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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风险，就是引致损失事件发生的一种可能性。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都可以被感知，从而进行管理决策。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风险教育却落后于与风险的增长速度。因此，本文研究各类群体所作出的风险决策与其特定受教育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
风险教育方式；决策；效果
1 我国风险教育现状
1.1 风险社会
从事实的维度去观察风险，其都具复杂性，客观性及不确定性，而这些特性来源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一方面，风险的时效性决定了人们做出理性判断，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证明为非理性。比如铁道部官员自信满满的宣布中国高铁世界领先时，却未曾想到甬温追尾特大伤亡事故。另一方面，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的视角，正如转基因在专家眼里是先进的科技，而在一些百姓中却是谈“转”色变。总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比重逐步提高，现代社会空间，群体的急速扩张，意味着“风险社会”的到来。
1.2 大众接受风险教育方式
在观察问卷星在线调查问卷数据（多选）后，会意外的发现，大众接受风险教育比重最大的途径为，灾难事故（如地震，意外事故）的发生，占比46.34%，其次，新闻广告相关节目以34.15%位居第二。相比之下，保险保障课程和自助阅览相关读本分别占比24.39%和26.83%。因此，我认为风险教育主要可以分为，专业知识教育，大众传媒教育，以及实践经验教育三种。
1.3 风险教育缺失
在我国，主动接触风险教育的年龄群体以18-21岁为主，但85.37%的比例只能说明我国较传统群体风险意识的缺失，这其中有保险学较晚进入我国有一点关联，但更多的还是由我国风险教育的缺失导致的。
然而，在现代社会，选择和决定都是各个社会系统内部自主决定的，这必然导致各群体，个体决策的“爆炸”增长。这也十分符合卢曼关于风险的“偶发性”设想，即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可是变得可以选择，也变得可以另行选择，因为任何决定都是偶发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极少部分人在做着众多低风险的事件，而大部分人是在无风险意识情况下从事着社会各行各业的分工。
2 不同主体下不同风险教育方式所引致的效果
2.1 基于不同专业知识的风险决策----以不同政治主体为例
厦门市在2010年6月曾发生过村民与武警械斗事件，起因是政府与2006年开始建设翔安垃圾场，然而，政府在计划内建造的翔安区安置房却因为质量问题无法居住，导致村民拒绝搬迁，而政府也没有其他安置措施，村民多次反映无果后，自发组织对垃圾场进行围堵导致事件发生。然而，在1999年建造的后坑垃圾场，却是百姓称赞，原因在于为数众多的高标准安置房和人造公园，虽然建造时间早，管理经验少，但其稳定程度远高于之后建造的翔安垃圾场。
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发现，1999年厦门主要领导为何立峰，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毕业而2006年厦门市长为张昌平，武汉科技大学冶金系毕业，工学硕士。前者在1998年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显然，二者的教育背景有所差异，前者接受风险教育水平显然较高，并且，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决策与领导者高度关联的国家，可以说其决策最优程度与其教育水平不无关系。
同样，2002年，广东省佛山市记录了首起“非典”病例，政府官员对这种新病毒没有过多概念，加之其政府与百姓的视角分歧，为了追求政绩，不惜封闭信息，造成疫区扩大，直至卫生部部长被免职，疫情才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制止。相比之下，中国邻国越南，外籍医生Uibani 在发现第一例“非典”后，虽不明缘由，但及时通报卫生部，政府一并跟踪调查，疫情在短时间内得以控制。
以上两个事实均表明，基于专业知识的决策，即使在“无知”(“非典”疫情爆发时医学界尚未对其定义）情况下，也会敏感的对风险有所察觉。
2.2 基于大众传媒教育的风险决策---以中国证券市场为例
媒体的作用在信息高速化的当下，亦不失为一种风险教育的有效途径。但这种教育途径却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向进行的，这便是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或受众理论。它包含人们对媒介的恐惧心理, 也包含由媒介造成的恐慌。
于是, 在风险社会中, 对恐惧和风险的处理成为必要的文化资格, 而对这种它所要求的能力的培养, 成为了教育制度的核心任务。
中国的股市向来为外国经济学者诟病，同时更多的带有不解，因为他们所创立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股市上吃了闭门羹。由此可见，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现象是多么的频繁。2007以前，6000万的中国股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证券投资或者金融教育，他们大多从名目繁杂的分析网站，小报杂志，广播电视等渠道了解投资技巧，更有为数众多的贴吧，QQ群预测股市走向，媒体中稍有风吹草动便蜂拥而上，进行投机，大街小巷里都有着“中国巴菲特”的身影。随着中国股市泡沫磨灭，曾经一年半冲顶6000点的辉煌，只剩下2000点不到的残局。随后，又是媒体的报道，让投机成为中国股市的代名词。
援引百度高级搜索，中国股市投机（2005-2007）文章数为100000，而（2007-2009（文章数为210000，相差两倍之多，可见媒介恐慌范围之广。
这一过程，既客观又讽刺了媒体的风险教育功能，股市高涨时一部分人受媒体怂恿，误导，股市泡沫破灭时，未涉足的人也望尘莫及。不过，这也暗示出，只有理性，专业的人，才能在信息轰炸中生存。
大众传媒在具有快速及时传播信息能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知识信息的准确性的标准，而信息的不对等加剧了风险的产生。对于决策者来说，如何在信息轰炸中搜寻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不仅是对决策者专业知识的考验，更是对其风险意识管理的考量。
2.3 基于实践经验的风险决策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所有的组织都更加提高了对恐怖主义袭击的警惕，在他们进行决策时，董事会便更多地会考虑恐怖袭击对其资产，雇员，客户，利益相关者，供应商以及其所在地经济情况可能产生的影响。显然，大家的风险意识普遍提高了。
在中国，2008年5月12的汶川地震，带来了同样的效果。2008年人寿保险公司保费同比增长48%，远高于前三年同比增长的 14%，11%，21%。
但相应的，实践经验这样的“教育”，对管理层来说，未必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风险教育方式。风险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但是风险确实根源于过去。 经常有一些风险需要回顾过去才能够被识别，用医疗来作比喻，有种病的病因是专注于过去的某种风险而无法自拔，就像抑郁症一样，过去的风险给管理层带来的不仅是利益上的缺失，更多的还有心灵上的损伤，这样的心理阴影会伴随着管理层决策始终。
可见，由实践经验引发的风险教育是不稳定的，不系统的，因此，这也是我最不赞成的风险教育方式。首先，这是一种被动的教育，其次，由经验教育显示了管理层毫无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意识。这就好比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由学习坚船利炮技术的洋务运动到效仿西方政治制度的辛亥革命，再到宣扬西方思想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即使目标达成，也会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
2.4 拥有风险教育背景的非理性因素决策
单独列出此项是为说明个别群体在已接受良好风险教育的前提下未能达成与其相适应的的效果。
以企业的金融分析师为例，其所受的专业培训和技术认证在财务风险的范畴，他们的实践经验也大多局限于财务风险。因此，当遇到经营风险，战略风险，人力资源风险，法律风险等时，其发挥的效用便显得没那么大了。如若管理层只听取一位对其专业带有偏好的分析师的意见，那么，企业就有可能遭受损失。
相反，风险管理更不应临时抱佛脚，不应委派不熟悉或未参与制定组织的全面战略的员工从事风险管理7，否则，企业的损失将不可量化。
3 小结
风险作为一种可转化的因子，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的中国，变革速度加快，客户需求和市场的全球化，促使风险管理越来越多的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没有良好教育下的风险管理，其发挥的效用可能会适得其反。风险教育，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更需学会处理风险，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平稳，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健康。
【参考文献】
[1]风险决策与风险管理.周志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2]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 译林出版社,2004 年, P.20.
[3]数据来源，万方数据库.
[4]邵培仁:《媒介恐慌论及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现代传播》2007 年第4 期.
风险，就是引致损失事件发生的一种可能性。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都可以被感知，从而进行管理决策。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风险教育却落后于与风险的增长速度。因此，本文研究各类群体所作出的风险决策与其特定受教育背景的关系。
【关键词】
风险教育方式；决策；效果
1 我国风险教育现状
1.1 风险社会
从事实的维度去观察风险，其都具复杂性，客观性及不确定性，而这些特性来源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一方面，风险的时效性决定了人们做出理性判断，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证明为非理性。比如铁道部官员自信满满的宣布中国高铁世界领先时，却未曾想到甬温追尾特大伤亡事故。另一方面，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的视角，正如转基因在专家眼里是先进的科技，而在一些百姓中却是谈“转”色变。总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比重逐步提高，现代社会空间，群体的急速扩张，意味着“风险社会”的到来。
1.2 大众接受风险教育方式
在观察问卷星在线调查问卷数据（多选）后，会意外的发现，大众接受风险教育比重最大的途径为，灾难事故（如地震，意外事故）的发生，占比46.34%，其次，新闻广告相关节目以34.15%位居第二。相比之下，保险保障课程和自助阅览相关读本分别占比24.39%和26.83%。因此，我认为风险教育主要可以分为，专业知识教育，大众传媒教育，以及实践经验教育三种。
1.3 风险教育缺失
在我国，主动接触风险教育的年龄群体以18-21岁为主，但85.37%的比例只能说明我国较传统群体风险意识的缺失，这其中有保险学较晚进入我国有一点关联，但更多的还是由我国风险教育的缺失导致的。
然而，在现代社会，选择和决定都是各个社会系统内部自主决定的，这必然导致各群体，个体决策的“爆炸”增长。这也十分符合卢曼关于风险的“偶发性”设想，即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可是变得可以选择，也变得可以另行选择，因为任何决定都是偶发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极少部分人在做着众多低风险的事件，而大部分人是在无风险意识情况下从事着社会各行各业的分工。
2 不同主体下不同风险教育方式所引致的效果
2.1 基于不同专业知识的风险决策----以不同政治主体为例
厦门市在2010年6月曾发生过村民与武警械斗事件，起因是政府与2006年开始建设翔安垃圾场，然而，政府在计划内建造的翔安区安置房却因为质量问题无法居住，导致村民拒绝搬迁，而政府也没有其他安置措施，村民多次反映无果后，自发组织对垃圾场进行围堵导致事件发生。然而，在1999年建造的后坑垃圾场，却是百姓称赞，原因在于为数众多的高标准安置房和人造公园，虽然建造时间早，管理经验少，但其稳定程度远高于之后建造的翔安垃圾场。
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发现，1999年厦门主要领导为何立峰，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毕业而2006年厦门市长为张昌平，武汉科技大学冶金系毕业，工学硕士。前者在1998年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显然，二者的教育背景有所差异，前者接受风险教育水平显然较高，并且，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决策与领导者高度关联的国家，可以说其决策最优程度与其教育水平不无关系。
同样，2002年，广东省佛山市记录了首起“非典”病例，政府官员对这种新病毒没有过多概念，加之其政府与百姓的视角分歧，为了追求政绩，不惜封闭信息，造成疫区扩大，直至卫生部部长被免职，疫情才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制止。相比之下，中国邻国越南，外籍医生Uibani 在发现第一例“非典”后，虽不明缘由，但及时通报卫生部，政府一并跟踪调查，疫情在短时间内得以控制。
以上两个事实均表明，基于专业知识的决策，即使在“无知”(“非典”疫情爆发时医学界尚未对其定义）情况下，也会敏感的对风险有所察觉。
2.2 基于大众传媒教育的风险决策---以中国证券市场为例
媒体的作用在信息高速化的当下，亦不失为一种风险教育的有效途径。但这种教育途径却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向进行的，这便是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或受众理论。它包含人们对媒介的恐惧心理, 也包含由媒介造成的恐慌。
于是, 在风险社会中, 对恐惧和风险的处理成为必要的文化资格, 而对这种它所要求的能力的培养, 成为了教育制度的核心任务。
中国的股市向来为外国经济学者诟病，同时更多的带有不解，因为他们所创立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股市上吃了闭门羹。由此可见，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现象是多么的频繁。2007以前，6000万的中国股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证券投资或者金融教育，他们大多从名目繁杂的分析网站，小报杂志，广播电视等渠道了解投资技巧，更有为数众多的贴吧，QQ群预测股市走向，媒体中稍有风吹草动便蜂拥而上，进行投机，大街小巷里都有着“中国巴菲特”的身影。随着中国股市泡沫磨灭，曾经一年半冲顶6000点的辉煌，只剩下2000点不到的残局。随后，又是媒体的报道，让投机成为中国股市的代名词。
援引百度高级搜索，中国股市投机（2005-2007）文章数为100000，而（2007-2009（文章数为210000，相差两倍之多，可见媒介恐慌范围之广。
这一过程，既客观又讽刺了媒体的风险教育功能，股市高涨时一部分人受媒体怂恿，误导，股市泡沫破灭时，未涉足的人也望尘莫及。不过，这也暗示出，只有理性，专业的人，才能在信息轰炸中生存。
大众传媒在具有快速及时传播信息能力的同时，也降低了知识信息的准确性的标准，而信息的不对等加剧了风险的产生。对于决策者来说，如何在信息轰炸中搜寻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不仅是对决策者专业知识的考验，更是对其风险意识管理的考量。
2.3 基于实践经验的风险决策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所有的组织都更加提高了对恐怖主义袭击的警惕，在他们进行决策时，董事会便更多地会考虑恐怖袭击对其资产，雇员，客户，利益相关者，供应商以及其所在地经济情况可能产生的影响。显然，大家的风险意识普遍提高了。
在中国，2008年5月12的汶川地震，带来了同样的效果。2008年人寿保险公司保费同比增长48%，远高于前三年同比增长的 14%，11%，21%。
但相应的，实践经验这样的“教育”，对管理层来说，未必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风险教育方式。风险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但是风险确实根源于过去。 经常有一些风险需要回顾过去才能够被识别，用医疗来作比喻，有种病的病因是专注于过去的某种风险而无法自拔，就像抑郁症一样，过去的风险给管理层带来的不仅是利益上的缺失，更多的还有心灵上的损伤，这样的心理阴影会伴随着管理层决策始终。
可见，由实践经验引发的风险教育是不稳定的，不系统的，因此，这也是我最不赞成的风险教育方式。首先，这是一种被动的教育，其次，由经验教育显示了管理层毫无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意识。这就好比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由学习坚船利炮技术的洋务运动到效仿西方政治制度的辛亥革命，再到宣扬西方思想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即使目标达成，也会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
2.4 拥有风险教育背景的非理性因素决策
单独列出此项是为说明个别群体在已接受良好风险教育的前提下未能达成与其相适应的的效果。
以企业的金融分析师为例，其所受的专业培训和技术认证在财务风险的范畴，他们的实践经验也大多局限于财务风险。因此，当遇到经营风险，战略风险，人力资源风险，法律风险等时，其发挥的效用便显得没那么大了。如若管理层只听取一位对其专业带有偏好的分析师的意见，那么，企业就有可能遭受损失。
相反，风险管理更不应临时抱佛脚，不应委派不熟悉或未参与制定组织的全面战略的员工从事风险管理7，否则，企业的损失将不可量化。
3 小结
风险作为一种可转化的因子，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的中国，变革速度加快，客户需求和市场的全球化，促使风险管理越来越多的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没有良好教育下的风险管理，其发挥的效用可能会适得其反。风险教育，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更需学会处理风险，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平稳，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健康。
【参考文献】
[1]风险决策与风险管理.周志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2]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 译林出版社,2004 年, P.20.
[3]数据来源，万方数据库.
[4]邵培仁:《媒介恐慌论及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现代传播》2007 年第4 期.