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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暂时推回到1978年。
那时，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北大的校园里，学生换上了时兴的喇叭裤，坐在亭阁的绿荫下，手上捧着英语读物。还有的同学手持手风琴，练习合唱。篮球场的旁边依然能看到“建设四化”的标语，食堂门口的宣传栏里，已经贴上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
这是北京大学校庆宣传片的一个拍摄现场。饰演当年学生的演员都是如今来自北大各院系的本科生，富有活力的校园场景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景观。许多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会将那段时期看作北大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恍然间又过去了整整40年。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这所高等院校几乎见证了从晚清到21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关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成立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家国天下的精神基因，又在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典范。它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文化和学术得以存续，也曾在贴满标语的年代，趟入时代的泥淖之中。
“北大的意义就是，几乎在所有的时代中，它一直在尝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是逃避。”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畴，它成为了近现代历史的缩影，社会精神状况的标尺。在与时代的共振与牴牾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但这个传统本身却充满了自反性。它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改写，也有过多次断裂与重启。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词语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终却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释。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北京大学没有校训，也没有校歌。
到了近四十年，北京大学依旧是时代列车的关键一节。“它经过好几次急转弯，在任何一次急转弯都会甩掉一些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陈平原长期关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出版了多部与北京大学相关的著述。“我们只知道这个列车是不断在往前走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没错，那中间的急转弯被我们给省略了，就变成了一条直线。”他补充道。
大步奋进的经济潮涌、泥沙俱下的思想分流、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都在这所学校的发展中留下了烙印，让它成为了具有多重面孔的符号。
一方面，北京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重镇，科学与思想的孵化器。在2017年“双一流”学科评级中，北京大学以41个一级学科占据了高校榜单首位。其文科的地位仍然稳固，在整体上国内院校无出其右，理科的实力也有目共睹。
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传统和历史记忆的现实载体，北京大学不断面临着社会情绪的碰撞。它的自我更新机制一度变得滞重，它的改革和转变也常常引起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存在，在潜移默化中，寻找着时机，并在必要的时刻，让精神和历史的余温重新变得炽热。
1917年，北京大学第一次举办了学校纪念活动，“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刊印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将建校的缘起定在了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校庆纪念日则选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12月17日。时任国文系教授吴梅为此专门填写了一首纪念歌，提到“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从一开始，大学堂的创制便与学制的变革紧密相关，而教育体制的新变又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之中。新旧思想的对立仍然激烈，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守旧派，还有一直致力于改良的洋务大臣们。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则在《明定国是诏》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但谕令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落实。后来，梁启超负责起草了《奏拟大学堂章程》。
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却能在政治的漩涡中保存下来。虽然新旧的立场存在差异，但教育体制的变革却与掌权者的政治利益并不直接冲突。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派已经开始了在教育层面的尝试，通过创办同文馆和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但整体而言，洋务学堂的内容和规模非常有限，且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
随着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变革逐渐深化到体制和思想文化层面。1896年，改革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李端棻上书光绪帝，奏请广开学校，在各省设立学堂，在京城设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學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同一年，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也上书奏折，主张创办大学堂。为了避免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他明修栈道，搬用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体用论”，为新体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1898年9月，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意味着孙家鼐既是统管教育事务的官员，也是大学堂的“校长”。尽管已经强调西学不会凌驾于中学之上，孙家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却暗度陈仓，让西学占据了更多的部分。在梁启超所起草的课程计划中，西学也占了绝大比重。
至于大学堂的定位，无论是生源的性质，还是毕业之后的去向，都显示出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不是以学术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和研究机构。1912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梁启超修正了变法时的观点，将大学从致仕的传统脉络中完全脱离出来，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其所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官员，更接近于兼具传统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我们（北京大学）是近代的产物，脱胎于旧的社会，必然有过去士大夫精神的遗留。另外还有一个，它是最早接纳西方的产物。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北大的传统从源头上就有两支，到后来的蔡元培和五四时期，就基本成型了。”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林齐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1898年的最后一天，京师大学堂本部终于正式招生。但遗憾的是，曾经的现代知识方案随着变法者们的身死或流亡而无从兑现，梁启超设计的课程被传统的儒家经典所取代。此外，学堂的风气也很差。在当时一些人的记忆中，几乎每个学生都带着一个随从，上课的时候，他们便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朦胧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携光绪逃离京城，京师大学堂陷于瘫痪状态。在民族主义振荡的时代关头，大学堂终于显示出它创始初期的尴尬地位。两名教习被义和团杀害，藏书楼被焚烧，许多图书也被“丢进了水井和池塘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又损毁了大学堂的图书和仪器设备。
直到1902年，大学堂才重新开办起来。第二年，沙俄侵占东北，拒绝撤兵，此举激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学”，集会抗议。时任大学堂日语助教的范源濂当众演讲。据当时的《苏报》记载，此人“素有血性，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这是北大学生运动的一次先声。
1906年，蔡元培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担任教员，第一次与这里结缘。范源濂则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并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3年，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曾经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内容涉及救国方法、外交关系和重要人物。在问到国内的“大人物”时，有473票投给了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分列二三位。
陈独秀和蔡元培作为北大的两个关键人物，其行事风格和思想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为北大精神的内在张力打下了最初的烙印。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那么蔡元培则是舞台的搭建者和花园的奠基人。
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蔡元培便已经开始了他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设想。不久，他在中国公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唯一之怀想”。同年10月，他主持起草《大学令》，提出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后来，这成为北大“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
1916年秋天，蔡元培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当时被看作是一个烂摊子。据顾颉刚回忆，那时的北大“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一些家境优渥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在这样的节点，蔡元培不顾旁人的劝阻，选择接受邀请，借此践行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
多年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评价“蔡元培神话”时，不禁感叹一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然如此配合默契。“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他这样论述道。也正是混沌的时代症候，让一个学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让大学的精神因此得以显形。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来到了北京大学。据顾颉刚记述，校工们排着队，站在門口，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却一反历任校长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让在场者大为惊讶。9日，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求学的宗旨，不为“做官发财，”大学的目的，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接下来，蔡元培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就任不久，他仿照德国大学的建制，停办工科，重点发展文理科，并着手创建评议会制度，评选出10位评议员，“制订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他希望北大可以像柏林大学那样，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产生推动力量。同时，他裁撤了不称职的教员，选聘有真学实才的有识之士，包括胡适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据当时的学生罗家伦回忆，蔡元培的改革“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蒋梦麟则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
很快，众多新旧知识分子聚集在这个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之中，他们在地域、学术背景和教育经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最终却迸发出更加具有活力的文化生态。如同沉寂已久的泥潭被重新搅动，这场变革开启了对既定价值的重估，国外思潮的汇入让封闭已久的文化传统有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到了北京，还是学生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则在1918年10月创办了新潮社，并刊印《新潮》，与《新青年》彼此呼应。那时候，学校里陆续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社团，包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无论新旧，学校都提供了空间和支持。
自由讨论的风气在那时也开始形成。罗家伦和傅斯年等学生都喜欢阅读国外著作，常常在宿舍互相辩驳，争个不休。讨论的场所也包括钱玄同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和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当然，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恰恰相反，它经过了不断的调整与加码，其后果有时也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而在时代的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火花不断激发，终于变成了政治的火焰。 许多年以后，學校官方在追述北大精神传统的时候，将对高深学问的刻苦钻研与敢为天下先的社会责任看作是引以为傲的两种脉络，然而在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两者却并不是并行不悖的。校方与学生之间，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之间，更多的矛盾与分流生发出来，或是产生新的凝聚力，汇拢在更大的潮流之中。
1918年5月，在罗家伦和傅斯年等人的提议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2000多名院校师生前往总统府请愿，反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不赞成学生的做法，写信辞职，表明态度。最终学生选择道歉，挽留住了他们的校长。多年以后，蔡元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一年之后，更大的浪潮开始形成。蔡元培同情自己的学生，在运动爆发的前两天，还在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和兼容并包的校风给了这些学生足够理性和宽阔的视野，而当民族问题激化的时代关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征兆，并借助义愤甚至狂热的推动，实现了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再次写信辞职，并出走北京，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平息官方的愤怒。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辞职本身又成为了学生进行抗争的一部分，北大的教授们和其他高等学校的校长也加入了进来，由此形成了连锁反应。
此后，蔡元培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1920年，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和胡适联合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先是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积极作用，并将学潮归因于“变态的社会”和失范的政体制度。而后，文章转变话锋，指出学潮的非常态性质，列举了频繁罢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希望学生们可以将精力放在学问研究、团体活动和社会服务上去。
还是回到1923年。建校25周年纪念会其实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活动，最初起意是在1917年。当时，蔡元培等人表示，希望北大能在未来的五年里迅猛发展，到25周年校庆之时，便可以有值得回顾和庆祝的成绩。
美国学者魏定熙在其著作《权力源自地位》中写道，1917年的那场临时纪念会“充满了试图为大学加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象征意味——这正是蔡元培所重视的。”通过确立校徽，并制作校歌，发表演说，校方试图构建更加稳固的集体价值和象征资本，尽管当时的校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此前，新文化运动曾改变了北大的精神气质，五四运动更是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但到了20年代初，新潮已经开始回落。1922年，蒋梦麟公开发表文章，感叹教育和思想所面临的困境，“数年前勇往直前的精神，为沉闷不堪的空气所包围，好像一轮红日，为黑沉沉的云雾所围绕。”一年之后的25周年纪念会上，北大师生纷纷加入到讨论中来，回溯历史和建构传统的尝试因此有着现实的落脚点。
时任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发表了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说。他被看作蔡元培衣钵的继承者，在演说中也重申了“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但同时，蒋梦麟也承认了这种精神特质的副作用，“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他最后告诫听众，要“整饬纪律”。
一些学生的表述则显得更加激进。学生领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朱务善在《北大精神》中提到，“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另一名学生余维一则撰文写道，“政府如国家的头脑”，而“本校如国家的神经”，“倘若神经失了作用，头脑也会成一个空壳，不能生半点作用。”
此后数年，北大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仍在发生变化。无论是北洋时期暴政的阴影，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党政对高等教育的干涉，又或者是经济市场的没落，都在影响着北平的学术与思想空间。北大的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助，选择离开北京，南下上海，那里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文化市场。
1928年，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北京改为北平，降为特别市。在这次政权更迭的前后，政府都采取了措施，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组和改造。无论是张作霖政府的“京师大学”规划，还是国民政府试推行的大学区制，都试图将一贯桀骜的北京大学纳入到一个更加可控的体制之中。最后凭借师生的抵制，北京大学才得以保存下来，暂时渡过了危机。只不过，学风环境和教学秩序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1930年年末，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整治此前曾提及的“群治弛”的校风痼疾。他早就意识到，不断的学潮与罢课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原本用以“自卫”的“武器”，也可能成为“自戕”的工具。
这位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自比舵手，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过渡时代”，致力于调和北大的学术风气与精神状况，“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后来，他在回忆中说道，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可以说，北大精神在他的手中又得到了修正和重塑。
学者张中行在1931年进入北大学习，见证了当时北大的学术风气。他在写于80年代的散文集《负暄琐话》中，回忆了接触过的许多学者和当时的校园生活。在他的印象中，学风中既有散漫的一面，又有严谨的一面。自由和包容的风气还是很浓的，学生有时候直接站起来提问或是反驳。他提到，“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有教授在考试中故意刁难持不同意见的学生，张中行指出，“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这种精神和传统直接指向了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 但面对“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北大的知识分子也在试图寻找回应的方式。“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北大历史系兼任教授的傅斯年组织编写《东北史纲》，并完成了第一卷。他是五四运动发生时的学生领袖。在这部堪称“急就章”的著作中，傅斯年援引史料，还击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论调，尽管也有学界同行对他这部著作本身的严谨性表示了质疑。
相比之下，学生的回应则更为直接。1931年事变发生后，两百多名北大学生组织示威团，准备奔赴南京，要求政府行动起来。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大的学生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张中行的恋人杨沫本来一直在北大旁听，后来接触了左翼思想，与张中行分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2年12月10日，昆明下了一场雪。联大总务长、北大教务长郑天挺与张奚若、钱端升等教授一同商议，向当局申诉，说明昆明的物价情况。郑天挺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这天的雪很大，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恍惚间仿佛身处已经沦陷的故都，自从南渡长沙，西迁昆明，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郑天挺进入市区，到联大处理学校事务，远处的隀山落了雪，这样的景象也让他想起北方下雪之后的样子。
十天前，郑天挺刚刚收到消息，大女儿已经进入沦陷区的“伪北大”，成为了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这让他很是欣慰。当时，他的几个孩子都还留在北平，父亲在西南边陲坚持办学，弦歌不辍，子女们则在日寇的占领区艰难度日。
转眼间，离开北平已经五年了。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故都即将陷落。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临时大学，这是西南联大的前身。三校校长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从师生数量的占比来看，清华大学占据第一位，北大其次，南开最末。而在具体的管理上，校长蒋梦麟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昆明，虽然引来傅斯年等人的批评，但为清华校长梅贻琦管理西南联大腾出了空间。蒋梦麟在1943年给胡适的信里也为自己辩护，“不管者所以管也”。原本担任北大教务长的郑天挺成为了联大总务长，许多北大教授也直接参与了联大的管理。
三所高校能够相互包容，共济时艰，同时坚持民主管理和教育独立，这是联大得以维继和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在学术和教学之外，这些知识分子们办刊物，发表文章，酝酿和引领思想潮流，或是直接参与议政，为抗战和建国提供建议和主张，将西南联大从一座西南边陲的教育机构拓展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中心。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曾写道，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学者谢泳在评价西南联大时也说，在这所学校，“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这些原则和价值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蔡元培在二十年前投下的那颗石子，在战乱的泥潭中仍然留下了精神回响。
而在西南联大之外，五四传统也进入到政治的领域。1939年，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共同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毛泽东写下《五四运动》一文，将这场运动形容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后又将其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国共双方共同借助的政治资源，借此调动青年群体对于抗战的积极性，但同时，双方也在试图将这场运动纳入到各自的话语系统中。内战时期，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则偏重它的民主内涵。
由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对五四精神的阐释和借用影响着人们对于北大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五四传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甚至将新文化运动也收纳进自己的框架之中，北大精神也被重新编码。
1948年12月17日，准备已久的北大50周年校庆因为时局的变化而草草收场，校长胡适此前拒绝了国民政府关于学校南迁的提议，却还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南京方面派来的飞机，离开了北平。学校里的大多数教授则对即将发生的变化保持了乐观的心态，选择留下。这几乎成为了北大及其精神传统的一道分水岭。
一年之前的9月，胡适还在提议，政府应该制定“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里办好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第一等地位”，第二个五年里再培植五所大学。在他的这个“世界一流大学”设想中，首期的五所院校，排在最前面的便是北大。
而在50周年校庆之后，政治和时局早已不同以往，對于大学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52年秋天，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结合“苏联模式”和“延安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原本拥有六个学院，调整之后仅剩文、理两科，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也被撤销。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变化还体现在空间地理和历史脉络上。作为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被打散，并入其他高校，北京大学则取而代之，从城内的沙滩红楼搬至西北郊区的燕园。从此，它不再处于政治中心，而是退向更偏远的区域。
北京大学的校庆日原本是12月17日。1947年，5月4日被定为校友返校节。从1953年开始，返校节和校庆日合并，“五四”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官方叙述的精神原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读书》杂志上刊文，提到“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
1951年，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北大的精神传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到“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
胡适仍然关注着中国大陆的动向。他写道，“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
50年代末，作家杨沫创作了小说《青春之歌》，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其主题被认为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关。小说中的北大学生余永泽被描述为自私庸俗的形象，其原型则是杨沫曾经的恋人张中行，他曾在北大读书，深受北大精神的熏陶。就这样，原本充满张力的北大精神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被编织进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谱系之中。
1957年5月，“大鸣大放”时期，北大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的共青团代表选举不够民主。大饭堂的墙上也贴出了一首名为《是时候了》的诗，“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生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很快，一些学生尝试办刊物，叫作《广场》，提出要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价值和结论进行重新估量，这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重估遥相呼应。
但“反右”开始后，北大成为了重灾区，连很多学生也被划为“右派”。《是时候了》作者之一沈泽宜不得不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发言。学者严家炎那时候刚刚成为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原本躲在图书馆读书。“但进入5月下旬，就不一样了，卷进浪涛里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后来，中文系教授谢冕和费振刚合作编写了一本中文系55级的纪念书籍，把那段夹杂着光亮与晦暗的时期称作“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966年，“文革”开始了，北大成为了这场动乱的前哨。这一年的8月，毛泽东为这所院校题字“新北大”。很快，北京大学被“文革”席卷。北大一贯敢为人先的作风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
那段动荡的时期让严家炎难以忘怀。“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批斗，要求“靠边站”，后来被安排在圆明园和北大附小，与“黑帮爪牙”一起劳动。
政治的风雨让所有人无从躲闪，但还是有人在时代的振荡中找到了自己的园地。陈平原后来听导师王瑶说起过，“文革”时期，北大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依然在想办法坚持做学术，白天去五七干校劳动，晚上做古文字研究。只不过，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文革”结束之后，教学秩序尚且可以短时间内恢复，但精神传统层面的破坏与失落是无法估量的。
后来，在北大校史的官方叙述中称，这段时期虽然历经磨难和动乱，但依旧做出了一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理工科。1967年，北大化学系、生物学系与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协作，对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73年，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学科体系开始重建。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思潮的不断碰撞，成为了很多人对最初那几年的主要印象。
80年代开始了。有人后来回忆，那是一个跟一二十年代很像的时期，种种思潮从国外涌进来。北大的学生开始了出国的热潮，想要去外面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毕竟，思想压抑的日子已经太久。
1978年，戴锦华考入北大，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与许多旁观者的印象不同的是，戴锦华的大学记忆伴随着叛逆和幻灭。她经常逃掉本系的一些课，疯狂地阅读，旁听别系的课程。乐黛云的比较文学，汤一介的道教课，林庚的楚辞竹简等等，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研究深深地内在于“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
“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有一个黄金时代，或者是黄金时代失落了，我不觉得是这样，在每个时代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困难和迷惑，然后北大或者我身边的这些老师，我觉得每一次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回应。”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比之下，我们是从造反有理的文化当中走出来的，渴望建立新的知識谱系和文化秩序，渴望社会再度秩序化和学术的规范化。”
很快，学科体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1982年，北大率先恢复政治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学院，恢复了院、系、科的架构。与此同时，经济管理系成立，这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
1984年，陈平原进入北京大学，作为中文系第一批招收的两名博士研究生之一，成为了著名学者王瑶的学生。对于时代的情绪，陈平原有着直观的感受。“80年代以前太不堪了，起点太低，所以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期待越来越高，社会不能够满足这种期待，学生们也会有自己的痛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陈平原记得，当时博士制度刚刚确立，没有那么多规矩和外界的诱惑，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师傅和徒弟，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不只是学术上的交流，导师也会针对学生的性情，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面世，给陈平原带来了不小的学术声誉和关注度。有朋友邀请陈平原去湖南开会，但是王瑶建议陈平原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以后有的是机会。“人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会不太清醒，当老师的责任就是在学生不太清醒的时候能给他一个警示。”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陈平原的印象里，80年代，最优秀的文科学生会选择北大中文系，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开始转变，优秀的学生开始流向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是学校内部的一个现象，却多少反映出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
1991年，许秋汉进入北大社会学系，见证了时代的转型和风气的转变，他是北大“地下校歌”《未名湖是个海洋》的作者。许秋汉痴迷音乐，罗大佑、黄霑和崔健的作品陪伴他度过了高中和大学，那些愤怒和疑问曾让他心有戚戚，校园里的草坪文化则给了他许多难忘的记忆。
临近毕业，许秋汉听闻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政策，要求当年毕业留京的高校学生交纳城市增容费，这让他觉得很是气愤，“感觉像是对待垃圾一样”。为此，他创作了歌曲《长铗》。“长铗归来乎，士可杀不可辱，从今后对酒当歌，乐得逍遥回故乡。”硬朗的歌词与慷慨的曲调呈现出现实困境中的文人风范。
那时候，校园民谣开始流行，唱片公司找上门来，许秋汉便制作了音乐合辑《没有围墙的校园》。因为拒绝迎合商业和市场，歌曲中很少有感伤的姿态和风花雪月的情调，最终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这些直接由北大学生进行创作的民谣歌曲，作为特别的时代症候，呈现出特定时期的微妙情绪。巴特尔在歌曲《回乡偶书》中描述社会的变化，“越穿越潮的牛仔裤是紧绷在大腿上，原来的董校长如今已经商。”陈涌海在歌曲《废墟》中念道，“我是典型的无话可说者”。多年以后，陈涌海弹着吉他豪迈地唱起《将进酒》的视频爆红网络，被称为中科院“摇滚博导”，但年轻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过往。
后来，许秋汉选择游戏人生，散漫依旧，音乐变成了私人的爱好。现在，他担任《博物》杂志主编，在鸟兽虫鱼里找到了新的天地。“很多想说的不知道怎么说，后来发现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1993年，北京大学推倒了南门外一段约600米的围墙，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与中关村融为一体。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大学“破墙”的最初尝试。科研开发和市场开拓相互结合，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校企业就成立于这段时期。
同一年，经济管理系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担任院长。一年之后，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在80年代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论争，他所提出的理论对转型时期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大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张国有是光华管理学院成立时的副院长之一，见证了北大商科的恢复与兴起。他出生于1949年10月，“文革”结束那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教授“工業经济”。改革开放后，他与一些同事们经历了知识的转轨，在80年代开设企业管理课程。
“形势的发展激发了工商管理的需求，部分教师由经济学向商学转轨愈加迫切。1978年改革开放，企业自主、引进外资、股份机制、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扑面而来。商务管理、商学研究刻不容缓。”张国有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这样说。
90年代，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知识方法也汇入进原有的教学体系。据张国有介绍，原来的三个教研室逐渐发展到现在的7个系，其中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是国家重点学科。
时代主题的悄然转变，继续影响着校园内外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方式。戴锦华在1993年重新回到北大任教，对这片校园的变化感到惊讶。“回来以后就发现北大也时尚化了，但大家对学术和新思想的热爱还是延续的。跟围墙倒了一样，北大也是在变的，如果一个不变的北大也就不是北大了。”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家许知远的感受与此不太一样。1995年，他进入北大计算机系专业。中学的时候，他便读过张中行的回忆散文《负暄琐话》，很为30年代北大校园里那种散漫的风格与气息打动。进到学校里之后，他却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变了。
“那时候也是对学校有些失望的，没有自己期望的那么有个性和理想主义，但是也是正常，因为在90年代末北大还是有种气氛的，有些重要老师在，比如钱理群。”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钱理群曾批评北大等高校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变得更加普遍，并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几十年的非政治化的过程，最后就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非社会化，就是大家丧失了对社会的关注和敏感度，这可能就是历史的诡计吧。”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当现实中的北大无法及时对社会形态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作出有效的回应，作为精神家园的北大便不断后退，成为沉默的远景。后来，钱理群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好像鲁迅之故乡之于他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一百周年校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校庆典礼上发表讲话，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此后，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在最高学府的百年庆典上宣布这样宏大的教育规划，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从那时起，“一流大学”的目标让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开始了不断的集体冲刺，它带来的积极影响当然值得称赞，但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曾经困扰过那些北大先驱的命题在当下仍然成立，那就是，如何面对西方，确定自我的道路，又如何接续传统，回应当下。
新世纪伊始，北大加大了体制改革的力度。2003年12月，第一批入选“985工程”的名单公布。就在同一年，感受到内在焦虑的北大校方开启了聘任制度改革。这次改革被认为过于激进，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学者甘阳提出质疑，认为北大的人事改革过于看重西方教育背景，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
2014年，“燕京学堂”计划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项为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学生开设的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时任英语系主任高峰枫公开撰文，将这个项目称作“校中校”，有碍教育公平，并对所谓“中国学”提出质疑。另一位教授则将这项计划归因于北大近年来对于“国际化”的刻意追求。
2003年人事改革时，林建华是当时的校长助理，十多年后，他成为了新一任的北大校长，改革的脚步仍然没有停下。去行政化与教育独立，本土化与国际化，教育公平和资源分配，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都是许多人真正关心的问题。
“我说得迂回一点，自然科学以及医学这二十年在北大发展，状态很好，但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很不均匀，其实有些是受制于整个大的环境，所以发展的时候会有一些波折。这样就行了，就不要再说很具体了。”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个问题则来自于时代。从百年校庆到百廿年校庆，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高校扩招曾引起人们对于北大教育质量的担忧，互联网的大潮进一步消弭了这个校园和社会的边界，同时也意味着时代的喧嚣对这片校园的影响更深了。但沉得住气的人一直都在。“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幸与不幸都在那个地方，营造一个自己能够把控得住的小环境，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你是从政经商还是做学问，都是很重要的。”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青年数学家许晨阳的办公室位于未名湖北岸的一座仿古式庭院中，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不远处，便是如织的游客，庭院却显得幽深。近几天，院子的一部分区域正在整修，机器的嘈杂声一直没有停歇，但许晨阳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在此前的一次报道中，这里被形容为“数学国”。
“数学的确是出成果的周期比较长，但是如果你能把环境生产的这种噪音给过滤掉的话，还是可以concentrate（集中注意力）的。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的过程。”许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办公室里有些杂乱，黑板上可以看到一些数学公式和符号，那是常人无从进入的隐秘地带。许晨阳在1999年进入北大数学系学习，后来赴美留学，2013年，他回到北大，加入硕士导师田刚所在的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近年来，许晨阳在基础数学的核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和社会大众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1999級和2000级的北大数学系培养出了多位顶尖的青年数学家，包括许晨阳、张伟和恽之玮等，他们被称作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这些新一代的青年学者有着他们的先辈难以比拟的天然优势，他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不断变格的精神脉络，在传统与未来的相互映照下，让人们得以重新对表，将未完成的长跑继续下去。
蒋梦麟自传《西潮》中记述了一个独特的细节。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蒋梦麟身处乱世，自叙平生，想起了北京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别“仪式”：在北平担任校长的那些年里，早上起来，常常可以看见红木书桌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毯子，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还有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竟让人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然后，一天的读书生活便开始了。这个细节成为了一种对北大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脉络的隐喻。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学问的传统不会消亡，它总是等待着，被重新擦拭一新。
那时，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北大的校园里，学生换上了时兴的喇叭裤，坐在亭阁的绿荫下，手上捧着英语读物。还有的同学手持手风琴，练习合唱。篮球场的旁边依然能看到“建设四化”的标语，食堂门口的宣传栏里，已经贴上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
这是北京大学校庆宣传片的一个拍摄现场。饰演当年学生的演员都是如今来自北大各院系的本科生，富有活力的校园场景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景观。许多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会将那段时期看作北大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恍然间又过去了整整40年。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这所高等院校几乎见证了从晚清到21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关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成立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家国天下的精神基因，又在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典范。它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文化和学术得以存续，也曾在贴满标语的年代，趟入时代的泥淖之中。
“北大的意义就是，几乎在所有的时代中，它一直在尝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是逃避。”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发展早已经超越了教育史的范畴，它成为了近现代历史的缩影，社会精神状况的标尺。在与时代的共振与牴牾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但这个传统本身却充满了自反性。它经历了不断的确认和改写，也有过多次断裂与重启。许多人试图用简洁的词语去捕捉它的特征，最终却留下了日益繁多的文字注释。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北京大学没有校训，也没有校歌。
到了近四十年，北京大学依旧是时代列车的关键一节。“它经过好几次急转弯，在任何一次急转弯都会甩掉一些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陈平原长期关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出版了多部与北京大学相关的著述。“我们只知道这个列车是不断在往前走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没错，那中间的急转弯被我们给省略了，就变成了一条直线。”他补充道。
大步奋进的经济潮涌、泥沙俱下的思想分流、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都在这所学校的发展中留下了烙印，让它成为了具有多重面孔的符号。
一方面，北京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重镇，科学与思想的孵化器。在2017年“双一流”学科评级中，北京大学以41个一级学科占据了高校榜单首位。其文科的地位仍然稳固，在整体上国内院校无出其右，理科的实力也有目共睹。
另一方面，作为精神传统和历史记忆的现实载体，北京大学不断面临着社会情绪的碰撞。它的自我更新机制一度变得滞重，它的改革和转变也常常引起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精神内核依旧存在，在潜移默化中，寻找着时机，并在必要的时刻，让精神和历史的余温重新变得炽热。
精神的缘起
1917年，北京大学第一次举办了学校纪念活动，“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刊印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将建校的缘起定在了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校庆纪念日则选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12月17日。时任国文系教授吴梅为此专门填写了一首纪念歌，提到“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从一开始，大学堂的创制便与学制的变革紧密相关，而教育体制的新变又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版图之中。新旧思想的对立仍然激烈，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守旧派，还有一直致力于改良的洋务大臣们。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则在《明定国是诏》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但谕令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落实。后来，梁启超负责起草了《奏拟大学堂章程》。
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却能在政治的漩涡中保存下来。虽然新旧的立场存在差异，但教育体制的变革却与掌权者的政治利益并不直接冲突。在戊戌变法之前，洋务派已经开始了在教育层面的尝试，通过创办同文馆和新式学堂，培养翻译和技术人才。但整体而言，洋务学堂的内容和规模非常有限，且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
随着政治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变革逐渐深化到体制和思想文化层面。1896年，改革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李端棻上书光绪帝，奏请广开学校，在各省设立学堂，在京城设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學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同一年，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也上书奏折，主张创办大学堂。为了避免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他明修栈道，搬用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体用论”，为新体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1898年9月，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意味着孙家鼐既是统管教育事务的官员，也是大学堂的“校长”。尽管已经强调西学不会凌驾于中学之上，孙家鼐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却暗度陈仓，让西学占据了更多的部分。在梁启超所起草的课程计划中，西学也占了绝大比重。
至于大学堂的定位，无论是生源的性质，还是毕业之后的去向，都显示出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不是以学术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和研究机构。1912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梁启超修正了变法时的观点，将大学从致仕的传统脉络中完全脱离出来，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其所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官员，更接近于兼具传统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我们（北京大学）是近代的产物，脱胎于旧的社会，必然有过去士大夫精神的遗留。另外还有一个，它是最早接纳西方的产物。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北大的传统从源头上就有两支，到后来的蔡元培和五四时期，就基本成型了。”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林齐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1898年的最后一天，京师大学堂本部终于正式招生。但遗憾的是，曾经的现代知识方案随着变法者们的身死或流亡而无从兑现，梁启超设计的课程被传统的儒家经典所取代。此外，学堂的风气也很差。在当时一些人的记忆中，几乎每个学生都带着一个随从，上课的时候，他们便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朦胧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携光绪逃离京城，京师大学堂陷于瘫痪状态。在民族主义振荡的时代关头，大学堂终于显示出它创始初期的尴尬地位。两名教习被义和团杀害，藏书楼被焚烧，许多图书也被“丢进了水井和池塘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又损毁了大学堂的图书和仪器设备。
直到1902年，大学堂才重新开办起来。第二年，沙俄侵占东北，拒绝撤兵，此举激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学”，集会抗议。时任大学堂日语助教的范源濂当众演讲。据当时的《苏报》记载，此人“素有血性，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这是北大学生运动的一次先声。
1906年，蔡元培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担任教员，第一次与这里结缘。范源濂则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并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死水投石
1923年，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曾经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内容涉及救国方法、外交关系和重要人物。在问到国内的“大人物”时，有473票投给了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分列二三位。
陈独秀和蔡元培作为北大的两个关键人物，其行事风格和思想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为北大精神的内在张力打下了最初的烙印。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那么蔡元培则是舞台的搭建者和花园的奠基人。
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蔡元培便已经开始了他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设想。不久，他在中国公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唯一之怀想”。同年10月，他主持起草《大学令》，提出建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后来，这成为北大“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
1916年秋天，蔡元培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当时被看作是一个烂摊子。据顾颉刚回忆，那时的北大“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一些家境优渥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在这样的节点，蔡元培不顾旁人的劝阻，选择接受邀请，借此践行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
多年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评价“蔡元培神话”时，不禁感叹一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然如此配合默契。“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他这样论述道。也正是混沌的时代症候，让一个学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让大学的精神因此得以显形。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来到了北京大学。据顾颉刚记述，校工们排着队，站在門口，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却一反历任校长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让在场者大为惊讶。9日，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求学的宗旨，不为“做官发财，”大学的目的，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接下来，蔡元培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就任不久，他仿照德国大学的建制，停办工科，重点发展文理科，并着手创建评议会制度，评选出10位评议员，“制订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他希望北大可以像柏林大学那样，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产生推动力量。同时，他裁撤了不称职的教员，选聘有真学实才的有识之士，包括胡适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据当时的学生罗家伦回忆，蔡元培的改革“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蒋梦麟则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
很快，众多新旧知识分子聚集在这个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之中，他们在地域、学术背景和教育经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最终却迸发出更加具有活力的文化生态。如同沉寂已久的泥潭被重新搅动，这场变革开启了对既定价值的重估，国外思潮的汇入让封闭已久的文化传统有了自我更新的可能。
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到了北京，还是学生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则在1918年10月创办了新潮社，并刊印《新潮》，与《新青年》彼此呼应。那时候，学校里陆续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社团，包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无论新旧，学校都提供了空间和支持。
自由讨论的风气在那时也开始形成。罗家伦和傅斯年等学生都喜欢阅读国外著作，常常在宿舍互相辩驳，争个不休。讨论的场所也包括钱玄同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和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当然，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恰恰相反，它经过了不断的调整与加码，其后果有时也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而在时代的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火花不断激发，终于变成了政治的火焰。 许多年以后，學校官方在追述北大精神传统的时候，将对高深学问的刻苦钻研与敢为天下先的社会责任看作是引以为傲的两种脉络，然而在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两者却并不是并行不悖的。校方与学生之间，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之间，更多的矛盾与分流生发出来，或是产生新的凝聚力，汇拢在更大的潮流之中。
1918年5月，在罗家伦和傅斯年等人的提议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2000多名院校师生前往总统府请愿，反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不赞成学生的做法，写信辞职，表明态度。最终学生选择道歉，挽留住了他们的校长。多年以后，蔡元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一年之后，更大的浪潮开始形成。蔡元培同情自己的学生，在运动爆发的前两天，还在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和兼容并包的校风给了这些学生足够理性和宽阔的视野，而当民族问题激化的时代关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情绪的征兆，并借助义愤甚至狂热的推动，实现了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再次写信辞职，并出走北京，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平息官方的愤怒。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辞职本身又成为了学生进行抗争的一部分，北大的教授们和其他高等学校的校长也加入了进来，由此形成了连锁反应。
此后，蔡元培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1920年，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和胡适联合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先是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积极作用，并将学潮归因于“变态的社会”和失范的政体制度。而后，文章转变话锋，指出学潮的非常态性质，列举了频繁罢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希望学生们可以将精力放在学问研究、团体活动和社会服务上去。
“北大精神”
还是回到1923年。建校25周年纪念会其实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活动，最初起意是在1917年。当时，蔡元培等人表示，希望北大能在未来的五年里迅猛发展，到25周年校庆之时，便可以有值得回顾和庆祝的成绩。
美国学者魏定熙在其著作《权力源自地位》中写道，1917年的那场临时纪念会“充满了试图为大学加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象征意味——这正是蔡元培所重视的。”通过确立校徽，并制作校歌，发表演说，校方试图构建更加稳固的集体价值和象征资本，尽管当时的校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此前，新文化运动曾改变了北大的精神气质，五四运动更是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但到了20年代初，新潮已经开始回落。1922年，蒋梦麟公开发表文章，感叹教育和思想所面临的困境，“数年前勇往直前的精神，为沉闷不堪的空气所包围，好像一轮红日，为黑沉沉的云雾所围绕。”一年之后的25周年纪念会上，北大师生纷纷加入到讨论中来，回溯历史和建构传统的尝试因此有着现实的落脚点。
时任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发表了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说。他被看作蔡元培衣钵的继承者，在演说中也重申了“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但同时，蒋梦麟也承认了这种精神特质的副作用，“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他最后告诫听众，要“整饬纪律”。
一些学生的表述则显得更加激进。学生领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朱务善在《北大精神》中提到，“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另一名学生余维一则撰文写道，“政府如国家的头脑”，而“本校如国家的神经”，“倘若神经失了作用，头脑也会成一个空壳，不能生半点作用。”
此后数年，北大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仍在发生变化。无论是北洋时期暴政的阴影，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党政对高等教育的干涉，又或者是经济市场的没落，都在影响着北平的学术与思想空间。北大的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助，选择离开北京，南下上海，那里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文化市场。
1928年，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北京改为北平，降为特别市。在这次政权更迭的前后，政府都采取了措施，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组和改造。无论是张作霖政府的“京师大学”规划，还是国民政府试推行的大学区制，都试图将一贯桀骜的北京大学纳入到一个更加可控的体制之中。最后凭借师生的抵制，北京大学才得以保存下来，暂时渡过了危机。只不过，学风环境和教学秩序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1930年年末，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整治此前曾提及的“群治弛”的校风痼疾。他早就意识到，不断的学潮与罢课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原本用以“自卫”的“武器”，也可能成为“自戕”的工具。
这位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自比舵手，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过渡时代”，致力于调和北大的学术风气与精神状况，“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后来，他在回忆中说道，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可以说，北大精神在他的手中又得到了修正和重塑。
学者张中行在1931年进入北大学习，见证了当时北大的学术风气。他在写于80年代的散文集《负暄琐话》中，回忆了接触过的许多学者和当时的校园生活。在他的印象中，学风中既有散漫的一面，又有严谨的一面。自由和包容的风气还是很浓的，学生有时候直接站起来提问或是反驳。他提到，“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有教授在考试中故意刁难持不同意见的学生，张中行指出，“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这种精神和传统直接指向了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 但面对“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北大的知识分子也在试图寻找回应的方式。“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北大历史系兼任教授的傅斯年组织编写《东北史纲》，并完成了第一卷。他是五四运动发生时的学生领袖。在这部堪称“急就章”的著作中，傅斯年援引史料，还击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论调，尽管也有学界同行对他这部著作本身的严谨性表示了质疑。
相比之下，学生的回应则更为直接。1931年事变发生后，两百多名北大学生组织示威团，准备奔赴南京，要求政府行动起来。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大的学生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张中行的恋人杨沫本来一直在北大旁听，后来接触了左翼思想，与张中行分手，走上了革命道路。
南渡北归
1942年12月10日，昆明下了一场雪。联大总务长、北大教务长郑天挺与张奚若、钱端升等教授一同商议，向当局申诉，说明昆明的物价情况。郑天挺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这天的雪很大，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恍惚间仿佛身处已经沦陷的故都，自从南渡长沙，西迁昆明，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郑天挺进入市区，到联大处理学校事务，远处的隀山落了雪，这样的景象也让他想起北方下雪之后的样子。
十天前，郑天挺刚刚收到消息，大女儿已经进入沦陷区的“伪北大”，成为了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这让他很是欣慰。当时，他的几个孩子都还留在北平，父亲在西南边陲坚持办学，弦歌不辍，子女们则在日寇的占领区艰难度日。
转眼间，离开北平已经五年了。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故都即将陷落。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临时大学，这是西南联大的前身。三校校长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从师生数量的占比来看，清华大学占据第一位，北大其次，南开最末。而在具体的管理上，校长蒋梦麟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昆明，虽然引来傅斯年等人的批评，但为清华校长梅贻琦管理西南联大腾出了空间。蒋梦麟在1943年给胡适的信里也为自己辩护，“不管者所以管也”。原本担任北大教务长的郑天挺成为了联大总务长，许多北大教授也直接参与了联大的管理。
三所高校能够相互包容，共济时艰，同时坚持民主管理和教育独立，这是联大得以维继和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在学术和教学之外，这些知识分子们办刊物，发表文章，酝酿和引领思想潮流，或是直接参与议政，为抗战和建国提供建议和主张，将西南联大从一座西南边陲的教育机构拓展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中心。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曾写道，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学者谢泳在评价西南联大时也说，在这所学校，“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这些原则和价值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蔡元培在二十年前投下的那颗石子，在战乱的泥潭中仍然留下了精神回响。
而在西南联大之外，五四传统也进入到政治的领域。1939年，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共同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毛泽东写下《五四运动》一文，将这场运动形容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后又将其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国共双方共同借助的政治资源，借此调动青年群体对于抗战的积极性，但同时，双方也在试图将这场运动纳入到各自的话语系统中。内战时期，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则偏重它的民主内涵。
由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对五四精神的阐释和借用影响着人们对于北大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五四传统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甚至将新文化运动也收纳进自己的框架之中，北大精神也被重新编码。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948年12月17日，准备已久的北大50周年校庆因为时局的变化而草草收场，校长胡适此前拒绝了国民政府关于学校南迁的提议，却还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南京方面派来的飞机，离开了北平。学校里的大多数教授则对即将发生的变化保持了乐观的心态，选择留下。这几乎成为了北大及其精神传统的一道分水岭。
一年之前的9月，胡适还在提议，政府应该制定“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里办好五所大学，使之成为世界“第一等地位”，第二个五年里再培植五所大学。在他的这个“世界一流大学”设想中，首期的五所院校，排在最前面的便是北大。
而在50周年校庆之后，政治和时局早已不同以往，對于大学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52年秋天，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结合“苏联模式”和“延安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原本拥有六个学院，调整之后仅剩文、理两科，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也被撤销。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变化还体现在空间地理和历史脉络上。作为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被打散，并入其他高校，北京大学则取而代之，从城内的沙滩红楼搬至西北郊区的燕园。从此，它不再处于政治中心，而是退向更偏远的区域。
北京大学的校庆日原本是12月17日。1947年，5月4日被定为校友返校节。从1953年开始，返校节和校庆日合并，“五四”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官方叙述的精神原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读书》杂志上刊文，提到“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
1951年，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北大的精神传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到“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
胡适仍然关注着中国大陆的动向。他写道，“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
50年代末，作家杨沫创作了小说《青春之歌》，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转变，其主题被认为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关。小说中的北大学生余永泽被描述为自私庸俗的形象，其原型则是杨沫曾经的恋人张中行，他曾在北大读书，深受北大精神的熏陶。就这样，原本充满张力的北大精神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被编织进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谱系之中。
1957年5月，“大鸣大放”时期，北大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的共青团代表选举不够民主。大饭堂的墙上也贴出了一首名为《是时候了》的诗，“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生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很快，一些学生尝试办刊物，叫作《广场》，提出要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价值和结论进行重新估量，这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重估遥相呼应。
但“反右”开始后，北大成为了重灾区，连很多学生也被划为“右派”。《是时候了》作者之一沈泽宜不得不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发言。学者严家炎那时候刚刚成为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原本躲在图书馆读书。“但进入5月下旬，就不一样了，卷进浪涛里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后来，中文系教授谢冕和费振刚合作编写了一本中文系55级的纪念书籍，把那段夹杂着光亮与晦暗的时期称作“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966年，“文革”开始了，北大成为了这场动乱的前哨。这一年的8月，毛泽东为这所院校题字“新北大”。很快，北京大学被“文革”席卷。北大一贯敢为人先的作风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
那段动荡的时期让严家炎难以忘怀。“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批斗，要求“靠边站”，后来被安排在圆明园和北大附小，与“黑帮爪牙”一起劳动。
政治的风雨让所有人无从躲闪，但还是有人在时代的振荡中找到了自己的园地。陈平原后来听导师王瑶说起过，“文革”时期，北大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依然在想办法坚持做学术，白天去五七干校劳动，晚上做古文字研究。只不过，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文革”结束之后，教学秩序尚且可以短时间内恢复，但精神传统层面的破坏与失落是无法估量的。
后来，在北大校史的官方叙述中称，这段时期虽然历经磨难和动乱，但依旧做出了一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理工科。1967年，北大化学系、生物学系与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协作，对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73年，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80年代
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学科体系开始重建。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思潮的不断碰撞，成为了很多人对最初那几年的主要印象。
80年代开始了。有人后来回忆，那是一个跟一二十年代很像的时期，种种思潮从国外涌进来。北大的学生开始了出国的热潮，想要去外面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毕竟，思想压抑的日子已经太久。
1978年，戴锦华考入北大，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与许多旁观者的印象不同的是，戴锦华的大学记忆伴随着叛逆和幻灭。她经常逃掉本系的一些课，疯狂地阅读，旁听别系的课程。乐黛云的比较文学，汤一介的道教课，林庚的楚辞竹简等等，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研究深深地内在于“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
“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有一个黄金时代，或者是黄金时代失落了，我不觉得是这样，在每个时代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面对不同的困难和迷惑，然后北大或者我身边的这些老师，我觉得每一次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回应。”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比之下，我们是从造反有理的文化当中走出来的，渴望建立新的知識谱系和文化秩序，渴望社会再度秩序化和学术的规范化。”
很快，学科体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1982年，北大率先恢复政治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学院，恢复了院、系、科的架构。与此同时，经济管理系成立，这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
1984年，陈平原进入北京大学，作为中文系第一批招收的两名博士研究生之一，成为了著名学者王瑶的学生。对于时代的情绪，陈平原有着直观的感受。“80年代以前太不堪了，起点太低，所以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期待越来越高，社会不能够满足这种期待，学生们也会有自己的痛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陈平原记得，当时博士制度刚刚确立，没有那么多规矩和外界的诱惑，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师傅和徒弟，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不只是学术上的交流，导师也会针对学生的性情，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面世，给陈平原带来了不小的学术声誉和关注度。有朋友邀请陈平原去湖南开会，但是王瑶建议陈平原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以后有的是机会。“人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会不太清醒，当老师的责任就是在学生不太清醒的时候能给他一个警示。”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没有围墙的校园
在陈平原的印象里，80年代，最优秀的文科学生会选择北大中文系，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开始转变，优秀的学生开始流向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是学校内部的一个现象，却多少反映出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
1991年，许秋汉进入北大社会学系，见证了时代的转型和风气的转变，他是北大“地下校歌”《未名湖是个海洋》的作者。许秋汉痴迷音乐，罗大佑、黄霑和崔健的作品陪伴他度过了高中和大学，那些愤怒和疑问曾让他心有戚戚，校园里的草坪文化则给了他许多难忘的记忆。
临近毕业，许秋汉听闻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政策，要求当年毕业留京的高校学生交纳城市增容费，这让他觉得很是气愤，“感觉像是对待垃圾一样”。为此，他创作了歌曲《长铗》。“长铗归来乎，士可杀不可辱，从今后对酒当歌，乐得逍遥回故乡。”硬朗的歌词与慷慨的曲调呈现出现实困境中的文人风范。
那时候，校园民谣开始流行，唱片公司找上门来，许秋汉便制作了音乐合辑《没有围墙的校园》。因为拒绝迎合商业和市场，歌曲中很少有感伤的姿态和风花雪月的情调，最终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这些直接由北大学生进行创作的民谣歌曲，作为特别的时代症候，呈现出特定时期的微妙情绪。巴特尔在歌曲《回乡偶书》中描述社会的变化，“越穿越潮的牛仔裤是紧绷在大腿上，原来的董校长如今已经商。”陈涌海在歌曲《废墟》中念道，“我是典型的无话可说者”。多年以后，陈涌海弹着吉他豪迈地唱起《将进酒》的视频爆红网络，被称为中科院“摇滚博导”，但年轻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过往。
后来，许秋汉选择游戏人生，散漫依旧，音乐变成了私人的爱好。现在，他担任《博物》杂志主编，在鸟兽虫鱼里找到了新的天地。“很多想说的不知道怎么说，后来发现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1993年，北京大学推倒了南门外一段约600米的围墙，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与中关村融为一体。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大学“破墙”的最初尝试。科研开发和市场开拓相互结合，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校企业就成立于这段时期。
同一年，经济管理系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担任院长。一年之后，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在80年代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论争，他所提出的理论对转型时期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大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张国有是光华管理学院成立时的副院长之一，见证了北大商科的恢复与兴起。他出生于1949年10月，“文革”结束那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教授“工業经济”。改革开放后，他与一些同事们经历了知识的转轨，在80年代开设企业管理课程。
“形势的发展激发了工商管理的需求，部分教师由经济学向商学转轨愈加迫切。1978年改革开放，企业自主、引进外资、股份机制、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扑面而来。商务管理、商学研究刻不容缓。”张国有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这样说。
90年代，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知识方法也汇入进原有的教学体系。据张国有介绍，原来的三个教研室逐渐发展到现在的7个系，其中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是国家重点学科。
时代主题的悄然转变，继续影响着校园内外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方式。戴锦华在1993年重新回到北大任教，对这片校园的变化感到惊讶。“回来以后就发现北大也时尚化了，但大家对学术和新思想的热爱还是延续的。跟围墙倒了一样，北大也是在变的，如果一个不变的北大也就不是北大了。”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家许知远的感受与此不太一样。1995年，他进入北大计算机系专业。中学的时候，他便读过张中行的回忆散文《负暄琐话》，很为30年代北大校园里那种散漫的风格与气息打动。进到学校里之后，他却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变了。
“那时候也是对学校有些失望的，没有自己期望的那么有个性和理想主义，但是也是正常，因为在90年代末北大还是有种气氛的，有些重要老师在，比如钱理群。”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钱理群曾批评北大等高校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变得更加普遍，并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几十年的非政治化的过程，最后就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非社会化，就是大家丧失了对社会的关注和敏感度，这可能就是历史的诡计吧。”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当现实中的北大无法及时对社会形态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作出有效的回应，作为精神家园的北大便不断后退，成为沉默的远景。后来，钱理群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好像鲁迅之故乡之于他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
未完成的使命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一百周年校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校庆典礼上发表讲话，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此后，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在最高学府的百年庆典上宣布这样宏大的教育规划，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从那时起，“一流大学”的目标让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开始了不断的集体冲刺，它带来的积极影响当然值得称赞，但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曾经困扰过那些北大先驱的命题在当下仍然成立，那就是，如何面对西方，确定自我的道路，又如何接续传统，回应当下。
新世纪伊始，北大加大了体制改革的力度。2003年12月，第一批入选“985工程”的名单公布。就在同一年，感受到内在焦虑的北大校方开启了聘任制度改革。这次改革被认为过于激进，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学者甘阳提出质疑，认为北大的人事改革过于看重西方教育背景，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
2014年，“燕京学堂”计划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项为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学生开设的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时任英语系主任高峰枫公开撰文，将这个项目称作“校中校”，有碍教育公平，并对所谓“中国学”提出质疑。另一位教授则将这项计划归因于北大近年来对于“国际化”的刻意追求。
2003年人事改革时，林建华是当时的校长助理，十多年后，他成为了新一任的北大校长，改革的脚步仍然没有停下。去行政化与教育独立，本土化与国际化，教育公平和资源分配，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都是许多人真正关心的问题。
“我说得迂回一点，自然科学以及医学这二十年在北大发展，状态很好，但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很不均匀，其实有些是受制于整个大的环境，所以发展的时候会有一些波折。这样就行了，就不要再说很具体了。”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个问题则来自于时代。从百年校庆到百廿年校庆，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高校扩招曾引起人们对于北大教育质量的担忧，互联网的大潮进一步消弭了这个校园和社会的边界，同时也意味着时代的喧嚣对这片校园的影响更深了。但沉得住气的人一直都在。“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幸与不幸都在那个地方，营造一个自己能够把控得住的小环境，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你是从政经商还是做学问，都是很重要的。”陈平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青年数学家许晨阳的办公室位于未名湖北岸的一座仿古式庭院中，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不远处，便是如织的游客，庭院却显得幽深。近几天，院子的一部分区域正在整修，机器的嘈杂声一直没有停歇，但许晨阳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在此前的一次报道中，这里被形容为“数学国”。
“数学的确是出成果的周期比较长，但是如果你能把环境生产的这种噪音给过滤掉的话，还是可以concentrate（集中注意力）的。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的过程。”许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办公室里有些杂乱，黑板上可以看到一些数学公式和符号，那是常人无从进入的隐秘地带。许晨阳在1999年进入北大数学系学习，后来赴美留学，2013年，他回到北大，加入硕士导师田刚所在的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近年来，许晨阳在基础数学的核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和社会大众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1999級和2000级的北大数学系培养出了多位顶尖的青年数学家，包括许晨阳、张伟和恽之玮等，他们被称作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这些新一代的青年学者有着他们的先辈难以比拟的天然优势，他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回应这个时代。不断变格的精神脉络，在传统与未来的相互映照下，让人们得以重新对表，将未完成的长跑继续下去。
蒋梦麟自传《西潮》中记述了一个独特的细节。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蒋梦麟身处乱世，自叙平生，想起了北京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别“仪式”：在北平担任校长的那些年里，早上起来，常常可以看见红木书桌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毯子，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还有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竟让人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然后，一天的读书生活便开始了。这个细节成为了一种对北大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脉络的隐喻。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学问的传统不会消亡，它总是等待着，被重新擦拭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