己的语言保持着温度。
写《在河之洲》，是我唯一的一次长篇创作尝试，也正是在我的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日得万字，轻轻松松。知青小说，多写岁月蹉跎、青春无悔、逆境成长，我塑造的人物是当时知青的典型，写了他们狂热、扭曲的行为，反映了那一代人青春的被挥霍。主人公的经历，不会使她成为永远的典型、楷模，但那的确也是曾经有过的人生。写知青这样的人生的作品不多，也没见有当年这类的知青典型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对于那个年代曾经有过的种种，本人以及社会为什么不愿意面对？而我，则扼腕感慨于那样一种对爱情的嘲弄，对青春的挥霍，对真诚、信仰的作践。更深一层的诘问是：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要他们那样？
也写过一些散文、诗歌，但见诸于报刊的不多，大都贴在了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虽然也有博友游览、留言，但主要还是自我赏玩和朋友间的酬唱。
至于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理论上我不甚了然，只是在写作中学习写作，大多数情况下是行行止止，顺其自然。生活中，你领悟到的东西，有的是不可言传的，有的是不能尽言的，有的是不可直言的。它们郁结于胸，无以言说，又不吐不快，别的方式无法表达，于是便写写小说。毛主席词云“寂寞嫦娥舒广袖”。我理解“舒”者，抒也。“寂寞”是“舒广袖”的前提。嫦娥抒发寂寞的方式是舒展宽广的衣袖，如果她喜爱小说，就很有可能去写小说了。
终于，受到师友肯定的稿子多了，能发表的多了，有的作品上了名刊、进入选刊，有的作品获得了奖励，有的作品还被改编为电视电影、电视连续剧。
有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没有到矿上当工人，如今会怎样？我们村周围地下赋存着煤炭资源，那些优质褐煤已经埋藏了亿万斯年，凭什么我就遇上了开采的年代？我成了一个矿上的人，这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有些人可能永远也感受不到，那时候，一个人有了一个单位，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单位，我分到了房子，月月领工资，找到了相爱的人，我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还不安分，又舞文弄墨，搞起什么文学创作来。简而言之，我是一个时代的幸运者。
煤矿是文学的富矿，我所踏足的矿山有着非常适宜文学生长的土壤。企业、行业、地方都注重文化建设，鼓励员工的个性化成长。我们企业建立了矿区文联，有文学等多个协会，办有报纸、电视、文艺刊物，多次为业余作者出版文学作品集，请著名作家、评论家来矿山讲课。企业、行业、地方文联经常举办笔会，开展文学作品评奖活动，为有成绩的作者召开作品研讨会。文友们在创作上一直互相扶持、互相激励。只要你是一颗还算努力的文学种子，都能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父亲母亲是对我人生教育最大的人。父母带着一家老小苦熬漫长艰苦岁月的坚韧不拔、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却满怀信心的生存意念、肩扛巨大的生活压力却仍然身正步稳的品格操守，都对我怎样看这个世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并没有走远，不过是梦里梦外。当母亲说的那三个字在我耳边每一次响起，特别是在我文思枯涩、心生倦怠的时候，便感受到一种督促、一种激励。坚持写下来的若干动力中，有一种便是想在梦中看见父母赞许、骄傲的面容。
没有充分准备就出发了，一路深一脚、浅一脚，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涉过低谷，攀过高峰，后来趋于平缓，终归于平淡。我的业余文学创作之路，就这样走过来了。几次欣赏风雨、彩虹，我知道身边的成功者是怎么成功的。是条多大的龙，就行多大的雨吧。虽如此，这些年，却也饱饱地领略了那份诱惑、神秘、惊喜，享受到了寻寻觅觅、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有所成就的过程。文学无疆，应该毕生求索。做做文学梦，是很值得的一种人生体验。
徐站夫：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公司职工，已退休。在《阳光》《青年文学》《十月》《草原》《清明》《安徽文学》等发表过中短篇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在河之洲》及中短篇小说集《塑自己的头像》等。中篇小说《爱了又爱》被改编为电视电影、电视连续剧。中篇小说《骡子》《爱了又爱》《城市边缘》分获三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在河之洲》获全国煤矿文艺作品成果展览优秀图书奖。短篇小说《盛宴》获2007—2009年度阳光文学奖。2008年7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