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两党一度产生两不相让的意见分歧，合作事业险遭破产。孙中山平定陈炯明叛变回到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随着广东战局的重大变化，改变了工作部署，把精力主要致力于广东战事，放缓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导致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一度紧张，国共两党合作遇到难题。最后，俄共中央调整了对华的策略，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顶替马林前往中国赴任。在鲍罗廷的周旋下，国共矛盾化解，国民党改组工作胜利进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胜利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事业正式形成。
一、国共两党一度产生分歧，合作事业遇到难题
1922年6月，陈炯明唆众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孤军无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毅然向濒临绝境的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思想产生重大转变的孙中山表示愿意接受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战略，改组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最终敲定。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正要展开之时，广东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3年2月，孙中山平定陈炯明的叛变后，由上海返回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政权，成立大元帅大本营。于是，孙中山改变了工作部署，采取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反对陈炯明”的策略。主要致力于平定陈炯明残部和后来叛变的沈鸿英部等军务工作，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暂时停顿下来，甚至产生了先集中力量进行军事行动，等统一广东后再进行改组的想法。正如马林所说：“1923年时，他(指孙中山——笔者注)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重回广州当天，在滇桂军欢迎宴上发表演说，说明了回广东的主旨：“第一和平统一，第二扫清叛乱军队，第三化兵为工，第四精练一部分军队。”这明显与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时下定的“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的决心有所不符。2月22日，孙中山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政见时指出：“惟欲尽全力以促统一。至其手段，则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固不待言。余与张、段之三角联盟，现在进行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武力讨之。”可见，孙中山依然对军阀寄予希望，仍然主张单靠军事活动来统一广东甚至全国。3月7日，孙中山亲自访问英国驻穗总领事，就重组广州政府过程中英方给予财政支持等问题与英方代表进行会谈，并交换了意见。这表明孙中山对外国列强仍抱有幻想。
孙中山重返广州后的种种言论、行动和工作部署的变化，表明孙中山只关心军事问题。这显然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愿望相违反，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不同的看法，国共之间不可相让的意见分歧由此产生，国共合作的道路上遇到了难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孙中山的错误有两方面，一是不肯做政治工作，仍然对军阀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单纯的军事行动来实行统一；二是仍寄希望于外国列强出手援助。故此，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文中再次强调“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在您领导下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指出：“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丧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灭杀国民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6月24日，中共三大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6月25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5名中共中央委员以国民党员的名义致函孙中山，劝说他“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方针，不要对列强寄予任何希望，不要热衷于南方诸省战争而减慢国民革命的速度，而应“结束广州的战事”
，建议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国民党才不会丧失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公开呼吁国民党不要沉迷于利用军阀来统一中国和过分依赖外国势力，应该站出来组织领导国民召开国民会议，组成国民政府，而新组成的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各派军阀合作受列强势力所卵翼的政府。”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督促孙中山结束广东战事，实践改组等国民革命的工作，但是，孙中山认为：“军事一坏，大局便崩”，仍然坚持用军事的手段平定广东是大本营安危的关键，不赞成放下广东的战事到上海去召开国民会议。1923年6月初，马林在东莞石龙会见孙中山，特地向孙中山强调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孙中山却坚决地表示：在解决广东战事以后再进行，仍然继续加紧广东的战事。从而导致了马林对孙中山大为不满，孙中山与马林和中国共产党的矛盾日益激化。故此，马林向苏联政府发电报认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无论如何不能支持在广东的战事。”7月18日，在马林与孙中山举行会的谈中，孙中山气愤地表示：“象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结果，会谈以失败告终，国共两党的矛盾加深了。为此，1923年7月19日，在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召开了会议，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强调：一、不与国民党决裂；二、为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错误行动。
实际上，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中央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并不单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结果，而是在此之前俄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艰苦的准备。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中国)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想把苏俄的革命经验简单地搬到中国，要求孙中山也照走在大城市进行政治宣传、发动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因此，俄共中央支持马林关于孙中山放弃在广东战事而主要从事宣传、改组的工作。对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持否认的态度，认为俄中两国有着不同的革命条件，不能照搬俄国的革命模式，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国情特殊，军事行动是必要的，若放弃广东的军事行动，而迁往 上海去做空头的政治宣传是行不通的。于是，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分歧毫不避免地产生了。
马林与孙中山的争执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随着他们关系的逐步恶化，国共两党一度关系紧张，并面临决裂的危险。同年9月，马林带着“不能如愿以偿地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的遗憾离开了中国。
二、国共矛盾化解合作顺利进行
当俄共中央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之时，俄共中央调整了对华的策略，将马林调离中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立即前往中国赴任。时任俄共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责成鲍罗廷“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那时候，孙中山虽说是重返回广州，但还是内外交困，困难重重，久历政坛的孙中山深知要实现其政治抱负，非欲寻求外援不可，自然会不失时机地寻求苏联的援助。
1923年8月，肩负重任的鲍罗廷动身前往中国。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通过接触和观察孙中山，鲍罗廷得出了与马林截然相反的结论：“肯定孙中山经营广州，使其成为革命中心的重要性。”并建议苏联政府提供物资，援助孙中山在广东的事业。此外，鲍罗廷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孙中山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极大触动了孙中山，成功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仅仅两三天，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介绍的俄国经验深以为然。在鲍罗廷的说服下，孙中山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关于此事，1923年11月广东区委给中共中央报告中有所提及；“白某方面代表(指鲍罗廷——笔者注)于十月到广东，国民党改组之事遂实际进行。某代表到广东……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孙中山毅然召集此会议，同志(指共产党员)出席此会议者五人。”至此，国共两党的矛盾得到化解，两党的关系终于有了转机。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中国的短时间内便顺利解决。
之后，孙中山在多次演说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923年10月10日双十节，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务会议，首次以俄国革命为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第二天，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以后当“法俄人”，“以党治国”。10月18日，孙中山当即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以进一步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亲自在委任状签了名，并指出：“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孙中山关于鲍罗廷委任状的签署发布，表明孙中山对鲍罗廷在华工作的认可，也是对鲍罗廷和共产国际的信任，是对国民党联俄联共政策的继续执行。10月24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邓泽如为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召集人，负责“召集本党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之后，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正式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具体事宜。谭平山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此外，孙中山还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邀李大钊到沪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11月29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向全国宣布国民党改组的宗旨和目标。
鲍罗廷尽全力取得孙中山信任的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不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轻蔑中共的作用，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说明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不断地与中共党、团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经常提醒党团领导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学生都迅速觉悟起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打基础。当然，他坚持共产党人必须步调一致听指挥。他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把关于纲领的准备好的发言稿发给它的代表，而为了不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的人必须有组织的发言。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发言甚至不应有任何修改。”经过鲍罗廷的努力劝说，原先对国民党改组缺乏信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终于改变了态度，打消了对国民党的疑虑，共产党员积极投身到国民党改组工作。在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下，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认为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最切合中国实际情形，中国共产党决议所指示的，是中国目前革命的唯一道路。同年11月24至25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国民革命运动，号召全党努力促进国民党的改组。会议还分析了中共三大以来《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未能充分执行的原因。此外，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等决议案，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我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强调全党应以扩大国民党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在组织上，努力扩大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并强调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同志，一切言行须受中共指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由陈独秀、罗章龙分别以英文和德文署名的《通告十三号》，明确指出国民党改组问题是“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号召全党“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切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派人前往成立分部”。同时要求共产党每省至少要有一人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并帮助国民党选好代表。中共中央《通告十三号》向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区执行委员会明确指示：要扫除国民党合作道路上的障碍，重新建立与国民党合作的信心，继续为国共合作事业作贡献。
1924年1月初，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鲍罗廷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提出：“我们须抑制一切感情并抛弃鄙视国民党之旧观念，努力深入其群众，以期达到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之目的。”1月18日，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之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出席大会代表的党团会议，进一步指明了共产党人在国共和合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国民党造就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成为国民运动的代表。
国共两党顾虑完全消除后，各地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到合作工作中。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广州、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迅速开展，国共合作进程迅速加快。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大会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任务，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大会的成功召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兴起。之后，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
一、国共两党一度产生分歧，合作事业遇到难题
1922年6月，陈炯明唆众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孤军无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毅然向濒临绝境的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思想产生重大转变的孙中山表示愿意接受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战略，改组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最终敲定。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正要展开之时，广东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3年2月，孙中山平定陈炯明的叛变后，由上海返回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政权，成立大元帅大本营。于是，孙中山改变了工作部署，采取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反对陈炯明”的策略。主要致力于平定陈炯明残部和后来叛变的沈鸿英部等军务工作，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暂时停顿下来，甚至产生了先集中力量进行军事行动，等统一广东后再进行改组的想法。正如马林所说：“1923年时，他(指孙中山——笔者注)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重回广州当天，在滇桂军欢迎宴上发表演说，说明了回广东的主旨：“第一和平统一，第二扫清叛乱军队，第三化兵为工，第四精练一部分军队。”这明显与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时下定的“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的决心有所不符。2月22日，孙中山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政见时指出：“惟欲尽全力以促统一。至其手段，则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固不待言。余与张、段之三角联盟，现在进行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武力讨之。”可见，孙中山依然对军阀寄予希望，仍然主张单靠军事活动来统一广东甚至全国。3月7日，孙中山亲自访问英国驻穗总领事，就重组广州政府过程中英方给予财政支持等问题与英方代表进行会谈，并交换了意见。这表明孙中山对外国列强仍抱有幻想。
孙中山重返广州后的种种言论、行动和工作部署的变化，表明孙中山只关心军事问题。这显然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愿望相违反，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不同的看法，国共之间不可相让的意见分歧由此产生，国共合作的道路上遇到了难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孙中山的错误有两方面，一是不肯做政治工作，仍然对军阀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单纯的军事行动来实行统一；二是仍寄希望于外国列强出手援助。故此，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文中再次强调“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在您领导下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指出：“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丧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灭杀国民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6月24日，中共三大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6月25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5名中共中央委员以国民党员的名义致函孙中山，劝说他“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方针，不要对列强寄予任何希望，不要热衷于南方诸省战争而减慢国民革命的速度，而应“结束广州的战事”
，建议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国民党才不会丧失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公开呼吁国民党不要沉迷于利用军阀来统一中国和过分依赖外国势力，应该站出来组织领导国民召开国民会议，组成国民政府，而新组成的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各派军阀合作受列强势力所卵翼的政府。”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督促孙中山结束广东战事，实践改组等国民革命的工作，但是，孙中山认为：“军事一坏，大局便崩”，仍然坚持用军事的手段平定广东是大本营安危的关键，不赞成放下广东的战事到上海去召开国民会议。1923年6月初，马林在东莞石龙会见孙中山，特地向孙中山强调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孙中山却坚决地表示：在解决广东战事以后再进行，仍然继续加紧广东的战事。从而导致了马林对孙中山大为不满，孙中山与马林和中国共产党的矛盾日益激化。故此，马林向苏联政府发电报认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无论如何不能支持在广东的战事。”7月18日，在马林与孙中山举行会的谈中，孙中山气愤地表示：“象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结果，会谈以失败告终，国共两党的矛盾加深了。为此，1923年7月19日，在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召开了会议，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强调：一、不与国民党决裂；二、为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错误行动。
实际上，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中央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并不单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结果，而是在此之前俄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艰苦的准备。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中国)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想把苏俄的革命经验简单地搬到中国，要求孙中山也照走在大城市进行政治宣传、发动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因此，俄共中央支持马林关于孙中山放弃在广东战事而主要从事宣传、改组的工作。对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持否认的态度，认为俄中两国有着不同的革命条件，不能照搬俄国的革命模式，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国情特殊，军事行动是必要的，若放弃广东的军事行动，而迁往 上海去做空头的政治宣传是行不通的。于是，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分歧毫不避免地产生了。
马林与孙中山的争执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随着他们关系的逐步恶化，国共两党一度关系紧张，并面临决裂的危险。同年9月，马林带着“不能如愿以偿地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的遗憾离开了中国。
二、国共矛盾化解合作顺利进行
当俄共中央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之时，俄共中央调整了对华的策略，将马林调离中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立即前往中国赴任。时任俄共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责成鲍罗廷“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那时候，孙中山虽说是重返回广州，但还是内外交困，困难重重，久历政坛的孙中山深知要实现其政治抱负，非欲寻求外援不可，自然会不失时机地寻求苏联的援助。
1923年8月，肩负重任的鲍罗廷动身前往中国。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通过接触和观察孙中山，鲍罗廷得出了与马林截然相反的结论：“肯定孙中山经营广州，使其成为革命中心的重要性。”并建议苏联政府提供物资，援助孙中山在广东的事业。此外，鲍罗廷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孙中山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极大触动了孙中山，成功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仅仅两三天，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介绍的俄国经验深以为然。在鲍罗廷的说服下，孙中山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关于此事，1923年11月广东区委给中共中央报告中有所提及；“白某方面代表(指鲍罗廷——笔者注)于十月到广东，国民党改组之事遂实际进行。某代表到广东……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孙中山毅然召集此会议，同志(指共产党员)出席此会议者五人。”至此，国共两党的矛盾得到化解，两党的关系终于有了转机。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中国的短时间内便顺利解决。
之后，孙中山在多次演说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923年10月10日双十节，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务会议，首次以俄国革命为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第二天，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以后当“法俄人”，“以党治国”。10月18日，孙中山当即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以进一步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亲自在委任状签了名，并指出：“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孙中山关于鲍罗廷委任状的签署发布，表明孙中山对鲍罗廷在华工作的认可，也是对鲍罗廷和共产国际的信任，是对国民党联俄联共政策的继续执行。10月24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邓泽如为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召集人，负责“召集本党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之后，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正式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具体事宜。谭平山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此外，孙中山还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邀李大钊到沪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11月29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向全国宣布国民党改组的宗旨和目标。
鲍罗廷尽全力取得孙中山信任的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不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轻蔑中共的作用，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说明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不断地与中共党、团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经常提醒党团领导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学生都迅速觉悟起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打基础。当然，他坚持共产党人必须步调一致听指挥。他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把关于纲领的准备好的发言稿发给它的代表，而为了不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的人必须有组织的发言。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发言甚至不应有任何修改。”经过鲍罗廷的努力劝说，原先对国民党改组缺乏信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终于改变了态度，打消了对国民党的疑虑，共产党员积极投身到国民党改组工作。在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下，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认为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最切合中国实际情形，中国共产党决议所指示的，是中国目前革命的唯一道路。同年11月24至25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国民革命运动，号召全党努力促进国民党的改组。会议还分析了中共三大以来《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未能充分执行的原因。此外，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等决议案，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我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强调全党应以扩大国民党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促使国民党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在组织上，努力扩大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并强调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同志，一切言行须受中共指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由陈独秀、罗章龙分别以英文和德文署名的《通告十三号》，明确指出国民党改组问题是“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号召全党“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切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派人前往成立分部”。同时要求共产党每省至少要有一人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并帮助国民党选好代表。中共中央《通告十三号》向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区执行委员会明确指示：要扫除国民党合作道路上的障碍，重新建立与国民党合作的信心，继续为国共合作事业作贡献。
1924年1月初，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鲍罗廷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提出：“我们须抑制一切感情并抛弃鄙视国民党之旧观念，努力深入其群众，以期达到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之目的。”1月18日，国民党一大即将召开之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出席大会代表的党团会议，进一步指明了共产党人在国共和合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国民党造就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成为国民运动的代表。
国共两党顾虑完全消除后，各地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到合作工作中。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广州、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迅速开展，国共合作进程迅速加快。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大会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任务，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大会的成功召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兴起。之后，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