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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废名文学中的“写实”,迥然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是一个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初,意义不断衍变,并在40年代作为反八股的旗帜被推上前台大书特书的概念。本文讨论了“写实”在文章、思想、文明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分析了废名文学从“说梦”到“写实”的演变过程与动因;其次,分析了“写实”的“实”通过对以周作人为媒介的儒家的习得而获得“人情物理”的内涵,并在抗战国难之中进一步发展为反八股的作文主张而得到应用;最后,揭示出在儒家一人一家通于家国天下的逻辑下,“写实”怎样从一个作文概念上升为国民性批判、文明再造的途径。这样,通过对“写实”概念的深入梳理,本文揭示了废名尤其是其40年代以文学启发、匡救天下的文学抱负的形成过程与最终形态,以期更新学界对废名其人以及新文学与现代史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废名;写实;说梦;儒家;新文学
一、废名文章的“说梦”与“写实”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开始新文学写作的废名,在几年的摸索尝试之后,由最初的随顺五四新文学大流,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他在1927年5月19日写毕的札记性散文《说梦》中,总结了其文学生涯开始以来的写作经验和文学观念。他称文学创作“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1}。这种文学观鲜明地体现了废名这一时期的文学态度。这种态度用他自己的词汇,可以称作“说梦”。在同一篇文章里,废名提到自己之前的一篇评论鲁迅小说集《呐喊》的文章,颇有悔作之意,因为这篇文章“是那样的不确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废名的文学方式是“以自己的梦去说人家的梦”{2}。这段感想既是对自己“说梦”式地理解鲁迅是否确实的反思,也呈现了他的写作秘诀,即以极其主观的方式,把客观对象进行变形,书写对象也就唱出了自己的心灵之歌。
因此,也就难怪,在稍早些的1925年,当废名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时,他在书中附录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窗》。这样的收文安排,使得《窗》成了《竹林的故事》时期废名的元写作的隐喻。而《窗》所讲正是“说梦”式的写作带给人的安慰:
(我)自足于在他人的身上生活过,担受过了。
你将问:“你相信这故事是真的吗?”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以外的真实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帮助我过活,觉到有我,和我是什么?③
《窗》中这个编故事人是一个非常内倾的人格形象,他觉得通过想象赋予平凡事物以丰富性,虚构出一出人间喜剧,也就是自己经历了这些生活,在想象的领域扩张了自己的生命经验,“说梦”使生命同时蕴含着极度的丰满和虚幻。这种创作态度对于二三十年代废名这个同样内倾的、本来就喜欢在回忆想象中过生活的写作者,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竹林的故事》中的小说诸如《柚子》《阿妹》等,让人读着似乎也可算作回忆的散文。这些小说前加一篇《窗》,也暗示我们,废名这时正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缘游走,或者说正在形成他那“说梦”的小说写作方式。
到了1926年,废名开始写他的长篇小說《无题》,也就是后来的《桥》,“说梦”的文学方式已经相当成熟。这部他珍爱有加、笔耕不辍地写了十年的小说,可说是废名品尝艺术虚构之美的最经典之作,散文《说梦》的一部分以及后来废名零星发表的许多文艺观点都是针对它的。其中很说明问题的另一个言论是1930年《斗方夜谭·六》里的话:“我是一个站在前门大街灰尘当中的人,然而我的写生是愁眉敛翠春烟薄。”{1}废名写《桥》的时候“说梦”到了这种程度,虚构的小说世界简直是一个高蹈出世的乌托邦,是凡尘中人仰望不已的一种救赎。《桥》正是一个内倾的诗人极力写其“心象”{2}的幻美之作。十年造桥,是因为废名对于彼岸之美的珍赏,然而也印证了他在《桥》里说的话:“‘镜里花难折’,可笑的是这探手之情。”③厌世的、唯美的、高蹈的乌托邦,这个成熟于20年代后期、与五四写实主义截然对立的文学创造,确实是梦一般的镜花水月、海市蜃楼。出离尘世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感到“高处不胜寒”,何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本没有那么太平的环境可以供诗人长久把玩一种精致的制作。《桥》里幻美的愁眉敛翠,实际上凸显的是说梦的艺术品与现实世界的分裂。所以废名写《桥》,也写出了一个讲述自己与环境的分裂的副产品《莫须有先生传》,而个性化地重新发明“写实”,虽然含着玩笑态度,也是从《莫须有先生传》开始的,是作为一种说梦以外的人生姿态而引入的。
与说梦写心的《桥》判然有别,《莫须有先生传》设置了两个对立的声部:一方面是文学隐士莫须有先生,另一方面是与浪漫高蹈的文学人格完全异质的乡下老太太们。莫须有先生多思多感、佯狂不恭、嘲人嘲己,是苦闷而孤独的文学者,福楼拜、塞万提斯是他的偶像;乡下老太太们则完全不同,她们面对的是中国底层人民艰难的生计问题,不仅每天屋里屋外地干活,得了闲还要割骆驼草、挑泔水,挣钱补贴家用。她们是执着于日用生活的、物质上斤斤计较的。小说描写的是这两个声部、两种世界的对话——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能对话。莫须有先生在与老太太们的谈话中,也屡次向她们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交流却从未成功,因为老太太们总是用自己乡下人实用的逻辑消化莫须有先生的言论,给出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
正是在这样的谈话中,莫须有先生称房东太太为“写实派”,房东太太也认同“写实派”的人生态度,甚至想以之纠正莫须有先生。这是“写实”一词在废名处最初的出现。我们举个例子:一次莫须有先生讲故事,说一个嫉妒的女人下毒害死了自己的亲姐姐,也失手毒死了自己爱的人,老天爷惩罚她,把她变成了一块石头。老妇人和莫须有先生对话如下:
(房东太太:)“石头,变一块金子那就好了。”
(莫须有先生:)“唉,没有办法,各人的意识都给个人的生活状态造就了!你就只记得金子。令我很寂寞。”
(房东太太:)“好孩子,能够寂寞那就好了。我看你刚才说话的神气我很有点耽心,我怕你超出写实派的范围以外。人生是没有什么可以叫做一个醉字,那只是一个不得已的糟蹋,在艺术上也难免不是一个损失,好比你的故事在我看就没有讲得很好玩,恐怕就因为你此刻的气候不适于讲故事,那实在要同游手好闲的人茶馆里谈天一样才好。……”{1} 相比莫须有先生编故事中自遣心事的“说梦”,老太太的话表现着“写实派”的文学趣味:文学不要浪漫热情的沉醉状态,而要像茶馆里聊天那样,切实、有趣,说的都是生活中有用的人情物理。如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那样,写沉醉在骑士梦里的堂吉诃德一次次被现实生活的逻辑愚弄,那种不留恋梦幻而拥抱生活的态度,就是废名这里的“写实”。
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写实”最开始出现在废名文章中的时候,基本上都不是说的“写实”,而是说的“写实派”。“写实派”也是一个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常用词,当时就有文学研究会是“人生写实派”、乡土文学家是“乡土写实派”等提法。而废名师从的周作人也使用“写实派”一词,如他1920年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中,就认为俄国近代文学是写实派的文学。五四以后,西方写实主義作家大量被译介,废名所青睐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也是公认的写实派大师。有了这些常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1930年的文学场中,被称为“写实派”会让人联想起怎样的一些作家和作品。但废名的“写实派”提法并不是随顺大流。在笔者看来,废名对经典写实主义客观逼真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不回避社会的任何阴暗丑陋面这一内涵,进行了引申和改造,使“写实”一词除了指文章风格,还指向人生态度,是那种与“说梦”的沉醉相对立的、实际和入世的、依循常识指导生活的态度。废名就这样在自己的字典里重新发明了“写实”一词。
其实废名1930年对于“写实”的看法,也强调了“说梦”与“写实”的互相沟通。在《立斋谈话》(1930)中他说:“我想,艺术之极致就是客观。而这所谓客观其实就是主观之极致,所谓入乎内出乎外者或足以尽之。”③又说:“我们所有的小说,我以为都是小说家他们做的诗,这些小说家都是诗人。他们所表现的人物,都是主观的……小说家都是拿他们自己的颜色描画人物。颜色生动,人物也才生动。”{4}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举了写实派福楼拜小说的例子。对这时的废名来说,客观与主观、写实与说梦,在好的小说里并不矛盾。说废名的“写实”是“说梦”的对立面,这是作为人生和写作的态度而言;在艺术创作手段上,二者又是相通的,比如《桥》就写了心的实在。
也是在1930年《莫须有先生传》和《桥》陆续发表的时候,废名又发表了散文《阿左林的话》,文中引了阿左林关于小说的观点。大致上说,阿左林认为“小说绝对不是它(日常的生活——引者注)的完全的表现”,因为小说的对话经过了加工,它流畅、虚伪,不同于自然的对话。并且小说总是有着自己的结构,而“人生是没有结构的;它是各色的,多方面的,流动的,矛盾的,完全不像它在小说里那样整齐,那样板然的方正”。废名反对阿左林的观点,认为:
“小说绝对不是它的完全的表现”,这话我以为如果从阿先生的意思翻过里子来说才很有意思。西万提斯或者才不能不说是写实派。这里才真是没有结构。本来这个道理平常,可以说如同照相与写生之比。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以为这是一句很妙的话。所以阿左林先生的话我并不佩服。{5}
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废名这一时期的“写实”与经典“写实主义”的区别。阿左林的观点其实很符合写实主义原则,因为“写实”在西方传统里就是来源于模仿说,生活本身是本源性的、第一位的,而艺术呈现出来的世界是附属的、第二位的。但是,废名反对阿左林,因为他有对“写实”的个性化改造。把“小说绝对不是它(日常的生活)的完全的表现”翻个里子来说,就成了“日常生活绝对不是小说的完全的表现”,小说这个“梦”地位一下被抬到了实生活之上,成了第一位的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说法,类比的是一种小说家处理小说创作与实生活关系的态度,指写作的时候对于现实是忠实的,但是其实在忠实之外有很大主观驰骋的空间。所以塞万提斯是真正的写实派,“实”是指想象力的自由驰骋中的实感。所谓“写实”不是照相,而是写生,也是说明“写实”有着对实生活的能动性。对于“写实”的能动性的强调,和废名之前关于写作是“说梦”的观点相勾连,从中可以看出废名文学观念演变中的连续性。就在同一年写作的《桥·故事》一章中,废名还让小林说出“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1}这样的话来。不重在故事本身,而重在写作的语言、叙述工具,这是废名在建国后的杜甫研究中称之为“文字禅”的写作方法。《桥》本身就是文字禅,就是对于语言的把玩。但是在这种对于写作工具的兴趣之外,废名还是想以写作表达他的情思。即是说,对于文章写法这样工具媒介层面的钻研,以及写出实在感受的表达愿望,虽各处一端,却二者兼有。文字禅的写法是小说散文里一直有的,而表达“实感”的努力,在《桥》中就是写心象,在《莫须有先生传》中就是写莫须有先生的处境与心理,“说梦”和“写实”都追求着对某种刻板现实以外的“实感”的表达,于是自然就不是机械地模仿现实的写法。所以,废名的写实观从一开始就很特殊,他一方面认为生命感悟的实在、想象力的奔腾,无不是“实”;另一方面,在他那里艺术成品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迷恋于打磨工具、琢磨艺术,以求得艺术本身的完美,并不认为艺术就只是生活的附庸,“写实”是一种“祭如在”的较灵活的态度。
1930年的废名以塞万提斯为榜样,赞美小说写出生活实感的丰富可能性,这与他当时对于文学的认识、想要成为福楼拜式小说家的愿望是一致的。正是在最初的“说梦”情结中,他徜徉于《桥》的艺术世界,而在对于《桥》的第一次反思中,有了当时他所理解的“写实”努力,即《莫须有先生传》。这一次“说梦”到“写实”的调整还是在文学内部进行的,废名仍然相信塞万提斯式写作对现实的捕捉是有效的;而抗战爆发后返乡生活长达十年之久,然后再回到北平重拾纸笔的废名,其被时代生活大变动更新以后的文学创作,就大大越出了原有的文学范围。这部作品就是写于1947-1948年,和《桥》同样没有写完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如果说在30年代,《莫须有先生传》和《桥》相比,一为“写实”一为“说梦”,那么40年代,相比于《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传》也可说是“说梦”之作。40年代的废名,已经不再满足于普通的小说文体,小说体式本身就注定不免“说梦”气,而他要表现大时代和他从中参悟的道,需要更具涵容力的文体。废名这样议论道: 《莫须有先生传》可以说是小说,即是说那里面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那里面的事实也都是假的,等于莫须有先生做了一场梦,莫须有先生好久就想登报声明,若就事实说,则《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完全是事实,其中五伦俱全,莫须有先生不是过着孤独的生活了。它可以说是历史,它简直还是一部哲学。{2}
可以看出,在作者变化了的眼光下,《莫须有先生传》最终仍不免是一场梦,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历史、是哲学,废名远不是把它当作小说来经营的。40年代废名宣布:“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③他说写散文“方法是写实,具体的写自己的事情”{4}。一方面“写实”在40年代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当它再次被与“说梦”/虚构式的文学对举时,它更加激进彻底,不再是《桥》那样的拿文章写世道,而是世道发而为文章,{1}近乎一种反文学的文学了。
40年代的废名,进一步对于散文小说之分有如下论述:
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必于人情风俗方面有所记录乃多有教育的意义。最要紧的是写得自然,不在乎结构,此莫须有先生之所以喜欢散文。{2}
其实,考虑到废名的创作经历,这里对小说的批评绝非泛论,而是确有所指。提起重情节、结构,是诗、是心理的小说,恐怕废名脑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桥》与《莫须有先生传》时期的小说。参考30年代初的《阿左林的话》,似乎废名对于之前阿左林关于小说与现实、小说局限性的观点有某种回归。40年代的废名其实是在反思以往的同时,大力扩充文学承载力,把整个生活放入文学,其不求虚构和安排布置、只求自然写实的态度背后,是一种文学最大程度表现实生活的企图,实际上把文学的意义和重要性极大地增加了:文学可以囊括世界,理解和消化世上发生的一切事,这样它才能真正承担挽救世道人心之责任。而这种在写作上不遗巨细,最大程度上放弃了一般小说的结构布置、选择安排,想容纳最大限度的生活世界的“实”,才是40年代“写实”在文学层面的真正含义。
二、“写实”内涵的新变:反八股的作文原则
30年代中期的废名较之前有了很大变化,从1935年前后开始,他自称是学道者而不再是小说家。在本文看来,这个变化主要来自这些年里他的阅读和交游。具体来说,两个方面对他的影响很大: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论语》。他之所谓闻道学道,也就是学儒学佛。而周作人在废名心里,则是最合于儒家君子理想的一人。
废名与周作人最初的交往早在1921年,之后废名一直以周作人为师,周作人的思想、人格、趣味的痕迹在二三十年代废名创作中历历可见。周作人本人思想变化也很大,从20年代新文化的鼓吹者、文学革命的战士到开辟“自己的园地”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到30年代独立自由、精神上有修行色彩、以爱智者自命的苦雨斋老翁,周作人的变化也引导着废名。30年代的周作人转向传统文化,赞赏儒家人格、传统民间文化、晚唐诗歌、晚明小品文等等,并且更明显地表现出废名一再提及和赞美的科学和道德的人生态度。而就废名的“写实”观念来说,其受惠于周作人最深的,似乎更在于对人情物理的关注,以及写作态度上的科学和道德。写实的“实”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受周作人以及以周作人为中介理解到的儒家的影响,写实的“实”有了较为特殊而具体的内涵,即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情物理。而这样把握世界的视角,必然会要求一个中庸平正的儒家人格,废名思想心态里的儒家色彩,也因此更为浓厚。
废名关于科学和道德及二者关系的思辨,见诸笔端的开始于30年代散文《知堂先生》,延续到40年代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需要注意的是,“科学”一词在废名处有两个含义,不同的地方意义不同。第一个含义是指西方传来的近代科学技术,这是我们一般使用“科学”一词时习惯的含义,比如《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面对于现代科学文明的批判。但他还将这个词引申出另一层意思:科学是一种态度,有时是文艺上的态度,有时是人的处世态度,后来在40年代,他甚至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宗教,正如儒家是中国的宗教一般。这时候,“科学”一词已属伦理范畴,和废名语汇里的“道德”一词发生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梳理“科学”的第二层含义及其与道德的关系。
在1934年的《知堂先生》{1}一文里,“科学”一词第一次被作为一种态度使用,这个词可以用来概括此文中提到的周作人的处世态度。在废名的描述中,周作人的态度是平正宽和的、唯物的、自然而然有了那些德行的、于人生哀乐都节制有度的。废名在这篇文章最后说,他看电影而生了一个感想:
悟到古今一切的藝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
然后又批评既有的艺术“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这样的语境可以让我们推测出这时候“科学”的含义,应该是取其客观公正,相比起偏执于某一个团体做出的价值判断,科学的态度放逐了狭隘的价值鼓吹,能帮助文艺受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被党派的宣传迷惑。但是废名笔锋一转,接着写了周作人对废名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这句话很妙,指出了科学的态度背后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文艺作品即使是以客观为目标,写作中也会带入作者自己对事物的评判,因而不能说它因为科学,所以就没有伦理的维度。科学的态度还是要忠于科学所认同的价值,只是理想的科学不是囿于党派,而是追求更高的价值。
废名的这个记录,和他1930年《立斋谈话》里对主观和客观的思考很有相通之处,科学的境界就是之前的“客观”这一理想境界,但是客观又仍然是主观的,科学也仍然是道德的。周作人的科学的态度,就是不为狭隘的宗派感情迷惑,清醒节制,追求公正客观地观察和处理人事。联系之前讨论的“说梦”与“写实”,道德的、宣传的文艺很主观,近乎“说梦”;科学的文艺则与“写实”相通,废名就这样在科学与道德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为“写实”注入了“科学”这一品质。 废名40年代写《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虽然还是在鼓吹自己的主张,但是在他看来,不是左翼文学那样为一党一派鼓吹,而是宣传自己相信的真理,因此是“科学”的。这时候他也有了自己的判断,科学是西洋的宗教,极度客观的东西可能也极度主观,所以他的写作也非常主观,而又自称一切实录,目的是要传达他所相信的真理。
废名对儒家的修习并进而悟道,也是在30年代中期。儒家是入世的,是教导人们处理日用伦常问题、关怀人情物理的学说。废名对儒家的最初感应,也在于顿悟了孔子劝人入世有所作为的话,即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对于他之前现代主义式的出世避世态度是一个反拨。废名逐渐接受儒家以后,他的写实也就常常夸赞一种近于儒家的品质,1936年他的《古槐梦遇小引》赞美俞平伯过的是写实的生活,并且由写实而渐进于闻道。而另一篇更详细、更多涉及儒家的文章《关于派别》{2}中,“写实”一词出现了四次,更是给了我们观察“写实”使用情境的机会。
我们看到,这四次使用都是在说陶渊明,其中前两处使用“写实”一词指的是写作方法,包括题材上选择真实的平凡生活,以及写法上的诚实朴素。陶渊明的写实,使他不同于其他文人,尤其不同于兴酣笔落的公安辞彩一派。中国文人喜欢写华美的空话,所谓“八股精神”是也。然而陶渊明有着类似孔门的诚实切实,他写的都是他的生活,包括他想象自己的死,也是想的儿子将怎样啼,亲戚将怎样送他,都是关于人情物理的安排。废名所欣赏的正是这点,他认为周作人的特异之处,也是在这样的类似陶公的地方。接下来的两处写实,都是说陶渊明以及孔子过的是“写实的生活”。什么是写实的生活,废名用了一个对比试图说明。他先说起所谓“旷达的人”,这些人虽然有很好的境界,但未必无普通人的烦恼,俗事临头时也恐怕不能免俗。倒是另一些“能近取譬修己安人的人”,可以用“恕”宽己宽人。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后一种人即是真的儒家。因为儒家之道就在于忠恕,在于推己及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精义之一就是处理好人我关系。废名显然认为陶渊明和孔子是这种“修己安人”的人,所以他们过的“写实的生活”,也就是这种在人伦间用儒家智慧修己安人的实际生活。于此可见,“写实”在这时已经浸润着儒家的处世态度,变成了一种人生状态的形容了。
虽然30年代中期废名的很多思想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周作人,但是也应该意识到,废名远非周作人的学步者,他在师从周作人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格和文学个性。其中最大的差异,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他是唯心论者,而周作人是唯物论者。其实对此,周作人早在1928年的《桃园跋》中就做了清楚的指认:“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1}这种差异,越到后来越有了奇特的发展。废名的诗人气质与乃师大相异趣,比起周作人的平正通达、中庸节制,他于万物更有一种深情,且自有其热肠沸涌之处。后来虽也接触儒家,却反而对其中的性善学说有独特的心得,结合对唯识佛教学说的个性化读解,而一跃成为唯心论者。废名的“写实”原则,在他思想演进的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着内核,但最后总算保存下来了。在其成熟思想中,唯心世界观和追求实感两方面形成了一种共处,因为对他来说,心的实也是实。
到1936年,废名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不再是福楼拜式文学家,而是修习儒佛的“学道者”。后来他在1948年的《我怎样读论语》{2}中回顾了自己的这段思想跋涉。他说他隐居西山时,有一天散步,在寂寞中记起了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话,感到了孔子的伟大,后又在1935年懂得了孟子的性善,从而成为了一个唯心主义者,得道了。其实废名这个了悟也很自然,当他立志做“说梦”的文学家时,他排拒了几乎所有的实生活,以及实生活的人情物理。这种出世的态度在现代中国没有远景,更何况废名也曾是热情溢露的新青年,他保存的五四遗产使得他不会长久安于枯寂的隐居。所以在渐渐年长以后,早年的儒家修养开始起作用,为他安排和世界发生关系、生命热情获得出口的另一条路。于是,废名真的就由“说梦”而“写实”,逐渐告别了小说家的身份,来融入实生活,承担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责任了。同时,觉悟到“性善”也使他有了思想支援,不再陷于现代人对人性之恶的看法以及相应而来的悲观态度,人生态度更加积极。而关于性是至善、是天理的理解,与佛教唯识宗的思想一起影响废名,使他由唯物而唯心了。这时候,历史也走到了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抗战开始后废名的流离、回乡,他真的到了和北平文学圈子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的心智在历史的因缘下开始了新的成长,“写实”态度也由此得到了新的应用。
废名的“写实”观念最终成熟并被推上前台,是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顺着战前儒家伦理指引的方向,经历战争的历史大变革,“写实”完成了第二次内涵的新变。而这个概念在此书里的主要针对性,在于对国语作文八股习气的针砭,以及扩而充之对华夏文明八股积习的反对。下面就让我们先在文章写法的层面梳理一番40年代“写实”的内涵和使用状况。
首先在文学上,“写实”是什么?“写实”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最基本的地位,是一种国语作文原则。“写实”在废名那里是作为一个和八股相对的概念被提出来的,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八股不是什么,写实就是什么。莫须有先生曾对着金家寨小学的余校长批评韩愈、王安石的八股。对于韩愈,他说:“你想韩文里有什么呢?只是腔调而已。外国文学里有这样的文章吗?人家的文章里都有材料。”③对于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他评价它“没有感情,没有意思,不能给读者一点好处,只叫人糊涂,叫人荒唐,叫人成为白痴”{1}。这两个例子从反面告訴我们,“写实”是有材料、有意思、有真情实感的文章写法,对读者心智的健全是有助益的。
“写实”也是莫须有先生国语写作教育最重要的原则,是他为了反八股而树立起来的旗帜。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概念,既是废名所尊奉的一种文章标准、人格态度,同时又可以经过改造而成为小学生的作文原则。对于小学生作文来说,“写实”首先要求一个“诚”的主体,废名是要小孩子写他们欢喜的东西,真诚地展露自己的天性。“写实”还解答了“写什么”(对象)和“怎么写”(手段)的问题。废名认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至于写什么,废名说是“一切事物都可以写的”{2},这主要是纠正八股文一切的事都不能写,写的都是与生活无关的问题。在“怎么写”方面,废名现在比起虚构小说更喜欢散文事实,重要的是教育意义,他也要孩子们学习观察,对于自己身边的事情能够敏锐捕捉其中审美的、伦理的意趣,写成文章。关于废名教孩子们“写实”,《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有好多例子,试举一些。比如有一次,一个学生写荷叶:“他说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小青蛙,青蛙蹲在荷叶上动也不动一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的写实。不是写实不能有这样的想像了,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③可见,“写实”有一种观察中重新获得新鲜别致的生活经验的含义。又比如古乐府的《江南》一诗,写鱼戏莲叶东西南北,废名对学生说,这样的文章就是写实,因为先是看到鱼,后又观察到这边也有鱼,那边也有鱼,于是这样写,写出了实感。{4}可见废名的“写实”作为儿童写作原则,就是要写自己的真观察、真感受,反对空洞的模仿。 废名自己在学生作文上的种种态度,也帮助说明写实是什么。他出作文题总是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努力让孩子们能够写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看到有学生喜欢捉蟋蟀,就命一作文题《蟋蟀》;学生喜欢参与黄梅风俗节日,他就出《送油》《放猖》为题。有一次,黄梅中学招考作文为《国难与教育》,废名很不高兴,斥之为八股。后来他自己招考作文,出了一个打擦边球的题目《暮春三月》——一方面堵八股家之口,一方面引导学生描写眼前的春天。后来,他又出了一个作文题《水从山上下去,试替它作一篇游记》{5},希望引导学生写水流过自己家、亲戚家的流程,把自己的家园感情自然表达出来。可以看出,所有废名的作文题都是此世间的事物和体验,“写实”就是忠于人间生活,还要热爱人间生活,让孩子们学会观察捕捉自己经验中鲜活别致的东西。
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写作中,也多处体现了废名对写实原则的贯彻。如《无题》一章,写莫须有先生一家人到腊树窠石老爹家做客,生动地写出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和做客的各种细节,极富人情物理。比如,石老爹的二儿子仲正是被抽兵的年龄,他不高兴时就说:“几时我跑到日本老里面去,看你把老子怎么样!”⑥一句话写出了仲的别扭性格、当时中日战争的状态、老百姓的民族观念是非观念、石老爹对儿女的纵容等方面,而又很幽默。写实就是观察生活,并且用简洁的准确的句子表现生活的复杂肌理,整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是努力这样做的。
三、作为文化疗救主张的“写实”
废名40年代的精神结构中,像他所喜爱的儒家一样,由一己到一国也是贯通起来的,“写实”也不仅仅是文章层面的小问题,它从语言文章出发,关涉到了世道人心。比如,莫须有先生有一次批评模仿鲁迅《秋夜》句子的学生说道:“你们为什么总是模仿呢?一个人为什么这样不能自立呢?我总是教你们写实,作文能写实,也便是自立。”{1}把“写实”上升到能否自立的人格修养层面,借莫须有先生之口传达出了废名在作文教学背后的苦心,他是要为中国社会培育一种诚实的、自立的新人,挽救被八股毁坏的民族性格。废名不管是教育学生还是自己思考问题,都有这种由具体问题上升到人格修养、天下兴亡的思维方式。
废名的“写实”在40年代主要是针对八股的弊端而提出的。而其实对于八股的反省在五四以来接连不断,废名的老师周作人30年代就写过《论八股文》一文,谈了八股文的写作特色,以及由此造成的以读书人为主的中国官吏的人格。他谈到中国的奴隶性时说:
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中国做官以及处世的妙诀,在文章上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和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2}
周作人的观察和废名虽各有侧重,但废名是非常认同他的老师的,他的八股/写实观恐怕也受到周作人思想的影响。周作人主要讲中国官场的奉命说话、官吏自己没有主张,八股由此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和工具,禁锢思想;而废名主要是从文章与人格的角度来进行批判,认为八股盛行而读书人不能修辞立诚。他们的意见是有相通之处的,即是说八股文没有思想只有腔调,或者说形式大于并制约了内容,这影响中国的读书人世界甚巨。
在中国文章传统中,有“文如其人”之说,文格和人格是互相接通的。八股文章表现出来的,是读书人八股化的人格,而这种八股化又随着读书人的掌权而泛滥于中国社会,这一切都是废名反对的。莫须有先生抗战时期在黄梅乡下,读遍了黄梅地方的公私文章,发现自己完全当不了中国的读书人,因为“私的方面他不会应酬,公的方面他不会起草”③,即是莫须有先生不会八股。而文章的八股精神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乡下商人卖石灰,打出的广告云:“石灰出卖,日本必败”;小学生明明住学校是为了免兵役,草帽上却都写着“抗日”;黄梅县一个老进士生了儿子,命名“抗日”,传为美谈。{4}而莫须有先生对这些行为很反感。当三记征兵一事需要他向乡公所写信的时候,他就很为难,因为他不知道这样乡绅读书人之间的公文要怎样写,他不会写八股文,无法融入读书人的八股世界。三记征兵一事让我们看到,乡绅读书人之间有一个彼此默契的人际网络,在里面官绅相护,言语上都是八股的人云亦云、空洞无物,行为上互相勾结,逃避做国民的出兵出粮义务,甚至贪污腐败横行。这是一个彻底八股化了的小世界,没有思想、只有空洞官话的背后,掩盖的是自私甚至罪恶的实质。正像八股文章,冠冕堂皇的腔调后面,掩盖着苍白甚至恶劣的人格。小说中乡下本家农人曾向莫须有先生介绍了这一层情况:
先生你不知道,保上的事情都是作弊!好比那里有一笔款,保长落到腰里去了,我们老农晓得不呢?但是地方上的绅士晓得,也便不作声,你不要我纳捐好了,我也不查你的账!都是这样狼狈为奸。钱不都是老农出的!{5}
莫须有先生在三记征兵一事上帮不上忙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无法加入中国读书人这个八股化了的世界。
礼失求诸野,与八股化了的读书人世界相对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民间。农民某种意义上才是真正的儒家,因为他们在伦常中过日子,而他们的伦常还是写实的,所有的风俗都连接着确实的意义,所有的礼节都表现着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感情。比如莫须有先生第一次由石老爹介绍给顺的时候,废名这样写他们之间的礼节:
顺连忙向石老爹致敬礼,再转向莫须有先生致敬礼,他可謂之不亦乐乎,而且已经分别亲疏了,讲礼应该是“先酌乡人”了。莫须有先生于是乎不亦君子乎,连忙安贫乐道了……这时他对于世间的任何人都爱,因为任何人都爱所以他分别亲疏了,他爱顺了。{1}
乡下人之间的礼节是那样有着切实的意义,表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是八股装样子,这是废名所赞赏的。 废名喜欢写乡下人对于礼节的经心在意,表现了乡民的质朴敦厚。比如,乡下新年第一天有不能随便到别人家去或者与别人说话,而要先拜年的礼俗,顺是十分遵守的,故不小心遇上莫须有先生太太很尴尬,赶忙假装没看见。后来慈和纯到顺家拜年,废名写道:“慈同戴了新帽子的凤姐在那里享受宾主的光荣,真是光荣之至,慈从来没有人把她当宾,凤从来也没有人把她当主了。”{2}写两个人互相讲礼的快乐,在一种充满仪式感的交往中互相确证了自己的价值与彼此的关系。这也正可以印证费孝通的看法,乡土中国真是“礼治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都是由“礼”来维持的。新年本家农人来给莫须有先生磕头拜年,莫须有先生本来很不习惯,因为他的都市生活经验让他难以接受这样共同体的礼仪,但他连忙想:“是的,我同你们有家族关系。我不能拒绝你们向我拜年,可见我同你们不是路人。”③民间生活的讲礼是有意义的,包含了家族、乡人的真切感情和牵连,形式代表一种切实的内容,这就是“写实”。废名的“写实”,包含着儒家的内蕴,指的是表现人际间的关联即人情物理。民间礼俗内蕴的正是这一套人情物理,所以乡土礼俗与写实精神相吻合,废名很是赞美。
乡下人的朴实、诚恳是很突出的,他们的世界里文字不发达,或者说形式表现得有些稚拙,但是其代表的内容是切实可靠地存在着的。废名饶有兴味地讨论过乡下人是“耳食之徒”,即是说,“其成语,其典故,都是口传下来的,但有确切的意义,彼此心知其意”。{4}废名列举了“侯门深似海”“犹可说也”“毛鼓所然/毛骨悚然”“鸡子里头寻骨头”几个熟语,写乡下人口耳相传的词汇以及语言表达能力。{5}这些熟语在读书人看来都用得不甚正确,但是它们都是意义切实的,这体现了民间和读书人世界正相反,语言表达很粗糙甚至有错讹,但是意思却很真,是切实存在的。废名在行文中流露出来的是对于这种状态的赞美,乡下人的重视内容、形式是有内容的形式这一点,是可以救正八股的恶习的。
如果使用中国传统的“名”与“实”两个概念进行观察,则中国读书人的八股习气可谓之重名轻实,而民间社会如前文分析的恰好相反,是重实轻名。比如,莫须有先生在五祖寺中学时,曾和一个秀才出身的同事争论。莫须有先生认为课本里不该选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因为这是八股;秀才则说:“这篇文章还不好吗?那篇《晨》是什么东西呢?题目是‘晨’,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把题目都忘记了!”⑥可见旧读书人之重名轻实,和莫须有先生相反,也和中国民间相反。而中国民间的重实轻名远不止于文章和礼仪。《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谈到中国抗战中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一事,这样说道:“中国的妇女都是健全的,中国的农民也是健全的,都是健全的思想……中国妇女给日本兵强奸了,并不以为自己非死不可,她的男人也只是觉得妻子可怜,小孩也看妈妈一睨,妈妈可怜。妇女与妇女则有时说笑话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洁观为什么这样不合人情呢?因之也不合道理呢?”{1}可以看出,民间并不认为受辱的妇女必须死节,只有以宋儒为代表的读书人才主张死节。可见民间是重实轻名而读书人是重名轻实的。对于百姓来说,求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三纲五常而死是典型的八股精神。
关于周作人抗战期间落水一事,废名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这样议论道:
大家说他(周作人——引者注)做汉奸,容或有之,因为他倔强,正如同他愤恨一样,岂有一个人而不忠于生活的?忠于生活什么叫做“死”?“死”有什么可怕的?“死”有什么意义?倒是“生”可怕!无求生以害仁最为难。不欺自己才是求生者的功课。求有益于国家民族才是求生者的功课。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知堂先生真想不到中国真个这样亡了,因为他住在华北,华北沦陷了,他的痛切之感当然是中国亡了,他常批评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现在轮到他自身了,人岂有不忠于道理的,忠于道理便是忠于生活,于是大家說他做汉奸容或有之,因为本着他的理智他是不喜欢宋儒的,换一句话说他是反抗中国的历史的。{2}
废名的解释是否吻合周作人落水时的真实思想,我们存而不论,但是这个解释里可以看到废名从中国民间获得并意在赞美鼓吹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求生”是第一位的,而死节是最没用的。在废名看来,北平沦陷以后,深深感到中国亡国的周作人不选择死节而选择立下事功是勇敢的,是比死还难的。后人形容宋儒有句话叫:“平日袖手看文章,临危一死报君王。”可见他们的死节是一种打着爱国旗号的八股,是最没用的。周作人的接受伪职,在废名看来是因为希望借助职位有益于中华民族,所以我们不该只看到他名义上是伪政府官员,还应看到他实际是想要有益于中国。这个思想贯彻的依然是重实轻名的态度。
废名从民间的战时状态中看到了重实轻名的求生态度,甚为赞赏。而这态度与他的“写实”也是相通的,“写实”是写作上的重实轻名,不比做题目的重名轻实。所以莫须有先生教国语,教孩子们“写实”,是借助文章改造他们的人格,让他们也能重实轻名。而最大的“实”就是生存,因此废名说:“中国的老百姓的求生的精神是中国民族所以悠长之故。”③由此看来,在废名那里,中国的民族精神最首要的一点即是“求生”,这是民族性的宝藏,而五四运动时对之的批判是需要反思的。莫须有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他当年听说日俄战争战场在辽东半岛,这是一个国耻,而当地中国农民在战场上拾炮弹壳。莫须有先生当年在五四的逻辑下,把这当作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批判,认为中国人冷血不爱国。而抗战以后,他返乡更多地接触了农民,则改变了看法,认为:“这个拾炮弹壳并不是做官贪污,无害于做国民者的天职,他把炮弹壳拾去有用处呀!他可以改铸自己家中的用具呀!他在造房子上有用呀!他在农具上有用呀!今番‘抗战建国’四个字如果完全做到了,便有赖于这个拾炮弹壳的精神!”{4}抗战胜利后,有一次莫须有先生去理发,看到店里摆放着一套“万国旗”,是抗战前的东西,战时搬到乡下藏起来的。莫须有先生感叹这真正是“惜物”了,并且说:“抗战建国必须要有这个精神。”{1}莫须有先生在乡下观察听闻到的老祖母们抗战中死守其家,要为儿女有所保存的事迹,则更是生动体现了中国百姓的执着求生。莫须有先生这样写这些老祖母们:“儿子与媳妇必得逃,自己则坚决不逃,因为家里的房子要紧,农具要紧,儿辈的前程要紧,自己中年妇人的生命算什么呢?身体更算什么呢?所以也不逃,死守其家不去。”{2}莫须有先生的三舅母为儿子一家守护家产的含辛茹苦,赎买田产的艰苦努力,面对敌人的机智勇敢,在在指引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故莫须有先生称她为“民族英雄”。农民的勤俭、执着求生、乐观机智,这些中国最基层的好品质比读书人的品行更能支撑起一个国家。 与写实相通的追求“实”的态度后来还延伸到1949年写作的《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以下简称《欢喜的话》)之中。《欢喜的话》第九章讲新中国理想的教育,以对“为学问而学问”的批判开篇。“为学问而学问”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崇的学问态度。而在废名看来,这种态度正是现代的八股。废名总结八股有三个特征:“一是玩弄文字,一是做官,一是与大众脱离关系。”③为学问而学问的现代城市知识分子,正有这些毛病,所以必须用新的教育来改造。什么是新中国的教育?在废名看来:“新中国的教育必然是反八股的教育,是学习,不是抱着书本子;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因为是学习,是为人民服务,那(哪)里还会与大众脱离关系呢?”{4}我们看到,废名在此处依然是反对八股的重名轻实的态度,并且认为理想的教育要有革命的精神,要为人民服务,而为学问而学问只能导致一种空洞无物的学问的自我循环,对于现实生活毫无用处。可以看出,这种反八股,求有内容、有实效的知识的思路,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宣扬的那个“写实”其实有着相通的本质。可以说《欢喜的话》要求用有效的知识来反对八股,也是把做文章时具体的“写实”原则引申开来,作为更普遍的一个面对文学、面对知识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可以指导作家和知识分子写出更好的文章、做出更有用的学问,而且求实的精神也可以使一代知识分子走出八股,得到新的安身立命的信仰和态度。并且大而言之,求实也是对社会虚浮风气的疗救,对中国整个民族性格的重建。
就这样,在抗战之中,废名的“写实”从文学层面引申开来,向着民族性改良法的方向发展;在1949年,“写实”则完成了它的漫长成长,从一个文学写作的原则,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了一个开阔的、文化重建意义上的最终形态。
【责任编辑 穆海亮】
① 废名:《说梦》,《语丝》第133期,1927年5月28日。引自废名著,王风编:《废名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4页。
{2} 同上,第1152页。
{3} [法]波特莱尔著,废名译:《窗》,载《竹林的故事》,北京:新潮社,1925年版。引自《废名集》,第10-11页。
① 废名:《斗方夜谭》,《华北日报副刊》第343-354期,1930年12月22日-1931年1月7日。引自《废名集》,第1265页。
{2} “心象”一词,是吴晓东在他研究《桥》的专著《废名·桥》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释《桥》的诗学特色。这个词和中国传统诗学、禅宗思想都有关,又可以贴切地阐明“废名在创造性的自由联想中生成的一个个拟想性的情境”。参见吴晓东:《废名·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3} 废名:《桥·诗》,《语丝》第4卷第44期,1928年11月12日。引自《废名集》,第523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这一回讲到三脚猫》,《骆驼草》第11期,1930年7月21日。引自《废名集》,第703-704页。
{2}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晨报》1920年11月15、16日。引自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266页。
{3} 废名:《立斋谈话》,《华北日报副刊》第284-287号,1930年10月12-16日。引自《廢名集》,第1251页。
{4} 同上,第1252-1253页。
{5} 法(废名):《阿左林的话》,《骆驼草》第21期,1930年9月29日。引自《废名集》,第1235-1236页。
① 废名:《桥·故事》,《华北日报副刊》第253号,1930年1月27日。引自《废名集》,第569页。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开场白》,《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809页。
{3} 废名:《散文》,《华北日报·文学》(北京)第9期,1948年2月22日。引自《废名集》,第1453页。
{4}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907页。
① 此为王风与笔者讨论时所言。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笔者读鹤西(程侃声)致废名信,其中说:“‘拿生活来写文章’比‘拿文章来写生活’或许后者到底是较为容易的事。”这个说法和王风所说有相通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或可称“拿生活来写文章”,《桥》则近于“拿文章来写生活”。此信载《骆驼草》周刊第3期,1930年5月26日。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引自《废名集》,第908页。
① 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引自《废名集》,第1297-1301页。下面讨论本文时,所引文字出自此文的,不再一一注明。
{2} 废名:《关于派别》,《人间世》第26期,1935年4月20日。引自《废名集》,第1302-1317页。下面讨论本文时,所引文字出自此文的,不再一一注明。
① 岂明(周作人):《桃园跋》,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引自《废名集》,第3406页。
{2} 废名:《我怎样读论语》,《天津民国日报·文艺》第132期,1948年6月28日。引自《废名集》,第1469-1475页。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国语》,《文学杂志》第2卷第7期,1947年12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882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国语》。引自《废名集》,第882页。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引自《废名集》,第904页。
{3} 同上,第901-902页。
{4} 同上,第902页。
{5}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英语》,《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1063页。
{6}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无题》,《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830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引自《废名集》,第906页。
{2} 周作人:《论八股文》,《骆驼草》第2期,1930年5月19日。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660页。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引自《废名集》,第898页。
{4} 同上,第898-899页。
{5}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路上及其他》,手稿,存北京图书馆。引自《废名集》,第1123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卜居》,《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841页。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民国庚辰元旦》,《文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48年7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1008页。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留客吃饭的事情》,《文学杂志》第3卷第3期,1948年8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1024页。
{4}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路上及其他》。引自《废名集》,第1115页。
{5} 同上,第1115-1116页。
{6}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英语》。引自《废名集》,第1049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章说到写春联》,《文学杂志》第3卷第1期,1948年6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981页。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天的事情》,《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1948年4月1日。引自《廢名集》,第973页。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章说到写春联》。引自《废名集》,第982页。
{4}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停前看会》,《文学杂志》第2卷第9期,1948年2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919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章说到写春联》。引自《废名集》,第979页。
{2} 同上,第989页。
{3} 废名:《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新中国的教育》。引自《废名集》,第1986页。
{4} 同上,第1988页。
作者简介:康宇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关键词:废名;写实;说梦;儒家;新文学
一、废名文章的“说梦”与“写实”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开始新文学写作的废名,在几年的摸索尝试之后,由最初的随顺五四新文学大流,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他在1927年5月19日写毕的札记性散文《说梦》中,总结了其文学生涯开始以来的写作经验和文学观念。他称文学创作“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1}。这种文学观鲜明地体现了废名这一时期的文学态度。这种态度用他自己的词汇,可以称作“说梦”。在同一篇文章里,废名提到自己之前的一篇评论鲁迅小说集《呐喊》的文章,颇有悔作之意,因为这篇文章“是那样的不确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废名的文学方式是“以自己的梦去说人家的梦”{2}。这段感想既是对自己“说梦”式地理解鲁迅是否确实的反思,也呈现了他的写作秘诀,即以极其主观的方式,把客观对象进行变形,书写对象也就唱出了自己的心灵之歌。
因此,也就难怪,在稍早些的1925年,当废名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时,他在书中附录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窗》。这样的收文安排,使得《窗》成了《竹林的故事》时期废名的元写作的隐喻。而《窗》所讲正是“说梦”式的写作带给人的安慰:
(我)自足于在他人的身上生活过,担受过了。
你将问:“你相信这故事是真的吗?”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以外的真实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帮助我过活,觉到有我,和我是什么?③
《窗》中这个编故事人是一个非常内倾的人格形象,他觉得通过想象赋予平凡事物以丰富性,虚构出一出人间喜剧,也就是自己经历了这些生活,在想象的领域扩张了自己的生命经验,“说梦”使生命同时蕴含着极度的丰满和虚幻。这种创作态度对于二三十年代废名这个同样内倾的、本来就喜欢在回忆想象中过生活的写作者,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竹林的故事》中的小说诸如《柚子》《阿妹》等,让人读着似乎也可算作回忆的散文。这些小说前加一篇《窗》,也暗示我们,废名这时正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缘游走,或者说正在形成他那“说梦”的小说写作方式。
到了1926年,废名开始写他的长篇小說《无题》,也就是后来的《桥》,“说梦”的文学方式已经相当成熟。这部他珍爱有加、笔耕不辍地写了十年的小说,可说是废名品尝艺术虚构之美的最经典之作,散文《说梦》的一部分以及后来废名零星发表的许多文艺观点都是针对它的。其中很说明问题的另一个言论是1930年《斗方夜谭·六》里的话:“我是一个站在前门大街灰尘当中的人,然而我的写生是愁眉敛翠春烟薄。”{1}废名写《桥》的时候“说梦”到了这种程度,虚构的小说世界简直是一个高蹈出世的乌托邦,是凡尘中人仰望不已的一种救赎。《桥》正是一个内倾的诗人极力写其“心象”{2}的幻美之作。十年造桥,是因为废名对于彼岸之美的珍赏,然而也印证了他在《桥》里说的话:“‘镜里花难折’,可笑的是这探手之情。”③厌世的、唯美的、高蹈的乌托邦,这个成熟于20年代后期、与五四写实主义截然对立的文学创造,确实是梦一般的镜花水月、海市蜃楼。出离尘世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感到“高处不胜寒”,何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本没有那么太平的环境可以供诗人长久把玩一种精致的制作。《桥》里幻美的愁眉敛翠,实际上凸显的是说梦的艺术品与现实世界的分裂。所以废名写《桥》,也写出了一个讲述自己与环境的分裂的副产品《莫须有先生传》,而个性化地重新发明“写实”,虽然含着玩笑态度,也是从《莫须有先生传》开始的,是作为一种说梦以外的人生姿态而引入的。
与说梦写心的《桥》判然有别,《莫须有先生传》设置了两个对立的声部:一方面是文学隐士莫须有先生,另一方面是与浪漫高蹈的文学人格完全异质的乡下老太太们。莫须有先生多思多感、佯狂不恭、嘲人嘲己,是苦闷而孤独的文学者,福楼拜、塞万提斯是他的偶像;乡下老太太们则完全不同,她们面对的是中国底层人民艰难的生计问题,不仅每天屋里屋外地干活,得了闲还要割骆驼草、挑泔水,挣钱补贴家用。她们是执着于日用生活的、物质上斤斤计较的。小说描写的是这两个声部、两种世界的对话——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能对话。莫须有先生在与老太太们的谈话中,也屡次向她们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交流却从未成功,因为老太太们总是用自己乡下人实用的逻辑消化莫须有先生的言论,给出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
正是在这样的谈话中,莫须有先生称房东太太为“写实派”,房东太太也认同“写实派”的人生态度,甚至想以之纠正莫须有先生。这是“写实”一词在废名处最初的出现。我们举个例子:一次莫须有先生讲故事,说一个嫉妒的女人下毒害死了自己的亲姐姐,也失手毒死了自己爱的人,老天爷惩罚她,把她变成了一块石头。老妇人和莫须有先生对话如下:
(房东太太:)“石头,变一块金子那就好了。”
(莫须有先生:)“唉,没有办法,各人的意识都给个人的生活状态造就了!你就只记得金子。令我很寂寞。”
(房东太太:)“好孩子,能够寂寞那就好了。我看你刚才说话的神气我很有点耽心,我怕你超出写实派的范围以外。人生是没有什么可以叫做一个醉字,那只是一个不得已的糟蹋,在艺术上也难免不是一个损失,好比你的故事在我看就没有讲得很好玩,恐怕就因为你此刻的气候不适于讲故事,那实在要同游手好闲的人茶馆里谈天一样才好。……”{1} 相比莫须有先生编故事中自遣心事的“说梦”,老太太的话表现着“写实派”的文学趣味:文学不要浪漫热情的沉醉状态,而要像茶馆里聊天那样,切实、有趣,说的都是生活中有用的人情物理。如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那样,写沉醉在骑士梦里的堂吉诃德一次次被现实生活的逻辑愚弄,那种不留恋梦幻而拥抱生活的态度,就是废名这里的“写实”。
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写实”最开始出现在废名文章中的时候,基本上都不是说的“写实”,而是说的“写实派”。“写实派”也是一个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常用词,当时就有文学研究会是“人生写实派”、乡土文学家是“乡土写实派”等提法。而废名师从的周作人也使用“写实派”一词,如他1920年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中,就认为俄国近代文学是写实派的文学。五四以后,西方写实主義作家大量被译介,废名所青睐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也是公认的写实派大师。有了这些常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1930年的文学场中,被称为“写实派”会让人联想起怎样的一些作家和作品。但废名的“写实派”提法并不是随顺大流。在笔者看来,废名对经典写实主义客观逼真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不回避社会的任何阴暗丑陋面这一内涵,进行了引申和改造,使“写实”一词除了指文章风格,还指向人生态度,是那种与“说梦”的沉醉相对立的、实际和入世的、依循常识指导生活的态度。废名就这样在自己的字典里重新发明了“写实”一词。
其实废名1930年对于“写实”的看法,也强调了“说梦”与“写实”的互相沟通。在《立斋谈话》(1930)中他说:“我想,艺术之极致就是客观。而这所谓客观其实就是主观之极致,所谓入乎内出乎外者或足以尽之。”③又说:“我们所有的小说,我以为都是小说家他们做的诗,这些小说家都是诗人。他们所表现的人物,都是主观的……小说家都是拿他们自己的颜色描画人物。颜色生动,人物也才生动。”{4}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举了写实派福楼拜小说的例子。对这时的废名来说,客观与主观、写实与说梦,在好的小说里并不矛盾。说废名的“写实”是“说梦”的对立面,这是作为人生和写作的态度而言;在艺术创作手段上,二者又是相通的,比如《桥》就写了心的实在。
也是在1930年《莫须有先生传》和《桥》陆续发表的时候,废名又发表了散文《阿左林的话》,文中引了阿左林关于小说的观点。大致上说,阿左林认为“小说绝对不是它(日常的生活——引者注)的完全的表现”,因为小说的对话经过了加工,它流畅、虚伪,不同于自然的对话。并且小说总是有着自己的结构,而“人生是没有结构的;它是各色的,多方面的,流动的,矛盾的,完全不像它在小说里那样整齐,那样板然的方正”。废名反对阿左林的观点,认为:
“小说绝对不是它的完全的表现”,这话我以为如果从阿先生的意思翻过里子来说才很有意思。西万提斯或者才不能不说是写实派。这里才真是没有结构。本来这个道理平常,可以说如同照相与写生之比。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我以为这是一句很妙的话。所以阿左林先生的话我并不佩服。{5}
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废名这一时期的“写实”与经典“写实主义”的区别。阿左林的观点其实很符合写实主义原则,因为“写实”在西方传统里就是来源于模仿说,生活本身是本源性的、第一位的,而艺术呈现出来的世界是附属的、第二位的。但是,废名反对阿左林,因为他有对“写实”的个性化改造。把“小说绝对不是它(日常的生活)的完全的表现”翻个里子来说,就成了“日常生活绝对不是小说的完全的表现”,小说这个“梦”地位一下被抬到了实生活之上,成了第一位的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说法,类比的是一种小说家处理小说创作与实生活关系的态度,指写作的时候对于现实是忠实的,但是其实在忠实之外有很大主观驰骋的空间。所以塞万提斯是真正的写实派,“实”是指想象力的自由驰骋中的实感。所谓“写实”不是照相,而是写生,也是说明“写实”有着对实生活的能动性。对于“写实”的能动性的强调,和废名之前关于写作是“说梦”的观点相勾连,从中可以看出废名文学观念演变中的连续性。就在同一年写作的《桥·故事》一章中,废名还让小林说出“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1}这样的话来。不重在故事本身,而重在写作的语言、叙述工具,这是废名在建国后的杜甫研究中称之为“文字禅”的写作方法。《桥》本身就是文字禅,就是对于语言的把玩。但是在这种对于写作工具的兴趣之外,废名还是想以写作表达他的情思。即是说,对于文章写法这样工具媒介层面的钻研,以及写出实在感受的表达愿望,虽各处一端,却二者兼有。文字禅的写法是小说散文里一直有的,而表达“实感”的努力,在《桥》中就是写心象,在《莫须有先生传》中就是写莫须有先生的处境与心理,“说梦”和“写实”都追求着对某种刻板现实以外的“实感”的表达,于是自然就不是机械地模仿现实的写法。所以,废名的写实观从一开始就很特殊,他一方面认为生命感悟的实在、想象力的奔腾,无不是“实”;另一方面,在他那里艺术成品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迷恋于打磨工具、琢磨艺术,以求得艺术本身的完美,并不认为艺术就只是生活的附庸,“写实”是一种“祭如在”的较灵活的态度。
1930年的废名以塞万提斯为榜样,赞美小说写出生活实感的丰富可能性,这与他当时对于文学的认识、想要成为福楼拜式小说家的愿望是一致的。正是在最初的“说梦”情结中,他徜徉于《桥》的艺术世界,而在对于《桥》的第一次反思中,有了当时他所理解的“写实”努力,即《莫须有先生传》。这一次“说梦”到“写实”的调整还是在文学内部进行的,废名仍然相信塞万提斯式写作对现实的捕捉是有效的;而抗战爆发后返乡生活长达十年之久,然后再回到北平重拾纸笔的废名,其被时代生活大变动更新以后的文学创作,就大大越出了原有的文学范围。这部作品就是写于1947-1948年,和《桥》同样没有写完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如果说在30年代,《莫须有先生传》和《桥》相比,一为“写实”一为“说梦”,那么40年代,相比于《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传》也可说是“说梦”之作。40年代的废名,已经不再满足于普通的小说文体,小说体式本身就注定不免“说梦”气,而他要表现大时代和他从中参悟的道,需要更具涵容力的文体。废名这样议论道: 《莫须有先生传》可以说是小说,即是说那里面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那里面的事实也都是假的,等于莫须有先生做了一场梦,莫须有先生好久就想登报声明,若就事实说,则《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完全是事实,其中五伦俱全,莫须有先生不是过着孤独的生活了。它可以说是历史,它简直还是一部哲学。{2}
可以看出,在作者变化了的眼光下,《莫须有先生传》最终仍不免是一场梦,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历史、是哲学,废名远不是把它当作小说来经营的。40年代废名宣布:“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③他说写散文“方法是写实,具体的写自己的事情”{4}。一方面“写实”在40年代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当它再次被与“说梦”/虚构式的文学对举时,它更加激进彻底,不再是《桥》那样的拿文章写世道,而是世道发而为文章,{1}近乎一种反文学的文学了。
40年代的废名,进一步对于散文小说之分有如下论述:
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必于人情风俗方面有所记录乃多有教育的意义。最要紧的是写得自然,不在乎结构,此莫须有先生之所以喜欢散文。{2}
其实,考虑到废名的创作经历,这里对小说的批评绝非泛论,而是确有所指。提起重情节、结构,是诗、是心理的小说,恐怕废名脑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桥》与《莫须有先生传》时期的小说。参考30年代初的《阿左林的话》,似乎废名对于之前阿左林关于小说与现实、小说局限性的观点有某种回归。40年代的废名其实是在反思以往的同时,大力扩充文学承载力,把整个生活放入文学,其不求虚构和安排布置、只求自然写实的态度背后,是一种文学最大程度表现实生活的企图,实际上把文学的意义和重要性极大地增加了:文学可以囊括世界,理解和消化世上发生的一切事,这样它才能真正承担挽救世道人心之责任。而这种在写作上不遗巨细,最大程度上放弃了一般小说的结构布置、选择安排,想容纳最大限度的生活世界的“实”,才是40年代“写实”在文学层面的真正含义。
二、“写实”内涵的新变:反八股的作文原则
30年代中期的废名较之前有了很大变化,从1935年前后开始,他自称是学道者而不再是小说家。在本文看来,这个变化主要来自这些年里他的阅读和交游。具体来说,两个方面对他的影响很大: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论语》。他之所谓闻道学道,也就是学儒学佛。而周作人在废名心里,则是最合于儒家君子理想的一人。
废名与周作人最初的交往早在1921年,之后废名一直以周作人为师,周作人的思想、人格、趣味的痕迹在二三十年代废名创作中历历可见。周作人本人思想变化也很大,从20年代新文化的鼓吹者、文学革命的战士到开辟“自己的园地”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到30年代独立自由、精神上有修行色彩、以爱智者自命的苦雨斋老翁,周作人的变化也引导着废名。30年代的周作人转向传统文化,赞赏儒家人格、传统民间文化、晚唐诗歌、晚明小品文等等,并且更明显地表现出废名一再提及和赞美的科学和道德的人生态度。而就废名的“写实”观念来说,其受惠于周作人最深的,似乎更在于对人情物理的关注,以及写作态度上的科学和道德。写实的“实”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受周作人以及以周作人为中介理解到的儒家的影响,写实的“实”有了较为特殊而具体的内涵,即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情物理。而这样把握世界的视角,必然会要求一个中庸平正的儒家人格,废名思想心态里的儒家色彩,也因此更为浓厚。
废名关于科学和道德及二者关系的思辨,见诸笔端的开始于30年代散文《知堂先生》,延续到40年代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需要注意的是,“科学”一词在废名处有两个含义,不同的地方意义不同。第一个含义是指西方传来的近代科学技术,这是我们一般使用“科学”一词时习惯的含义,比如《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面对于现代科学文明的批判。但他还将这个词引申出另一层意思:科学是一种态度,有时是文艺上的态度,有时是人的处世态度,后来在40年代,他甚至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宗教,正如儒家是中国的宗教一般。这时候,“科学”一词已属伦理范畴,和废名语汇里的“道德”一词发生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梳理“科学”的第二层含义及其与道德的关系。
在1934年的《知堂先生》{1}一文里,“科学”一词第一次被作为一种态度使用,这个词可以用来概括此文中提到的周作人的处世态度。在废名的描述中,周作人的态度是平正宽和的、唯物的、自然而然有了那些德行的、于人生哀乐都节制有度的。废名在这篇文章最后说,他看电影而生了一个感想:
悟到古今一切的藝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
然后又批评既有的艺术“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这样的语境可以让我们推测出这时候“科学”的含义,应该是取其客观公正,相比起偏执于某一个团体做出的价值判断,科学的态度放逐了狭隘的价值鼓吹,能帮助文艺受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被党派的宣传迷惑。但是废名笔锋一转,接着写了周作人对废名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这句话很妙,指出了科学的态度背后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文艺作品即使是以客观为目标,写作中也会带入作者自己对事物的评判,因而不能说它因为科学,所以就没有伦理的维度。科学的态度还是要忠于科学所认同的价值,只是理想的科学不是囿于党派,而是追求更高的价值。
废名的这个记录,和他1930年《立斋谈话》里对主观和客观的思考很有相通之处,科学的境界就是之前的“客观”这一理想境界,但是客观又仍然是主观的,科学也仍然是道德的。周作人的科学的态度,就是不为狭隘的宗派感情迷惑,清醒节制,追求公正客观地观察和处理人事。联系之前讨论的“说梦”与“写实”,道德的、宣传的文艺很主观,近乎“说梦”;科学的文艺则与“写实”相通,废名就这样在科学与道德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为“写实”注入了“科学”这一品质。 废名40年代写《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虽然还是在鼓吹自己的主张,但是在他看来,不是左翼文学那样为一党一派鼓吹,而是宣传自己相信的真理,因此是“科学”的。这时候他也有了自己的判断,科学是西洋的宗教,极度客观的东西可能也极度主观,所以他的写作也非常主观,而又自称一切实录,目的是要传达他所相信的真理。
废名对儒家的修习并进而悟道,也是在30年代中期。儒家是入世的,是教导人们处理日用伦常问题、关怀人情物理的学说。废名对儒家的最初感应,也在于顿悟了孔子劝人入世有所作为的话,即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对于他之前现代主义式的出世避世态度是一个反拨。废名逐渐接受儒家以后,他的写实也就常常夸赞一种近于儒家的品质,1936年他的《古槐梦遇小引》赞美俞平伯过的是写实的生活,并且由写实而渐进于闻道。而另一篇更详细、更多涉及儒家的文章《关于派别》{2}中,“写实”一词出现了四次,更是给了我们观察“写实”使用情境的机会。
我们看到,这四次使用都是在说陶渊明,其中前两处使用“写实”一词指的是写作方法,包括题材上选择真实的平凡生活,以及写法上的诚实朴素。陶渊明的写实,使他不同于其他文人,尤其不同于兴酣笔落的公安辞彩一派。中国文人喜欢写华美的空话,所谓“八股精神”是也。然而陶渊明有着类似孔门的诚实切实,他写的都是他的生活,包括他想象自己的死,也是想的儿子将怎样啼,亲戚将怎样送他,都是关于人情物理的安排。废名所欣赏的正是这点,他认为周作人的特异之处,也是在这样的类似陶公的地方。接下来的两处写实,都是说陶渊明以及孔子过的是“写实的生活”。什么是写实的生活,废名用了一个对比试图说明。他先说起所谓“旷达的人”,这些人虽然有很好的境界,但未必无普通人的烦恼,俗事临头时也恐怕不能免俗。倒是另一些“能近取譬修己安人的人”,可以用“恕”宽己宽人。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后一种人即是真的儒家。因为儒家之道就在于忠恕,在于推己及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精义之一就是处理好人我关系。废名显然认为陶渊明和孔子是这种“修己安人”的人,所以他们过的“写实的生活”,也就是这种在人伦间用儒家智慧修己安人的实际生活。于此可见,“写实”在这时已经浸润着儒家的处世态度,变成了一种人生状态的形容了。
虽然30年代中期废名的很多思想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周作人,但是也应该意识到,废名远非周作人的学步者,他在师从周作人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格和文学个性。其中最大的差异,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他是唯心论者,而周作人是唯物论者。其实对此,周作人早在1928年的《桃园跋》中就做了清楚的指认:“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1}这种差异,越到后来越有了奇特的发展。废名的诗人气质与乃师大相异趣,比起周作人的平正通达、中庸节制,他于万物更有一种深情,且自有其热肠沸涌之处。后来虽也接触儒家,却反而对其中的性善学说有独特的心得,结合对唯识佛教学说的个性化读解,而一跃成为唯心论者。废名的“写实”原则,在他思想演进的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着内核,但最后总算保存下来了。在其成熟思想中,唯心世界观和追求实感两方面形成了一种共处,因为对他来说,心的实也是实。
到1936年,废名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不再是福楼拜式文学家,而是修习儒佛的“学道者”。后来他在1948年的《我怎样读论语》{2}中回顾了自己的这段思想跋涉。他说他隐居西山时,有一天散步,在寂寞中记起了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话,感到了孔子的伟大,后又在1935年懂得了孟子的性善,从而成为了一个唯心主义者,得道了。其实废名这个了悟也很自然,当他立志做“说梦”的文学家时,他排拒了几乎所有的实生活,以及实生活的人情物理。这种出世的态度在现代中国没有远景,更何况废名也曾是热情溢露的新青年,他保存的五四遗产使得他不会长久安于枯寂的隐居。所以在渐渐年长以后,早年的儒家修养开始起作用,为他安排和世界发生关系、生命热情获得出口的另一条路。于是,废名真的就由“说梦”而“写实”,逐渐告别了小说家的身份,来融入实生活,承担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责任了。同时,觉悟到“性善”也使他有了思想支援,不再陷于现代人对人性之恶的看法以及相应而来的悲观态度,人生态度更加积极。而关于性是至善、是天理的理解,与佛教唯识宗的思想一起影响废名,使他由唯物而唯心了。这时候,历史也走到了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抗战开始后废名的流离、回乡,他真的到了和北平文学圈子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的心智在历史的因缘下开始了新的成长,“写实”态度也由此得到了新的应用。
废名的“写实”观念最终成熟并被推上前台,是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顺着战前儒家伦理指引的方向,经历战争的历史大变革,“写实”完成了第二次内涵的新变。而这个概念在此书里的主要针对性,在于对国语作文八股习气的针砭,以及扩而充之对华夏文明八股积习的反对。下面就让我们先在文章写法的层面梳理一番40年代“写实”的内涵和使用状况。
首先在文学上,“写实”是什么?“写实”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最基本的地位,是一种国语作文原则。“写实”在废名那里是作为一个和八股相对的概念被提出来的,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八股不是什么,写实就是什么。莫须有先生曾对着金家寨小学的余校长批评韩愈、王安石的八股。对于韩愈,他说:“你想韩文里有什么呢?只是腔调而已。外国文学里有这样的文章吗?人家的文章里都有材料。”③对于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他评价它“没有感情,没有意思,不能给读者一点好处,只叫人糊涂,叫人荒唐,叫人成为白痴”{1}。这两个例子从反面告訴我们,“写实”是有材料、有意思、有真情实感的文章写法,对读者心智的健全是有助益的。
“写实”也是莫须有先生国语写作教育最重要的原则,是他为了反八股而树立起来的旗帜。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概念,既是废名所尊奉的一种文章标准、人格态度,同时又可以经过改造而成为小学生的作文原则。对于小学生作文来说,“写实”首先要求一个“诚”的主体,废名是要小孩子写他们欢喜的东西,真诚地展露自己的天性。“写实”还解答了“写什么”(对象)和“怎么写”(手段)的问题。废名认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至于写什么,废名说是“一切事物都可以写的”{2},这主要是纠正八股文一切的事都不能写,写的都是与生活无关的问题。在“怎么写”方面,废名现在比起虚构小说更喜欢散文事实,重要的是教育意义,他也要孩子们学习观察,对于自己身边的事情能够敏锐捕捉其中审美的、伦理的意趣,写成文章。关于废名教孩子们“写实”,《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有好多例子,试举一些。比如有一次,一个学生写荷叶:“他说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小青蛙,青蛙蹲在荷叶上动也不动一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的写实。不是写实不能有这样的想像了,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③可见,“写实”有一种观察中重新获得新鲜别致的生活经验的含义。又比如古乐府的《江南》一诗,写鱼戏莲叶东西南北,废名对学生说,这样的文章就是写实,因为先是看到鱼,后又观察到这边也有鱼,那边也有鱼,于是这样写,写出了实感。{4}可见废名的“写实”作为儿童写作原则,就是要写自己的真观察、真感受,反对空洞的模仿。 废名自己在学生作文上的种种态度,也帮助说明写实是什么。他出作文题总是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努力让孩子们能够写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看到有学生喜欢捉蟋蟀,就命一作文题《蟋蟀》;学生喜欢参与黄梅风俗节日,他就出《送油》《放猖》为题。有一次,黄梅中学招考作文为《国难与教育》,废名很不高兴,斥之为八股。后来他自己招考作文,出了一个打擦边球的题目《暮春三月》——一方面堵八股家之口,一方面引导学生描写眼前的春天。后来,他又出了一个作文题《水从山上下去,试替它作一篇游记》{5},希望引导学生写水流过自己家、亲戚家的流程,把自己的家园感情自然表达出来。可以看出,所有废名的作文题都是此世间的事物和体验,“写实”就是忠于人间生活,还要热爱人间生活,让孩子们学会观察捕捉自己经验中鲜活别致的东西。
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写作中,也多处体现了废名对写实原则的贯彻。如《无题》一章,写莫须有先生一家人到腊树窠石老爹家做客,生动地写出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和做客的各种细节,极富人情物理。比如,石老爹的二儿子仲正是被抽兵的年龄,他不高兴时就说:“几时我跑到日本老里面去,看你把老子怎么样!”⑥一句话写出了仲的别扭性格、当时中日战争的状态、老百姓的民族观念是非观念、石老爹对儿女的纵容等方面,而又很幽默。写实就是观察生活,并且用简洁的准确的句子表现生活的复杂肌理,整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是努力这样做的。
三、作为文化疗救主张的“写实”
废名40年代的精神结构中,像他所喜爱的儒家一样,由一己到一国也是贯通起来的,“写实”也不仅仅是文章层面的小问题,它从语言文章出发,关涉到了世道人心。比如,莫须有先生有一次批评模仿鲁迅《秋夜》句子的学生说道:“你们为什么总是模仿呢?一个人为什么这样不能自立呢?我总是教你们写实,作文能写实,也便是自立。”{1}把“写实”上升到能否自立的人格修养层面,借莫须有先生之口传达出了废名在作文教学背后的苦心,他是要为中国社会培育一种诚实的、自立的新人,挽救被八股毁坏的民族性格。废名不管是教育学生还是自己思考问题,都有这种由具体问题上升到人格修养、天下兴亡的思维方式。
废名的“写实”在40年代主要是针对八股的弊端而提出的。而其实对于八股的反省在五四以来接连不断,废名的老师周作人30年代就写过《论八股文》一文,谈了八股文的写作特色,以及由此造成的以读书人为主的中国官吏的人格。他谈到中国的奴隶性时说:
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中国做官以及处世的妙诀,在文章上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和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2}
周作人的观察和废名虽各有侧重,但废名是非常认同他的老师的,他的八股/写实观恐怕也受到周作人思想的影响。周作人主要讲中国官场的奉命说话、官吏自己没有主张,八股由此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和工具,禁锢思想;而废名主要是从文章与人格的角度来进行批判,认为八股盛行而读书人不能修辞立诚。他们的意见是有相通之处的,即是说八股文没有思想只有腔调,或者说形式大于并制约了内容,这影响中国的读书人世界甚巨。
在中国文章传统中,有“文如其人”之说,文格和人格是互相接通的。八股文章表现出来的,是读书人八股化的人格,而这种八股化又随着读书人的掌权而泛滥于中国社会,这一切都是废名反对的。莫须有先生抗战时期在黄梅乡下,读遍了黄梅地方的公私文章,发现自己完全当不了中国的读书人,因为“私的方面他不会应酬,公的方面他不会起草”③,即是莫须有先生不会八股。而文章的八股精神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乡下商人卖石灰,打出的广告云:“石灰出卖,日本必败”;小学生明明住学校是为了免兵役,草帽上却都写着“抗日”;黄梅县一个老进士生了儿子,命名“抗日”,传为美谈。{4}而莫须有先生对这些行为很反感。当三记征兵一事需要他向乡公所写信的时候,他就很为难,因为他不知道这样乡绅读书人之间的公文要怎样写,他不会写八股文,无法融入读书人的八股世界。三记征兵一事让我们看到,乡绅读书人之间有一个彼此默契的人际网络,在里面官绅相护,言语上都是八股的人云亦云、空洞无物,行为上互相勾结,逃避做国民的出兵出粮义务,甚至贪污腐败横行。这是一个彻底八股化了的小世界,没有思想、只有空洞官话的背后,掩盖的是自私甚至罪恶的实质。正像八股文章,冠冕堂皇的腔调后面,掩盖着苍白甚至恶劣的人格。小说中乡下本家农人曾向莫须有先生介绍了这一层情况:
先生你不知道,保上的事情都是作弊!好比那里有一笔款,保长落到腰里去了,我们老农晓得不呢?但是地方上的绅士晓得,也便不作声,你不要我纳捐好了,我也不查你的账!都是这样狼狈为奸。钱不都是老农出的!{5}
莫须有先生在三记征兵一事上帮不上忙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无法加入中国读书人这个八股化了的世界。
礼失求诸野,与八股化了的读书人世界相对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民间。农民某种意义上才是真正的儒家,因为他们在伦常中过日子,而他们的伦常还是写实的,所有的风俗都连接着确实的意义,所有的礼节都表现着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感情。比如莫须有先生第一次由石老爹介绍给顺的时候,废名这样写他们之间的礼节:
顺连忙向石老爹致敬礼,再转向莫须有先生致敬礼,他可謂之不亦乐乎,而且已经分别亲疏了,讲礼应该是“先酌乡人”了。莫须有先生于是乎不亦君子乎,连忙安贫乐道了……这时他对于世间的任何人都爱,因为任何人都爱所以他分别亲疏了,他爱顺了。{1}
乡下人之间的礼节是那样有着切实的意义,表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是八股装样子,这是废名所赞赏的。 废名喜欢写乡下人对于礼节的经心在意,表现了乡民的质朴敦厚。比如,乡下新年第一天有不能随便到别人家去或者与别人说话,而要先拜年的礼俗,顺是十分遵守的,故不小心遇上莫须有先生太太很尴尬,赶忙假装没看见。后来慈和纯到顺家拜年,废名写道:“慈同戴了新帽子的凤姐在那里享受宾主的光荣,真是光荣之至,慈从来没有人把她当宾,凤从来也没有人把她当主了。”{2}写两个人互相讲礼的快乐,在一种充满仪式感的交往中互相确证了自己的价值与彼此的关系。这也正可以印证费孝通的看法,乡土中国真是“礼治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都是由“礼”来维持的。新年本家农人来给莫须有先生磕头拜年,莫须有先生本来很不习惯,因为他的都市生活经验让他难以接受这样共同体的礼仪,但他连忙想:“是的,我同你们有家族关系。我不能拒绝你们向我拜年,可见我同你们不是路人。”③民间生活的讲礼是有意义的,包含了家族、乡人的真切感情和牵连,形式代表一种切实的内容,这就是“写实”。废名的“写实”,包含着儒家的内蕴,指的是表现人际间的关联即人情物理。民间礼俗内蕴的正是这一套人情物理,所以乡土礼俗与写实精神相吻合,废名很是赞美。
乡下人的朴实、诚恳是很突出的,他们的世界里文字不发达,或者说形式表现得有些稚拙,但是其代表的内容是切实可靠地存在着的。废名饶有兴味地讨论过乡下人是“耳食之徒”,即是说,“其成语,其典故,都是口传下来的,但有确切的意义,彼此心知其意”。{4}废名列举了“侯门深似海”“犹可说也”“毛鼓所然/毛骨悚然”“鸡子里头寻骨头”几个熟语,写乡下人口耳相传的词汇以及语言表达能力。{5}这些熟语在读书人看来都用得不甚正确,但是它们都是意义切实的,这体现了民间和读书人世界正相反,语言表达很粗糙甚至有错讹,但是意思却很真,是切实存在的。废名在行文中流露出来的是对于这种状态的赞美,乡下人的重视内容、形式是有内容的形式这一点,是可以救正八股的恶习的。
如果使用中国传统的“名”与“实”两个概念进行观察,则中国读书人的八股习气可谓之重名轻实,而民间社会如前文分析的恰好相反,是重实轻名。比如,莫须有先生在五祖寺中学时,曾和一个秀才出身的同事争论。莫须有先生认为课本里不该选苏轼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因为这是八股;秀才则说:“这篇文章还不好吗?那篇《晨》是什么东西呢?题目是‘晨’,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把题目都忘记了!”⑥可见旧读书人之重名轻实,和莫须有先生相反,也和中国民间相反。而中国民间的重实轻名远不止于文章和礼仪。《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谈到中国抗战中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一事,这样说道:“中国的妇女都是健全的,中国的农民也是健全的,都是健全的思想……中国妇女给日本兵强奸了,并不以为自己非死不可,她的男人也只是觉得妻子可怜,小孩也看妈妈一睨,妈妈可怜。妇女与妇女则有时说笑话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洁观为什么这样不合人情呢?因之也不合道理呢?”{1}可以看出,民间并不认为受辱的妇女必须死节,只有以宋儒为代表的读书人才主张死节。可见民间是重实轻名而读书人是重名轻实的。对于百姓来说,求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三纲五常而死是典型的八股精神。
关于周作人抗战期间落水一事,废名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这样议论道:
大家说他(周作人——引者注)做汉奸,容或有之,因为他倔强,正如同他愤恨一样,岂有一个人而不忠于生活的?忠于生活什么叫做“死”?“死”有什么可怕的?“死”有什么意义?倒是“生”可怕!无求生以害仁最为难。不欺自己才是求生者的功课。求有益于国家民族才是求生者的功课。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知堂先生真想不到中国真个这样亡了,因为他住在华北,华北沦陷了,他的痛切之感当然是中国亡了,他常批评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现在轮到他自身了,人岂有不忠于道理的,忠于道理便是忠于生活,于是大家說他做汉奸容或有之,因为本着他的理智他是不喜欢宋儒的,换一句话说他是反抗中国的历史的。{2}
废名的解释是否吻合周作人落水时的真实思想,我们存而不论,但是这个解释里可以看到废名从中国民间获得并意在赞美鼓吹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求生”是第一位的,而死节是最没用的。在废名看来,北平沦陷以后,深深感到中国亡国的周作人不选择死节而选择立下事功是勇敢的,是比死还难的。后人形容宋儒有句话叫:“平日袖手看文章,临危一死报君王。”可见他们的死节是一种打着爱国旗号的八股,是最没用的。周作人的接受伪职,在废名看来是因为希望借助职位有益于中华民族,所以我们不该只看到他名义上是伪政府官员,还应看到他实际是想要有益于中国。这个思想贯彻的依然是重实轻名的态度。
废名从民间的战时状态中看到了重实轻名的求生态度,甚为赞赏。而这态度与他的“写实”也是相通的,“写实”是写作上的重实轻名,不比做题目的重名轻实。所以莫须有先生教国语,教孩子们“写实”,是借助文章改造他们的人格,让他们也能重实轻名。而最大的“实”就是生存,因此废名说:“中国的老百姓的求生的精神是中国民族所以悠长之故。”③由此看来,在废名那里,中国的民族精神最首要的一点即是“求生”,这是民族性的宝藏,而五四运动时对之的批判是需要反思的。莫须有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他当年听说日俄战争战场在辽东半岛,这是一个国耻,而当地中国农民在战场上拾炮弹壳。莫须有先生当年在五四的逻辑下,把这当作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批判,认为中国人冷血不爱国。而抗战以后,他返乡更多地接触了农民,则改变了看法,认为:“这个拾炮弹壳并不是做官贪污,无害于做国民者的天职,他把炮弹壳拾去有用处呀!他可以改铸自己家中的用具呀!他在造房子上有用呀!他在农具上有用呀!今番‘抗战建国’四个字如果完全做到了,便有赖于这个拾炮弹壳的精神!”{4}抗战胜利后,有一次莫须有先生去理发,看到店里摆放着一套“万国旗”,是抗战前的东西,战时搬到乡下藏起来的。莫须有先生感叹这真正是“惜物”了,并且说:“抗战建国必须要有这个精神。”{1}莫须有先生在乡下观察听闻到的老祖母们抗战中死守其家,要为儿女有所保存的事迹,则更是生动体现了中国百姓的执着求生。莫须有先生这样写这些老祖母们:“儿子与媳妇必得逃,自己则坚决不逃,因为家里的房子要紧,农具要紧,儿辈的前程要紧,自己中年妇人的生命算什么呢?身体更算什么呢?所以也不逃,死守其家不去。”{2}莫须有先生的三舅母为儿子一家守护家产的含辛茹苦,赎买田产的艰苦努力,面对敌人的机智勇敢,在在指引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故莫须有先生称她为“民族英雄”。农民的勤俭、执着求生、乐观机智,这些中国最基层的好品质比读书人的品行更能支撑起一个国家。 与写实相通的追求“实”的态度后来还延伸到1949年写作的《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以下简称《欢喜的话》)之中。《欢喜的话》第九章讲新中国理想的教育,以对“为学问而学问”的批判开篇。“为学问而学问”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崇的学问态度。而在废名看来,这种态度正是现代的八股。废名总结八股有三个特征:“一是玩弄文字,一是做官,一是与大众脱离关系。”③为学问而学问的现代城市知识分子,正有这些毛病,所以必须用新的教育来改造。什么是新中国的教育?在废名看来:“新中国的教育必然是反八股的教育,是学习,不是抱着书本子;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因为是学习,是为人民服务,那(哪)里还会与大众脱离关系呢?”{4}我们看到,废名在此处依然是反对八股的重名轻实的态度,并且认为理想的教育要有革命的精神,要为人民服务,而为学问而学问只能导致一种空洞无物的学问的自我循环,对于现实生活毫无用处。可以看出,这种反八股,求有内容、有实效的知识的思路,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宣扬的那个“写实”其实有着相通的本质。可以说《欢喜的话》要求用有效的知识来反对八股,也是把做文章时具体的“写实”原则引申开来,作为更普遍的一个面对文学、面对知识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可以指导作家和知识分子写出更好的文章、做出更有用的学问,而且求实的精神也可以使一代知识分子走出八股,得到新的安身立命的信仰和态度。并且大而言之,求实也是对社会虚浮风气的疗救,对中国整个民族性格的重建。
就这样,在抗战之中,废名的“写实”从文学层面引申开来,向着民族性改良法的方向发展;在1949年,“写实”则完成了它的漫长成长,从一个文学写作的原则,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了一个开阔的、文化重建意义上的最终形态。
【责任编辑 穆海亮】
① 废名:《说梦》,《语丝》第133期,1927年5月28日。引自废名著,王风编:《废名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4页。
{2} 同上,第1152页。
{3} [法]波特莱尔著,废名译:《窗》,载《竹林的故事》,北京:新潮社,1925年版。引自《废名集》,第10-11页。
① 废名:《斗方夜谭》,《华北日报副刊》第343-354期,1930年12月22日-1931年1月7日。引自《废名集》,第1265页。
{2} “心象”一词,是吴晓东在他研究《桥》的专著《废名·桥》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释《桥》的诗学特色。这个词和中国传统诗学、禅宗思想都有关,又可以贴切地阐明“废名在创造性的自由联想中生成的一个个拟想性的情境”。参见吴晓东:《废名·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3} 废名:《桥·诗》,《语丝》第4卷第44期,1928年11月12日。引自《废名集》,第523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这一回讲到三脚猫》,《骆驼草》第11期,1930年7月21日。引自《废名集》,第703-704页。
{2}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晨报》1920年11月15、16日。引自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266页。
{3} 废名:《立斋谈话》,《华北日报副刊》第284-287号,1930年10月12-16日。引自《廢名集》,第1251页。
{4} 同上,第1252-1253页。
{5} 法(废名):《阿左林的话》,《骆驼草》第21期,1930年9月29日。引自《废名集》,第1235-1236页。
① 废名:《桥·故事》,《华北日报副刊》第253号,1930年1月27日。引自《废名集》,第569页。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开场白》,《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809页。
{3} 废名:《散文》,《华北日报·文学》(北京)第9期,1948年2月22日。引自《废名集》,第1453页。
{4}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907页。
① 此为王风与笔者讨论时所言。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笔者读鹤西(程侃声)致废名信,其中说:“‘拿生活来写文章’比‘拿文章来写生活’或许后者到底是较为容易的事。”这个说法和王风所说有相通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或可称“拿生活来写文章”,《桥》则近于“拿文章来写生活”。此信载《骆驼草》周刊第3期,1930年5月26日。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引自《废名集》,第908页。
① 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引自《废名集》,第1297-1301页。下面讨论本文时,所引文字出自此文的,不再一一注明。
{2} 废名:《关于派别》,《人间世》第26期,1935年4月20日。引自《废名集》,第1302-1317页。下面讨论本文时,所引文字出自此文的,不再一一注明。
① 岂明(周作人):《桃园跋》,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引自《废名集》,第3406页。
{2} 废名:《我怎样读论语》,《天津民国日报·文艺》第132期,1948年6月28日。引自《废名集》,第1469-1475页。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国语》,《文学杂志》第2卷第7期,1947年12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882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国语》。引自《废名集》,第882页。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引自《废名集》,第904页。
{3} 同上,第901-902页。
{4} 同上,第902页。
{5}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英语》,《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1063页。
{6}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无题》,《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830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引自《废名集》,第906页。
{2} 周作人:《论八股文》,《骆驼草》第2期,1930年5月19日。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660页。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引自《废名集》,第898页。
{4} 同上,第898-899页。
{5}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路上及其他》,手稿,存北京图书馆。引自《废名集》,第1123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卜居》,《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841页。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民国庚辰元旦》,《文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48年7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1008页。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留客吃饭的事情》,《文学杂志》第3卷第3期,1948年8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1024页。
{4}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路上及其他》。引自《废名集》,第1115页。
{5} 同上,第1115-1116页。
{6}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英语》。引自《废名集》,第1049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章说到写春联》,《文学杂志》第3卷第1期,1948年6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981页。
{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一天的事情》,《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1948年4月1日。引自《廢名集》,第973页。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章说到写春联》。引自《废名集》,第982页。
{4}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停前看会》,《文学杂志》第2卷第9期,1948年2月1日。引自《废名集》,第919页。
①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章说到写春联》。引自《废名集》,第979页。
{2} 同上,第989页。
{3} 废名:《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新中国的教育》。引自《废名集》,第1986页。
{4} 同上,第1988页。
作者简介:康宇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