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香港，内地既是命运共同体，又是他者，因此港产片对内地和内地人的态度也充满了复杂的意味。
　　
　　 2011年是好几件大事的整年头儿，香港电影人不能缺席。为了九十年前，诸多港星参与《建党伟业》；为了一百年前，大哥成龙操刀《辛亥革命》。我想列举一些不那么大的事情，继续印证这个整年头儿：
　　1951年，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边界关闭，两地居民原有的自由交往被阻隔，由此香港走上独有的城市之路，也造就了港产片的独特土壤。
　　1961年，香港电懋公司出品了《南北和》系列影片，开创了“内地人跑到香港来”这套路的先河。影片中各省赴港人士因为不懂粤语无法跟本地人交流，闹足笑话，长久成为港片中内地人的形象基础。
　　1981年，《假如我是真的》出品，蓝本是果戈理的《钦差大差》，时空被挪移到内地：一个下乡插队的青年为了回城，冒充中央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直至败露身死。由于对内地的“丑化”，连香港当年都列为禁片。那骗子的扮演者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居然是歌王谭咏麟。
　　1991年，《新精武门》、《鸡鸭恋》和《跛豪》三片继续三十年前的套路。周星驰在《新精武门》里是个练功夫的“广东仔”，刘嘉玲在《鸡鸭恋》是卖春为生的“西安妹”，吕良伟在《跛豪》里偷渡香港终于血腥奋斗为黑帮大佬。无论哪条路，内地人到香港都被挤压到背水一战。
　　2001年，关锦鹏的《蓝宇》上映但不可能在大陆公映，男同性恋又涉及政治，对内地社会的表现角度前所未有，两个主角胡军和刘烨都是内地演员。
　　由此可以归纳出港产片涉及内地及内地人两种题材：一种是内地人赴港，一种直接讲内地。也许，香港对于内地的复杂情怀，在电影里味道最浓。
　　对于内地人，香港人送上的称号包括“北佬”、“北姑”、“大圈仔”、“阿灿”、“表哥”等等，是调笑甚至歧视的口吻，但也不乏温情。比如“表哥”，既暗示着内地人的“土”，也表明不可抹煞的亲缘联系。“北佬”经常是可笑的，衣着土气不修边幅，满嘴“革命”词汇，见人就喊“同志”。俊朗的周润发也在《公子多情》里出演了这样一个“土包子”，还跳起了“忠”字舞。这种夸张漫画式的做法，迎合和满足着香港人的优越感。但除了优越外，香港人还有不安，在《省港旗兵》和《跛豪》等警匪黑道题材里，“大圈仔”能打能杀，破坏倾覆了原有的黑社会秩序，也暗示着白社会也面临来自北方的竞争威胁。这竞争涉及到香港各行各当，《鸡鸭恋》中刘嘉玲出演的内地妓女后继者不绝：在《香港有个好莱坞》里，周迅是外表妩媚手段狠辣的；在《旺角黑夜》里，张柏芝是幻想破灭悲情无奈的。
　　最让人动情的内地人赴港故事应该是《甜蜜蜜》，标示出港产片对内地人最严肃的态度：黎明和张曼玉都是到香港找出路的内地人，他们的生存挣扎，证明了人的情感在岁月和困境里才最美丽。这困境和温馨在《伙头福星》里更深切，其中的内地人社区虽是破败的危楼，却充满传统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温情，跟冷漠的香港都市社会形成反差。片子拍在1992年，如今内地城市已经处处冷过香港。
　　像《蓝宇》一样，直接取材于内地社会的港产片还有不少。其实，香港电影人怎么会忘掉内地。阿城的小说《棋王》除被陈凯歌拍过外，还有梁家辉主演的版本。由于文化差异，港产片中的内地容易游走在禁忌边缘，但差异不像想象中那么大，许鞍华的《玉观音》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都很像第五代。有时差异与其说在思想认识上，不如说在技巧上，比如李碧华编剧的《鬼干部》，将“文革”题材拍成“鬼片”，当然是内地电影人不会做的。
　　对于香港，内地既是命运共同体，又是他者。港产片对内地和内地人的态度在这两者间跳跃腾挪，体现着不同时代所具有优越、同情、排斥、恐惧、失落、认同、向往等等五味杂陈的情结。只要香港还有电影，就还能看到内地影人拍不出的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