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解读的主观性要更实在些
　　 文本解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者（教师与学生）和作品（包括作者）对话的过程。因此，文本的解读，始终是在文本本身与读者理解这两者之间移动，前者是客观存在，后者为主观创造。
　　 但是，对于文本的解读，不少教师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文本解读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言之成理，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于是，有教师从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中“读”出了“花瓶的易碎象征了国民党政权的岌岌可危”等六大方面的象征意义；也有教师从《我的叔叔于勒》中“读”出了菲利普一家尽管贫穷，但却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它放大了文本解读的主观性，忽视了文本这一实体，主观成为了绝对，而实体则成了虚无。
　　 二、文本解读的未定性要更实在些
　　 我们承认，文本解读自有其不确定性，因为“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因为“形象大于思想”。在建构主义阅读观看来，文本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是一个供阅读者继续创作的系统。文本的这种‘未完成态’的本质特性，决定了文本解读的“非标准化”和“未定性”。
　　 但是，文本解读中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之外还应有所限制，我们不能一味追求自由而无视限制。因为所谓文本解读，就是去解读作者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字以及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内容，就是要老老实实地与文本、作者展开对话，看看文章到底说了什么，又是怎样来说的，从中表现了什么。换言之，我们在肯定文本不确定性的同时，要努力寻求文本的相对确定性，因为文本已经给出的内容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重要的暗示或提示，所以我们的解读就不可能是漫无边际的，始终是要受文本已呈现内容的限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绝不允许从《南郭先生》中读出“南郭先生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善于抓住时机，南郭激流勇退”等所谓创造性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三、文本解读的延伸性要更实在些
　　 对于文本解读，我们提倡“回归与超越”。既不能一味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地忠实文本，也不能一味地为追求超越文本结果脱离了文本，而形成文本解读的“出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回归”还是“超越”，都是相对而言的，“超越”之前先得“回归”，“回归”之外也要“超越”。
　　 延伸，实际上是对文本的超越。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文本解读的延伸基点是文本，拓展的时空也应该是围绕文本的时空。因为文本解读的延伸目的有二：一是围绕文本，达到扩展教学内容、加深对文本内容的掌握；二是扩张学生的思维，增加学生思维的深度、扩大学生思维的广度、锻造学生思维的强度。文本解读的延伸，必须服务于这两个主题；背离了这两个主题的所谓延伸，只可能是归于“虚无”，而并无多大的“实在”效果。
　　 四、文本解读的多元性要更实在些
　　 由于读者的经历、知识修养、个性特征、文化背景、性别、种族、年龄特征和情绪等的差异，阅读同一作品产生不同的解读不仅成为了可能，而且变得十分自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新课程提出了“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意义的过程”，强调“对话”和“交流”，强调“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强调“应鼓励学生批判质疑”。
　　 但文本解读的多元化应该是更实在些，多元解读并不意味着解读的边际的消失，“多元”只是对文本解读的“确定性”的超越，但是超越是有“疆界”的。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文本解读必须由文本而发，完全脱离文本，无视文本的客观实际而任凭主观自由发挥，已经超越了“多元”所能允许的最低的限度——文本解读的底线。第二，文本解读必须“合情合理”，既要符合人之常情的要求，也要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更要符合作品的实际内容和作者的创作动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